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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社會上「人命有價」，
但我們從不知道在背後撥打算盤的是誰，他們又如何盤算？

「要錢，還是要命？」這不只是一句老套的台詞，更是一個關於現代社會必要之惡的重要命題。從各種產品、服務的價格、保險費、醫療費、刑責、罰金到汙染物的政府安全標準，人命無時無刻受到估量計算，被政府、經濟學家、法律、企業、醫療體系、保險公司，甚至是人們自己定下價格，但我們卻對背後機制知之甚少。

哥倫比亞大學頂尖統計學家、衛生經濟學家、聯合國首席統計模型專家弗里德曼，從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保費、生兒育女到法律獎懲、政策制定，甚至是恐怖攻擊的賠償金，探究人命究竟如何在這個社會被定價，並帶我們思辨——這樣的定價方式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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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究竟是什麼

這一講不是要講經商，我們小小地梳理一個大大的話題：從經濟學角度看，人生應該追求什麼。

簡單地說，最值得追求的東西是「利潤」。

我不信你會不想要利潤。利潤是收入減去成本剩下的那一部分，是收穫比付出多出來的部分。利潤是正的，說明你的一切努力都沒有白費，說明瞭社會對你的肯定。利潤要是負的，就說明你創造的價值配不上你的一番折騰。

但你要是細想，利潤是一個神秘的東西。

＊

你必須直接去市場上買賣點什麼東西才談得上利潤。上班拿固定工資是沒有利潤的。哪怕你工資再高，那也只是你的勞動所得，都是根據你這個水平，你應該得的，是市場認為正好等於你的付出的回報 —— 這表現在你要是不上班就沒有收入。

而利潤則是「不該得」的東西，可以說是躺著賺的錢。這個性質曾經使得有些思想家認為拿利潤是不道德的。

馬克思譴責利潤。你開個工廠，買了機器和廠房，雇了工人，進了一批原材料，工人生產出產品，你把產品賣掉。然後你一算賬，賣產品的收入減去工人工資、機器廠房和原材料的花費，還多出來了一筆錢，這就是利潤。你欣然把這筆錢放入自己口袋。馬克思說且慢！工人累死累活工作才拿那麼一點工資，你幹什麼了就拿這麼多錢，你那叫剩餘價值！你無償佔有了別人創造的價值。
你當然不服氣。你說不是啊，我管理工人，我組織生產，我聯繫了進貨和銷售，我安排廠裡的大事小情，這怎麼不是創造價值呢？

馬克思會告訴你，你做的這些事兒的確也是勞動，你可以拿一份高工資，但你的工資不會像利潤那麼高。你完全可以雇一個職業經理人替你管理工廠。你把職業經理人的工資發了，還會剩下一筆錢，這筆錢才是真正的利潤。

這個計算讓馬克思深感憤怒，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咱們還是單說資本主義這邊對此是怎麼想的。崇尚市場的經濟學家也算了這個賬，但結果是利潤好像不應該存在。

我們假設老張開工廠賺了一萬塊錢的「淨」利潤。這個是把老張本人付出的管理勞動該拿的那部分報酬去掉之後剩下的錢，是老張「躺賺」的錢。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市場上就應該出來一個老李：老李說既然是躺賺，我不用那麼高的利潤，我躺賺五千元就行，我願意把商品賣便宜點，給工人工資高點。那你說老張能幹過老李嗎？

你很容易想到老張繼續存在的理由。比如老張有資本而老李沒有。或者老張跟政府關係好，壟斷了這塊業務。或者老張掌握一個技術護城河，老李學不會。但是對經濟學家來說這些都不是本質問題：資本可以貸款，跟政府的關係可以用一個更好的條件重新談，技術可以請人研發。事實上，經濟學家的推理是，哪怕現在還沒有一個具體的老李，只要市場存在老李出現的可能性，老張就不敢壓榨太高的利潤，他必須用比較低的價格和比較高的工資預防老李的出現。
要這麼算的話，市場充分競爭的結果一定會把利潤變成 0。總會有一個老王出來，說我就當自己是個職業經理人跟大家交朋友算了，我拿個應得的工資就行，利潤我不要。

那真實世界里的利潤是從哪來的呢？當然市場不可能是充分競爭的，總會有些老張偶爾能享受到利潤……但市場力量應該讓利潤越來越薄才對。經濟學家必須找到一個產生利潤的過硬的機制，否則解釋不了為什麼總有人拿那麼高的利潤……甚至解釋不了為什麼有人願意開公司。

＊

利潤從哪裡來這個問題的解決，在經濟學史上是一個里程碑。1921年，美國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 1885-1972）出版了《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一書 [1]，提出了一個傳世的洞見：利潤來自不確定性。

組織生產、採購和營銷、日常的管理，企業中一切常規的操作都可以由拿固定工資的人做，只有一件事必須由企業家本人做，那就是風險決策。

比如說，為了在今年秋季上市一批新女裝，我們必須在夏天就定下來款式，備工備料，展開生產。可是秋天還沒到，現在誰也不知道到時候流行哪個款式，那我們生產什麼呢？這個決策，必須由企業家本人做出。為什麼？因為他是承擔決策風險的人。

如果你賭對了，秋季正好流行這款女裝，因為別的服裝廠沒生產只有你生產出來了，你就佔據了稀缺，你就可以要一個高價，利潤歸你。你要是賭錯了，到時候服裝賣不出去，工人和經理們還是會拿同樣的工資，損失也歸你。
生產、日常管理、冒險，是三種不同的能力。為什麼企業家要開公司？因為他敢冒險。為什麼工人和經理人選擇拿固定工資？因為他們不想冒險。

這個道理聽著挺簡單，但是其中有個大學問。奈特之前的經濟學家也想到了企業家承擔風險，但是他們沒搞清楚到底什麼是風險。

＊

如果女裝只有比如粉色和綠色兩個選擇，而且你明確知道它們流行的可能性都是 50% —— 那這個風險其實不用企業家承擔。因為你可以買保險！概率已知的風險都是可以管理的。銀行可以給生產兩款女裝的工廠都提供貸款，到時候肯定一個賠錢一個賺錢，只要利息和保險合適，銀行和企業雙贏。有這個保險機制在，大家誰都不用冒險，可以各自拿一份固定工資，根本不需要企業家。
奈特的真正貢獻在於，他把風險給分成了兩種。

第一種就叫「風險（risk）」，但是特指那些已知概率大小的風險。這種可以用保險解決，不需要企業家。

第二種叫「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指那些無法評估概率大小，可能是從來沒出現過的新事物，甚至是現在人們根本無法想象的東西。這個不確定性，才是企業家存在的理由，才是利潤的來源。

現代經濟學家把這個不確定性特別稱為「奈特不確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我們專欄講過 [2]，統計學家有個更科學的說法。已知概率大小的，叫做「偶然不確定性（Aleatoric uncertainty）」， 也叫統計不確定性。不知道概率大小的，叫做「認知不確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也叫系統不確定性。前者發生的事情都是你事先能想到的，後者則是你想不到的。比如「黑天鵝」事件，就是一種認知不確定性。

你開一個賭場。賭場每天都在跟賭徒們賭博，但是因為輸贏的概率是固定的而且有利於你，所以你的日常經營本身並不是冒險。真正的冒險是要不要開這個賭場：你能預測客流量足夠讓你收回投資嗎？你能擺平當地黑社會嗎？你能確保政府發展博彩業的政策不會變嗎？這些事兒沒法計算概率。

搞定這些不確定性，才是企業家該乾的事兒，也是企業家的回報所在。

流行趨勢通常不能用以往的經驗判斷。有個企業家認准了一個全新的款式，說我非得生產這個，銀行能給他擔保嗎？這個不確定性沒法系統化管理，他自己必須承擔 —— 這才是企業家存在的意義。你要是願意給這樣的項目投資、分擔不確定性 —— 而不是把錢交給銀行拿固定的利息 —— 你也是企業家。

要做服裝這一行的企業家，你肯定得對流行趨勢有個很好的感覺才行。不過企業家本人不一定非得特別懂女裝 —— 他完全可以請人來給他設計，只是設計師不承擔不確定性，人家拿固定的設計費，風險還是要由企業家承擔。

簡單說，企業家，是市場上的 player。他拒絕聽別人的安排，非得按照自己的想法決定做什麼，然後他安排別人也按照這個想法去做，最後他獨自承擔後果。

＊

奈特找到了公司存在的最根本理由。市場競爭再充分也不可能是絕對可預測的，未來總會有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需要企業家在各個方向上大膽探索。奈特後來成為經濟學的大宗師，他本人沒得過諾貝爾獎但是他有五個弟子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是「芝加哥學派」的祖師爺。

奈特之後，別的經濟學家又找到了公司存在的其他理由。比如科斯說公司減少了交易成本能起到協調作用。張五常說公司提供了合約。還有人說公司解決了監督、提供了資源獨特性……等等等 [3]，但是奈特這個「不確定性」的說法，是最根本的。

如果從某一天開始，世界上再也沒有不確定性了，那麼市場的力量就會迅速把公司利潤變成 0：企業家就不需要存在，大家都應該拿固定工資。

其實現在企業家的日子也不好過。我們看街上那些餐館，開了關關了開，真正能長期賺錢的沒有幾家，可能大部分老闆都是賠錢。沒有稀缺是不可能賺到錢的，但是利潤只發生在你剛剛掌握某種稀缺、而別人還沒有跟上的那個時間段。別人跟上了，模仿了，你就必須再去尋找新的不確定性。

一切賺錢的生意都有不確定性。你把一大筆錢放銀行裡拿利息，那叫躺著花錢不叫躺著賺錢。哪怕是買幾套房子收租金，你都得面對房產市場的不確定性。
世界上沒有一勞永逸的利潤，也沒有真正躺著賺錢的企業家。

那你說平均而言，企業家的收益是正的還是負的呢？我到底該不該去做個企業家呢？沒有答案。有答案就不叫不確定性了。

＊

不確定性都是從哪來的呢？一個有意思的不確定性是中國經濟學家張維迎在 2008 年的一次演講中說的 [4]。他說中國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之中，商業活動最大的不確定性，是「體制的不確定性，政策的不確定性，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這體現在政府對資源的調配非常隨意。

張維迎當時說，正是這個不確定性加劇了中國的貧富差距。在中國市場化程度高，體制不確定性低的地區，比如浙江省，人們更富裕，收入差距反而更低：因為利潤分布更均勻。

這個規律是不確定性越大，利潤就越高 —— 企業家為利潤而奮鬥，但是市場看不見的手恰恰在降低總利潤。是那些看得見的手，提供了額外的不確定性，才給人帶來不合理的利潤。

那你說如果我們把體制給理順，讓競爭越來越公平，未來的不確定性會不會越來越少呢？不一定。

＊

奈特列舉了不確定性的好幾種來源，比如未來人口的變化、資源的供給等等。其中我們現代人最關注的肯定是創新。創新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你不知道未來會有什麼新技術出來，你也不知道一個新技術出來會不會被市場接受。一切創新都有強烈的冒險成分，關於這一點已經有太多經濟學家討論了。

而奈特更厲害的一個洞見，則是「價值」的不確定性。說白了就是人的慾望的不確定性，你不知道未來的人喜歡什麼。奈特 1924 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叫《經濟學中科學方法的局限性》，說經濟學不僅僅是什麼資源的有效調配，把一個什麼價值函數最大化的問題，因為人的價值觀是會變的 ——
「人生在根本上是對價值的探索，是努力發現新價值，而不是照著現有的價值觀把生產和享受最大化。」[5]

一百多年前整天坐馬車的人沒有想要一輛汽車。2006 年以前的人並不期待智能手機。今天的多數人不能理解馬斯克為什麼非得讓人去火星。人生的終極任務不是滿足某種價值，而是發現和創造新價值。

因為這個見識，奈特後來被認為是個道德哲學家，而不僅僅是個經濟學家。
也因為這一點，你不需要非得是個企業家，也不一定非得拿金錢利潤。藝術家、教育家、每個工人和管理者、包括每個消費者，都可以是價值的發現者和不確定性的製造者。

只要把周圍的世界往你想的那個方向上推動一小步，就算是你的成功。

注釋
[1] 弗蘭克·奈特，《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文有郭武軍、劉亮翻譯版，華夏出版社 2013。
[2] 精英日課第三季，哪種不確定性？什麼黑天鵝？
[3] 關於公司為什麼存在的理論發展總結，可參考向松祚，《新經濟學》第二卷，新經濟範式。
[4] 張維迎的這次演講首次發表於《經濟觀察報》2008年1月20日，修改後的文章曾收入作者主編的《中國改革30年：10位經濟學家的思考》。
[5] Frank Knight (1924), "The limitations of scientific method in economics」, 原文是「Now this, we shall contend, is not very far; the scientific view of life is a limited and partial view; life is at bottom an exploration in the field of values, an attempt to discover values, rather than on the basis of knowledge of them to produce and enjoy them to the greatest possible extent. We strive to "know ourselves," to find out our real wants, more than to get what we want. This fact sets a first and most sweeping limitation to the conception of economics as a science.」

［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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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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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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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37523026336090/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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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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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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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今個星期的節目，出街啦！會員快啲啦！
深談通勝的現代智慧(上) ~ [相聚一刻] ep278 Part 1
播出：2020年4月13日, 8pm
嘉賓：鐘源, 傳統民間習俗及玄學研究者
主持：Esther Lee
監製：Weller Choi, Tony Chau
場地：相聚一台
入會：v2.togetherradio.net
查詢：WhatsApp＠6998 3791
YouTube Part 1
https://youtu.be/5GleWaf4-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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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通勝是迷信？是科學？60後出生的人，家中不可能沒有通勝，時至今日，就算年輕一輩結婚、開業、新居入伙...，家人仍然要看通勝，擇個好日才行事，絕不魯莽。不但可以預測到60年內，要發生的大小事情，如經濟、農業收成、社會治安；告訴你甚麼日子做什麼大事最好，就是小事如可不可以剪頭髮、修甲，都有指示，不是吧！
還有，家傳户曉的秤骨術，到底通勝是怎樣運作的？什麼是"春牛圖"？什麼是"芒神密碼"？什麼是廿四節氣？通勝是幾千年來的統計學，是中國的古老智慧觀察天象，其實是大數據的統計。通勝又叫王曆，或平民曆...，現代則有"包羅萬有"、"如意吉祥"、"萬事如意"等版本。怎分？怎買？
今集嘉賓鐘源，隨了是香港著名網台主持，也是傳統民間習俗及玄學研究者，帶你去認識通勝，了解自己的文化、古智慧，和通勝如何預言今年、來年的事。今集資料爆燈，非常有趣，嘉賓鐘源深談淺入，帶你進入通勝的世界！
聯絡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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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的訓誡書：伊格言的瘟疫書單8 種〉全文連結：https://www.egoyanzheng.com/single-post/2020/03/11/%E3%80%90%E7%AB%AF%E5%82%B3%E5%AA%92%E3%80%91%E7%B5%A6%E6%88%91%E5%80%91%E7%9A%84%E8%A8%93%E8%AA%A1%E6%9B%B8%E2%94%80%E2%94%80%E4%BC%8A%E6%A0%BC%E8%A8%80%E7%9A%84%E7%98%9F%E7%96%AB%E6%9B%B8%E5%96%AE8%E7%A8%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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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單 #新冠肺炎 #槍砲病菌與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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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隋煬帝楊廣為什麼要蓋運河嗎？難道他不知道修建大運河可能勞民傷財，民怨四起，導致帝國毀滅嗎？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隋煬帝之所以決定修建運河，其實根本是不得已的。
因為先前南北朝時期，連年征戰，為了一統天下，軍隊規模已過度膨脹。
而此刻天下太平，不再需要那麼多軍隊了；
留著他們，軍餉將拖垮國家財政；但要是讓他們全都解甲歸田，則等同於製造大量失業人口，導致社會問題。
束手無策之餘，只好開個運河工程讓大家來做了。
沒錯，這是一種解釋──而且是一種經濟學上的解釋。
修建運河，其實正是隋煬帝為解決民生問題，不得不採取的「擴大內需」措施。
我們暫且不去論斷此種說法的對錯──無論如何，用這種角度來理解歷史，是不是也給我們打開了不同的視野呢？
而類似瘟疫流行這種大規模影響國計民生的重大事件，事實上也特別適合讓我們拉遠距離，從更大的巨觀尺度上來理解它。
這正是一種「大歷史」的概念。
讓我們先從這種概念的科幻版本開始吧──首先，伊格言提到，瘟疫時期，我們應當讀讀科幻大師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系列作。
這位俄裔美籍科幻大師出生於1920年，是美國科幻的代表人物之一。
看看他本人，是不是長得很像電影裡那種瘋狂科學家的樣子呢？
在他的經典小說《基地》三部曲中，艾西莫夫設想了一門全新學科：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
這是一個有趣的想像。「心理史學」是什麼？
那是一種用以**測度群體眾人之心理傾向與集體選擇**的統計學──它假設，如若群體人口夠多，則我們將可預測未來。

什麼意思？這乍聽之下匪夷所思，然而不難理解──
舉例，你無法預測伊格言今天晚餐會吃什麼，因為單一個人的選擇變數太大，無從評估。
然而，如果要預測整座港島今日晚間約有多少比例人口以撈麵為晚餐主食，則相對容易得多，誤差也小得多。
以此類推，當群體數量夠大，當數據蒐集夠多，我們將可預測集體的心理傾向；而當此類計算愈趨精密，則終有一日，我們將可預測未來。

聽來是否似曾相識呢？
對的，於《基地》系列成書之一九五〇年代，我們叫它「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我們叫它──**大數據**。
伊格言提醒我們，對，這不就是大數據的概念嗎？
在數十年前，人類蒐集資料的能力有限，所以也不容易蒐集到堪用的、數量如此龐大的數據。
而現在，這已經一點也不奇怪了──記得武漢封城初期，網路上相傳來自支付寶後台的那張「逃離武漢落點圖」嗎？
那張圖，和後來中國各地肺炎的感染數據，是否可能直接相關呢？
所以，理論上，在當初，我們是否能從那張圖相當程度地「預測」或「演算」出後來中國各地的病例數字呢？
對，瘟疫聽來科幻，一種全新的、無解藥的傳染病聽來科幻，
但我們終將承認，我們竟是如此真實地生存於科幻之中──那不正是這個世界給我們的一記警鐘、一紙訓誡書嗎？
所以，讓我們也來讀讀賈德‧戴蒙的經典名作《槍砲、病菌與鋼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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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言，小說家、詩人，《聯合文學》雜誌2010年8月號封面人物。
著有《噬夢人》、《與孤寂等輕》、《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拜訪糖果阿姨》、《零地點GroundZero》、《幻事錄：伊格言的現代小說經典十六講》、《甕中人》等書。

作品已譯為多國文字，並於日本白水社、韓國Alma、中國世紀文景等出版社出版。
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長篇小說獎、華文科幻星雲獎長篇小說獎、中央社台灣十大潛力人物等；並入圍英仕曼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歐康納國際小說獎（Frank O'Connor International Short Story Award）、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等獎項。
獲選《聯合文學》雜誌「20位40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著作亦曾獲《聯合文學》雜誌2010年度之書、2010、2011、2013博客來網路書店華文創作百大排行榜等殊榮。
曾任德國柏林文學協會（Literarisches Colloquium Berlin）駐會作家、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IWW）訪問作家、中興大學駐校作家、成功大學駐校藝術家、元智大學駐校作家等。
☞Readmoo專訪1：如果在YouTube，一個小說家
https://news.readmoo.com/2020/01/07/200107-interview-with-egoyan/
☞Readmoo專訪2：那些關於孤寂的問題，以及......
https://news.readmoo.com/2019/03/21/190321-loneli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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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是什麼？我認為，好的小說是一則猜想──像數學上「哥德巴赫的猜想」那樣的猜想。猜想什麼？猜想一則符號系統（於此，是文字符號系統）中的可能真理。這真理的解釋範圍或許很小，甚至有可能終究無法被證明（哥德爾的不完備定理早就告訴我們這件事）；但藝術求的從來便不是白紙黑字的嚴密證明，是我們閱讀此則猜想，從而無限逼近那則真理時的智性愉悅。如若一篇小說無法給我們這樣的智性，那麼，它就不會是最好的小說。
是之謂小說的智性。───伊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