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如的書，曾經帶給我極大的震撼。震撼我的不止她的書，而是她「有什麼必要」去寫那些書。三十六歲那年，張純如吞槍自殺。一個能寫出《The Rape of Nanking》的鬥士，究竟是什麼會令她放棄生命？我翻到書的背後，那黑白照片上的張純如一副聰慧脫俗的容貌，烏溜溜的長髮迎著風，嘴唇倔強地微往上翹，那雙眼睛炯炯注視著遠方。父母為她起了Iris這個名字，Iris就是瞳孔，而她長大後真的就用一雙眼睛凝視那段殘酷的歷史不放，最後眼巴巴看著自己吞槍。

張純如在美國長大，畢業於伊利諾大學新聞系，再獲文學碩士學位。一個才華橫溢、充滿魅力的年輕女孩，活在自由的土地上，也許有人會問，有什麼「必要」去自找麻煩？的確，日本人的確在南京屠殺了三十萬中國人，舉行「殺人競賽」，鬥快殺死一百個中國人為優勝；日本人的確在南京強暴了超過三十萬名婦女，尤其偏愛在受害者家人面前把婦女強暴，這些都有大量文獻和圖片記載，鐵證如山，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候張純如還未出生，殺的不是她，姦的不是她，也許有人無法理解，有什麼「必要」去為一件陳年舊事，而且是別人的陳年舊事而把自己迫上絕路？我們活在世上，每分每秒都是緊張兮兮的，緊張我們自己。我快樂嗎？他愛我嗎？下期六合彩輪我嗎？我的兔年運程會好轉嗎？上個月的ＯＴ錢補足了嗎？關心別人的痛苦，對一些人來說是「不必要」的。「必要」的是自己。

１９９７年，張純如二十八歲，出版了《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這是全球首部全面記錄日軍在南京暴行的英文著作，震撼了西方社會。那時，幾乎所有西方人都知道二戰中希特勒的罪行，但對日軍在中國的暴行卻聞所未聞。這本書連續五個月被《紐約時報》列為最佳暢銷書，與此同時，她的頭髮大把大把掉頭，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嚇來電和信件無日無之，大批戰爭受害者找她訴說悲慘遭遇。可張純如的痛苦，又講給誰知？

二十五歲那年，張純如決定寫一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專書，以填補英語世界對這件歷史的空白，她要世人記住這件事。大部分人二十五歲時還不知自己在做什麼，更多人到六十五歲依然搞不清楚。而張純如九歲時第一次聽到父母談起日軍的暴行，已經用心記住。大學畢業後，她再到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班深造。出版社找人寫錢學森傳，寫作班導師推薦了張純如。就這樣，她開始寫第一部著作《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之謎》。

有次，張純如在一個展覽上看到日軍暴行的資料，童年時聽過的種種霎時湧現。她跟出版社表示想寫一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書籍，就算出版社不願意，她也會自己拿錢出版。她從美國飛到廣州，買到硬臥票到了南京，在當地專家的協助下逐戶採訪了倖存者。

後來，張純如在耶魯大學圖書館找資料時，發現了有關德國納粹分子約翰·拉貝的文獻。日本在南京的暴行，連當時身處南京的納粹頭目拉貝也無法容忍。他帶領二十多位外國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區，拯救了二十五萬中國人！這位有情有義的納粹分子，甚至向希特拉遞交了一卷影帶和他目擊南京大屠殺的說明，游說他施壓促使日本改變對華政策，卻不得要領，反遭逮捕。二戰結束後，拉貝又因納粹的身份受到盟軍審判，失業潦倒，三餐不繼。南京市民聽到這個消息後為他集資寄去食物，但拉貝熬至1950年便去世了。救了二十五萬人，臨老竟然「唔過得世」，如果好人有好報，那真就要待下一世了。

張純如發現拉貝的文獻後，打聽得知拉貝一個外甥女在德國當教師，還找到拉貝當年寫給希特拉的報告和他在南京時記錄日軍暴行的日記。外甥女來到美國，向全球公開了《拉貝日記》。是張純如發掘了這位「中國的舒特拉」。

她想透過第三本著作《美國華裔史錄》，為華工討公道。接著又埋首第四本書，一本關於日軍虐待美國戰俘的書。那時，張純如已患有嚴重抑鬱症。當然，她自殺的真正原因只有她自己知道，但外界一般都認為與她寫作的題材有關。她把那些盡顯人性的歷史──血腥的、殘暴的、邪惡的，一一從深坑裡挖掘出來，這些都可能成為她抑鬱的根源。2004年11月9日，張純如把自己的白色轎車停在公路旁，掏出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我們還在埋頭計算上個月的ＯＴ錢，然後問張純如：有什麼必要？(作者: 王迪詩 / 2010年9月刊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