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粉專的你們

　高三那年，忘了是掰了個公假還是直接翹課，我跑去聽侯文詠的演講。印象最深的是他帶著釋然的笑，說著當年從小開始，他是如何被灌輸「人生只要考上醫學系就一切圓滿了」的觀念。而那些長輩、老師沒有告訴他的是：「然後呢？」

　十年寒窗，范進中舉：然後呢？考上醫學系的侯文詠，在大一大二的日子裡陷入徬徨的泥潦。他過去的人生裡，只有別人口中考上醫學院這個目標，沒有機會去規劃、乃至於最卑微基本地想像其他可能性。這巨大的落差讓他瞬間無所適從，深覺自己的人生不該僅僅如此，卻又不被允許去探索其他的方向。

　當然侯文詠最終擺脫了那不幸的輪迴，找到了自己想走的路，也用他的作品啟蒙了其後很多青春懵懂的心靈。和他一樣，我想我也算是幸運的吧。生長在台南的我，沒有機會碰上後來到台北之後，從接家教的同學那裡聽來的、北部高中競爭激烈、分數錙銖必較的慘況。家人從來沒有管過我的成績，沒有過問我的志願，我選擇的是自己喜歡的科系（應該啦）看的是自己喜歡的書、寫自己想寫的文章。

　這一切讓我陷入另一種焦慮與憤慨。每每和網路上的小讀者或學弟妹，聊著他們要上課到晚上九點、體育課被拿去考試、讀不完的書、被否定的志願、長輩用扭曲殘忍的打壓創造出來的畸形優越感……然而，不論我平常在粉專上燉了多少要大家做自己的心靈雞湯、分享過多少反骨的文學作品、電影、音樂，我還是沒有勇氣告訴他們拋開一切學業，走自己想走的路。因為我無法擔保離經叛道的人們，不會被這個社會、聯手推入深淵。

　焦慮繼續燃燒。最近桃園綠黨市議員王浩宇，積極推動國中教學正常化，希望至少可以讓國中生在正常時間上下課，不必在精神狀況不佳的情況下，被迫早到晚退接受額外的考試與複習。國中時早餐來不及吃就要到校、早自習被拿來考試的回憶固然讓人心寒，然而更讓人沮喪的卻是看到王浩宇臉書底下，一堆家長反對的留言：「早到晚退可以鍛鍊孩子的抗壓力，早點適應未來職場生活」、「不多考點試讀點書，考不上第一志願怎麼辦？」、「這麼早放學，害家長得把孩子送到補習班」滿滿奴性與功利主義的發言，出自當前掌握台灣政經命脈、決定我那群小讀者與學弟妹未來的那群人口中。

　我已經忘記從何時開始，害怕「結構性」這樣的字眼。所有結構性的困境都點了隱身技能：沒有遵循一定脈絡，無法看見他充滿惡意的身姿。還有擾敵技能：因為本尊難尋，討論解決問題時常常流於表面的瑣碎。更別提嘲諷技能：當我們欣喜於零星的成功個案、以為曙光終於出現時，結構性的困境總不忘用更大的死傷、更冷硬的高牆，狠狠甩我們一巴掌。教育畢竟也是這樣結構性的難題之一，如果掌權者的理念不改，即使耗費百年也未必能結出一顆健全的果實。於是焦慮終成無力，每一次聽著學弟妹的嘆息，我都忽覺自己想要將他們拉出泥潦的念頭，其實也只是某種布爾喬亞式的傲慢：我們終將為這個社會豢養，掙扎換來的只會是遍體麟傷，而這個世界，終究只存在名為「例外」的烏托邦。

　看著呂秋遠的文章，我想起高中時某次國文考試，有一題閱讀測驗考的就是歌詞《老師的話》。那時我邊寫邊露出嘲諷的笑容。然而現在回想，說不定那也是出題者同樣在認清結構的不可逆之後，帶著無奈與自嘲，開的一個小玩笑。但自嘲之餘他還是得出題，而考卷還是得送到我們面前，我們還是得寫。我想起國中時大量撒下、油墨暈糊的劣質考卷，剛到手時那種影印機的熱度；那或許是某種餘燼吧，出自被這個結構壓碎、再也無法燃燒的人們。

　我們都好奇，自己的路終點在哪裡，卻未必幸運到能被允許往那兒走去。

　老了嗎？妥協了嗎？「他們」的目的達到了嗎？

　此刻突然無比羨慕唐吉軻德，即便孤身一人也能衝向巨人、即便眾人訕笑也能揮舞長矛、昂首前行。

　分我一點力量吧，愚昧也罷，孤身也罷。

　可能微弱無比，可能無濟於事，但依然希望我的文字，能讓路過這裡的你們，在醒來面對每個明天時，添上那麼一點新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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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有兩件事，剛好發生在一起。第一件事是鬧劇，嘉義女中的校長，在朝會上對全體學生說，「外面那些高職的都玩三年，你們跟他們是不一樣的，不要跟他們一起玩，一起參加活動」、「你們的智商跟他們是不一樣的」。他雖然在事後澄清並沒有這麼說，只是希望學生專心於課業，但還是明顯與學生的說法不同。另一件事則是悲劇，淡江大學英文所博士生在圖書館死亡，初步判斷是因為讀書過勞，被人發現時已經身體僵硬。

這兩個事件放在一起，格外令人難過。黃舒駿在他的歌裡是這麼唱的：

「爸爸說考上大學後，春天才會真的來臨，到時候要交什麼樣的女孩子不可以。人家說我們考上醫學系的學生最得意，蹲在家裡，自然會有人來相親。為什麼我已唸到六年級，卻沒有一點動靜，看上我的只有病人和細菌。他們說將來開業賺大錢，春天才會真的來臨，到時候要娶什麼樣的女孩子不可以。」

考上大學、進入醫學系、當上醫師、自行開業、賺大錢。我們對於孩子的期望，大概也就是這樣，所以我們急著要上大學、拿學歷、取證照。有個人，從這個角度來看，他是成功的。當年，他曾經是我渴望救贖的目標：蔡藍欽。

他是當年的人生勝利組，五歲開始學鋼琴，一年就登台表演、畫作同時入選兒童美展、六歲進台北兒童合唱團、小學六年班長、南門國中第一名畢業、建國中學、台大機械系。

後來呢？

大一下，他就因為健康因素休學，然後重考上屏東農專畜牧科。在那裡，他總算享受到友情、陽光與真正的音樂。在所謂的考場上，是極端無情的，從小他就必須為了分數而努力，他在台大快樂嗎？或是他在屏東農專是快樂的？或許只有他自己知道。不過，他來不及跟我們說，在1987年，也就是22歲那一年，第一張創作專輯剛出版，他就過世了。

1987年，那是我國中一年級的時候。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要進建國中學，但是老師就是用藤條與永無止境的補習，逼迫我們不斷往前進。當時，他的歌，替我說出好多心裡的話。

在《他的話》這首歌裡，歌詞是這樣的：

「傳說中歡樂的童年，真不知該去哪裡找？如此遼闊的世界，我卻不知去哪裡好？外面的花花世界，有太多的風暴，安全最重要，還是留在家裡，安心的讀書好。

我戴著一副深度的眼鏡，使我看起來有點老。習慣性的睡眠不足，我常感覺疲勞。還有那沉重書包，跟體重差不了多少。我有點受不了，想要拋開這一切，我卻又無處可逃。

或許你不能相信，我會的花樣還真不少，藝術外文繪畫和舞蹈，我還會電腦。根據專家的研究報告，學習要趁早，遲了就不好，如果本領不夠，將來想飛也飛不了。

書還沒有讀了幾本，眼看一天又要過去了。一堆偉大陌生的公式，還圍著我的腦海繞。為何平常熟悉的文字，都變成一團糟。該如何是好，明天又逃不了老師的燒餅和油條。

大家對我的期望，是不是太高？或許我的智商不夠，我一輩子也贏不了。但是關心我的人們，請不要再煩惱，明天會更好。我會更加努力做一個乖寶寶，我會更加努力做一個乖寶寶。」

另一首歌，剛好是《老師的話》：

「親愛的孩子，你不要再頑皮，讓我帶你走過為數字掙扎的遊戲。考試的問題，你千萬要牢記，武裝你自己擠進那狹窄的門裡。在這兵荒馬亂的世界裡，追求滿分是最大的樂趣，當你對現實感覺到懷疑，歡迎回到數字的遊戲裡。

親愛的孩子，你不要再嘆息，不是我不教你是非黑白的道理。十八般武藝，功課要排第一，用虔誠的心情來體會這戰鬥的真理。挨打受氣的日子終究會過去，藤條考卷將成為回憶，未來的日子，你千萬要撐下去，我的希望就是你。」

我們的教育者，從以前的聯考時代，就灌輸我們必須要取得高分，進入好學校；到現在還不斷的提醒我們，台灣學生有多懶散，中國的學生都是菁英。所以家長與學生都一直在焦慮，焦慮自己趕不上別人，忘了蔡藍欽，這位資優生，他最快樂的時期，或許就是在屏東農專的時候，而不是台灣大學，那個全國最高學府。

蔡藍欽描述的聯考制度，已經消失，但是我們的腦袋裡，卻仍然在戒嚴。對於孩子，我們擔心輸在起跑點上，對於自己，我們煩惱比不上別人。最後，我們則是忘記學習與工作的初衷。學習原本就是製造自己的快樂，工作原本就是為了幫助別人的問題，但是我們最後扼殺了這些部分，強迫孩子與自己去接受這個社會的競爭價值觀，甚至見不得別人好。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老天讓我們來這裡，就是希望我們找出自己的使命與道路。每個人適合的方向都不同，但是絕對不會只有一種方向值得走、一所學校值得念、一項工作可以做。

如果，明天你不想去學校唸書，不想去辦公室上班，問問自己，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這條路，人生很短，不要一直勉強自己。如果你也曾經像蔡藍欽一樣，想過這樣的事：

「這是我昨天也走過的路，它的名字叫羅斯福。似乎是值得讓我走完的路，但不知終點在何處。」

請你靜下心來想想，你要的終點，究竟在何處？

感謝自由專訪報導”真情人物-\-\-黑手那卡西”，及記者安家對社運的支持。訪談過程相談甚歡，但時間有限，沒條件充分細緻對話，致報導可能無法完整表達原意，可能造成讀者有些誤解。我們跟安家溝通出一個修正版本，遺憾因為條件不足，沒能在報紙中都修改到。因此在臉書po出此篇，表達黑手完整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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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人物》黑手那卡西：與人民齊唱自己的反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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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郭安家／台北報導〕每逢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重大社會運動現場，總會聽到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開唱，旋律簡單，字句卻唱出弱勢者的苦悶與怒吼，不過，這些歌曲幾乎不是黑手團員自己創作，而是來自黑手於抗爭現場、工作坊與底邊弱勢的集體創作，堪稱台灣史無前例的音樂運動。

黑手那卡西主要團員包括，陳柏偉、劉自強、王明惠、莊育麟、姚耀婷、張迪皓、楊友仁，各個來自工會及反迫遷運動。

而黑手的組團得從關廠說起，一九九六年電視每天播放周潤發代言的工地提神飲料，廣告詞「福氣啦！」紅遍大街小巷，但實際上，福昌紡織廠、東菱電子等企業接連發生資方欠薪落跑事件，勞工沒福氣，還串聯全國關廠工人抗爭。那年無數個夜晚，陳柏偉與工人圍廠「埋鍋造飯」，無聊之餘，改編歌曲，自彈自唱。

隔年，黑手就這樣唱出首張專輯《福氣個屁》，同名歌曲寫著：「經濟的大餅頭家吞、台灣的工人攏無春、野生的動物伊孝姑、幕後的英雄是攏無份...我咧！福氣啦！福氣啦！福你一元屁...鴨霸的頭家歸氣甲伊翻！」諷刺是，這首歌至今仍是台灣勞工寫照，成了工運名曲。

卅多年前，已故民謠歌手李雙澤鼓吹「唱自己的歌」運動，後代傳承，但黑手不僅如此，二ＯＯＯ年左右，還史無前例展開集體創作音樂實驗，與社運、弱勢團體精障者不定期開工作坊，透過攏長的對話、培力（empowerment），最後將音樂交給弱勢，唱自己的歌。

劉自強說，人在抗爭現場，面臨危急、走頭無路時，很快就能激發創作歌曲的靈感；但不在抗爭現場時，就需透過集體創作激盪、挑戰自我想法，如此歌詞才能勾勒出社會的矛盾與荒謬。他回憶，黑手曾花了一年半與台灣國際家庭互助會（TIFA）辦工作坊，讓娶外配的丈夫們知道自己學歷不高、長不帥、工作機會少，並不是他自身的問題，而是社會對待差異的不公與壓迫。老公們「頓悟後」再與老婆們合辦男女工作坊，之後出版《跨海／牽手》專輯。

黑手跟精障者協作，始於2009年跟風信子協會，並於2011年開始慈芳關懷中心進行工作坊，並合作出版《破病人生》專輯。但多數精障者沉默說不出心中不滿與慾望，有一回莊育麟問，「想不想告訴別人我不是怪人」、「給我更多工作機會」，竟觸動了他們的心。姚耀婷說，某些精障者邏輯跳耀，是種緊張反應，只要讓他們安心、慢慢傾聽，其實可展開民主對話。在莊育麟的空心吉他伴奏下，精神障者緩緩唱出：「能不能慢慢聽說我，能不能輕輕安撫我，能不能不要用力綁住我，我只是在發脾氣」。

「集體創作中，很重要的元素是參與，歌曲都是弱勢者的共同經驗，經過對話、互相分享，這是不是你的、他的，而是大家的音樂，也跟我們在座每個人都有關係，」劉自強說。

張迪皓補充，黑手希望將文化工具交給人們，而不是由樂團為弱勢代言，看似簡單，但多數弱勢、基層勞工沒有這機會。莊育麟則逗趣說，雞排妹、搖滾天團五月天的《入陣曲》，都在鼓勵年輕人起來行動，不過，黑手不只要唱歌，還要「入陣去」！

但社會實踐的道路總是辛苦難行的，黑手以ＮＧＯ（非政府組織）方式經營樂團，莊育麟、姚耀婷雖透過接案酬勞換得薪水，其他成員則是工會幹部、大學教職、工會會務人員，偶時還將薪水回捐黑手。曾有藍綠陣營民意代表找過黑手唱選舉造勢場，但黑手斷然拒絕，他們堅持音樂來自抗爭，可為社運免費獻歌，但不能出賣給藍綠政治。###

《真情人物》黑手那卡西：工運得更政治化

〔記者郭安家／台北報導〕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長期聲援勞工運動，談論最近重大勞工政策，樂團團長劉自強痛斥，勞動部長潘世偉完全錯了！國內明明已有《勞基法》，理應全面禁止派遣，但潘世偉卻要立法，就地合法派遣，讓資方有機會進一步壓榨勞工。勞動部升格，勞工權益沒升格，反倒是潘的官位卻越做越大。

劉自強坦言，上一代勞工為社運付出，享受到勞保年金，「但其實我們都在吃老本，等到年輕一代退休時，將什麼都沒有」勞動三法雖然讓勞工有了組織、爭議的法律空間，但也處處讓勞工受限；隨著產業結構改變，勞工組織率下滑，抗爭高潮不再，工運面對藍綠兩黨夾殺，訴求、行動也得更政治化，回擊主流政黨。

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拒絕國民黨、民進黨政治，有些團員參加左翼政黨人民民主陣線近年來的立委、議員選舉，這是項直接民權的政治實驗，由運動者與「人民老大」一同出資推出參選人，選前得簽「離職同意書」，承諾跳票就要辭職。

《真情人物》黑手那卡西小檔案

創團時間：1996年

經歷：除在音樂展演空間（Live House）表演，亦前往無數工運、無殼蝸牛、樂生療養院、都市更新受害者、反核等運動現場表演；也與差事劇團合作八齣劇場配樂。2000年參加香港工人大笪地活動，2005年參加韓國光州事件紀念日，2007年在前往中國北京兩岸三地打工文藝匯演。

樂團專輯：1997年「福氣個屁」、1999「房事不順─無殼蝸牛十週年」、2000年「勞動．生活．音樂」、2001「美麗之島─人之島」、2003「台灣牛大戰WTO」、2003年「桃園總工會會歌」ＥＰ、2004年「百萬心聲喊出來」ＥＰ、2005年「被遺忘的國寶－樂生人權鬥士之聲影」、2006年「敗金歌劇原聲帶」、2008「黑手參」、2010「跨海、牽手」、2010「起風的那一天」、2013「破病人生」2013「不核作合輯」及無數音樂工作坊專輯、歌曲。2008年歌曲「崖邊」紀念自殺公娼官秀琴，獲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河洛組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