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家女到紐約洗廁所， 翻轉為紐約頂級飯店副總～Wendy 姐的傳奇故事

二十二年前，聞名南台灣的「帝國大飯店」董事長陳錦泉夫婦，關在自家的豪宅裡發怒，因為自己的掌上明珠陳文敏負笈美國留學，取得紐約大學學位之後，竟然應徵進入一家老美開的大飯店裡洗廁所！

幾個月後，女兒還高興地來信：「老爸，我已經成為『帶位小姐』了。」

想著女兒在異鄉成為比服務生還卑微的帶位小姐，陳錦泉就快抓狂了。

那幾年，陳錦泉從來不敢告訴親友自己有個在美國飯店「工作」的叛逆女兒，他認為那是一件非常見不得人的事。

然而不到十年光景，陳文敏已打破競爭激烈的紐約五星級飯店業中多項紀錄，成為最年輕的經理、最年輕的總監以及上流圈中聞名的「ＷＭ宴會公司」老闆。

尤以一位台灣來的女性，打入紐約上流社會，成為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華爾街銀行總裁們以及巨星麥克．道格拉斯、茱蒂．福斯特等名流的好友。

陳文敏，寫下一段傳奇 的紐約之路：

陳文敏生長在富裕之家，四十年前，經營建材有成的父親在高雄創辦了當時南台灣第一大飯店「帝國大飯店」，轟動一時。

當時的陳文敏上下學都是司機專送，帶的便當是飯店廚師們準備的山珍海味，每次兩大盒便當一打開來，同學們都 紛紛圍著瞠目結舌。

高中畢業後，陳文敏赴美國取得紐約大學的飯店管理學位。

畢業前夕，被分發到紐約排名前三大的五星級大飯店「漢斯理皇宮」﹝HemesleyPalace﹞ 實習，飯店派給她的工作是洗廁所。

或許表現得不錯，畢業後，陳文敏順利考進這家大飯店，成為五星級大飯店的正式員工，不過，她的工作仍然是掃廁所。

不久，餐廳部門的一位白人帶位小姐請辭，飯店主管們便在眾多打掃工裡，挑選出她來遞補缺額。

這位東方女性，非常感謝這位比她多出三年工作資歷的「資深」前輩，因此在交接過程中，謙卑請益。

漢斯理皇宮的客人 都是紐約上流人士、歐洲以及中東的王公貴族。

成為帶位小姐的陳文敏，一下子見識到這些人，非常震撼，她說：「才二十出頭的我，就像海綿一樣，開始大量學 習紐約上流階層的談吐、知識及文化！」

這樣的工作，她覺得有趣極了，壓根兒不想回台灣。

她被訓練為專業的帶位小姐，知道如何用上流社會的方式稱呼部長、大使、王子、總裁等。

然而，美國五星級飯店的服務生並不晉用女性。

在美國，進餐廳有一個竅門：「如果服務生都是男性，就很貴！所以，儘管成為帶位小姐，陳文敏的升遷之路仍充滿障礙。

當了兩年帶位小姐後，竟破天荒直接成為領班，引起同事們不滿。

被拔擢成為領班後，陳文敏說：

「因為我願意工作比別人晚，常常有一些領班無法等待晚走的客人時，儘管外頭已有朋友等著接我下班，我還是願意留下來成為最晚走的工作人員。」

而且這段期間，陳文敏特別受到中東王公貴族的歡迎。

有一位名叫薩烏的中東王子，甚至告訴她：「妳很適合經營飯店，我出一筆錢，妳來我的國家經營飯店吧！」

休息時間，其他領班要她幫忙盤點葡萄酒，陳文敏也願意負擔額外的工作。

她說：「多做一點，反而學更多，因為其他領班還教我如何看酒單。」

當時的領班必須帶三組服務生，每組三人，共九位。

剛開始所有服務生都不願意跟她，因為領班的表現影響到客人給的小費，小費是他們的重要收入來源，大家都認為陳文敏無法獲得客人的青睞。

領班必須取得葡萄酒鑑定執照，陳文敏此時雖已取得品酒執照，但卻因缺少服務生的歷練，有一次替客人開酒時，當場把軟瓶塞開斷，引起飯店主管一陣緊張。

為了雪恥，陳文敏自告奮勇加班替吧台的酒保開酒瓶，連續開數個月直到非常熟練為止。

後來每回有服務生把軟瓶塞開斷了，反而變成陳文敏來解圍。

說也奇怪，東方女性的陳文敏，竟然頗受客人歡迎，沒多久她這組的收入竟成為全餐廳最高。

她分析：「因為凡事為客人著想，手腕要很靈活。」

有一次，巨星麥克．道格拉斯與他的導演行色匆匆地走進來，這兩位來頭很大的客人卻沒有穿西裝也沒打領帶，按規定，漢斯理皇宮是拒絕這種客人進入的，除非穿上飯店為客人準備的西裝，否則形同侮辱其他客人。

陳文敏判斷神色匆忙的麥克．道格拉斯此時必定不願穿上飯店的西裝，於是靈機一動，拿著西裝上前披在麥克．道格拉斯的手上。

麥克莞爾，相當配合。

接著陳文敏刻意為他安排在隱密處，並沒有像一般飯店會把明星放在明顯位置當作「招牌」。

接著專業地問他：「請問有多少時間？」

麥克答：「四十分鐘。」

陳文敏便迅速為他準備精緻的小餐點，還細心安排一位服務生擋在前面，防止有人上前打擾。

反應機靈贏得客戶死忠。

最後，麥克準備離開時，陳文敏調皮地問他：「有沒有人告訴你，說你長得很像麥克．道格拉斯？」

麥克聽了笑著說：「有時候會有人這樣說。」

陳文敏接著道： 「不，你比他帥多了。」

惹得麥克哈哈大笑，伸出手與她握手說：「你是我在紐約見過最好的飯店人員。」然後留下五十美元鉅額小費。

當時美國五星級飯店，客人給的小費，五元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價碼。

有了這一次體貼又愉快的用餐經驗，從此麥克到紐約都上漢斯理用餐，一定指定陳文敏為他服務。

又有一次，沒有訂位的麥克帶著太太與朋友忽然走進來， 由於已有三組客人正在吧台等待，麥克這位巨星勢必要等上許久。

陳文敏又靈機一動故意嚷嚷：「麥克先生，您怎麼晚了二十分鐘才來！您的訂位剛被取消，不過，我試著想辦法盡快幫您安排座位。」

五分鐘後，便幫麥克第一順位上桌，其他等候客人，就沒有抗議。

麥克笑著告訴她：「我看妳可以來好萊塢演戲了！」

又有一回，麥克在餐廳用餐，在另一桌的「第一波斯頓證券」﹝First Boston﹞副總裁雷納一直偷看麥克，陳文敏發現了，趁著服務生上菜時，走上前問他：「雷納先生，您的公子上回說想要麥克的簽名，對不對？」

雷納會過意高興地說：「對啊，對啊！」

就這樣，從未提出要麥克為客人簽名的陳文敏，為雷納做了這件令他永生難忘的事，並且顧全了他這種身分所不能啟齒的心願。

就在陳文敏的死忠客人越來越多時，有一天，她接到剛卸下國務卿的季辛吉秘書南茜打電話來，說季辛吉即將蒞臨飯店用餐。

當時季辛吉所到之處均引來大批媒體跟蹤，安全與隱密是最重要的事。

安排這種政治人物的位置非常講究，陳文敏本能地問： 「有多少隨從？」

陳文敏說：「一定要安排在門口的對角斜線，讓他面向大門， 背靠牆壁，左右與前面三桌均安排安全人員。」同時，用餐的花費也設身處地著想。

陳文敏說：「企業人士比較有錢，餐點可以建議較高級的，但是卸任的政治人物，要為他們設想花費。」

於是陳文敏很細心、又很體面地讓季辛吉在這家大飯店完成划算又有面子的宴會。

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知名人物的用餐習性，這就是五星級大飯店的「競爭力」。

陳文敏設法打聽出猶太裔的季辛吉的習性：「不喝酒，愛喝沛綠雅﹝Perrier﹞ 礦泉水，不吃有殼的海鮮，不吃豬肉。」

因為季辛吉愛喝沛綠雅，所以，後來紐約的上流社會都喝沛綠雅。

也因為陳文敏的用心，季辛吉後來每回一定要先確認陳文敏在，才願意進漢斯理用餐。

甚至整條華爾街的知名總裁與執行長，全都非常喜愛陳文敏，包括美國運通的執行長羅賓森、中東銀行總經理雷夫、國際投資公司總裁貝克，甚至各國駐紐約的大使們，也都成為她的好朋友。

有的客人會寧願花時間等候陳文敏來上班。

陳文敏回憶，有一次，一位女士單獨走進來，仔細一看竟然是巨星茱蒂．福斯特。

茱蒂很嚴肅，不愛講話，陳文敏一眼就判斷茱蒂是很有個性，不喜歡被煩的人。

接著，陳文敏俐落地把她引到角落，前面還有一棵植栽遮住。茱蒂吃得很清淡，不喜歡油膩，另外也喜歡紐約歌劇。

大概欣賞陳文敏的善體人意，茱蒂．福斯特後來也常來，但總是一個人。

陳文敏利用機會讓她知道自己也很喜歡歌劇，所以茱蒂有時會邀請陳文敏一齊坐下來聊一聊， 詢問紐約的歌劇近況。

因為表現優異，有工作狂的陳文敏在當了一年半的領班後，二十八歲便成為餐廳部門的經理，創下紀錄。

三十四歲，又進一步升為餐飲總部的總監，掌理六個餐廳，也刷新紀錄，她這位東方女性的成就，在當時紐約變成大事，她也因此成為『紐約客』雜誌 以及『紐約』雜誌的新聞人。

當陳文敏距離總經理職務只剩一步之差時，她做 了一個決定：「我要自己出來創業。」

於是一年後，她跳出來開設「ＷＭ宴會公司」，專門幫上流社會辦理宴會與 活動。

由於她掌握上流社會的名單，上流圈子都願意讓她接案子，所以營業額驚人，一開始就創下一百萬美元﹝約新台幣三千一百萬元﹞的年營業額，獲利率在四成以上。

紐約上流人物非常重視隱私，陳文敏獲得他們的信任，所以不斷增加客源，她說：「為他們辦宴會，還要簽下秘密協 定，信守不得攝影、不得錄音、不得將宴會所見所聞洩漏給第三者，否則會吃上官司。」

憑著一己之力，陳文敏在紐約不僅成為一家公司的老闆，且擁有三棟公寓、 名車及司機、傭人。

1997，應年邁的母親之命，陳文敏決定結束紐約的事業，變賣紐約的資產回台灣，當飛機飛離甘迺迪機 場時，她喃喃自語：「當我再回紐約時，我將只變成一位遊客，因為紐約的商場競爭太激烈了，我知道這麼一走，就無法競爭了。」

陳文敏回台創立「紐約國際管理顧問公司」，引進紐約上流社會新的休閒觀念，也成為「豪宅」案中有關頂級休閒俱樂部設施的主導人。

才短短幾年，她已接辦包括青山鎮、天籟、海神及寶成建設總部等的俱樂部施工、管理與服務等二十多個案子。

預估每年營業額為新台幣五千多萬元。

陳文敏以美式風格，游走在傳統產業的大老闆中，頗引人矚目。

寶成建設董事長林常榮說：「我認為陳文敏為非常傳統又逐漸走下坡的台灣營建業注入了新生命。」

陳文敏說：「我從來不為明天擔憂，專心做好今天手上的事情，明天都還沒來，怎麼知道會發生甚麼事情？」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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