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泰斗余英時逝世】余英時曾於二〇一八年出版《余英時回憶錄》，追憶一生經歷的世變，與其他學人的相知，在學術思想領域的經歷見證。書中的第四章為《香港與新亞書院》，詳談他從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居港的歲月，師從國學大家錢穆，廣結學術文化界的知識分子，對他影響啟發甚深，他在章節開首便直言：「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 一九五〇年，他在新亞書院師從錢穆，研讀國學，尤其精讀他的著作《國史大綱》。他在回憶錄提到有很多獲錢穆直接指導的日子，精讀漢史，研讀從《漢書》至《三國志》，奠下中國史研究基礎。余英時奉錢穆為終身之師，從先生身上深悟出對歷史知識的開放態度，也建立了對學問的認識，從內外鑽研，既探究一字之義，也追求同類文本的異同比較，認清歷史脈絡。余英時在新亞研讀兩年多，至一九五二年六月畢業，新亞書院學者大家雲集，如「新儒家」大師唐君毅，在思想學術上也對他啟發深遠。 除了在新亞書院求學研讀，余英時也深受其時在香港知識文化界的影響。在書中，余英時形容在港的五年歲月，是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對於當時的香港環境，他這樣描述：「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 #余英時 #國學 #史學 #漢學 #歷史學 #歷史 #思想 #文化 #中國傳統 #中國歷史 #余英時回憶錄 #國學大師 #歷史學家 #漢學家 #研究 #學術界 #知識分子 #人文 #社會科學 #新亞書院 #中文大學 #中大 #我就是我

【史學泰斗余英時逝世】史學泰斗余英時在美國寓所逝世，享壽九十一歲，全球學術界同表哀悼。 余英時生於一九三〇年天津，一九四九年就讀北平大學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赴港探望父母，後入讀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並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歷任哈佛大學教授、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自普林斯頓大學榮休後為榮譽教授。 余先生擅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見解皆具開創性，西方學界推崇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一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包括二〇〇六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二〇一四年首屆唐獎漢學獎等。除學術成就外，其抱有人文關懷的公共知識分子風範亦為人景仰。 余英時與香港淵源極深，在《余英時回憶錄》中，他提到一九四九年來港探親後，曾欲返回燕京大學繼續學業，坐火車北上廣州時，火車在石龍因故停頓，他必須改乘第二天的火車，在石龍停頓的幾小時空檔，心念一轉決定返港留在父親身邊，竟從此就走向另一條人生大道。歷史的軌迹，往往出人意表。 #余英時 #國學 #史學 #漢學 #歷史學 #歷史 #思想 #文化 #中國傳統 #中國歷史 #余英時回憶錄 #國學大師 #歷史學家 #漢學家 #研究 #學術界 #知識分子 #人文 #社會科學 #新亞書院 #中文大學 #中大 #yuyingshih #我就是我

歷史家的氣魄。 #repost @mountzerobooks ・・・ 在台灣被推薦為國中同學和家長的最佳通史書，香港呢？ 錢穆（賓四）先生自學出身。 沒有學歷，沒有師承，很長一段時間在小學教書，然而他認真閱讀並整理了古書中幾乎所有春秋、戰國相關史料，寫成了《先秦諸子系年》一書。 之所以寫這樣一本考據大書，很重要的刺激來自名噪一時的《古史辨》，錢穆認為以顧頡剛為首的這群學者，“疑古太過”，帶著先入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國古代史料，處處尋覓偽造作假的痕跡，沒有平心靜氣盡量客觀做好查考比對文獻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這些被他們拿來“疑古辨偽”的材料究竟形成於什麼時代。他們不願做不能做，以至於許多推論必定流於意氣、草率，於是錢穆便以一己之力從根做起，竟然將大部分史料精確排比到可以“編年”的成就。 很明顯地，《先秦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擊《古史辨》的可信度。 當時任職燕京大學，在中國學術界意氣風發引領風騷的顧頡剛讀了《先秦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體會了錢穆的用意，他的反應是什麼？ 他立刻推薦錢穆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也邀請錢穆為《燕京學報》寫稿。 這是個“民國傳奇”。裡面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對於知識學問的熱情執著，也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的真誠風範，還牽涉到那個時代學院重視學識高於重視學歷的開放氣氛。沒有學歷的錢穆在那樣的環境中，單純靠學問折服了潛在的論敵，因而得以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任教。 這傳奇還有後續。 錢穆後來從燕京大學轉往北大，“中國通史”是當時政府規定的大學歷史系必修課，北大歷史系慣常的做法，是讓系裡每個老師輪流排課，將自己所擅長的時代或領域，濃縮在幾堂課中教授，用這種方式來構成“中國通史”課程。 換句話說，大家理所當然認為“中國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斷代的中國歷史接續起來，頂多再加上一些跨時代的專史。 可是被派去“中國通史”課堂負責秦漢一段歷史的錢穆，不同意這項作法。 他公開地對學生表達了質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師說了什麼，也不知道後面的老師要說什麼，每個老師來給學生片片斷斷的知識，怎麼可能讓學生獲得貫通的中國史理解？學生被錢穆的質疑說服了，也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學生認為既然不合理就該要求改，系裡也同意既然批評反對得有道理就該改。 怎麼改？那就將“中國通史”整合起來，上學期由錢穆教，下學期則由系裡的中古史大學者陳寅恪教。 這樣很好吧？問了錢穆，錢穆卻說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個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個人教！ 這是何等狂傲的態度？本來只是個小學教員，靠顧頡剛提拔才破格進到北大歷史系任職的錢穆，竟然敢要排擠數不清精通多少種語言，已經是中古史權威的大學者陳寅恪，自己一個人獨攬教“中國通史”的工作？他憑什麼？他有資格嗎？ 至少那個年代的北大歷史系覺得他有資格，依從他的意思，讓錢穆自己一個人教“中國通史”。他累積了在北大教“中國通史”的經驗，後來抗戰中，就在隨西南聯大避居昆明時，埋首寫出了經典史著《國史大綱》。 司馬遷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變”理想，這應該也是錢穆先生堅持一個人從頭到尾教“中國通史”的根本精神價值來源。 這也是我明顯自不量力一個人講述、寫作一部中國歷史的勇氣來源。我要說的，是我所見到的中國歷史，從接近無窮多的歷史材料中，有意識有原則地選擇出其中的一部份，講述如何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故事。我說的，只是眾多中國歷史可能說法中的一個，有我如此訴說、如此建立“通古今之變”因果模式的道理。 在這套書中，我的一貫信念是學歷史最重要的不是學What──歷史上發生了什麼，而是更要探究How and Why──去了解這些事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沒有What當然無從解釋How and Why，歷史不可能離開事實敘述只存在理論； 然而歷史也不可以、不應該只停留在事實敘述上。 只敘述事實不解釋如何與為什麼，無論將事實說得再怎生動，畢竟無助於我們從歷史而認識人的行為多樣性以及個體或集體行為邏輯。 楊照 自序 #悲憤莫名仍在 #why #見山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