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與地方派系？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陣痛】
文：就是要寫超長文的小編

李登輝前總統於前日逝世，正當國殤期間，不少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其中對李總統恨得牙癢癢的中國國民黨人，除了大嘆李總統破壞一黨專政、統一大業外，更以「黑金教父」、「引進地方派系」等言詞抨擊。長久以來，這樣的看法似乎成為定見，立場較中立者，也認為引進地方派系是李制衡中國黨非主流派的方式。


然而歷史是否如此簡化？其實，所謂「黑金」，乃對應中國黨壟斷的「白金」，所謂「地方派系」，乃對應中國黨的「無地方性」，中國黨老人們的憤恨，乃在於殖民體系中「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的崩壞。


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與中國黨的鬥爭，雖最後以中國黨鬥走李告終，但中國黨本土化的失敗，也敲響了中國黨的喪鐘。本次中國黨高雄市長補選，派出荒腔走板的韓草包2.0「影印機」參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後李登輝時代中國黨地方經營的敗壞。


就讓我們把歷史拉長到戰後的半世紀，來看看李登輝如何透過高超的政治手腕，實現了台灣政經權力分配的乾坤大挪移。


1. 背景：#殖民者打造雙重治理體系

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建立的不僅是殖民政權，更是「極權主義殖民政權」。


為何要強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所謂極權主義，指得是服膺獨裁權威，全面性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箝制思想，消弭一切反抗的體制，以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和納粹德國、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為代表。然而，這樣的極權國家，統治的對象通常是「自己國民」，而鮮少出現在殖民地。


原因很簡單，思想的改造與全面監視，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殖民地做這樣的投資不一定合算，而要思想控制外族人，甚至根本難以成功。


以1956年的人口統計資料統計，二戰後來台者約121萬人，其中約一半為軍人，而原本台灣籍人口增加至801萬，合計922萬。以13%人口統治87%原本住民，固然比起二戰結束時6%日本人統治94%台灣人來得多，但又和美、紐、澳之類殖民地殖民者人數多於原住民不同，其統治基礎仍然不穩。


在被殖民者占多數，且已有一套社會基礎的地方，人數不多的殖民者要不將原住民殺害殆盡，要不就得釋放部分權力，讓被殖民者在基層部分自治，例如大英帝國的印度一般。


因此，中國黨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則必須廣納台人，以擴充其治理力量，並證明「我把你們當國民看」的「同化政策」與「有限民主」成功。因此，中國黨必須與原有之地方派系合作並將其納編，而保留其核心力量，用於軍警、特務組織和中央行政機關，在被殖民者的協助下，進行全面的極權控制。


然而，在中國黨的黨國體制下，地方派系出身者，就算忠黨愛國，最頂端只能爬到省轄縣市長，和「核心」無緣。這對於民主世代從地方到中央依序選起的體系有很大差異。以高雄為例，在高雄升格院轄市前，市長多由地方派系輪流出任，戰後有台南、澎湖、本地三大派系，後者就包含陳家等橫跨政商的政治家族。至於高雄縣則也有紅、白、黑三派。中國黨的策略就在於將大部分派系一一收編入黨或成為「黨友」，分配利益，任其有限度的競爭或輪替。


因此，中國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自然遠早於李登輝上台之前，而自然為了統治方便，中國黨也會容許這些地方派系在地方壟斷某些利益，所謂地方金權，早已開始！


至於所謂的「黑」，在戰後台灣黑道分為外省掛與本省掛，外省掛中的四海幫成立於1954年，竹聯幫成立於1957年，都是在那黨國藍腦印象中「治安安定的時代」，甚至情治機關還吸收幫派份子，成為政府的打手來對付、甚至謀殺異議份子（江南案），如同香港黑警與黑道兩面並用策略一樣。


「地方派系」、「黑金」在早期中國黨殖民政權中就已存在，但未成龐大勢力，原因在於，上層的嫡系殖民結構，仍將這些不入流的下層結構牢牢壓制。就算到了1980年，純以血統論，僅佔13%的外省族群，仍佔中國黨中常委70%，地方派系的頭人或許可以成為中常委，但絕無可能成為領導核心。


2. 鬥爭：#擊破極權政府的上層殖民架構

我們要了解中國國民黨，不能從今天一般民主政黨的脈絡去了解，而是要從同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政黨來比較，正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歷久彌新的獨裁極權政黨，可以讓我們觀察。


在這兩個中國黨中，實施的是「三權合一」制度，也就是掌權者，需要控制「黨、軍、政」三個體系才代表順利掌權。


以黨而言，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以政而言，領導人為中華民國總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軍權上，中華民國採納了普魯士與日本的法系，採統帥權理論，由國家元首行使統帥權，直接經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化體系，不須經行政權（行政院）。而以中共而言，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但實際上，控制「黨政軍」有時不需正式職務，以中共而言，拿到「黨、軍」掌控權，就算沒有獲得頭銜（如鄧小平晚年），通常就是有效掌權，反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不一定有實權。同樣的，以中國黨政權而言，在蔣介石晚年到過世之後，蔣經國雖未擔任總統，但實質控制「黨、軍」，也自然控制政府，而能有效掌權。這就是「以黨領政」、「槍桿子出政權」，因而「國家機器」的政府，反而排名在黨、軍之後。


問題就在於，在強人死後，當政權處於相對真空階段，這種「三權合一」制度，就會在領導小圈圈中，引發爭奪。當李登輝上台時，他必須和代表黨的李煥、蔣宋美齡一派，代表軍的郝伯村，以及血統純正，代表政的俞國華這些高級官僚拼個你死我活。


要注意的是，「政」是表面上地位最高，但實際上在極權國家中權力卻最弱的，因此李登輝先借勢拉下俞國華，把李煥調離黨職去當行政院長，後來又把郝伯村調離軍職也接任行政院長，顯見他對此體系的熟稔。然而，李煥與郝伯村並非坐以待斃，例如李煥肯接行政院長，因為他認為自己仍可主導「黨、政」，而郝伯村也嘗試在行政院長任內召開軍事會議，意圖跨足「軍、政」，但都一一被李擺平。


在二月政爭中，李登輝仍成功爭取到黨大老的支持，以穩定黨內為訴求壓制「非主流派」反撲，然而，這樣的權力結構有如走鋼索，仍然不安穩。所以李登輝才會感嘆：「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


因而，在李登輝真正當選總統後，即屢次利用「學運」、反對黨運動所代表的台灣人民民意，衝擊上層結構，並透過「漸進式修憲」，成功處理掉萬年國會、引入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再壓制非主流派聲音（包含馬英九），成功推動總統直選，完全變更國體，使台灣人有機會取得政權。


1990年至1996年，是李登輝展現現實主義政治家手腕的高峰，在他的全盛期，透過自己的偽裝控制黨機器，透過推動「軍隊國家化」消除政變風險，透過憲改與民主化創造兩黨政治。成功的化解了三股力量團結反撲的可能，將其一一擊破。


若按照非主流派中國人的民主化劇本，則雖解嚴但仍保留特務組織與刑法100條，軍警特務為中國黨服務，雖民主但採委任直選，再加上一個保守持中國統一立場的領導人（林郝=>馬）與大老團體，則台灣就算不被併吞，中國黨也至少可執政至2016年、甚至至今（以國會2016年才第一次輪替來看）。也難怪中國黨會這麼恨李登輝，因為讓他們少撈了十幾二十年呀！


3. 扎根：#失根政權地方化

我們前面說中國黨雖廣納「地方派系」，也與「黑金」合作，但本質上仍是權貴血統取向政黨。


基本上，中國黨是個毫不「地方」（local）的政黨，因為他們的家在中國，根本看不起這塊土地，也不會認同這塊土地而深耕。雖然早期中國黨與地方仕紳、土豪、角頭等各方勢力合作，但地方與中央並不流通。要進入領導階層，主要來源包含黨系（藍血貴族）、軍系（黃埔軍官團）、政系（技術官僚），後者機會已經算相對開放。


蔣經國時代，雖實行「吹台青」政策，拔擢台籍菁英進入內閣，但這些菁英多是未經地方民主洗禮的行政官僚。相對來說，在禁絕台語等「文化滅絕」政策上，蔣經國時代比蔣介石變本加厲，也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好好讀中國書就有機會出頭，但也要讓你忘了你是台灣人」的「中國版皇民化策略」。


而雖然與中國黨合作，但不論是台籍地方勢力，或由角頭衍伸而出的本省掛黑幫，頂多能分配地方利益，但在「上層」流動性極低，國會萬年不改選，政務官不是藍血（黨軍後代）也至少要藍腦（忠誠考核），因此存在著「殖民者的隱形天花板」，而李登輝的堅韌之處，即在於他「騙過了」殖民者的重重審核機制，打入了核心階層，但從未忘記自己與殖民統治者不同的身份。


在「金權」方面，地方的派系，不論是黑是白，都和「黨庫通國庫」的中國黨中央金庫無法相比。例如，在1993年，中國黨中投公司對黨產的說法，是戰後至今營運累積「9639億元」，而在兩蔣期間，中國黨的投資橫跨金融、石化、水泥、能源、交通、電子、文化、營建......等產業，「富可敵國」根本不是形容，而是現實！ 替中國黨操盤海外黨產的張嘉元則表示，中國黨海外轉投資超過5000億，更在中國也投資百億以上。就算到了2015年左右，財政部、《今周刊》、《財訊》等來源，推估中國黨黨產（含不動產）都還有千億以上。


試問，一個黨國不分，資產近兆的「政黨」，哪還需要什麼黑金，各位國民每天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乃至煮飯洗澡，都等於在幫中國黨賺合法的「白金」！而又有哪些地方黑金能打的過？


因此就可看出，李登輝引進「地方派系」、「黑金」的講法，根本是要「故意掩蓋」中國黨本質比這些勢力更可怕十倍百倍的事實！


事實上，在李登輝上台後，實施民主改革、國會（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提供大量名額，如同瞬間開啟權力真空的大門，吸引眾家勢力入場爭奪，而在選區從「萬年不改選的中國淪陷區」，變成「三、四年改選的台灣在地選區」的狀況下，所謂地方派系，當然會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不乏「黑道」背景者也是事實。有趣的是，外省幫黑道當時也紛紛嘗試參選洗白，但效果不如預期，就算是黑道，接地氣的程度果然也有落差。


李登輝是一位有高超手段的現實主義者，就在這樣「地方包圍中央」、「在野黨逼迫執政黨」的手段下，李登輝成功的收攏權力，把中國黨非主流派系收編或驅逐，而往政權本土化邁進。在他當政時期，各級選舉開放、傳媒解禁、建立政黨補助款的制度，都讓反對黨能穩定成長，所謂「寧靜革命」，就在於李總統約束了中國黨的反撲勢力，促成政權不流血轉移。


而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半代人的時間。


4. 遺產：#公民政治意識的建立和中國國民黨的困境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他擊破了「雙重殖民體系」，讓「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崩解，讓「去地方的政權」本土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中國黨上層殖民結構壓制的「地方下層結構」被釋放，加上經濟自由化，建立起影響政治的政商共同體，讓地方派系宰制了各層選舉（基層更嚴重）。


當然，李登輝在任期內，推動了教育與文化等多重層面的本土化，然而這樣的養成需要一代人的時間，而李登輝種下的種子，就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年輕世代大量投入參政後開花結果，這一批年輕人，如3Q 陳柏惟所言，就是有記憶以來，就處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約1982-85年以後）的年輕人。


李登輝的任內，僅推翻了上層殖民結構，而讓未經篩選的各路勢力入主政壇，這樣的亂象，就有待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子女」們成熟，進行「二次改革」，但我們不能忘記，這是「第一次解殖」的延伸，連帶的也必須把李留下未完全解決的去殖民化完成（脫中入世、追回黨產、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李登輝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遭中國黨清算驅逐，其實斬斷了中國黨完成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國黨並未建立起如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培訓人才的過程，反倒淪為「殖民權貴與地方派系」共治的混亂場面，地方仍舊由眾多諸侯把持，但大位仍由殖民者後代獨佔（如王金平被馬、韓排擠）。在高雄、台南這些區域，中國黨在後李登輝時代僅能由地方土豪維持，完全培養不出一個具全國視野的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在高雄中國黨從黃昭順（地方派系）、楊秋興（叛將）、韓國瑜（舊軍系聯合多重地方派系，空降）、李眉蓁（地方派系的二軍），每況愈下的悲慘場面。但因為中國黨過去實在吸納太多地方派系，加上仍有大量財源以及中國加持，中國黨便安於現狀，不思改革，於是離台灣年輕世代越來越遠。


反倒是李登輝任內培養的一批國安、政治人才（包含蔡英文），許多為民進黨政府所用，民進黨繼承了相對穩定的李登輝路線，加上能夠自己培養政治人才，逐漸搶占都會票源，在2016年完成了台灣第一次的完全政黨輪替。


1988（特別1990後）-1996，李登輝以高超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體改變的「寧靜革命」；而在1996-2020年這段相對更長的時間內，經過七次總統選舉與三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看著繼承他遺產的下一代台灣人，逐漸成長而改變這個國家。撐到最後的獲勝，老先生不論在哪個意義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離開的時候，應該足以含笑九泉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黑金與地方派系？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陣痛】
文：就是要寫超長文的小編

李登輝前總統於前日逝世，正當國殤期間，不少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其中對李總統恨得牙癢癢的中國國民黨人，除了大嘆李總統破壞一黨專政、統一大業外，更以「黑金教父」、「引進地方派系」等言詞抨擊。長久以來，這樣的看法似乎成為定見，立場較中立者，也認為引進地方派系是李制衡中國黨非主流派的方式。


然而歷史是否如此簡化？其實，所謂「黑金」，乃對應中國黨壟斷的「白金」，所謂「地方派系」，乃對應中國黨的「無地方性」，中國黨老人們的憤恨，乃在於殖民體系中「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的崩壞。


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與中國黨的鬥爭，雖最後以中國黨鬥走李告終，但中國黨本土化的失敗，也敲響了中國黨的喪鐘。本次中國黨高雄市長補選，派出荒腔走板的韓草包2.0「影印機」參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後李登輝時代中國黨地方經營的敗壞。


就讓我們把歷史拉長到戰後的半世紀，來看看李登輝如何透過高超的政治手腕，實現了台灣政經權力分配的乾坤大挪移。


1. 背景：#殖民者打造雙重治理體系

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建立的不僅是殖民政權，更是「極權主義殖民政權」。


為何要強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所謂極權主義，指得是服膺獨裁權威，全面性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箝制思想，消弭一切反抗的體制，以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和納粹德國、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為代表。然而，這樣的極權國家，統治的對象通常是「自己國民」，而鮮少出現在殖民地。


原因很簡單，思想的改造與全面監視，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殖民地做這樣的投資不一定合算，而要思想控制外族人，甚至根本難以成功。


以1956年的人口統計資料統計，二戰後來台者約121萬人，其中約一半為軍人，而原本台灣籍人口增加至801萬，合計922萬。以13%人口統治87%原本住民，固然比起二戰結束時6%日本人統治94%台灣人來得多，但又和美、紐、澳之類殖民地殖民者人數多於原住民不同，其統治基礎仍然不穩。


在被殖民者占多數，且已有一套社會基礎的地方，人數不多的殖民者要不將原住民殺害殆盡，要不就得釋放部分權力，讓被殖民者在基層部分自治，例如大英帝國的印度一般。


因此，中國黨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則必須廣納台人，以擴充其治理力量，並證明「我把你們當國民看」的「同化政策」與「有限民主」成功。因此，中國黨必須與原有之地方派系合作並將其納編，而保留其核心力量，用於軍警、特務組織和中央行政機關，在被殖民者的協助下，進行全面的極權控制。


然而，在中國黨的黨國體制下，地方派系出身者，就算忠黨愛國，最頂端只能爬到省轄縣市長，和「核心」無緣。這對於民主世代從地方到中央依序選起的體系有很大差異。以高雄為例，在高雄升格院轄市前，市長多由地方派系輪流出任，戰後有台南、澎湖、本地三大派系，後者就包含陳家等橫跨政商的政治家族。至於高雄縣則也有紅、白、黑三派。中國黨的策略就在於將大部分派系一一收編入黨或成為「黨友」，分配利益，任其有限度的競爭或輪替。


因此，中國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自然遠早於李登輝上台之前，而自然為了統治方便，中國黨也會容許這些地方派系在地方壟斷某些利益，所謂地方金權，早已開始！


至於所謂的「黑」，在戰後台灣黑道分為外省掛與本省掛，外省掛中的四海幫成立於1954年，竹聯幫成立於1957年，都是在那黨國藍腦印象中「治安安定的時代」，甚至情治機關還吸收幫派份子，成為政府的打手來對付、甚至謀殺異議份子（江南案），如同香港黑警與黑道兩面並用策略一樣。


「地方派系」、「黑金」在早期中國黨殖民政權中就已存在，但未成龐大勢力，原因在於，上層的嫡系殖民結構，仍將這些不入流的下層結構牢牢壓制。就算到了1980年，純以血統論，僅佔13%的外省族群，仍佔中國黨中常委70%，地方派系的頭人或許可以成為中常委，但絕無可能成為領導核心。


2. 鬥爭：#擊破極權政府的上層殖民架構

我們要了解中國國民黨，不能從今天一般民主政黨的脈絡去了解，而是要從同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政黨來比較，正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歷久彌新的獨裁極權政黨，可以讓我們觀察。


在這兩個中國黨中，實施的是「三權合一」制度，也就是掌權者，需要控制「黨、軍、政」三個體系才代表順利掌權。


以黨而言，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以政而言，領導人為中華民國總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軍權上，中華民國採納了普魯士與日本的法系，採統帥權理論，由國家元首行使統帥權，直接經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化體系，不須經行政權（行政院）。而以中共而言，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但實際上，控制「黨政軍」有時不需正式職務，以中共而言，拿到「黨、軍」掌控權，就算沒有獲得頭銜（如鄧小平晚年），通常就是有效掌權，反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不一定有實權。同樣的，以中國黨政權而言，在蔣介石晚年到過世之後，蔣經國雖未擔任總統，但實質控制「黨、軍」，也自然控制政府，而能有效掌權。這就是「以黨領政」、「槍桿子出政權」，因而「國家機器」的政府，反而排名在黨、軍之後。


問題就在於，在強人死後，當政權處於相對真空階段，這種「三權合一」制度，就會在領導小圈圈中，引發爭奪。當李登輝上台時，他必須和代表黨的李煥、蔣宋美齡一派，代表軍的郝伯村，以及血統純正，代表政的俞國華這些高級官僚拼個你死我活。


要注意的是，「政」是表面上地位最高，但實際上在極權國家中權力卻最弱的，因此李登輝先借勢拉下俞國華，把李煥調離黨職去當行政院長，後來又把郝伯村調離軍職也接任行政院長，顯見他對此體系的熟稔。然而，李煥與郝伯村並非坐以待斃，例如李煥肯接行政院長，因為他認為自己仍可主導「黨、政」，而郝伯村也嘗試在行政院長任內召開軍事會議，意圖跨足「軍、政」，但都一一被李擺平。


在二月政爭中，李登輝仍成功爭取到黨大老的支持，以穩定黨內為訴求壓制「非主流派」反撲，然而，這樣的權力結構有如走鋼索，仍然不安穩。所以李登輝才會感嘆：「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


因而，在李登輝真正當選總統後，即屢次利用「學運」、反對黨運動所代表的台灣人民民意，衝擊上層結構，並透過「漸進式修憲」，成功處理掉萬年國會、引入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再壓制非主流派聲音（包含馬英九），成功推動總統直選，完全變更國體，使台灣人有機會取得政權。


1990年至1996年，是李登輝展現現實主義政治家手腕的高峰，在他的全盛期，透過自己的偽裝控制黨機器，透過推動「軍隊國家化」消除政變風險，透過憲改與民主化創造兩黨政治。成功的化解了三股力量團結反撲的可能，將其一一擊破。


若按照非主流派中國人的民主化劇本，則雖解嚴但仍保留特務組織與刑法100條，軍警特務為中國黨服務，雖民主但採委任直選，再加上一個保守持中國統一立場的領導人（林郝=>馬）與大老團體，則台灣就算不被併吞，中國黨也至少可執政至2016年、甚至至今（以國會2016年才第一次輪替來看）。也難怪中國黨會這麼恨李登輝，因為讓他們少撈了十幾二十年呀！


3. 扎根：#失根政權地方化

我們前面說中國黨雖廣納「地方派系」，也與「黑金」合作，但本質上仍是權貴血統取向政黨。


基本上，中國黨是個毫不「地方」（local）的政黨，因為他們的家在中國，根本看不起這塊土地，也不會認同這塊土地而深耕。雖然早期中國黨與地方仕紳、土豪、角頭等各方勢力合作，但地方與中央並不流通。要進入領導階層，主要來源包含黨系（藍血貴族）、軍系（黃埔軍官團）、政系（技術官僚），後者機會已經算相對開放。


蔣經國時代，雖實行「吹台青」政策，拔擢台籍菁英進入內閣，但這些菁英多是未經地方民主洗禮的行政官僚。相對來說，在禁絕台語等「文化滅絕」政策上，蔣經國時代比蔣介石變本加厲，也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好好讀中國書就有機會出頭，但也要讓你忘了你是台灣人」的「中國版皇民化策略」。


而雖然與中國黨合作，但不論是台籍地方勢力，或由角頭衍伸而出的本省掛黑幫，頂多能分配地方利益，但在「上層」流動性極低，國會萬年不改選，政務官不是藍血（黨軍後代）也至少要藍腦（忠誠考核），因此存在著「殖民者的隱形天花板」，而李登輝的堅韌之處，即在於他「騙過了」殖民者的重重審核機制，打入了核心階層，但從未忘記自己與殖民統治者不同的身份。


在「金權」方面，地方的派系，不論是黑是白，都和「黨庫通國庫」的中國黨中央金庫無法相比。例如，在1993年，中國黨中投公司對黨產的說法，是戰後至今營運累積「9639億元」，而在兩蔣期間，中國黨的投資橫跨金融、石化、水泥、能源、交通、電子、文化、營建......等產業，「富可敵國」根本不是形容，而是現實！ 替中國黨操盤海外黨產的張嘉元則表示，中國黨海外轉投資超過5000億，更在中國也投資百億以上。就算到了2015年左右，財政部、《今周刊》、《財訊》等來源，推估中國黨黨產（含不動產）都還有千億以上。


試問，一個黨國不分，資產近兆的「政黨」，哪還需要什麼黑金，各位國民每天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乃至煮飯洗澡，都等於在幫中國黨賺合法的「白金」！而又有哪些地方黑金能打的過？


因此就可看出，李登輝引進「地方派系」、「黑金」的講法，根本是要「故意掩蓋」中國黨本質比這些勢力更可怕十倍百倍的事實！


事實上，在李登輝上台後，實施民主改革、國會（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提供大量名額，如同瞬間開啟權力真空的大門，吸引眾家勢力入場爭奪，而在選區從「萬年不改選的中國淪陷區」，變成「三、四年改選的台灣在地選區」的狀況下，所謂地方派系，當然會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不乏「黑道」背景者也是事實。有趣的是，外省幫黑道當時也紛紛嘗試參選洗白，但效果不如預期，就算是黑道，接地氣的程度果然也有落差。


李登輝是一位有高超手段的現實主義者，就在這樣「地方包圍中央」、「在野黨逼迫執政黨」的手段下，李登輝成功的收攏權力，把中國黨非主流派系收編或驅逐，而往政權本土化邁進。在他當政時期，各級選舉開放、傳媒解禁、建立政黨補助款的制度，都讓反對黨能穩定成長，所謂「寧靜革命」，就在於李總統約束了中國黨的反撲勢力，促成政權不流血轉移。


而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半代人的時間。


4. 遺產：#公民政治意識的建立和中國國民黨的困境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他擊破了「雙重殖民體系」，讓「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崩解，讓「去地方的政權」本土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中國黨上層殖民結構壓制的「地方下層結構」被釋放，加上經濟自由化，建立起影響政治的政商共同體，讓地方派系宰制了各層選舉（基層更嚴重）。


當然，李登輝在任期內，推動了教育與文化等多重層面的本土化，然而這樣的養成需要一代人的時間，而李登輝種下的種子，就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年輕世代大量投入參政後開花結果，這一批年輕人，如3Q 陳柏惟所言，就是有記憶以來，就處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約1982-85年以後）的年輕人。


李登輝的任內，僅推翻了上層殖民結構，而讓未經篩選的各路勢力入主政壇，這樣的亂象，就有待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子女」們成熟，進行「二次改革」，但我們不能忘記，這是「第一次解殖」的延伸，連帶的也必須把李留下未完全解決的去殖民化完成（脫中入世、追回黨產、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李登輝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遭中國黨清算驅逐，其實斬斷了中國黨完成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國黨並未建立起如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培訓人才的過程，反倒淪為「殖民權貴與地方派系」共治的混亂場面，地方仍舊由眾多諸侯把持，但大位仍由殖民者後代獨佔（如王金平被馬、韓排擠）。在高雄、台南這些區域，中國黨在後李登輝時代僅能由地方土豪維持，完全培養不出一個具全國視野的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在高雄中國黨從黃昭順（地方派系）、楊秋興（叛將）、韓國瑜（舊軍系聯合多重地方派系，空降）、李眉蓁（地方派系的二軍），每況愈下的悲慘場面。但因為中國黨過去實在吸納太多地方派系，加上仍有大量財源以及中國加持，中國黨便安於現狀，不思改革，於是離台灣年輕世代越來越遠。


反倒是李登輝任內培養的一批國安、政治人才（包含蔡英文），許多為民進黨政府所用，民進黨繼承了相對穩定的李登輝路線，加上能夠自己培養政治人才，逐漸搶占都會票源，在2016年完成了台灣第一次的完全政黨輪替。


1988（特別1990後）-1996，李登輝以高超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體改變的「寧靜革命」；而在1996-2020年這段相對更長的時間內，經過七次總統選舉與三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看著繼承他遺產的下一代台灣人，逐漸成長而改變這個國家。撐到最後的獲勝，老先生不論在哪個意義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離開的時候，應該足以含笑九泉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神父的鹽
　
「其次，刻意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他認為２２８事件是『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省籍對立剝削．他表示，１９４７年２２８事件爆發，當年國民黨接收台灣，外省人壟斷了所有的權位．果若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他的父親怎能有此機會擔任官派首長？」
　
「陳建仁的這場演講，刻意偽裝家族是２２８事件受難者、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這場謬誤不實的演講，不但扭曲了２２８事件及威權時代的真相，也彰顯一個知識分子袒護當權者的墮落，更著實豎立蔡政府的新威權．」
　
這什麼墮落文章？提及事實叫做操弄族群對立？要戰陳建仁祖宗八代就算了，順道扭曲二二八真相？
　
二二八本來就跟省籍衝突脫不了關係，國民政府來台就是實行殖民統治，「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這本來就是事實，說是實行殖民統治，怎麼會讓本省人位居高位？就算讓本省人當官，其動機為何？難道不是效法清廷以番制番，來個以台制台？這不就是過往外來獨裁皇權對於本土居民的高壓手段？不就是為了靖綏所以採取的統治方法？如同中國共產黨在人大安插的台灣省代表，藉以加強殖民統治與侵略他人的正當性？
　
難道說，港人林鄭擔任特首，就等於「中國政府沒有排斥香港人，重用香港人？」林鄭鎮壓反送中運動，是站在香港的人角度著想，還是站在中共的立場？林鄭的自主性有多少？能代表香港人嗎？她是當作樣板宣傳，還是讓香港人自己當家作主？我們可以用林鄭來合理化中共對香港的暴政嗎？可以用香港本土警察攻擊香港民眾，說明他的行動是自願的？他們樂意這麼做？可否將真兇中國政府下的明明白白的指令，扮演的角色徹底去除？香港人自己殺死自己？說中國政府制定的國安法是為了「護國、保港」？
　
如果不行，怎麼會拿陳建仁的父親當過官派首長，所以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沒有「追究台灣人民的政治忠誠，剝奪他們參與公職的權利？」
　
真敢摸著覽趴說，二二八「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　
　
不如這麼說，要是陳的父親有所抵抗，或者說，拒絕擔任，違背黨國意志，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本土人士擔任國民黨的官，就不會面臨到黨國的壓迫？　
　
難道要效法李敖的說法，因為有少數外省人被毆擊，所以變成「臺灣從光復 以後，從日本人手裏，我們中國重新把它拿回來以後所發生的一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一個嚴重的衝突」、「台灣人殺外省人」、「軍人並不知道誰該殺誰不該殺，有一些臺灣的人，張三跟李四的不對，張三就鼓動軍隊去殺李四，所以嚴格的說起來，最後的殺來殺去的局面是臺灣人殺臺灣人」、「台灣人自己殺死自己」？
　
這是部分替代整體的謬誤．
　
按照李敖的說法，外省人被殺了十天，死了數萬，但警備總部紀載的的外省人死亡人數為５２人，然後李敖說本省人死亡數字是炒作，所以把受害者的數字驟減，被波及的人數誇大，所以整體就變成「元凶是台灣皇民日本兵」？
　
這種被害者當成加害者，加害者變成被害人，國民黨無罪，蔣介石鎮壓暴民的黨國史觀，不就跟陳儀的記者會和黨國報紙專門強調外省人傷亡，遮蓋自己暴行無異？
　
迫害外省人的又是誰？不分本省外省一齊鎮壓的始作俑者又是誰？不就是外來殖民政權嗎？警備總部之下的忠義服務隊，在台灣實行反間工作，專門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利用黑道流氓在各地製造混亂、燒殺擄掠，製造派兵的藉口，這怎麼不提？所以忠義服務隊利用黑道或吸收台灣學生，滲透台灣民間，可以說成是讓本省人當官，「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因為忠義服務隊隊長許德輝是本省人？林頂立這個「半山」是軍統裡的本省人？
　
誰收買他們的？誰指揮他們的？誰下達命令讓他們去殺害手無寸鐵的學生？
　
「柯遠芬引導監察委員兼監察院特派臺灣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遍倒在廣場上的數百具屍體說：這些就是昨晚進攻這個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楊亮功無言．後來楊亮功對他的跟隨人透露：倉庫附近並沒有戰鬥過的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又沒有攜帶武器……這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就是昨晚在市內各派出所維持治安，而機槍步槍齊響以前，被憲警，林頂立的『行動隊』和許德輝的『忠義服務隊』所拘捕、押到圓山倉庫前面廣場，被國軍擊斃的．」
　
誰使百姓為了自保互相舉報？誰用利益誘惑他們讓他們互相殘殺？
　
警備總部接收了西本願寺，以「整理情報」、「收集情報」之名，進行逮捕、監禁、拷問之實，結果把外省人歐陽可亮給捉進去，稱他為「３４號」．
　
「一種叫做『跪鐵鍊』的拷問，是教犯人坐上鐵鍊，讓鐵鍊的凹凸不平，叫人疼痛不已．還有一種『踏木桿』，教人跨坐到一根削尖的木材上，然後由二個人用力從肩膀下壓，屁股嵌入木桿，痛的連尿都會閃出來．也有人陰莖被通電流，因而喪失生殖能力。聽說在詢問室的隔壁，一些被判死判的囚犯還被用來練習空手道呢．甚至曾經謠傳，死去的人的鬼魂經常出現．」
　
「他們說我和台灣共產黨的林樑材同謀造反，無論如何，都不能教我心服口服．我抵死抗辯．於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詰問我：『不然，你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我父親是外交官，我在北京出生，到國外留學過一段時間．回國後，任教於各大學」．
　
歐陽可亮在獄中，和其他獄友相識，旁邊有一人和他搭話，
　
「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
　
「沒問題，我叫歐陽可亮．我們大概沒救了吧？不過，像你說的，我也要拜託你，如果是你離開這裡的話，請把我的事情轉告大同的林挺生．」
　
「林挺生，他是早我一年的高中學長．」
　
「我不記得王育霖到西本願寺是十四日或十五日，不過確定是比我晚進去的．他什麼時候死的，我也不知道．到我離開西本願寺的三月底為止，他應該都還活著的．」
　
歐陽可亮不久就被釋放，他的太太向上海的吳元黎告急，吳元黎再向南京的父親吳鼎昌求援．吳鼎昌便直接打電話給陳儀，要求他「不要殺歐陽可亮．」
　
但是其他同在獄中的人，可就沒那麼幸運．
　
歐陽可亮出獄了以後，又被姚虎臣勒索，即是當初關押他的警備總部第二處處長，他身兼三個職位，訓練總隊長和綠島集中營主任，專門懲戒流氓，本身的行為卻跟流氓沒兩樣－甚至比流氓還惡劣，他把放出去的人又捉了回來，向他們勒索贖金．
　
和歐陽可亮一同被姚邀請的，還有林挺生、林子畏，林子畏是「全民日報」的社長，批評陳儀被威脅，於是將全民日報頂讓給林頂立．
　
「你們都是台灣有名的大企業家－」　
　
姚虎臣說，　
　
「和你們比起來，我不過是一介武夫．台灣呢，比我想像的還難治理，而且物價又貴．只靠陸軍少將的薪水，不容易生活的喲．」
　
「所以，要和你們打個商量，」、「能不能請你們各別寫張借據給我？」
　
我們四人互相看來看去．

「借據？是說我們向姚處長借了什麼東西嗎？」林挺生問，
　
「沒錯，中國的作風是以黃金幾兩計算的．物價波動這麼厲害，金錢是會貶值的．」
　
於是被關押出來的人們，又紛紛被勒索黃金，簽下借據，可謂將一條牛剝兩層皮，歐陽可亮被迫要繳交一百兩黃金，其他人兩百兩．
　
「這話真是欺人太甚．不正面向我們勒索，變成是我們償還向他告貸的債務，真是狡滑」
　
書中如此形容，
　
在這個勒索完成後，姚心滿意足地找來樂隊唱戲，聲音太大，驚動了隔壁的台灣仕紳劉明，他不認識姚虎城，卻認識歐陽等人，他不知道他們正被這群「阿山兵」綁架著．
　
「像這樣咚鏘吵雜，一點也不像你們的樣子．隔壁的人根本無法談事情．我正在招待教育廳長許壽裳，討論成功大學昇格登記的重要事情．你們能不能安靜一點，拜託！」
　
姚虎臣聽了，勃然大怒，他跑去隔壁討面子，對著劉明吼「劉明，你知道有天，不知道有地嗎？知不知道我是誰？警總第二處處長姚虎臣，就是我．」
　
「聽好，明早十點之前，來中山堂給我謝罪，否則，給我小心你們兩人的狗命！」
　
最後，劉只好找歐陽、林幫忙說情，諷刺的是，這兩人也是被威脅的對象．
　
姚在中山堂羞辱了劉一番，稱看在歐陽、林的面子上，饒他一命．
　
「然而劉明並不就此平安無事．沒多久，不知因何罪名，他被警總逮捕，判了十年徒刑．此事報紙也曾刊登過，相信還有人記得吧？他一日不少地在砂石場整整服刑十年．
　
教育廳長許壽裳更可憐，竟被暗殺了．」
　
姚虎臣就是典型「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的代表，他囂張跋扈的嘴臉，連同為外省人的教育廳長許壽裳都不放在眼裡，連歐陽可亮都能加以威脅，至於同為他眼中羔羊的人們，顯然也有差別待遇，至少在西本願寺被關押的本省人，不一定等得到打給陳儀的一通電話．
　
所以，若要將當時被迫服從的人們，或者被當作工具，有利用價值的本省人，為了自保而屈從，服務於外省權貴的仕紳階級，反而當作一種證明，稱陳建仁的父親擔任官派首長，所以「當年國民政府不但沒有排斥曾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反而更加重用」，而把數百數千被殺台灣菁英當作不存在，這是去語境的謬誤，陳建仁的父親當然很幸運，他能生存下去，不代表國民政府屠殺壓迫，實行階級剝削的事情不存在．
　
接著將責任轉嫁到陳建仁身上，說他「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
　
這種就是黨國文宣看太多，才會產生的去語境的謬誤，維護真兇，合理化暴行的見解．
　
只有白癡才會在香港人被中國鎮壓以後，說香港人講中共的暴行是誇張中共的過失，故意不提中共建設香港的功勞．
　
簡單直白問一句，你會在看到被害者被強暴以後，要他提起加害人曾經多愛自己？為他做了多少事？
　
噁心透頂．
　
這篇墮落的文章透露出許多謬誤，實在讓人難以吐槽，居然會有媒體刊登這種謬論，並且指稱他人犯了謬誤，所以都是假的，並合理化自己的謬論為真，簡直是謬論謬論，謬誤學家的謬誤．
　
「他父親只會講台語，不會講國語(普通話)…」，說陳的家族經商，是漢語化家庭，陳的父親不會中文，怎麼當官？
　
這依然是個謬誤，陳說的是語言，不是文字，外省族群來台灣，來自中國各省，就不是使用同一種語言了，蔣介石的母語也不是北京話，就連蔣介石帶來的官兵，也不少聽得懂台語，陳所敘述的原文是，
　
「陳建仁也提到，１９４５年起，父親陳新安擔任官派的旗山鎮長，有一天鎮長辦公室突然遭許多軍人闖入，配槍軍人還將刺刀對準陳新安，要求『搬出去！』但陳新安只會說台語，不會說普通話，因此以台語反問『什麼叫「出去」？』不料對方回嗆『我槍斃你！』一度引發緊張對峙，所幸後來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才順利化解僵局．」
　
聽得懂不代表會說，會說不一定說的很流利，會聽不一定聽得懂全部，說陳的父親是漢語化家庭，不會中文怎麼當官，這就是訴諸純潔的謬誤，北京話不等於中文，漢語化家庭不一定會說北京話，至於陳父所當的土官，實際上是為了統治者方便統治台民，那顯然會台語的實用性大於北京話．
　
我們看看歐陽可亮所敘述的另一個情境，
　
「學生當中有人對軍隊明白表示不滿，和他們起了衝突而被毆打．我連忙趕去道歉，教訓學生，平息軍隊的怒氣．那種情況之下，不這樣做，就無法救那些學生．另外有些學生不知事情原委，看到軍人打開倉庫拿米，大叫：『阿山兵搶我們的米』
　
從福州調來的二十五師獨立旅團，有不少士兵聽懂台灣話．就在學生大聲喊叫的時候，一個士兵突然拔出手搶，當場射殺那名學生．那種殘酷的景象，至今仍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就可以知道，當時使用的語言情境，十分複雜，如同姚虎臣聽不懂台灣話，身邊卻有可以當翻譯的軍官，他依此跑去問責仕紳，陳父如果做官，應也有類似會北京話的同僚，而陳所稱「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應也是凸顯這個語言衝突的實際情境．
　
而如果不會中文，就不能當官，這不就是「外省人壟斷權位」的最佳例證？依此邏輯，台灣人不會中文，當不了官，那多數權位不就由會中文的外省人擔當？
　
簡直通篇自打臉．
　
說國民政府重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不曾排斥，不如說，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被殺死、冤枉關押的有多少？當官存活跟被殺的比例為何？
　
光講幾個例子，當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的宋斐如被拖去大直槍殺，依據歐陽可亮所述，
　
「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也是在大直被槍殺．淡水中學的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體育老師等多人，也都被載到大直槍斃．花蓮出身的國大代表張七郎，他的台北住宅遭受襲擊，全家遇害．蔣渭川被便衣收押時，利用機會從後門逃走，可是，他女兒卻當場被射殺身亡。此外，遭受毒手的人數，難以估計．在三月十三日這一天被逮捕的人當中，大概只有我倖免於死吧．」
　
所以這個「重用」到底怎麼個重用法？這些當官、不當官的，是如何死的？怎麼會用「國民黨重用台人」、「陳建仁父親當過官派首長」一筆畫帶過去？
　
被迫害過的人當不了官？當官的一定不會被迫害？這又是一個簡單邏輯，光講文中的蔣渭川，國民政府派武裝警察攻擊宅邸，謂「我們奉命要來槍斃你」其女蔣巧雲當場慘死，兒子松平則重傷，此後一年蔣渭川逃逸，直到丘念臺向政府作保，蔣渭川方才出來．
　
蔣渭川在吳國楨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後，被聘為民政廳長，甚至當到內政部次長，吳國楨，外省人，以公開大膽地與蔣經國激烈爭執而著稱，他是親美派，蔣介石任命吳國楨，「以利用吳國楨『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爭取美援」，吳國楨擔任臺灣省主席期間，致力於推動台灣地方自治、農業改革，允許某些地方官員職位由普選產生，可以看出二二八屠殺後，外省統治集團內有其他派別對台灣人有不一樣的態度，事實上，屠殺完後，蔣隨即派白崇禧來台「宣慰」，然後嘉獎屠夫彭孟緝，這也是獨裁者的雙面手法，也意味著他們害怕台人再次反抗，一群外省集團要以單純的鎮壓來治理台灣，或者在政治上完全隔離台灣人，那是不可行的，因為這是台灣人的島，島上都是台灣人，而且還要看外國的臉色，必然要有其他分化、懷柔的手段，而這些手段不會是擦拭血跡的白布－全世界都知道，二二八屠殺是不義恐怖統治，就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他們心裡有鬼，他們畏罪，害怕暴行被揭穿，公諸於世．
　
吳國楨作為實質建設台灣的人物之一，不久就被控以貪汙批鬥下台，吳公開批評政府「一黨統治」，指出臺灣當時政治的六大問題：一黨專政、軍隊政戰部門、特務問題、人權問題、言論自由與思想控制．吳在美國雜誌用英文發表《在台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的文章，「在台灣每年的預算中，美國人提供了３０-４０億美元，用來創造一個極權國家」、「國民黨之經費，非由黨員之捐助，乃係政府，即國民之負擔，這種國庫通黨庫做法，除共產集權國家外，實為今古所無．」
　
曾有作家劉宜良欲寫「吳國楨傳」，卻被蔣經國下令國防部情報局局汪希苓指派台灣黑道刺殺，此即著名的「江南案」．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為了確保自己的獨裁統治，連外省人也不放過，至今仍有人把被他們驅逐出去的人所做的事，當作獨裁統治的建樹，說什麼「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二二八是「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這種諂媚威權統治的言語，企圖將暴行除罪化，堪稱知識分子的恥辱．
　
事實上，沒有這個外來殖民政權，台灣也有本事能獨立建國，台灣本身經日治時代的洗禮，早有超越中國本土的進步和現代化，以及自己治理自己的台籍菁英，掌握經濟的仕紳階級，是蔣介石敗逃到台灣，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使一切都變了調．
　
當時美國亦可以扶植其他本土勢力，或者是讓較為開明的如吳國楨之流掌權，這都能避免蔣介石一干外省統治集團荼毒台灣的現況，而他們留下的迷思，依然在統治某些人的腦袋，企圖搬弄是非．
　
到底是台灣確保了外省族群以及外省統治集團的生存，還是他們在「反共、護國、保台」？是台灣保護他們還是他們保護台灣？平心而論，你突然闖入別人花園將草木踐踏殆盡，這會是「保護」嗎？將國共爭端帶到台灣，用反共之名屠殺台灣人，樹立權威，這叫「反共」還是「毀台」呢？
　
然後「護國」是護哪個國？鬥爭的是哪些「國民」？哪些人被劃定於該國之外慘遭殺害？
　
「陳建仁竟然附和台大獨派教師陳翠蓮的 『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主張」
　
如今看來，實在可笑，中國人反台獨，滯台中國人亦反台獨，從１９４５年至今，當真沒學到一點東西，一點教訓，一點懺悔，自外於台灣之外？
　
我只看到，當初姚虎臣囂張跋扈的嘴臉，到現在還浮現在進步的台灣社會．
　
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把反抗的人殺光了，留下了「順民」，強迫他們服從自己，為其所用，否則便死，現在，「順民」的後代不願服從了，開始述說真相，就開始批鬥他，說他的祖輩也拿了黨國的好處，怎麼能不服從，說黨國的壞話？
　
好像當過奴隸，就必須當一輩子－連連子子孫孫都必須當下去，世世代代陪他們一起說謊．
　
一旦提及事實，就說他在操弄族群對立．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灣後，滿懷期望的臺灣人原本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在台灣政治方面，行政長官陳儀本人不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還身兼軍事大權，權力之大較過去的日本總督有過之無不及，而政府的中高級職位幾乎由外省人壟斷．行政長官陳儀以下九個處的十八位正副處長之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自大陸返台的臺籍人士（即宋斐如，歿於二二八事件）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位臺籍人士，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仔」，並不受台灣人歡迎．根據１９４６年１１月由長官公署發表的統計，簡任及簡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０.８２％；薦任及薦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６.６３％，而且在極少數的薦任、簡任級臺籍人士當中，大陸返臺的半山就占據裡面的７０％．」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到底誰在操弄省籍對立？
　
恐怕不是陳建仁，而這些１９４７年至今，仍然揮之不去的威權遺緒，只要有人提及２２８，他們便跳針２２８是人們取之不竭的提款機．
　
至於他們是什麼？恐怕是獨裁者的殺人硬幣．
　
獨裁者每殺一個人，就投一枚硬幣，這些硬幣會大聲歌頌獨裁者的美好，並強調他們殺人如何合理，台灣人如何不知感恩，嚷嚷著扭曲真相去扭曲真相．
　
就像硬幣上那一抹微笑一樣，他們凝視著那一毫釐的慈悲，而歡愉．
　
他們在萬人塚裡尋找一枚完整的指節骨，盛讚獨裁者的溫柔，在那些堆疊的屍首的後代裡，尋找數不盡的邪惡，用以憎恨，ｂｒｏｔｈｅｒ．
　
　
【贊助神父的菸　阻止族群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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