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俄國革命運動的事件前，讓我們先來談談當時俄國境內的不同主張。民粹主義者：俄國知識份子對農民及農奴產生同情，自認是欠他們的債，因而有義務協助人民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虛無主義者：否認上帝、沙皇、舊社會、舊思想、主張拋棄一切傳統、一切權威，其代表人物是涅洽耶夫。
　　　　　　　　　　　
無政府主義者：反對所有強制性的階級制度，它認為國家政體對人民有害，本身沒有存在的必要，代表人物有巴枯寧、普魯東和克魯泡特金。
　　　　　　　　　
這期間俄羅斯境內政治暗殺與各種抗爭不斷，歐陸各國也有非常多衝突。本集《共產世界大歷史－呂正理說書》帶你需要一一釐清！
　　　
【本節目由公眾小額募款所得贊助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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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語錄·陳毓襄洛杉磯今晨疫情缐上音樂會》

* 一旦體會到了一個人生活的瀟灑自在，也許就會嫌與別人一起生活很麻煩了。
—-谷川俊太郎

* 一個人逛街，一個人吃飯，一個人旅行，一個人做很多事。一個人的日子固然寂寞，但更多時候是因寂寞而快樂。

極致的幸福，存在於孤獨的深海。在這樣日復一日的生活裏，我逐漸與自己達成和解。—山本文緒

* 所有的人都把時間花在相互解釋，以及慶祝他們意見相同上。—沙特

* 讓我走進你的心裡，找到自己那破碎的夢。—-北島 《橘子熟了》 ​

* 你一直很信任一個人，別人懷疑他的時候，你甚至幫他辯護；直到一天，你發現他騙了你，雖然只是撒了個小謊，可是，從此以後，你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相信他了。你不知道他會不會因此覺得難過；你只知道，你心裡比他難過。不能再信任一個人，感覺原來是那樣的悲涼。 ​—-張小嫻

* 因為我明白了，失去的東西，其實從來未曾真正屬於我，我不會追悔，也不必惋惜。 —玄色《啞捨》 ​

* 書中的書頁猶薄薄的剃刀片，白亮亮閃著寒光。在凌晨四時寂靜的夜裡，我可以聽到孤獨之根正一點點伸長的聲音。
——村上春樹 ​

* 教育本身就意味著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雅斯貝爾斯 ​

* 沒有原則地跟別人和平相處，在我看來，就是懦弱。—-三毛 ​

* 法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各種羞辱中，奇蹟式的保存下來！這時候的戴高樂應該是民族英雄吧？應該享受榮耀吧？

但沒多久，法國人民就拋棄了他。

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時組成戰時內閣，把反對黨的領導者艾德禮提拔為副首相，結果這位副首相在戰後立刻發動對邱吉爾的不信任案投票， 也就是倒閣，他只好舉行大選。艾德禮的手下以謊言式的宣傳告訴民眾：你看！我們雖然是戰勝國，我們每一個人卻都還像乞丐一樣，每天等著領奶油麵包，我們像乞丐國！

希特勒自殺三個月後，邱吉爾的政治前途也被他殺了。

邱吉爾的二戰知己──戴高樂呢？

法國是戰勝國，也被認為是超級四強，擁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而且法國和英國不一樣，他們根本沒有抵禦，他們的農村很快的就恢復生產。法國光復後一年，老百姓平均生活水平就恢復到一九三九年大戰之前的狀態，情況比英國好太多！

但是，戴高樂也很快下台了。

和邱吉爾的情況不一樣，法國老百姓太現實，在那個時候人民要的不只是戰勝國，也不只是物質方面的滿足。他們很感激戴高樂，但是，對他也有很多不滿。

可能很少有國家，像法國這麼崇拜菁英，也很少有國家像法國這樣崇拜無政府主義。

所以這個國家很容易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左的時候非常左，右的時候又非常右。

戰勝之後，人們很感念領袖，但人性的感謝往往不會超過一年！

英國人民對邱吉爾甚至只感謝三個月。

那段時間，整個法國物質生活恢復了，社會吵吵鬧鬧，從極左到極右各種主張都有。一九四六年元旦，戴高樂對全法國人民說：「如果你們不重視政府必須擁有絕對權威來恢復戰後秩序，承擔戰後的責任；你們終有一天會陷入絕境，到時候你們一定會後悔當初所做的選擇。」

邱吉爾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下台的，戴高樂親眼看到邱吉爾下台， 從他的好朋友兼恩人身上，看到了人民是多麼無情。這就是人性。人們感謝你三個禮拜、三個月、一年，過了就沒有了！

戴高樂看清這件事。

一九四六年的一月二十日禮拜天，戴高樂召集一場內閣會議，通常內閣會議不可能在禮拜天召開，除非是緊急狀況，所以內閣成員以為法國發生了什麼突發事件。閣員們被請到愛麗榭宮以後， 戴高樂走進會議室，面容很嚴肅，與每一個閣員握手，然後請大家就座。他什麼都沒有先鋪陳，第一句就宣佈：「我要退休了！」

戴高樂認為他的使命是在恢復法國的偉大，一旦法國人民覺得他們已經不需要一個團結而偉大的法國，或者是他們討厭這樣的領袖、這樣的使命感，他們覺得太沈重，那他的人生任務就已經完結了！

他說到做到，戎馬半生，實質恢復法國自由與尊嚴的戴高樂將軍，離開總統府的位子，離開將軍身分，一無所有的走出愛麗榭宮，沒有帶走任何一個禮物，成了一介平民。

我自己常常接觸一些擁有權力的人，很多人對一些權力者的印象與他實質性格的真相差距很大。

往往溫文儒雅的人其實很狠毒；往往看起來很霸道的人其實很溫暖。

戴高樂正是如此！恢復平民身分的戴高樂和以往莊嚴、硬梆梆的形象完全不一樣，他認為自己既是代表愛國的情操，就要有尊貴、正直、高知識分子的風範。變成一介平民以後，據他的鄰居們說，他非常斯文有禮，而且很溫暖，又很重視家庭關係。

戴高樂的私宅在一個叫作La Boisserie 的地方，翻成中文叫拉帕斯利。現在仍有一些崇拜戴高樂的人，會去參觀那個地方說：﹁喔！這是戴高樂故居！﹂他的家是一間造型相當樸實、一般法國鄉村的石頭房子。石頭屋位於小樹林裡頭，不是什麼大莊園。中產階級家庭出生的他， 未曾搜括什麼錢壯闊自己的物質。樹林外，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厚重的、濃密的大草原。拉帕斯利在巴黎東北一五○哩洛林省境內，周遭環境某程度來說與戴高樂的性情很像，相當的簡樸、相當的嚴謹。他自己把日子過得跟整個社會保持距離，很澈底的平民化啊！

根據他的廚子們日後回憶所做的一些相關紀錄，戴高樂的生活很簡單，相當有軍事紀律：早上八點，全家規定一起吃飯。吃完早飯以後， 戴高樂回到書房處理信函、閱讀書籍，還有寫作；他寫作能力沒有邱吉爾那麼好，也沒有邱吉爾那麼勤奮；但是他喜歡安靜閱讀。接近中午時，他會停止工作，散個步，做做運動，他說這樣中餐才吃得下。戴高樂夫妻感情很好，他們喜歡在花園和草地上散步、閒逛。一般來講，中餐對法國人是一天裡最主要的一餐，戴高樂喜歡將鄉間食品擺在花園裡頭，喝杯酒，有時喝一杯水，再加上一些簡單的三明治就可以了。然後， 他通常在書房裡消磨下午的時光。

我發現所有這些了不起的人，他們都很愛閱讀，在閱讀歷史跟哲學的書籍裡，他們會找到自己，理解他們所處的時代，而不會盲從或慌亂於外面鬧哄哄的世界，讓自己的心情跟著起起伏伏。

晚間則完全屬於家庭所有。

他很愛他的家，而且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他規定家裡的小孩，早餐、晚餐都要一起用餐。夫妻共有三位子女，長女叫伊莉莎白、兒子叫飛利浦、老麼是女兒叫安妮。他們大部分的時光都是在家裡度過，也不會特別想再繼續與巴黎的上流人士往來。他的第三個小孩──安妮從小有智能障礙。得了俗稱的「蒙古痴呆症」，有些虛榮的父母親會想把這種小孩藏起來，不想讓外界知道，甚至有些父母親會覺得「戴高樂怎麼會生出這種小孩」？

但讓我告訴你，戴高樂怎麼對待她。

退休後，他花最多的時間疼愛安妮。安妮雖然笨，但是對音樂有一點興趣，所以戴高樂花很長的時間陪伴她聽音樂，幫她放很多不同的唱片，給她聽收音機裡各種音樂節目，然後記錄到底安妮喜歡哪一些特別的歌曲。他經常對安妮講很多很多的故事，沒有嫌棄，反而更加的疼愛她。他的太太伊馮娜，則喜歡在花園工作，編織衣物；或到附近的村鎮裡，買先生喜歡吃的乳酪、肉品。

戴高樂離開總統職務後，曾經想過要組織政黨。後來，他和邱吉爾通了信，知道邱吉爾正在寫《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邱吉爾建議他： 「這些人啊！他們是不知感恩的，等一段時間吧。」

他接受老朋友給他的建議，很快的打消這個念頭，完全沒想東山再起。

在拉帕斯利這間鄉村石頭屋裡，他看著巴黎一屆一屆政府倒台，他對整個法國的政治走向也越來越悲觀。某個程度，他心灰意冷，甚至懷疑這就是他努力奮鬥的法國嗎？

我推測，那個時刻的他根本就不想再從政了！

有時候他會在日記上寫道：「我希望我能夠為法國再做出偉大的貢獻，法國不該是如此。」

有時候他又會寫：「這就是我當初努力的嗎？ 偉大火焰已經完全熄滅。」

可以感覺到他內心的拉扯與疼痛！

—-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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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