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談索羅斯》贈書兩本，參加辦法請見部落格文末
在投資界的聲望比肩巴菲特、人稱「金融巨鱷」的索羅斯，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資人之一，但許多人抨擊他是投機者，還嘲諷他推動慈善事業的舉動只是在購買贖罪券。甚至他在世界各地推動「開放社會」的基金會網絡，也被認為包藏私欲和禍心。然而，跟旁人的觀點比起來，我更有興趣聽他本人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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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本什麼樣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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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談索羅斯》是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的個人訪談和回憶錄的彙整，這本書收錄了他與前摩根士丹利總經理拜倫．維恩、德國記者克莉絲緹娜．可南的訪談稿。他本人生動描述了自己的金融事業起源，並分享了對於投資、全球金融、國際政治、新興世界秩序，以及權力責任的看法。

這本書總共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他談的是投資與全球金融，主要在說明他的投資理念，以及舉世知名的「量子基金」的崛起過程。第二個部分他談的是政治和慈善理念，闡述了開放社會的重要性，以及他的慈善精神。第三部分則是他的哲學思想，讓我們看見他的哲思如何影響他的投資行為。透過訪談一問一答的方式，我們可以透過採訪者的角度和提問，一步步認識這位金融傳奇的想法。

然而，凡事都不如表面上看到的那麼光鮮亮麗。在亮眼投資績效的背後，索羅斯也坦承自己的無國界開放社會理念還沒有受到大眾認同，他的哲學思想也不容易被理解。從這本書中，我終於窺見不同於媒體報導的索羅斯，以及在他不凡績效的背後，有著哪些另類思考的方式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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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充滿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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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在書中多次提到他的核心觀念：「我們對自己所處世界的了解本身就存在缺陷。參與者的觀點和預期事物的實際狀況之間永遠存在落差。有時候落差小到可以忽略，但其他時候這個落差都大到足以成為決定事件走向的關鍵因子。歷史是由參與者的錯誤、偏見與錯覺所建構的。」

這個很有意思的想法，就是所謂自我認知的易謬性（fallibility） ：「我們的迷思與誤解會影響我們的決策，我們的決策又形塑了我們參與的事件。」所以對索羅斯而言，他不會堅持固定的投資方法、也不會固守舊有的想法，反而是從人們對世界和市場的錯誤認知裡面，看出時勢並且尋找潛在的機會，在趨勢發生反轉的時候從中得利。

除了把這個觀念用在投資上面，這個想法也可套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對大部分的人而言，「犯錯」是一件丟臉的事情，但是一旦你瞭解「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本身就充滿缺陷」這個觀念，你就會對「認清自己的錯誤」而感到驕傲。一旦我們意識到人類對事物的理解必然存在缺陷，就不會因為犯錯而覺得丟臉，只有錯誤而不去修正才令人感到羞恥。

他認為「科學」就是最好的例子，科學就是相信自身易謬性的學問。如果科學理論就代表最終的真相，那就不必再進行任何測試了，但如此一來科學也將停止進步。人們在放棄達成不可能達成的完美之後，進步的道路就會出現。

因此，承認自身的認知有所缺陷、而且並不完美，乍聽之下是個缺點，但其實也是個優點，因為只有不完美的事物才可以獲得改善。接納我們自身的易謬性，才能看見永不止息的改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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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為什麼市場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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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羅斯開始投資的時候，當時的金融和學術氛圍大多認為「市場永遠是對的」，也就是所謂的效率市場理論。經濟學家假設投資者們擁有充足的資訊和理性的判斷，這會讓任何的投資標的維持在合理的價格。這個時候不會存在任何的超額報酬。

索羅斯對這個看法持否定的態度，他認為「市場充滿了錯誤」。從他的核心觀念可以發現，他認為所有的投資人對市場的瞭解是有缺陷的，投資人自己身處於市場之中，他們的觀點會被市場的狀態影響，接著做出的決策又回過頭來影響市場，而他擅長的就是找出這些錯誤，並且用來套利。

他創辦的「量子基金」（早年稱為索羅斯基金）在長達26年的投資時間當中，扣除管利費用後獲得了年化報酬35%的超額表現。當然，他最舉世知名的就是靠著狙擊英鎊一夜之間斬獲10億美元的操作，他發現了看似穩定的歐洲匯率機制表面下的漏洞，抓準了局勢反轉的時間大舉放空英鎊獲得了巨額報酬。

他給投資人的建議是：「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最好什麼都不要做。沒有勇氣堅持自己的觀點，就很容易因為一些零星的波動被騙出場。市場總是會摧毁弱者，也就是那些觀點站不住腳的人。要有自己的觀點才能避免被局勢呼嚨出場，但如果你的觀點是錯的，堅持的勇氣也可能讓你血本無歸。」索羅斯偏好在掌握有憑有據的觀點時，才選定一個立場。他在書中暢談狙擊英鎊的事件，就是這個建議最生動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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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為什麼要學會接受自己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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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談到自己在投資領域的成功，如何讓自己對市場保持敏銳的嗅覺？他說：「危險最能讓人專注，我需要冒險帶來的興奮感才能透徹的思考。」冒險對他來說是讓思路清晰不可或缺的成分。值得注意的是，危險會帶來刺激感，但他並不喜歡危險，他想盡可能避免危險。那才是讓他血脈噴張的事情。

在管理所羅斯基金的時候，他跟另一位合夥人吉姆 ．羅傑斯讓基金保持高績效的表現。但是冒險的刺激感和操作基金的壓力，讓兩人的合作開始出現嫌隙。他們協定改變管理模式：第一個步驟就是試著一起建立一個團隊；如果失敗了，第二個步驟就是建立一個沒有羅傑斯的團隊。如果再不成功，第三個步驟就是建立一個沒有索羅斯的團隊。

前兩個步驟都失敗之後，他和羅傑斯分道揚鑣。他把基金的名稱從索羅斯基金改成了「量子基金」，改名的官方說法是為了慶祝基金規模量子式地增加，不過真正的原因其實是要把索羅斯的名字拿掉。尤其在第二個階段，基金雖然高速成長，但只靠他自己操作基金，這個時候的壓力變得讓他難以承受。雖然基金做得有聲有色，但是他卻刻意否認自己的成功，每天仍像條狗一樣拼命工作。

在財富到達頂端的時候，他面臨了崩潰的邊緣。最後，他決定和自己的成功和解，也就是「承認自己是一個成功的人了」，即使這個心態有可能危害之後的成就（指的是投資）。他決定退居幕後，在這期間和最要好的合夥人拆搭、和第一任妻子離婚，將注意力轉向了政治理念和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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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什麼是開放社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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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不斷在書中提到「開放社會」這個政治理念，其實跟他的生平還有核心觀念，有著很大的關係。他是一個出生在匈牙利的猶太人，曾經被納粹追捕過，也嚐過匈牙利共產統治下的滋味，直到他17歲的時候移民到英國，才開始明白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之間的差別。

他認為開放社會的基礎是：「我們認知到我們的行動是出於對事物的瞭解充滿缺陷。沒有人擁有最終的真相。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批判性思維模式，我們需要設計能讓意見、利益不同的人和平共生的機制規則；我們需要保障權力有序轉移的民主形式政府；我們需要能提供回饋和允許錯誤修正的市場經濟；我們必須保護很尊重弱勢意見。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法治。」

相反的，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會將社會導向個人被群體凌駕、社會被國家主導、國家為了自以為的「最終真相」服務的狀況。在這樣的「封閉社會」裡，人們沒有自由。開放社會是建築在我們對自己易謬性的認知上；封閉社會則建築在否定之上。

這個觀念讓我對開放和封閉的體制該如何抉擇，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如果我們相信索羅斯的核心觀念：「我們的確都會犯錯」，那麼，相對於一個沒有自由思考和選擇空間的封閉社會而言，開放社會顯然更為理想。但是，即使如索羅斯有著龐大的人脈和基金網路，仍然難以撼動封閉社會正在逐漸回歸的現象，問題出在哪裡？

他認為會認同這個觀點的，只有那些親自體會過或強烈反對封閉社會壓制的人。那些一出生就可以享受到開放社會各種好處的人，就不會自然體會到這一點。這是開放社會的嚴重缺陷，自由就像空氣，人們認為理所當然應該存在。但就像清淨的空氣一樣，如果不珍惜它、不保護它，很可能就會失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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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為什麼他自稱失敗的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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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在年輕的時候，很熱衷於思考哲學方面的議題。但是他在這本書裡，坦白地說道他認為自己是個「失敗的哲學家」。雖然在他的投資和政治理念的背後，支撐著的是他的哲學思想，但是他為人熟知的事蹟仍然是「金融巨鱷」、「市場驅動者」和「打垮英格蘭銀行的人」。

他感嘆道，金錢並不是他人生的重點，對他而言，金錢是達成目的的工具。他的職業生涯一直以金錢為重，是因為他意識到這個社會傾向於誇大金錢的重要性、和用金錢定義價值。我們以作品能賣到多少錢來評價藝術家，你能募集到多少資金來評價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則往往以自己能夠在檯面下賺到多少錢來評價自己。

就像我們熟知的媒體報導一樣，索羅斯之所以被世人認可，並不是因為他的哲學思想或是公益慈善，而是因為他賺錢賺得很成功。主流價值對金錢和財富的偏愛正是他所說的「易謬性」：我們對金錢的迷思和誤解會影響我們的決策，我們的決策則形塑了我們參與的事件。因此，同時具有投機者、社會運動人士、慈善家、哲學家身份於一身的索羅斯，在外界毀譽參半的評論之下，或許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瘋狂。

如同我最近讀到的另一本精采財經書籍《致富心態》所言：「沒有人真的是瘋子」，我們的想法和對世界的理解，是由我們人生經驗看到的0.001%的世界所構成，再加上這些理解本身也可能充滿缺陷，所以從我們的眼裡望出去，很多跟我們想法不同的人看起來是瘋子，但事實上，沒有人真的是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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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帶有自傳性質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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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閱讀《索羅斯談索羅斯》這本書的過程中，就像是在聽爐邊故事一樣，聽索羅斯親切且真摯地回答採訪者一個又一個提問。有些財經方面的術語我雖然聽不太懂，但是仍然可以領略他的思考如何導致接下來的手腕和決斷。雖然有些歐洲、拉美國際政治的議題我不熟悉，但是可以體會他的哲學思想如何影響他的政治理念。

從包羅萬象的訪談內容中，索羅斯原本神秘的面貌，逐漸還原了出來，他的思想、他的驕傲、他的成就、他的困頓，在文字之間表露無遺。其中，在許多嚴肅的提問裡面，採訪者問了一個比較緩和的問題：「索羅斯先生，什麼能帶給你快樂呢？」他回答道，會吸引他的是「觀念的歷險」。

他接著說：「『思考』是我存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在年輕時很喜歡做哲學推論，我浪費了很多時間在反覆咀嚼某些想法，但後來才發現人們從『行動』中能學到的比思考更多，所以我成了一個行動派思想家，讓思想成為我採取行動時的重要依據，而我的行動反過來對我的思想演進扮演重要角色。這種思想和行動之間的雙向關係成了我的哲學和人生招牌。」

總結我從索羅斯身上學到的事情，那就是我們自己對世界的理解存在著缺陷，要幫自己打造出一個能夠接納錯誤和持續修正的系統，透過行動去探索潛在的機會，得到回饋之後，再透過思想去調整步調。接受自己並不完美的事實，就能擁有永不止息的改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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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談索羅斯》x2本抽書贈獎，感謝 堡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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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樂］ #10
陳舜臣（1924.2.18—2005.1.21）。
閱讀、觀賞、聆聽創作者的作品，是最有效力的生日祝福。
今天適合讀陳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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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台灣人接受日本教育，隨著『皇民化』的口號被教育成日本人。然而，台灣『光復』之後，我們就光明正大地變成了『中國人』。」
「成為中國人。——問題是，何謂中國人？」
——陳舜臣，《憤怒的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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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說的『台灣人云云』，恐怕是因為我對於自己是台灣人的身份很在意的緣故吧。自己應該是台灣人沒錯，不過周遭都是日本人，讓還是小孩的自己產生了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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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到底是誰？或許長久以來，心中總是沒有拋開這個疑惑吧。年幼時期的自言自語，其實就是我成為作家的出發點，每次只要回頭展望，就能看到當初自己的起點，也能重新找到自己現在身處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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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已覺悟到，必須認清自己是少數派中的少數派並生存下去。」
——陳舜臣《半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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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沒有好好傳承他，中國那邊認為他是台灣人，在日本，他的形象就是個華僑，三方都沒有好好評價過他。」
——陳舜臣姪女、日本兵庫縣立大學經濟學部國際經濟學科教授陳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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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聊聊對陳舜臣的接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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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日本神戶的台灣人家庭、在神戶成長的陳舜臣，只在二戰後短暫回台三年，經歷二二八事件之後，選擇回到日本。他協助家中經商十年，直到起心動念要寫小說，轉身投入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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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枯草之根》獲「江戶川亂步賞」；1969年，《青玉獅子爐》獲「直木賞」；1970年，《再見玉嶺》、《孔雀之道》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1992年，《諸葛孔明》獲「吉川英治文學賞」，陳舜臣以日文寫作，以推理小說進入日本文壇，以歷史小說與摯友司馬遼太郎齊名，一生獲獎無數。除此之外，尚有通史、隨筆、遊記、評論、漢詩集及翻譯作品。他曾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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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寫五到六個小時，在寫《琉球之風》的時候，寫到手指抬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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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寫的中國歷史小說，以探索中國近代史為其重要貢獻。不僅樹立了日本文學裡中國歷史小說的一脈分支，也深深影響了日本人觀看中國的方式。有趣的是，戰後西川滿回到日本時曾二度改寫《西遊記》，而這也影響了邱永漢、陳舜臣再度翻寫《西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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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在台灣的出版歷史約略可分為三階段，而這也可以和台灣日語世代作家戰後的命運相互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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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是戒嚴時期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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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階段，陳舜臣在日本文壇成名獲獎。但是，只有少數作品出現在台灣讀者的視野中，或有台灣日語世代作家如黃得時、楊熾昌（水蔭萍）、龍瑛宗關注他的動向。1963年6月至1976年1月，平鑫濤兼任《聯合報》「聯合副刊」主編，而劉慕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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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在葛樂禮水災之後，平先生匯來兩萬元，西甯為了早日還債，開始著手寫醞釀多時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貓》，並於次年在皇冠上連載。我亦在聯副連載第一部長篇譯作，陳舜臣的《#黑色喜馬拉雅山》。這麼一來總算結束了不時得變賣下個月眷糧券貼補家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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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黑色喜馬拉雅山》由皇冠出版，應屬皇冠創社第一年出版的書籍。之後，獲得直木賞的《青玉獅子香爐》也是在聯合報副刊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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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陳舜臣家族經商，和港、台、南洋、中國都有著貿易往來；加上他多次前往共產中國取材，根據他的自述，不只他的著作曾被列為禁書，他也上過黑名單，長年無法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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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0年，李登輝讓他從黑名單上移除，陳舜臣才再次踏上台灣這塊土地。他更引介司馬遼太郎進行「台灣紀行」，使日本文史學界開始對台灣有了新的視點。

而這時，也迎來第二階段，戒嚴後的盛放。
1990年代，遠流有系統地出版陳舜臣的歷史小說和推理小說，甚至有過暢銷十萬本的佳績，使台灣讀者逐漸熟悉這位歷史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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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時序進入2010年代，彼時的出版聲勢漸弱漸淡。我對陳舜臣的認識，便要到第三階段，陳舜臣的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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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游擊文化和內容力合作，推動「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青雲之軸、憤怒的菩薩、半路上」系列出版；2018年，陳舜臣唯一以台灣新莊為推理小說舞台的《憤怒的菩薩》改編為公視四集電視劇；加上2019年出版野島剛《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臺灣人》，2020年出版笹沼俊暁《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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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階段，出版者更著墨於陳舜臣小說和自傳作品中的「台灣經驗」與「在日台灣人經驗」。如游擊文化編輯群在Okapi專訪談陳舜臣三部曲時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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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三本文類各異、虛實交錯的文體，將小說家的身世回歸到時代的洪流之中，在台灣與東亞歷史的脈絡之下，爬梳在日台灣人的無奈與掙扎、身世的飄零與歸屬，最後反問己身：何謂國籍？何謂國家？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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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緣際會整理逝世的外公外婆書櫃時，我和架上一整排陳舜臣寫的《阿片戰爭》、《太平天國》等日文文庫本面面相覷。原來，經歷過日本時代、受過日語教育的長輩，早就習慣透過閱讀台灣作家以日文寫作的中國歷史小說，作為接觸中國歷史的方式。若與陳舜臣在台灣、日本、中國之間流轉的身分認同和命運相互參看，實在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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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涉到台灣、日本、中國三方之間的「翻譯」，在小說之外，陳舜臣也寫下了大量的文化隨筆。在這樣的背景下閱讀玉山社2017年出版陳舜臣和妻子蔡錦墩合寫的《#美味方丈記》，讀來津津有味之餘，格外感覺到複雜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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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版搭配了食物插畫，書中寫了台灣的食物如肉圓、春餅、南北粽之爭等，也寫了海參、生魚片、海蜇皮、膽肝、豬腳、紅龜、艾草餅、彈珠汽水等。他們夫婦接龍討論、挖掘中日食物文化的差異，活用典故而不艱澀，再加上譯筆生動，讀來很能拉近和台灣讀者的距離。而在看似信手拈來的閒談中，窺見小說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勤於查考的歷史小說準備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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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陳舜臣、蔡錦墩的後記，或能稍稍領會他們鬥嘴吐槽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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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本《美食方丈記》會變成夫妻共同執筆的作品呢？自從接下這份工作開始，我們兩人就不停思索，回想起來真是相當害臊的故事。《サンデー每日》當時的總編輯高原先生來訪提出這個想法時，丈夫喝得微醺一臉愉悅地說：

　　食物平常由妻子負責，是她的領域。也該讓她嚐嚐截稿地獄的痛苦，才能體會我平時的苦啊。

　　說得相當大膽。而妻子則表示，

　　寫東西是他的工作。

　　想得可簡單了。

　　等到二人答應要共同執筆後，酒終於醒了，兩人面面相覷，才知道彼此都把負責推到了對方頭上，等搞清楚狀況時已來不及了，不過也沒有多想。

　　──總有辦法的吧。

　　只能用大家熟悉的樂天主義貫徹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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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歷史小說外，輕鬆的陳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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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這個階段，還可以注意到中國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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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所寫的文化隨筆，由中國畫報出版社在2019-2021年以「陳舜臣隨筆集」系列翻譯出版19冊。中國出版社在此之前也翻譯了他的歷史小說、歷史著作和推理小說。在目前台灣歷史小說出版動能衰退，且幾乎絕版的情況下，台灣出版社引進的簡體譯本，成為讀者不得不的接受媒介。這固然是現實所囿限，但難道不也是另一種弔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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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陳舜臣的國籍曾經數度轉換，「1973年日中建交後，為了方便到中國取材考證而申請中國護照。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放棄中國籍，1990年正式歸化日本籍。」然而，根據野島剛的文章，遠流1990年代為了解決陳舜臣作品的版權爭議，向戶政事務所查詢的結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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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3月19日第81戶司發行8150103號」的文件裡是解釋：「台灣光復之初，居住在台灣者自動就視為擁有中華民國國籍，陳舜臣並沒有表明放棄國籍，因此現在仍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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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之外，陳舜臣1999年也取得台灣戶籍，設籍淡水。只是，無論是曾經擁有哪一種雙重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雙重國籍；日本、中華民國雙國籍，這些在當代中國對陳舜臣的詮釋裡，自然是被抹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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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的文學世界，根基於台灣、日本、中國三國糾葛甚深的歷史，其出版發表的歷程，也因於不同時期出版、以不同語言引介，讓不同世代、不同國籍的讀者閱讀，形成文壇曖昧殊異的風景。他的作品巍巍成山，能以多重面向來詮釋；字裡行間也可看見他心懷海洋，在島嶼和大陸之間遊走，波瀾壯闊的一生。1994年，他在《琉球之風》自序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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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之風》故事發生在一六○六年的琉球；《龍虎風雲》是由一六二三年的澳門展開；而《旋風兒：小說鄭成功》則是一六四四年，由長崎揭開序幕。
.....
　　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所愛的故鄉台灣在這個時期開始浮出具體形狀。故鄉的誕生這件事情，一直留在後有的腦海裡，時時鼓舞著我。
　　這三部曲的共通主題之一是「海」。毫無國界之分的海，不但是運輸物資和文化的通道，同時也象徵著自由。
......
　　這三部曲也意味著從海來看東亞歷史。以後，這種視點大概會逐漸受重視吧！
　　海，今後仍會是我寫作的主題。也許有一天我會試著著寫台灣的歷史。到那時候，這三部曲將會成為那本書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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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文壇終究沒有等到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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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追想，從曹永和提出在海洋史乃至世界史架構中鋪陳的「臺灣島史」以來，台灣出版了不少以「海洋史觀」為中心，觀察台灣在世界史的地位的史學書籍。近期更有《風之帝國》、《海上傭兵》、《公司與幕府》、《巴達維亞號之死》，或許能稍稍和作家的未竟之志遙相呼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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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到神戶旅行時，「陳舜臣アジア文藝館」當時休館中，沒有機會拜訪。而剛查找資料時發現，財團法人台北市南海文教基金會舜臣圖書館，不確定是否已廢館。在這些地點之外，淡水的「一滴水博物館」中設有「陳舜臣文庫」，決定再找時間去走走看看。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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