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忍尼辛：

荒唐嗎？古怪嗎？不可理喻嗎？沒有甚麼不可理解，這正是「作為說服手段的鎮壓」。

俗話說：先打麻雀和烏鴉，到頭就能打到白天鵝。逐個打，最後總能打中要找的目標。大規模鎮壓的首要意義就在於，真正厲害的和隱藏得很深的人單個兒是抓不到的，在大規模的鎮壓中就會落網和滅亡。

為了找理由抓捕偶然或預定的對象，再荒誕無稽的罪名也能羅織出來。

話又說回來，在大多數場合下，並不是非要羅織這些異想天開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簡便的標準罪名彙編，探員只需要從裡面挑選出一至兩項，然後像在信封上貼郵票似地貼上去就可以了：

—破壞領導威信；
—對集體農莊持否定態度；
—對公債持否定態度（哪個正常人持肯定態度？）；
—對史太林憲法持否定態度；
—對黨的（當前）措施持否定態度；
—同情托洛茨基；
—同情美國；
—等等。

黏貼這些價值不等的郵票是一項單調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技能。探員只需要接連不斷地有犧牲品送上門以不至於浪費時間就行了。行動特派員向各地區、各部隊、運輸部門、學校實行攤派搜羅犧牲品的任務。為了不使行動特派員費神，告密制度便大派用場。

告密是獄外人與人之間進行鬥爭的X光超級武器：只要把一條看不見細細的光束指向敵人，他就必然倒下，這辦法從不失靈。我不記得這類人的姓名，但我敢肯定，在監獄裡聽說過很多在互相清算中利用到告密的事例：丈夫用這辦法收拾失去他歡心的配偶，妻子收拾丈夫的情婦，或情婦收拾情夫的妻子，或情婦因未能拆散情夫的家庭而收拾她的情夫。

各種郵票中，探員最常用的是第10分條——煽動反革命（現改為反蘇）。如果後代子孫有朝一日讀到史太林時代的偵查和審判案卷，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驚，這些反蘇煽動者們竟然是一些多麼不知疲倦的心靈手巧之能人啊！他們利用一根縫衣針和一頂破帽子，利用拖淨的地板或者沒洗的內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過分帶表情或者不帶表情的眼神，利用顱裡的無聲的思想、秘密日記裡的詞句、談情說愛的短簡、廁所牆壁上的題字，就可以搞反蘇的煽動大業。他們在公路上和鄉間土路上，在火災現場上，在集市上，在廚房裡，在家裡喝茶時，在被窩裡耳語時，都在進行煽動。只有不可戰勝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頂得住這樣的煽動攻勢：

裁縫放下手裡的針，因為怕丟，便把它別在牆上的報紙上，正好戳進了卡岡諾維奇的眼珠子。顧客發現了。五十八條，十年（恐怖行為罪）。

女售貨員收到分貨員送來的商品，手邊沒有別的紙，就在一張報紙上記帳。肥皂的塊數正好寫在史太林同志的腦門上。五十八條，十年。

拖拉機手為了暖腳，扯下一張介紹某個最高蘇維埃候選人的佈告，墊在單薄的鞋子裡。女清潔工（她負責監看這些佈告）發現少了一張，在他鞋裡找到了。煽動反革命，十年……

五十八條的第10分條是很大眾化的。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下至十二歲的小學生都能享用。有家室的和光棍的、有身孕的和黃花閨女、運動員和殘廢、醉漢和滴酒不沾的、有眼的和無珠的、有私人汽車的和求人施捨的，一概都能享用。不分冬天和夏天，無論工作日還是星期天，清晨還是夜晚，在班上還是在家裡，在樓道裡，在地鐵車站上，在密林中，在劇場休息時以及在日蝕的時候，都可以同樣便利地給自己掙來一個第10分條。

在大眾化方面，能和第10分條媲美的只有第12分條——「不檢舉」，換句話說就是「知情不報」。上面說過的那些人全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得到第12分條，但更省事，連嘴也不用張，筆也不用拿。你一動也不動，分條會自己找上門來！而所判的刑照樣是十年監禁，附加五年「籠口」（剝奪權利）。

「無辜的人！」這就是被大批趕進勞改營的政治犯替代品們主要的自我感覺。這也許是世界監獄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萬的囚犯都覺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沒有一個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只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然而，這些並非由於信念帶來的必然結果而是由於命運的隨意撥弄而被驅趕進鐵絲網裡面的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絲毫沒有因為意識到自己的清白無辜而變得堅強起來。也許正因為這種意識突出了他們處境的荒謬性，反而使他們感到更沉重的壓抑。他們更多地依戀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麼信念，所以絕對表現不出什麼犧牲決心、團結一致和戰鬥精神。還在蹲監獄的時候，整整一監室的他們這類人竟可以任憑兩三個流鼻涕的小偷對他們劫掠和蹂躪。到了勞改營裡，這類人已經完全崩潰，他們隨時準備著在監頭和盜竊犯的棍棒下、在作業班長的拳頭下低頭彎腰，他們尚有能力去做的只是學會勞改營的哲學（互不聯繫，各顧自己，互相欺騙）以及勞改營的語言。

伊奧利茨卡婭一九三八年進了一座普通勞改營，這個經歷過索洛維茨和隔離所的女社會黨人，看到這裡的「五十八條」，感到十分驚訝。在她的記憶裡，政治犯們曾經是有東西會與人共享的，而現在每人只顧自己活，只顧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糧做買賣……

他們打斷了「五十八條」的腰骨——從此再也沒有什麼政治犯了！他們把這些人倒進群島的豬餿槽，驅趕他們去工地送命，同時向他們大聲灌輸著勞改營的謊言：人和人是敵人！

有諺語這麼說：餓極就會出聲。但是我們這裡的土著是不出聲的——餓也餓不出聲。

但是他們只要做出很少很少的一點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們不珍惜那條反正已經喪失了的生命，並且團結起來，就可以得救。

有時候整批送來的外國人，例如日本人，反而得到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勞改營的上個懲戒勞改點，押來了四十名日本軍官，即所謂「戰爭罪犯」（儘管天曉得究竟他們對我國犯了什麼罪）。正是嚴寒季節，又是連俄國人也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買帳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幾個人的衣服，好幾次打劫了他們的麵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著長官們的干涉，但長官們自然是只當沒有看見。這時他們的作業班長近藤帶著兩個高級軍官，晚上走進勞改點長的辦公室，提出警告說（他們的俄語講得很流利）：如果你們對他們的暴行不停止，明天兩個發誓明志的軍官將實行切腹，而且這只是一個開始。勞改點長馬上意識到在這事上自己可能找上麻煩。此後兩天，他都沒有帶日本人出工，伙食恢復正常標準，把他們調離勞改點。

為了鬥爭和勝利所需要做的原來是多麼少啊——僅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的了。

但是我們的「五十八條」經常是與盜竊犯及日常慣犯混雜起來的，從來沒有機會單獨聚在一起——以免他們互相看到對方的眼睛，以免他們忽然意識到——我們是什麼人。那些能夠成為獄中和營中的首領，具有清晰的頭腦、熱烈的喉舌、堅定的心的這種人早已根據案卷上的特別標記被單獨剔出去，用布團塞住了嘴，關進了專門隔離所，在地下室裡槍斃。

然而根據道家學說早已發現的一個生活中的重要特點，我們應當早就想到：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湧現之時。

我現在敢大膽地說，在蘇維埃時期真正的政治犯不僅有過，而且比沙皇時期更多，並且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現出更大的堅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這與前面所說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國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眾的密切注視，在社會和報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響。現在，社會黨人在蘇維埃俄國的境遇則困難得不可比擬，能稱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會黨人，只不過他們被大桶大桶地倒進一千五百萬人的刑事犯海洋，我們看不見他們的形象，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成了啞人，比啞人更暗啞。魚便是他們的形象。

魚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徵。政治犯的主要隊伍正是基督徒。他們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會發表演說和起草地下號召書的人。（這些事按他們信仰是根本無需做的！）他們走進勞改營受難和死亡，只是因為不願放棄信仰。他們清楚地知道為什麼坐牢，在信念上卻毫不動搖！他們也許是唯一絲毫沒有染上勞改營哲學甚至語言的人們！這樣的人們難道不是政治犯嗎？

不行，可不能把他們也稱作囚奴！

他們當中尤其多的是婦女。道家說：大道廢，有仁義。罪惡的東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無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女兒——那些被投豺餵虎的女教徒姊妹。

遞解隊和墳場，到處都有大量基督徒。成百萬的人流有誰去數？他們無聲地死去，像蠟燭似的只能照亮周圍一小片地方。這些人是俄國最優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動搖了，退縮了，躲起來了。

這還不能算「較多」嗎？沙俄可曾有過這麼多政治犯？它連萬位數都還不會數呢。

但是在我國在扼殺政治犯的工作上是做得如此乾淨，這樣不留旁證，關於其中這些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來。

【幽默家的自白】
　
這次來看個輕鬆一點的短篇，出自歐·亨利的〈幽默家的自白〉。
　
故事是這樣的：主人公是一位幽默的人，在生活中總能妙語如珠，逗得身邊的人哈哈大笑──直到，他辭掉了工作，開始以「寫笑話」謀生......
　
道理滿簡單，大概就是個興趣成為職業之後，在生活的壓力下變質的故事。那麼，以歐·亨利一貫的手法，你能猜到最後主人公的結局嗎？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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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家的自白 / 歐·亨利
　
一種毫無痛苦的疾病在我身上持續潛伏了二十五年，接著突然發作了，人們說我得了這種病。
　
但是，他們不稱它為麻疹，而稱它為幽默。
　
公司裡的職員湊份子買了一個銀墨水台，祝賀經理的五十壽辰。我們擁到他的私人辦公室裡去送給他。
　
我被推選為發言人，說了一段準備了一星期之久的短短的賀詞。
　
這番話非常成功，全是警句、雙關語和可笑的牽強附會，笑聲幾乎震倒了這家公司——在五金批發行業中，它算是相當有實力的。老馬婁本人居然咧開了嘴，職員們馬上順水推舟，哄堂大笑。
　
我作為幽默家的名聲就是那天早晨九點半開始的。
　
之後好幾個星期，同事們一直煽動我自滿的火焰。他們一個個跑來對我說，我那番話是多麼俏皮，老兄，並且向我解釋講話中每一處詼諧的地方。
　
我逐漸發覺他們指望我繼續下去。別人可以正經地談論生意買賣和當天的大事。對我卻要求說一些滑稽和輕鬆的話語。
　
人們指望我拿陶器也開開玩笑，把搪瓷鐵器挖苦得輕巧些。我是簿記員，假如我拿出一份資產負債表而沒有對總額發表一些逗樂的評論，或者在一張犁具的發票上找不到一些令人發笑的東西，別的職員們便會感到失望。
　
我的聲望逐漸傳開，我成了當地的「名人」。我們的鎮子很小，因而才有這種可能。當地的日報經常引用我的言論。社交集會上，我是不可或缺的人。
　
我相信自己確實也有點兒小聰明和隨機應變的本領。我有意培養這種天賦，並且通過實踐加以發展。我的笑話的性質是善意親切的，絕不流於諷刺，惹別人生氣。人們老遠見到我便露出笑容，等到走近時，我多半已經想好了使他的笑容變為哈哈大笑的妙語。
　
我結婚比較早。我們有一個可愛的三歲男孩和一個五歲的女孩。當然，我們住在一幢牆上攀滿蔓藤的小房子裡，過著幸福的生活。我在五金公司擔任簿記員的薪水不很優厚，但可以摒絕那些追逐多餘財富的惡僕。
　
我偶爾寫些笑話和我認為特別有趣的隨感，寄給登載這類作品的刊物。它們馬上全被採用了。有幾個編輯還來信鼓勵我繼續投稿。
　
一天，一家著名週刊的編輯給我來了信。他建議我寫篇幽默文章，填補一欄地位，還暗示說假如效果令人滿意，他準備每期都刊登一個專欄。我照辦了。兩星期後，他提出和我簽訂一個合同，報酬比五金公司給我的薪水高得多。
　
我非常高興。我妻子已經在她心目中替我加上了一頂不朽的文學成就的桂冠。那天晚飯，我們吃了炸蝦餅和一瓶黑莓酒。這是我擺脫單調工作的機會。我非常認真地同路易莎把這件事研究了一番。我們一致認為應當辭去公司裡的職位，專門從事幽默。
　
我辭職了。同事們設宴為我送別。我在宴會上的講話非常精彩。報紙發表了全文。第二天早晨，我一覺醒來，看看鐘。
　
「啊呀，晚啦！」我嚷著去抓衣服。路易莎提醒我，如今我已經不是五金和建築材料的奴隸，而是專業的幽默家了。
　
早飯後，她得意地把我帶到廚房旁邊的小房間裡。可愛的女人！我的桌子、椅子、稿紙、墨水、煙灰缸全都擺好了。還有作家的全套配備——插滿新鮮玫瑰和忍冬的花瓶，牆上去年的舊日曆，詞典，以及在靈感空檔時嚼嚼的一小袋巧克力。可愛的女人！
　
我坐下來工作。牆紙的圖案是阿拉伯花葉，或者蘇丹的宮女，或者——也許是四邊形。我的眼睛盯住其中的一個圖案。我想到了幽默。
　
一個聲音驚醒了我——路易莎的聲音。
　
「假如你不太忙，親愛的，」那個聲音說，「來吃飯吧。」
　
我看看表。哎，時間老人已經收回了五個小時。我便去吃飯。
　
「開頭的時候，你不應該太辛苦，」路易莎說，「歌德——還是拿破崙？——曾經說過，腦力勞動每天五小時已經夠了。今天下午你能不能帶我和孩子們去樹林子裡玩玩？」
　
「我確實有點累。」我承認說。於是我們去樹林子了。
　
不久以後，我進行得很順利。不出一個月，我的產品就像五金那麼源源不斷。
　
我相當成功。我在週刊上的專欄引起了重視，批評家們私下議論說我是幽默界的新秀。我向別的刊物投稿，大大增加了收入。
　
我找到了這一行的訣竅。我可以抓住一個有趣的念頭，寫成兩行笑話，掙一塊錢。稍稍改頭換面，完全可以抻成四行，使產值增加一倍。假如翻翻行頭，加一點韻腳裝飾和一幅漂亮的插圖，便成了一首詼諧的諷刺詩，根本無從辨認它的本來面目。
　
我開始有富餘的錢了，我們添置了新地毯和風琴。鎮上的人也對我另眼相看，把我當做有點地位的人，不像以前在我做五金公司職員時，只把我當做一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滑稽角色。
　
五六個月後，我的幽默仿佛漸漸枯涸了。雙關妙語和雋永辭句不再脫口而出。有時候我的素材告急。我開始留意朋友們的談話，希望從中汲取一些可用的東西。有時候我咬著鉛筆，一連好幾個小時瞪著牆紙，想搜索一些不經雕琢、愉快詼諧的泡沫。
　
對於我的朋友們，我成了一個貪婪的人，一個莫洛克、約拿和吸血鬼。我心力交瘁，貪得無厭地待在他們中間，確實掃他們的興。只要他們嘴裡漏出一句機警的話，一個風趣的比喻，或者一些俏皮的言語，我就像狗搶骨頭似的撲上去。我不敢信任自己的記憶力，只得偷偷轉過身去，可恥地把它記在那個須臾不離的小本子上，或者寫在上過漿的襯衫硬袖管上，準備來日之用。
　
我的朋友們都以憐憫和驚訝的眼光看我。我已經判若兩人。以前我給他們提供了消遣和歡樂，而今我卻在剝削他們。我再也沒有笑話供他們逗樂了。笑話太寶貴，我可不能免費奉送我的謀生之道。
　
我成了寓言中可悲的狐狸，老是誇獎我的朋友們——烏鴉——的歌唱，指望他們嘴裡能掉下我覬覦的詼諧的碎屑。
　
幾乎所有的人都開始迴避我。我甚至忘了怎麼微笑，即使聽到了我要竊為己有的話，也不報之以笑臉。
　
我搜集材料時，沒有一個人、一個地點、一段時間或者一個題目能夠逃脫。甚至在教堂裡，我那墮落的想像也在莊嚴的過道和廊柱之間搜尋獵物。
　
牧師念長韻詩的時候，我立刻想道：
　
「頌詩——訟師——包打官司——長韻——長贏——少輸多贏。」
　
說教通過我思想的篩子，只要我能發現一句妙語或者俏皮話，牧師的告誡就全不在意地漏了過去。合唱團的莊嚴的讚美詩也成了我思緒的伴奏，因為我念念不忘的只是怎麼把古老的滑稽加以新的變奏，正如把高音變為低音，低音變為中音一樣。
　
我自己的家庭也成了我的狩獵場。我妻子非常溫柔、率真、富於同情心、容易激動。她的談話曾是我的樂趣，她的思想是永不枯涸的愉快的源泉。現在我利用了她。她蘊藏著女人特有的可笑而又可愛的矛盾想法。
　
這些渾樸和幽默的珍寶本來只應該用來豐富神聖的家庭生活，我卻把它公開出售了。我極其狡猾地慫恿她說話，她毫不起疑，把心底話全掏了出來。我把它放在無情的、平庸的、暴露無遺的印刷物中公之於世。
　
我一面吻她，一面又出賣了她，簡直成了文學界的猶大。為了幾枚銀元，我給她可愛的坦率套上無聊的裙褲，讓它們在市場上跳舞。
　
親愛的路易莎！晚上我像殘忍的狼窺視荏弱的羔羊那樣，傾聽著她喃喃的夢話，希望替我明天的苦工活找些啟發。不過更糟的事還在後面。
　
老天哪！下一步，我的長牙咬進了我孩子的稚氣語言的脖子。
　
蓋伊和維奧拉是兩個可愛的思想和語言的源泉。我發現這一類的幽默銷路很好，便向一家雜誌社提供一欄「兒時記趣」。我像印第安人偷襲羚羊似的偷偷接近他們。我躲在沙發或閘背後，或者趴在園子裡的樹叢中間，竊聽他們玩耍嬉笑。我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無情貪漢。
　
有一次，我已經山窮水盡，而我的稿件必須在下一班郵件中發出，我便躲在園子裡一堆落葉底下，我知道他們會去那兒玩耍。我不相信蓋伊會發覺我躲藏的地點，即使發覺了，我也不願意責怪他們在那堆枯葉上放了一把火，毀了我一套新衣服，並且幾乎送掉我一條老命。
　
我自己的孩子開始像躲避瘟神似的躲著我。當我像可怕的食屍鬼那樣向他們掩去時，我總是聽到他們說：「爸爸來啦。」他們馬上收起玩具，躲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我成了多麼可悲的角色！
　
我經濟上搞得不壞。不到一年，我攢了一千元錢，我們生活得很舒服。
　
可是這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我不清楚印度的賤民是怎麼樣的，但我仿佛同賤民沒有區別。我沒有朋友，沒有消遣，沒有人生的樂趣。我的家庭幸福也給斷送了。我像是一隻蜜蜂，貪婪地吮吸著生命最美好的花朵，而生命之花卻畏懼和回避我的蜇刺。
　
一天，有人愉快而友好地笑著向我打招呼。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遇到這類事情了。那天我打彼得·赫弗爾鮑爾殯儀館走過。彼得站在門裡，向我招呼。我感到一陣異常的難過，停了下來。他請我進去。
　
那天陰冷多雨。屋子裡一個小爐子生著火，我們進了屋。有顧客來了，彼得讓我獨自待一會兒。我立刻產生了一種新的感覺——一種寧謐與滿足的美妙感覺。我打量一下四周一排排閃閃發亮的黑黃檀木棺材、黑棺衣、棺材架、靈車的撣子、靈幡，以及這門莊重行業的一切配備。這裡的氣氛是和平、整飭、沉寂的，蘊含著莊嚴肅穆的思想。這裡處於生命的邊緣，是一個籠罩在永恆的安靜下的隱蔽場所。
　
我一走進這裡，塵世的愚蠢便在門口和我分了手。在這個陰沉嚴肅的環境裡，我沒有興趣去思索幽默的東西。我的心靈仿佛舒服地躺在一張鋪著幽思的臥榻上。
　
一刻鐘前，我是個眾叛親離的幽默家。現在我是個怡然自得的哲學家。我找到了避難所，可以逃避幽默，不必絞盡腦汁去搜尋嘲弄的笑話，不必斯文掃地博人一粲，也不必費盡周折去思索驚人妙語了。
　
以前我和赫弗爾鮑爾不是很熟。他回來時，我讓他先說話，惟恐他的談吐同這個地方的挽歌般美妙的和諧不相稱。
　
可是，不。他絕沒有破壞這種和諧。我寬慰地長歎一口氣。我生平從不知道有誰的談吐能像彼得那樣平淡無奇了。同他相比，死海都可以算是噴泉了。沒有一丁點風趣的火花和閃光來損害他的語言。他嘴裡吐出的字句像空氣那般平凡，像黑莓那般豐富，像股票行情自動收錄器吐出的、一星期前的行情紙條那樣不引人注意。我激動得微微顫抖，拋出我最得意的笑話試了他一下。它無聲無息地反彈了回來，鋒芒全失。從那時起，我就喜歡上了這個人。
　
每星期我總有兩三個晚上遛到赫弗爾鮑爾那裡去，沉湎在他的後屋裡。那成了我惟一的樂趣。我開始早些起身，快快趕完工作，以便在我的安息所裡多消磨一些時間。在任何別的地方，我無法拋棄向周圍勒索幽默的習慣。彼得的談話卻不同，任憑我拼命圍攻，他也不打開一個缺口。
　
在這種影響下，我的精神開始好轉。每個人都需要一點消遣來解除工作的疲勞。如今我在街上遇見以前的朋友時，竟然對他們笑笑，或者說一句愉快的話，使他們大為驚訝，有時我竟然心情舒暢地同我家裡人開開玩笑，使他們目瞪口呆。
　
我被幽默的惡魔折磨得太久了，以致現在像小學生似的迷戀休息日的時間。
　
我的工作卻受到了影響。對我來說，工作已不是從前那種痛苦和沉重的負擔。我常常在工作時間吹吹口哨，思緒比以前酣暢多了。原因是我想早早結束工作，像酒鬼去酒店那樣，急於去到那個對我有益的隱蔽所。
　
我的妻子心事重重，猜不透我下午去哪兒消磨時光。我認為最好不要告訴她真相，女人不理解這一類事情。可憐的女人！——有一次她確實受到了驚嚇。
　
一天，我把一個銀的棺材把手和一個蓬鬆的靈車撣子帶回家，打算當做鎮紙和雞毛撣子。
　
我很喜歡把它們放在桌上，聯想到赫弗爾鮑爾鋪子裡可愛的後屋。但是被路易莎看到了。她怕得尖叫起來。我不得不胡亂找些藉口安慰她。但是我從她眼神裡看出，她並沒有消除成見。我只得趕快撤了這兩件東西。
　
有一次，彼得·赫弗爾鮑爾向我提出一個建議，使我喜出望外。他以一貫的踏實平易的態度把他的帳冊拿給我看，向我解釋說，他的收益和事業發展得很快。他打算找一個願意投資的股東。在他認識的人中間，他覺得我最合乎條件。那天下午我和彼得分手時，他已經拿到了我存款銀行的一千元支票，我成了他的殯儀館的股東。
　
我得意忘形地回到家裡，同時也有一點顧慮。我不敢把這件事告訴我妻子。但是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因為我可以放棄幽默創作，再度享受生活的蘋果，不必把它榨得稀爛，從中擠出幾滴博人一笑的蘋果汁——那將是何等的快慰！
　
晚飯時，路易莎把我不在家時收到的幾封信交給我。好幾封是退稿信。自從我經常去赫弗爾鮑爾那裡以後，我的退稿信多得簡直嚇人。最近我寫笑話和文章的速度非常快，文思也非常敏捷。以前我卻像砌磚那樣遲鈍而痛苦地慢慢拼湊。
　
其中一封是和我訂有長期合同的週刊的編輯寄來的，目前我們家的主要收入還是那家週刊的稿酬。我先拆開那封信，內容是這樣的：
　
敬啟者：
　
我社與您簽訂的年度合同已於本月期滿。我們深為抱歉地奉告，明年不再準備與您續簽。您以前的幽默風格頗使我們滿意，而且受到廣大讀者歡迎。但最近兩個月來，我們認為尊稿品質有顯著下降。
　
您以前的作品顯示了左右逢源、揮灑自如的詼諧與風趣，最近卻顯得苦苦構思，窮於應付，並有捉襟見肘、難以卒讀之感。
　
我們在此表示歉意，並通知您今後不擬接受尊稿，敬希鑒諒。
　
編者謹啟
　
我把這封信遞給我的妻子。她看了後，臉拉得特別長，眼裡含著淚水。
　
「卑鄙的傢伙！」她憤憤地嚷道，「我敢說你寫的東西同過去一般好。而且你花的時間連過去的一半都不到。」那一刻，我猜測路易莎想到了以後不再寄來的支票。「哦，約翰，」她帶著哭音說，「現在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沒有回答，卻站了起來，繞著飯桌跳起波爾卡舞步。我肯定路易莎認為這個不幸的消息使我急瘋了，我覺得孩子們卻希望我發瘋，因為他們拉拉扯扯地跟在我背後，學著我的步子。如今我又像是他們往日的遊伴了。
　
於是我說明高興的原因，宣佈我已經是一家殷實的殯儀館的合夥股東，笑話和幽默去他媽的。
　
我妻子手裡還拿著那封編輯的信，當然不能說我幹得不對，也提不出反對的理由，除了表示女人沒有能力欣賞彼得·赫弗——不，現在是赫弗爾鮑爾股份公司啦——殯儀館後面那個小房間是多麼美妙的地方。
　
作為結尾，我再補充一點。今天在我們的鎮子裡，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受歡迎、更快活、說笑話更多的人了。我的笑話再度到處傳播，被人廣泛引用，我再度津津有味地聽著我妻子推心置腹的絮絮細語而不存圖利之心，蓋伊和維奧拉在我膝前戲耍，散播著稚氣幽默的珍寶，再也不怕我拿著一個小本子，像惡鬼似的盯在他們背後了。
　
我們的生意非常發達。我記帳，照看店務，彼得負責外勤。他讚嘆說我的機智、幽默與活潑足以使任何葬禮變成一個愛爾蘭式的追悼宴會。

外交特考改革中房間內的大象

據媒體報導，外交部擬改革外交特考方式，開放專業科目以英文作答，以吸引台僑第二代報考外交特考。消息一出，正反意見都有，贊成者認為可強化外交人員英文能力，反對者則質疑是否公文也需改為以英文書寫等等。

持平而論，這項政策本意良善。我國外交人員的英文水準不一，外交特考分成各種語文組別，即便以最競爭的英文組來說，每人的英文能力也有明顯差距，其中不乏英文能力接近母語程度者，但也有少數英文能力較為一般。以我自己在外交部服務的經驗來看，甚至遇過某些連英文演說都會怯場的館長，以英文公開致詞時竟緊張發抖，真叫人嘆息。當然多數長官都具備一定英文實力，此點無庸置疑。

雖然這項政策立意良善，但實務上許多層面的配套並不容易。

第一，台僑第二代不能具備雙重國籍。

這項政策雖然美其名說一般英文好的台灣人也可以來報考，但說實話，在台灣接受完整教育的學生很難以英文直接作答如國際公法或外交史等專業科目，而台僑第二代或外交官子女等因在外國長大，比較容易出現「母語是英文」的狀況。簡言之，台僑第二代是這項政策的主要受惠者。

但問題來了，台僑第二代通常有雙重國籍或綠卡等外國永久居留權，他們或是在外國出生或是小時候及移民外國（這也是他們中文不好的原因）。但報考外交特考不能夠有雙重國籍或外國永久居留權（如綠卡），考生只能擁有中華民國的單一護照。事實上，不只外交部，只要是台灣的公務員，都不能有雙重國籍或外國永久居留權。

過去台灣政治人物是否有雙重國籍或綠卡的爭議不在少數，爭議難解點在於美國在台協會或外國駐台機構並無義務去回應外界「爭議當事人是否有該國國籍」的政治問題。

試想，這項政策如果一但開放，鑑於外交特考考生只能「單方聲明」自己是否有雙重國籍或外國永久居留權，不難預期上述相關的爭議將再次發生。

第二，外交部特殊的「改稿文化」。

外交特考公認是國內競爭最激烈的公務人員考試，原因之一是待遇相較優渥，自然許多人競相報考。滿懷外交熱情的考生考上後，時常發現自己的工作用到外語的機會並沒有原本以為那樣頻繁。台灣繁複的公務體系公文文化，讓外交部幾乎八成以上的例行工作都是以中文進行（這個比例因不同司處單位而異）。

而在這項公務體系文化中，最叫人詬病或挫折的，就是「改稿文化」，亦即「官大學問大」，同樣一句話或同一個訊息，長官有長官的寫法，沒有客觀標準。常見的狀況是，承辦科員身為擬稿人將文稿A版上呈後，科長改成文稿B版，專門委員再改成文稿C版，副司長再改成文稿D版，但司長最後竟然又改回文稿A版。

外交部的改稿文化，美其名是外交茲事體大，字句自然得字斟句酌，文字必須謹慎精準，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這是長年下來的官僚詬病，無關藍綠執政。文稿來來回回，常常在「之乎也者」之間打轉，表面喪失的是公文效率，實際磨損的卻是外交人員的熱情。

這個改稿文化，英文為母語的人縱使考進來，有辦法適應嗎？抑或是，這批英文人才不需要以中文撰寫公文書函電報呢？如果是這樣，對其他外交人員公平嗎？

第三，考試公平性。

既然一般台灣人也能選擇以英文作答或報考這個所謂的高階英文組，那閱卷委員面對同樣水準的考卷，一份以中文答題而另一份以英文答題，該如何評閱給分才能確保公平呢？這在實務上有其困難性。

更不用說，高階英文組考上的人，他們的職等、薪資甚至是日後升遷管道等，是否與既有組別的人相同？或是這群人是天之驕子，升遷相較順遂呢？

綜上，外交特考的人才招用的確有改革的必要，但相關配套措施如果付之闕如，實務上將扞格難行。作為曾在外交體系打拼的一份子，願為文甘扮烏鴉，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外交人才考進來為台灣打拼。

（本文為2020.10.26 蘋果紙本論壇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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