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啲人視中共為無法撼動嘅怪物猛獸
因而斷言香港抗爭運動必然失敗
我覺得只係懦弱同習得性無助所致

一個政權再強大，都係由人所組成，並非由乜鬼嘢外星高智慧生命體組成🤡，佢哋做到嘅嘢，我哋都會做到
只要我哋努力不懈，不斷壯大自己嘅力量，等待時機，全面奪回香港主權絕非天方夜譚

呢幾個禮拜我哋睇到香港人要智慧有智慧要勇武有勇武要創意有創意要錢有錢
即使我哋未能即時得到想要嘅成果，都唔代表從此要認輸
呢條抗爭路漫長，但我哋要堅持到底

中共步入衰退週期，全民跳船做好準備

相比起社會主義，中國最富有特色嘅，就係國內民眾有錢有權必定移民，十三億個體嘅中國夢都係離開中國。縱觀世上其他發達經濟體，舉國上下如同屍殺列車車廂直播嘅現象，可謂絕無僅有。呢種處世態度之所以成為主流，源於中國社會完全無法為民眾製造希望，計劃未來，而未來只有一片黑暗嘅國家，潰散只係時間嘅問題，並非美國隻手遮天所致，更非地緣政治之過。改革開放以降，中國人掙扎求存，見錢開眼，全為極力擺脫中共治下嘅歷史循環，毅力可謂無從挑剔。而香港人難得半邊身體已經置身局外，就更理應洞悉先機，擇善固執，盡力脫離中國控制，以免錯失爭取主權嘅黃金機會，再次自陷於絕境。

現代中國人不論貧富，思維都係大同小異，因為生於中國，生存方式早已註定要停留於原始社會。中共立國之後，毛澤東一度銳意與世隔絕，建立共產主義烏托邦，直至文革大亂，全國民眾一窮二白，加上毛死鄧繼，中國至走向新局面，對外開放。然而，災劫過後，人類自然學識趨吉避凶，因此即使經濟風氣漸漸自由，中共領導人物貌似開明，但中國人經歷大鳴大放，上山下鄉，早就唔敢輕易相信政府，因此仍然抱持觀望態度。其後，六四事件發生，所謂自由市場原來同自由社會無關，中國人就唔再對貢獻祖國心存幻想，轉而一心賺錢養家，而移民海外就成為佢地嘅終極目標。從此，中國人犬儒心態蔚然成風，公義道德進一步扭曲，上有土豪幹部，千方百計從改革開放中謀取暴利，中飽私囊，甚至勾結黑道，欺壓弱小，下有無業遊民，飽受委屈而不惜鋌而走險，殺人越貨，只求撈到一筆，快活一剎，即使入獄受罪亦無可無不可。中國社會之亂象叢生，既與政治制度先天不足有關，亦與所謂中華文化落後世界有關。

此之所以，即使經濟持續增長，甚至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社會都總係瀰漫一陣腐爛氣息，因為真正嘅中國模式就係有如無間地獄，人在其中，永不超生——官吏一上任，就急不及待以權謀私，拉幫結派，一方面安插親戚同鄉進入大小部門上下其手，另一方面開辦企業左右逢源，瘦人肥己，務求喺自己所依附嘅派系失勢之前，匯出所有資金，以及將家人送離中國；而一般平民出賣勞力，只有兩種出路：一係淪為體制內嘅鏍絲釘，無法向上流動，發財無望，任由政府政策擺佈；二係因各種理由動輒得咎及無法離鄉（例如失去身分證、得罪權貴或以言入罪等），就直接無視法紀，趁火打劫，或者放棄生命，行屍走肉，過得一日得一日。前無去路可進，後無腹地可守，中國人朝不保夕，無法安身立命，只可以努力喺最短時間之內活得精彩，今朝有酒今朝醉，要數廣為人知嘅例子，就有意圖由地方殺上中央嘅薄熙來同揚威日本嘅三和大神。

假如經濟向好，國際間相安無事，以上中國模式絕對可以苟延殘喘。人命如草芥，打黑如家常，只要當權者保持警惕，全力維穩，反動勢力就缺乏反撲時機，而自由陣營亦懶得干預，只要企業仍然有利可圖。所以，改革開放至今，中共就係咁樣任由派系以及階級自相殘殺去維護生態平衡，而成功入籍英美澳加嘅高官家屬，就係大逃殺之中嘅少數生還者。然而，習近平執政之後，西方國家逐漸意識到中國毫無契約精神，無意共同維護世界秩序，拒絕開放國內市場以及偷竊他國科技機密，正係鐵證。加上廉價勞動力供應不再，地方各式敲詐勒索源源不絕，西方企業終於下定決心，將世界工廠遷往東南亞，美國出手以關稅制裁，只係各國聯手打擊中國嘅第一步。面對美國開出嘅條件，習近平繼續表面欣然接受，內裡則態度照舊，長此下去，美國就有可能果斷停止補助，將習近平迫入窄巷，屆時中國各個派系階級都求財無門，動亂就會無日無之。當習近平忙於應付政敵及盲流，中國四分五裂，香港要重奪主權嘅時機就會出現。

因此，及早思考香港嘅角色同潛力，就係香港人當務之急。首先，香港人毋須捲入權鬥，因為接近中國官場，下場只有身敗名裂，冒險犯難，極為不智。中共領導人嚴格奉行嘅信條有二，一係「一將功成萬骨枯」，二係「寧要我負天下人」。特區首長管治失當，可以切割，地方幹部貪贓枉法，可以切割，就連中共核心人物政策出錯，都一樣可以同政策切割，諉過於執行者，一如文革嘅蓋棺定論，荒謬絕倫。中共沿用滿清管治模式，視一切體制中人為利用工具，功勞高如曾國藩之流，都只配充當用完即棄嘅塑膠製品，林鄭與之相比，不過係兵卒一枚。起用鄉勇平亂，事成之後繼續為清廷效勞，導致同鄉湘軍鄙視自己；全心服務皇帝，偏因天津教案而失信於皇帝，結果異族清廷防範自己——一心想做忠臣義士，或者正正就係佢憂鬱而終嘅原因，一言以蔽之，就係自投羅網，自取其辱。若然香港人效法林鄭，走入自己唔熟悉嘅場域作戰，以為自己可以力保不失，全身而退，結局定必有殺冇賠，相當悲涼。

其次，香港人亦絕對唔可以變成盲流，同習近平同歸於盡，因為香港人有資產有籌碼，大可智取。只有亡命之徒，至會毫無顧忌，如同張獻忠李自成之流因為飯碗不保而聚眾起事，最終徹底破壞江南經濟，動搖明室根基，而香港人一直與國際接軌，亦有自由陣營可以投靠，自然不必以美玉之身，與石俱焚。明帝國晚年，朱氏政權內外受敵，先受流寇重創，再歷女真強攻，終於崩塌，而其中流寇之患，比女真造成破壞更大，同如今中共所面對嘅困局極之相似。

當時，明帝國境內土地兼併已經相當嚴重，加上天災人禍導致饑民大量湧現，而朝廷財政又因軍費負擔增加而日益拮据，最終決定下令裁驛，兩者結合，就迅速引發大規模動亂，一發不可收。農民溫飽不繼，求生之法有二：一係首先食草，再食樹皮，然後就食人——根據記載，官盜交戰之後，饑民就會一擁而上，爭食戰死者嘅屍體；二則係食無可食就索性變成強盜，離開本省，四出搶掠他人收成，結果迫到本來有餘嘅農民都加入大隊，落草為寇。而驛站官吏相繼失業，等於形成一股無產階級嘅巨大能量，呢批目不識丁而又毫無操守可言嘅人就逐漸以兩三萬為一群聚集，逐個城市襲擊佔領，榨取一切，再去下個尚算富裕嘅城市重複，直至劫無可劫為止。當流寇完全牽制當權者，甚至重創國本，吳三桂同外敵利益交換，引清兵入關，可謂識時務者為俊傑，係香港可以參考嘅對象。

正因為有原則有底線，相比起以無產階級姿態揭竿而起，或者借助中共派系力量互相傾軋，香港人應該做嘅係學識掌握世界秩序，以及鞏固自身文化及經濟力量。只要香港人可以留前鬥後，留意政府賣港小動作，定期製造混亂，至少保證二零二零年可以隨時自發佔領，牽制主攻台灣總統大選嘅中共，咁香港前途就會趨向明朗，繼而趁中共分身不暇之際，要求前途自決。呢種抗爭模式，其實正係中共發展時期最擅長嘅游擊戰，敵方難以捉摸，亦難以剿清。等到他日中共無力回天，香港正式從中國分裂出去，其實已經係習近平生命中尚能承受之輕——只要佢仍然有一大片中國陪佢閉關自守，以及十三億中國人陪佢食人為樂，佢係唔會死攬住香港唔放。

對中共而言，最緊要嘅係保住原有地盤。只要保得住中國大半版圖，重行計劃經濟，他日中共就可以東山再起，而權衡輕重過後，習近平就會意識到，失去一個協助未來再次改革開放嘅小城市，實在算唔上傷亡慘重。當香港人身分認同日益鞏固，本土精英經濟力量有增無減，形勢發展又理想，有朝一日香港要效法越南蒙古，就並非天方夜譚。

回望歷史，中原政權每次勢弱，周邊地區都會乘時分裂，古有越南，今有蒙古，都曾逃出中原政權魔掌。南北朝末期，李賁起義，割據交州稱帝；唐帝國晚年，吳權自立為王，即開後來之吳朝；明帝國宣宗時期，黎利大敗明軍於昇龍，建立後黎朝。越南千年抗暴歷史，足以證明中原政權並非牢不可破。又，一八五八年《璦琿條約》簽訂，滿清政府曾經割讓烏蘇里江以東大片土地予沙俄；一九二一年，蘇聯支持北蒙古獨立，中華民國無力反抗；至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因應形勢而承認蒙古國獨立。蒙古獨立雖然主要得蘇聯之力，其後亦深受共產主義之毒害，但至少反映中原政權並非世上唯一強權，間中虛張聲勢亦不足為慮。香港人自有文化，民族主義隨年漸長，香港未來，其實比中國未來更有希望。

而要想像香港未來，前提就係要停止建設民主中國嘅虛妄幻想。過去歷史，如果真有產出任何教訓，香港人應該銘記於心嘅就係香港要生，中國就必須要亡。中共要維護嘅，從來只有黨嘅利益，全中國十三億人嘅生命，於中共官員眼中，只係十三億條賤命。正因如此，中共黨內派系雖然持續鬥爭，但從來槍頭對外，而中國人就係佢地向美國要錢嘅人質。每一任中共領導人，所追求嘅只係家族利益，只要中共體制穩定，不過不失，大家就可以得體離場，然後風流快活，中國廿年後如何，百年後如何，從來都唔係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嘅焦點，因為自私自利，就係中國人嘅代名詞。簡而言之，只要中共可以佔地為王，永續管治，中國前景如何，根本就無人關心，而所謂民族復興，亦只不過係一張信口開河嘅空頭支票，兌現永遠無期，民眾天真相信，就會中計。

自中華民國成立，崇洋嘅中國知識分子一直等待明君聖主出現，對中國未來充滿不切實際嘅希望。佢地等待帶領，等待獨裁軍閥忽然變好，等待和平演變隨機發生，等待自由中國從天而降，一生都喺等待之中度過，反復中計。佢地所無法領悟嘅係，自由國家乃係個體自由嘅延伸，而民族國家必然自下而上建立，要向列強學習，中國就必須跟從西方民族國家建構必由之路從頭行過——洗心革面，由零開始，先有可能達致富國強兵。中國知識分子癡心錯付，一再期待蔣介石毛澤東胡耀邦大發慈悲，思維同洋務運動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相去不遠，所得嘅結果自然亦同洋務運動下場雷同。由此可見，任何人仍然相信中共治下嘅中國可以自然轉型，都等同於仍然無法理解民主之本質，即使係幾資深嘅學者，都只會係從未讀通歷史嘅孔乙己，缺乏深刻思考能力，更遑論對香港政治說三道四。

只有全力爭取香港主權，謝絕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目前劣勢至會有所改變。中共從來都係紙老虎，並非香港人想像中咁難以擊敗，而中國內部充斥貪生怕死而缺乏救國理想嘅人，亦不乏視財如命而急於叛國出走嘅人，更證明咗中國已經步入衰退週期。所以，反送中雖然未見成果，但唔等於香港人全盤皆輸，因為中共之後定必會舉棋不定，接二連三犯錯，而香港抗爭密度同大眾覺醒速度亦會變得頻繁同迅速。唯有心存正氣，忠於個人自由，不為眼前得失所動搖，不為一時受挫而灰心，香港擺脫中共統治之期，方會指日可待。

http://gnimmm.com/2019/06/28/jump_boat/

我們是5000個人（自由時報副刊專欄）
王丹

在六四30週年到來之際，很多的人用文字，用照片，重新喚醒歷史的記憶。最動人的場景之一，應當是在當年那場激情昂揚的民主運動的最後一夜，6月3日的深夜，幾千名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在無盡的黑暗中面對軍隊的刺刀和呼嘯的子彈。次日清晨，疲憊不堪的隊伍撤出廣場，他們相互攙扶，走過已經被死難者的血塗染過的長安街上，雖然聲音沙啞，但仍然唱歌相互鼓勵。那一幕，會永遠地銘刻在歷史上。

而今天，我要講述的，不是發生在中國的那一幕，而是驚人地相似的一幕。這一幕，發生在拉丁美洲，發生在智利。

維克多。哈拉（Victor Jarra）是智利著名的左翼歌手和導演，出身貧窮的他，一生致力於把自己的藝術才華奉獻給自己的國家和人民。1970年代，是拉丁美洲尋求自主，反對殖民主義的火熱年代，維克多毫不猶豫地投入了革命的浪潮。他曾經說過：“如果在音樂創作的背後沒有一個革命的人，那就不會有什麼革命歌曲。”他所致力於追求的社會主義，當然後來已經被證明是烏托邦，但是他的追求背後表現出來的對自由的熱愛和堅持，在我看來，與革命無關，而是代表著一種理想主義，一種與1989年中國的學生一樣的理想主義。

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政變，正準備去國立技術大學進行表演的維克多，在廣播中得知了左翼總統阿連德被刺殺的消息。作為左翼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他深知此時出門的危險，但是他選擇了在這樣的危難時刻，與民眾站在一起。冒著危險到了大學之後，果然，軍隊和坦克把學校團團包圍，大批的學生和教授並沒有逃跑，而是相互依偎，勇敢地面對即將開始的鎮壓。維克多的到來，極大地鼓舞了他們的心。在寒冷的風中，在漆黑的夜裡，維克多唱了一首又一首激動人心的民歌，所有的師生們擊掌相和，歌聲給大家帶來了溫暖，和勇氣。

第二天一早，政變軍隊的坦克攻進校園，師生們被驅趕進入智利體育場集結。維克多被一名軍官認出而被抓走，等他回來的時候，已經是遍體鱗傷。按照當時在場的人的回憶：維克多回來後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向周圍關切的人要了紙和筆，寫下了他作為一個歌手的最後一首歌《我們是5000個人》。因為擔心他的這首歌被沒收，他寫一句，圍坐在他身邊的人就大聲地背誦一句，大家的心願就是，要把這首歌牢牢地被下來，只要有一個倖存者，就要讓這首歌流傳出去。維克多在歌中寫道：“我們是5000個人/在這座城市的這一小塊地方/在整個國家每一個大大小小的城市裡/將有多少人遭受著同樣的命運？僅僅在這裡/就有10000隻手/它們曾播下種子/它們曾讓工廠運行/當我不得不訴說恐怖時/歌啊，你讓我唱得多麼艱難！”這首歌沒有寫完，維克多就又被抓走了。政變後的第六天，人們發現了維克多的屍體，他那年，僅僅35歲。

曾經經歷過1989年那一幕的我，看到1973年在智利的這一幕，怎能不熱淚盈眶呢？場景不同，訴求不同，人物不同，年代不同，但是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還是有這麼多的相同：為了理想不怕犧牲的勇敢，這種勇敢面對的鎮壓與黑暗，歷史的記憶在殘酷的壓力下頑強的生長，以及那些死去了的人，獲得的永遠的尊敬。歷史，難道不就是這樣一筆筆地寫出來的嗎？

這週末即將閉幕的展覽是Tate Mordern的「Ilya and Emilia Kabakov: Not Everyone Will be Taken Into the Future」。當所有人潮皆湧進對面的莫迪利亞尼，卡巴庫夫回顧展顯得冷清許多（關於前者，我會找時間批評一下）。就此，我必須趕在結束前在此告訴大家我有多喜歡「不是所有人都會被帶進未來」。大眾可能對他們的名字感到陌生，我自己在看展前也沒有太深入的了解。但自從去年十月開展到現在，我就去看了好幾次，到現在為雜誌撰寫專文，仍沈浸於卡巴庫夫的創作世界。

1933年出生於第聶伯羅波得羅夫斯克（Dneproprtrovsk）- 前蘇聯時代的烏克蘭。由於當時藝術家必須參照受官方認可的藝術風格，亦即「社會主義寫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伊利亞自學院畢業後便投身童書插畫的工作，與讚揚社會主義的藝術保持距離。1955至1987 年間，伊利亞僅能在插畫中暗藏自己的聲音，或以「非官方藝術家」的身份進行創作，僅邀請親近的藝術家朋友參觀自己的工作室。

在那三十年間，伊利亞·卡巴庫夫是在一個被完全封閉的世界度過。所有的官方藝術家與作家都被遭受政治、意識形態與美學上的審查捆綁手腳，嚴格禁止任何公開展示或出版。他曾表示，身處在這種孤立狀態，地下藝術家們必須自力更生，一人分飾好幾角，扮演觀眾、評論家、歷史學家甚至是收藏家。如此的角色扮演，強烈影響伊利亞在創作中注入的虛構成分與敘事。坐在衣櫥裡的人、從未把東西丟棄的人、曾經有夢想的人、在空中俯瞰城市的人……所有人皆是伊利亞創造出的小人物，但他們卻極為真實：充滿夢想卻被絕望纏身。

這樣的地下藝術家生活，到了1987年有了轉機。受到奧地利藝術機構邀請，伊利亞得已在獲得補助之下離開蘇聯。游離歐洲多年後，他於1992年定居紐約，重識同鄉且從80年代末開始合作的艾蜜莉亞，兩人在同年共結連理。與艾蜜莉亞的結合，替伊利亞的創作生涯翻開新的一頁，他們在過去數十年間創作無間，成功發展出卡巴庫夫式的「整體裝置」（Total Installation）。此裝置特色是邀請觀眾置身於中，成為主動的參與者、表演者，賦予整體對話與敘事。所有裝置是蘇聯共產主義的微型縮影，再現的是那失敗的烏托邦國度。

〈從公寓飛入宇宙的男子〉所呈現的便是蘇聯烏托邦的現實寫照，完美無瑕的國度模型，卻血淋淋地顯示出一切的漏洞，本應代表浪漫幻想的共產住宅，卻變成人們逃離地球，飛向宇宙的基地。這件作品創作於1985年，當時只在莫斯科的工作室秘密展出，直到離開前蘇聯的次年，作品才得已公開化，在紐約畫廊與其他插畫一同展出。伊利亞如願將他過去的地下藝術創作呈現給外面的世界，邀請觀眾踏入那前蘇聯時代的公寓，同時進入的是他離開蘇聯前的內心世界。

卡巴庫夫式的裝置是在蘇維埃烏托邦中孵化誕生的，並在離開國度後昇華至完整的境界。整體裝置雖起緣於伊利亞的非官方藝術時期，但離開蘇聯，成為流亡藝術家後的複雜情懷，反倒促使伊利亞在創作中增加更多對生命的體悟。而與艾蜜莉亞的結合，更讓伊利亞重新正視自己，如他所言：「當我住在蘇聯時，我不知道自己是誰。即使離開了那國度，我仍持續扮演著那些角色，直到艾蜜莉亞給我機會讓我做我自己。」

書寫卡巴庫夫專文這段期間，我已經好幾次感動的潸然落淚。不關乎政治；不關乎裝置，卡巴庫夫的生命詩歌令人沈醉（光是寫到上面那句引言，我就已經很感動了）。住在倫敦的朋友，一定要趁這週末去一趟Tate，沒機會看到的人，等我後續的完整介紹，文章也將熱騰騰刊登在下期《藝術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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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ya and Emilia Kabakov: Not Everyone Will be Taken Into the Future」
Until 28th Jan, 2018
Tate Modern
http://www.tate.org.uk/…/tate-modern/exhibition/ilya-and-em…

＃卡巴庫夫 ＃Kabakov ＃倫敦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