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泡泡 剛剛有朋友私訊我問說西川滿到底是誰......靠北竟然忘記有作過一本介紹西川滿的書......

這是2018年國立台灣文學館策劃的展覽，大家知道，西川滿去世前將藏書跟許多文物交給了真理台文館，但在日本，卻很少有人知道他，於是，台灣文學館就在2018年帶著台灣的西川滿文物回去老家福島縣的會津若松市去。

👉️這本書收錄了來自真理台文館、張良澤教授、潘青林教授.....等藏家與機關的西川滿藏品，也有很明確地談論西川滿的編年史、人生、家族與藏品的意義。我自己因為當初對西川滿的先世有興趣，也寫了一篇文章貢獻一下。

不是要刻意打書，但希望提供對這議題有興趣的朋友一個理解西川滿藏品的管道，大家一起來關心這些重要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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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鶴城到華麗島／謝金魚（歷史作家、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

2018年，對於臺灣人而言，並不是特別有紀念意義的年份，但是一海之隔的日本，這一年是明治維新的150週年，眾所周知，在維新正式展開前，擁幕與倒幕派展開了內戰，「戊辰戰爭」的戰火從大阪燃起，直到函館才終結，這是日本近代史上極其重要的大事件。

與日本相當友好的臺灣，因為課本的關係，對於明治維新抱持正面的態度，也有人對此深感興趣。因此，一系列的網路專題或者出版著作早在2016－2017年就陸續策劃。

雖然非常有趣，但我心中產生了疑問：「這些事情到底和臺灣有什麼關係呢？」

於此同時，我也發現了大部分的討論都集中在薩摩、長州、土佐、與肥前的功績，倒幕派的勝利固然有正面的影響，但一定也表示著有某些人的聲音被壓制了吧？那麼，那些被奪去了聲音的人們，後來又去了哪裡呢？他們會不會在多年以後輾轉來到臺灣呢？

於是，我反過來從臺灣在日治時期的重要人物中追尋來自奧羽越列藩的人們，然後再從其中追查可能出身武士的線索，1919年（大正8年）來臺的臺灣軍司令官柴五郎（1860－1945）是最容易被發現的人，柴五郎出身會津藩，他的回憶錄敘述了戊辰戰爭之後的困頓生活，存活下來的武士們懷抱著復國的希望，被新政府發配到青森的下北半島，飢寒交迫的痛苦尚可忍受，家毀人亡的傷痕卻難以平復，卻沒想到新生活剛上軌道後，新政府下令廢藩置縣，土地也收歸國有，身為武士的尊嚴被剝奪了、甚至連一塊棲身之地都不能保存，那是多麼屈辱的事？

懷抱著對會津藩的同情，我持續地找尋曾到臺灣的會津人，也就發現了西川滿家族的故事。原來，首先來臺灣的是西川滿的叔公秋山義一（生卒年不詳），義一似乎學過機械相關的知識，運用了廢棄的輪機來開礦，是第一個在基隆使用機械挖煤的日本人，顯然他的生意一開始做得很不錯，大約在1910年（明治43年），他邀請剛退伍的侄子西川純（1879－1943）來臺加入他的事業，2足歲的西川滿隨父母渡海而來。但秋山炭礦後來經營不善，義一不得不黯然離臺，西川家則仍留在臺灣，直到二戰結束後才不得不與華麗島告別。除此之外，西川滿的伯父秋山義枝（生卒年不詳）也曾在臺灣銀行工作，但後續是否還留在臺灣，則不得而知。

那麼，西川家族是否經歷過戊辰戰爭呢？在西川滿的自傳裡曾提到，少年時，父親曾告誡他：「跟誰結婚都可以，但不許娶薩長的女人。」而他父親在參拜臺灣神宮時會穿上大禮服來表達對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敬意，因為能久親王曾被奧羽越列藩奉為東武天皇。顯然，他父母雖然不曾經歷戊辰戰爭，但他們對於那段歷史仍銘記於心，即便來到了遙遠的殖民地上，依然不忘。

西川滿始終沒忘記自己是武士的後代，在少年時回福島探親時，意外地找到了祖父秋山清八（1848－1915）所寫的回憶錄，記下了清八年輕時親歷戊辰戰爭的經過。清八在戰後隨著其他武士一同前往青森，廢藩之後又再回到會津，武士理應志行高潔，但困苦的生活讓他不得不放下身段學習做生意，在商場的爾虞我詐讓清八覺得痛苦，也使他反省自己活下來的意義。

他決心投身於故鄉會津的復興，他與其他倖存的武士們一起努力，他們或許從會津藩的藩校「日新館」得到了啟發，希望以教育重新培育起可以繼承精神的後人，因此他們四處奔走建立「會津中學校」、讓會津子弟可以留在自己的家鄉受教育。在過程中，清八逐漸累積了聲望，而後選上了市長，持續地為了振興會津的經濟而忙碌，直到累壞身子不得不辭職休養。

西川滿在大學時代回到會津若松時，清八早已過世，西川滿招來人力車要去拜見祖母和佐，攀談時，車夫竟然猜出他就是清八的孫子「阿滿」，到達之後，竟分文不取以感謝清八過去的恩德。

數十年後，西川滿已華髮盈頭、不再是大學時意氣風發的青年，帶著孫子潮搭火車回到會津，在百年前於戊辰戰爭中失敗的祖父畫像前，百年後因為敗戰而從臺灣撤回的孫子，帶著從未經歷過戰爭的玄孫歷數過往。

此時的他，充滿感情地稱呼會津是「我的故鄉」，並為此做了一本《我的故鄉會津（わがふるさと会津）》紀念西川家在會津的過去。然而，提及西川滿的文學成就時，一般不太提及這本書，我想可能是《我的故鄉會津》的內容比較雜亂，既有抒情懷想，也有歷史考據，甚至還加上了命運星盤的猜測。雖是如此，閱讀這本書時，我仍感覺到暮年的西川滿回望會津的深情與惆悵。

2017年，在會津的圖書館裡，我看到了西川滿寄贈的《我的故鄉會津》，這本書的書況如新，顯然不大有人翻閱，西川滿的名字在會津也鮮少有人知道，這實在是件可惜的事。直到2018年夏天，幾位朋友告訴我，國立臺灣文學館將與福島縣立博物館、斎藤清美術館等場館一起，在會津展出西川滿的文物，於是我也趕上了這場盛會。

這些展覽文物中，除了西川滿的書之外，還有他精心設計的藏書票，藏書票是一種小型的版畫，擁有者自己設計圖樣，將圖樣刻在木板或銅板上，刷上油墨後印在紙上，然後裁成合適的大小後，貼在書本的扉頁上即可。藏書票顯現了擁有者的個人特色，也是一種收藏的樂趣，執著於製作美書的西川滿對此相當著迷。

福島縣立博物館的位置，就在鶴城後方，清八年少時想必也曾行經此處、仰望著鶴城吧？如今，能夠讓西川滿的藏品回到祖先曾經保衛的鶴城、讓會津的人們可以看見，實在是一樁美事。

會津與臺灣，是西川滿的兩個故鄉，從白雪皚皚的鶴城，到炎熱燦爛的華麗島，西川家的家族史，見證了日本150年來的變化，也串起了另一段跨越國界的歷史。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1955

小皇民不敢正視的史料

宋國誠教授 (真實的台灣史)
在政大念書的時候. 宋國誠和黃宗文寫了(新生代的吶喊)
支持黨外民主運動.

心靈的叛國, 無知的滅史, 不肖的子孫......

朋友們：

我是一個學者，以研究和教學為職業。我一向不看媒體，因為看了只有讓你心情不好，我一向也不評論時事，因為世事多齷齪。我不反對「民主抗爭」，但當我看到一群反課綱的學生，心靈如此怨恨，史觀如此扭曲，「用抗爭的方式表達他們極端的無知」，「強迫政府接受他們的幼稚」，竟也以此認為「為臺灣做出貢獻」，甚至和王曉波教授辯論：「為什麼刪除日本統治臺灣對臺灣現代化的貢獻」？「有什麼證據證明慰安婦是被強迫的？」。我認為，這些學生已是「心靈的叛國」，「無知的滅史」，甚至已是扭打父母的「不肖子孫」。

我自問我是否有資格發言？我想到，幾年前我曾在世新大學開過一門課：「區域文化史－臺灣文化史」，我在此摘錄課堂講義一段。我使用的絕大多數是「日本文獻」，是日本人自己做出的歷史資料，不是根據所謂的「課綱」。

是的，日據時期日本人開闢阿里山公路目的(事實也是)在竊運臺灣珍貴的檜木，日據時期日本修築縱貫鐵路的目的(事實也是)在運兵、築工事，日據時期日本修建嘉南大圳的目的(事實也是)在提供日本在南洋作戰士兵的糧食。這些如果叫「日本對臺灣的現代化貢獻」，我可以沒有意見(學術上這叫「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但日本人屠殺台灣人(他們是我們這一代臺灣人的祖先)，我不得不說。

課程內容：

三，日本屠殺臺民事件

依『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等資料，日本據台後的幾年，至少有下列數件大屠殺：

(一)大嵙崁大燒殺

1895年馬關條約後，日軍登陸臺灣。在台北與新竹之間的大嵙崁溪(即現在的大漢溪)沿岸地方，有大嵙崁武生汪國輝、三角湧樟腦製造業者蘇力、樹林地主王振輝等人，各自率領「住民自警團」自衛。7月12日，日軍進軍到該地方，汪等抵抗。7月16日以後，日軍的援軍到來，便展開屠殺。日軍設定大嵙崁以東至三角湧之間的所有村莊，都是抗日的義軍，就下令焚燒大嵙崁街，於是4萬人左右的繁華市街，從7月22日連燒3天，火焰遠遠連燒到三角湧街，20多里不絕，變成滿目淒涼的焦土，共燒毀房屋1500多戶，人民死傷260人。抗日領袖汪國輝，則被日軍以武士道手法斬殺[13] 。

(二)大莆林對婦女暴行

1895年8月30日，日軍進入雲林地方，9月2日到達大莆林，即現今嘉義縣大林鎮。此地的領袖人物簡精華，深知裝備戰力皆非日軍敵手，不忍生靈塗炭而決定放棄抵抗，命令居民清掃道路，提供食物歡迎日軍。不料日軍竟要求簡獻出200名婦女。簡不答應，日軍竟以此強姦殺害簡氏一族婦女60多名。簡氏憤怒，招集雲林民眾，從9月3日開始以弓箭、棍棒、陷阱、土槍，襲擊日軍。後來簡精華受辜顯榮的引誘，忍痛接受招撫，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即自刺左手血管，失血而死於自宅。鄉人感動其忠義，而以「簡忠義」追思[14] 。

(三)蕭壟街慘殺

1895年10月10日，日軍混成第四旅團登陸布袋嘴(現嘉義布袋海口)，當地義軍領袖林崑岡，以敢死隊之勢捍衛鄉里。然而武器窳劣不敵，退據蕭壟街(今台南縣佳里鎮)。於是日軍大事搜索，近千名村民躲到溪邊雜樹林的天然溝壑中，因嬰兒哭聲而被發現後，日軍竟派兵分別截住長坑的頭尾兩端，然後亂槍齊放，對著坑內猛烈射擊了近20分鐘。一時淒厲慘叫，呼喊哀號如人間地獄，躲到坑裡避難的臺灣人無一倖免，嬰兒、婦女也無一人得活[15] 。

(四)雲林大屠殺

臺灣中部雲林地方有稱為「大坪頂」的山地，三面溪谷包圍，東南與險峻的山地連接，地勢險惡，由柯鐵所率領的柯氏家族居住。當日軍從北南下之際，簡義等抗日份子紛紛來此地避風雨。1896年4月1日雲林縣地方被台中縣合併，雲林支廳設於斗六。6月10日，日軍混成第二旅團的守備隊開始進駐雲林地方。當時大坪頂有抗日份子千餘人聚集，為了誓死抗日，將大坪頂改稱為「鐵國山」，向全島發出檄文，呼籲將日本人驅逐出臺灣。6月16日，日軍一連隊進入斗六，「鐵國山」的抗日軍避其鋒銳，退入深山。從此一直到6月22日，日軍在雲林地方血腥屠殺，共有4295戶民宅被燒毀，殘殺民眾6000人[16] 。甚至歡迎日軍的約50名順民，亦在被殺之列。

當時的臺灣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對雲林大屠殺事件如此證言：「日軍漫然出兵，費六日時間燒毀70餘個村莊的民宅，殺害良莠不分的民間人士300餘人，而刺激了附近的居民，此完全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原因。故說有土匪幾百人或幾千人，實際清查則多為良民，父被殺、母被奪、兄被害、子被殺、妻被殺、弟被害而基於憤恨，或家屋以及所藏財產悉被燒盡而喪失寄生之處者。」[17]

1896年7月4日香港英文報紙『Daily Press』披露日軍在6月16日到6月22日的雲林大屠殺事件[18] ，於是引發國際間注意日軍殘酷屠殺台民的事實[19] 。日本政府即不斷訓令有關單位取消香港新聞有關土匪的報導，請拓植務次官將事實刊載在外事新聞[20] 上，在外國新聞上隱瞞此事。但是以雲林大屠殺為契機，臺灣各地連鎖性地爆發對日本統治的不滿，並在各地興起抗日運動。在國際輿論壓力下，第二任臺灣總督桂太郎被迫下台，很諷刺的，就任的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正是甲午戰爭旅順大屠殺中應負責的旅團長。

(五)阿公店大屠殺

有人歌頌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是「臺灣現代化」的催生者，他們是對台施行「懷柔政策」的「能吏」，但是忽略了他們有日本武士道殺人如麻的本性，以大屠殺鎮壓抗日台民，確立其統治臺灣的基礎。兒玉於1898年就任臺灣總督，決定自11月12日展開對臺灣中南部抗日軍的大規模攻擊，日本人稱為「大討伐」。此次「大討伐」，依台南縣知事提出給臺灣總督的報告，殺害人數達2,053人，傷者不計其數。民宅燒毀數，全燒毀2,783戶，半燒毀3,030戶。家屋的全燒、半燒，家財的燒毀等的損害，依當時幣值達38,000餘日圓[21]。尤其是受害最殘酷的阿公店地方，有居住安平、打狗（高雄）的外國人，對日軍的殘暴議論紛紛，英國長老教會牧師福格森(Duncan Ferguson)等，即向『香港日報』(Daily News)投書，提出日軍喪失人性大屠殺的人道問題，鬧成國際輿論的交相指責[22] 。

(六)歸順式場誘殺慘案

兒玉與後藤對付臺灣中南部的抗日勢力，除了以軍警大規模「討伐」之外，又使用招降的誘殺策略。這就是所謂「土匪招降策」，其策畫者就是兒玉總督，而參與立案者為後藤民政長官、總督府事務官為阿川光祐、策士為白井新太郎[23] ，其中以雲林的騙殺抗日軍最駭人聽聞。於是1902年，斗六廳長荒賀直順與警務課長岩元知密謀招降殺戮的計畫[24] 。

5月14日，斗六廳長荒賀與該地守備隊長、憲兵分隊長密議在5月25日舉行歸順典禮騙殺。5月18日岩元警務課長召集林圯埔、崁頭厝、土庫、他里霧、下湖口五位支廳長，指示舉行歸順典禮的真意與處置順序，並決定斗六、林圯埔、崁頭厝、西螺、他里霧、內林的6個地方為式場，並命各支廳長好好準備[25] 。

即對於表示投降的抗日各領袖，表面上善用甘言，允許他們歸順，內心則企圖徹底剿滅，所以訂定是年5月25日，約張大猷以下265名抗日分子，聲言分別在6處舉行歸順式。即：一、斗六式場60餘人，二、林杞埔式場63人，三、嵌頭厝式場38人，四、西螺式場30人，五、他里霧式場24人，六、林內式場39人，然後用機關槍，於6個地方同時全部殺戮[26] 。這種誘降，欺騙殺戮的事跡，日人製造口實，僅說明為：5月25日，在歸順式場妄動，所以一齊殺戮。而遮掩騙殺的事實。

(七)噍吧哖大屠殺

又如1915年余清芳以台南的西來庵「食菜堂」為中心推展抗日運動的時候，日軍警以誘殺詭計，將台南噍吧哖(玉井，日語唸tamai)附近的後厝，竹圍、番仔厝、新化、內庄、左鎮、茶寮等二十多位村落居民3200餘人，不分老幼，依次殺戮[27] 。日人對於這種慘絕人寰的大凶殺，極盡隱密的能事，例如秋澤次郎著『臺灣匪誌』，除了喋喋不休的敘述「匪徒的暴動」和「聖恩洪大無邊」，以外，就沒有把前述的騙殺事實提起，但是從其文中，亦可以窺視騙殺的蛛絲馬跡。例如書中說：「如此，殘匪誘出終了以後，總督府認為他們之中罪狀最重，不能溯及大正4年11月的大赦恩典者，縱使投降，如全免刑責則有枉國法，有傷國家威信，所以對他們必須嚴肅的處刑。[28] 」，抗日領袖江定等，就是這樣被誘降，然後處死的。

後藤新平在其『日本植民政策一斑』公開說，在他統治臺灣的五年間，依法「殺戮匪徒數」就達11,950人[29] 。日本所謂的「匪徒」，不用說，全都是「抗日」的臺灣人。

依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國璠編著的『臺灣抗日史』，「臺灣淪於日人之手，垂五十有一年……我同胞慘遭屠殺總數，約近四十萬人；焚燒房屋僅乙未年(1895年)內即達三千餘所，至於婦女之被淫虐，丁壯之被奴役，其在精神上之損失，更是難以估算」。[30] 」

現在日本的右翼份子常歌頌日本的50年臺灣殖民地統治的成功為「現代化」，有許多臺灣學者追隨著說，臺灣的「殖民地化」也就是「現代化」。如果臺灣割讓日本後日本武士道在台發威，臺灣才能有「現代化」成果的話，不是等於說臺灣人是賤骨頭，臺灣人自己沒有「現代化」的能力嗎？

注釋：

[13] 杉浦和作『明治二十八年臺灣平定記』台北、1896年、頁71；日本參謀本部編　 『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許佩賢譯『攻台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台北、遠流、1995年、頁184-193；許佩賢譯『攻台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篇』台北、遠流、1995年、頁150-152；許世楷『日本統治下臺灣—抵抗彈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年，頁50-51。
[14] 『攻台戰紀』頁248-253；『攻台見聞』頁294；『讓台記』頁60、頁63、頁64-65；『瀛海偕亡記』頁11、頁15；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臺灣篇上」、收入『台海思慟錄』頁61；洪棄生『瀛海偕亡記』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24-25。
[15] 『攻台見聞』頁422；『讓台記』頁69-70。
[16] 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卷一，6月21日條；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上卷（東京、綠蔭書房、1986年、復刻版），頁432、頁436。

[17] 苫地治三郎『高野孟矩』1897年、頁252-253。

[18] 『臺灣史料稿本』卷六，頁58。

[19]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上卷，頁436；『公爵桂太郎傳』乾卷，頁735。

[20]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23卷永久乙種第十門軍事，明治29年7月11日。

[21]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上卷，頁512。

[22]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上卷，頁512。

[23] 臺灣總督府法務部編纂『臺灣匪亂小史』台北、台南新報支局、1920年，頁22。

[24]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上卷，頁454。

[25]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上卷，頁457。

[26]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上卷，頁460-461。

[27] 『南投縣革命志稿』，頁176-181。

[28] 秋澤次郎『臺灣匪誌』台北、杉田書店、1923年、頁295。

[29]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政策一斑』東京，拓植新報社，1921年，頁27-28。

[30] 王國璠編著『臺灣抗日史』（甲篇）台北文獻委員會，1981年，頁327。

[31] 石井滿『新渡戶稻造傳』東京，關谷書店，1934年，頁172-173。

[1][32] ジョージ∙M∙大城「メリー∙P∙E∙新渡戶―戰前の國際人新渡戶稻造の妻」，『新渡戶稻造研究』第八號（1999年）頁143-166。

[33] 新渡戶稻造著、矢內原忠雄譯『武士道』東京，岩波書店， 1969年，頁11。

至於有關慰安婦部分, 就看看這些圖片吧！

附注：日本《廣辭苑》對「慰安婦」一詞的解釋為「隨軍到戰地部隊，安慰過官兵的女人」。什麼叫「安慰」？唱歌跳舞嗎？更多的日本學者給「慰安婦」一詞作的定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是日本軍隊專屬的性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