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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網】南海泡沫：英國300年前一次金融危機留給後世的遺產

作為現代金融市場的鼻祖之一，英國倫敦股市見證過無數跌宕、狂熱、股災和危機，第一次重大危機發生在300年前，史稱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是一家身份特殊、業務創新的英國海外貿易公司，實際以金融投資為主業，1713年開始在倫敦股市釀出泡沫，1720年春夏南海股價驟升急跌，股市泡沫破裂，觸發政壇動蕩，同時也催生了市場監管、政府行為約束、潛在風險控制等現代金融市場要素的公共討論。後人研究還發現假新聞對泡沫興起和破裂所起的作用。

南海泡沫破裂，當時輿論嘩然，各界群情激昂。政客義正詞嚴地要求展開調查挖出元兇；南海公司董事會成員被批叛國、欺詐，被傳召到議會出席問訊。文人墨客以詩歌、檄文，諷刺漫畫和舞台戲劇抨擊市場和那些被認為的始作俑者。英國財相一度被關押在倫敦塔。

風波最終平息之後，南海泡沫成了金融醜聞的同義詞，逐漸又成為經濟學一個專用名詞，指脫離常規的投資狂潮引發的股價暴漲和暴跌，以及之後的大混亂。

不過，即使到了今天，經濟歷史專家們仍找不到南海泡沫之後經濟陷入長時間衰退或持續低迷的證據。因此，有人認為它就是一樁金融醜聞，因為各種原因，被誇大成傳聞中的危機。

戰爭、股市和販奴

要了解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需要先回顧一下現代金融市場的出現和早期的混沌狀態。

據史料記載，倫敦金融市場的誕生跟1688-1697年那場歐洲大陸上的戰爭有直接關係。那場戰爭被稱為九年戰爭、大同盟戰爭和其他一些名稱。起因是法王路易十四在歐洲大肆擴張版圖，遭荷蘭、瑞典、神聖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朝、英國和西班牙等國結盟抵抗。

為了籌集戰爭資金，英國統治當局從1690年開始在倫敦逐步建立具有現代金融市場元素的證券交易市場，1694年成立了中央銀行 — 英格蘭銀行，發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批國債，並且開始發行匯票，即一種帶有「承諾付款」的代金券。

當時還開始盛行彩票、年金、股份公司、保險公司，以及各式各樣的賺錢理財計劃。歐洲大陸上，荷蘭和法國金融投資業發展迅速，跟倫敦遙相呼應。倫敦金融市場就在這段時間積累了大量財富，不斷壯大。

1713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根據《烏得勒支條約》，英國獲得向西班牙控制的南美洲販運奴隸的權利，每年一船黑奴，為期33年；作為回報，英國允許西班牙進入英國皇家非洲公司控制的非洲西海岸所有的英國致殖民地。

這時，南海公司已經成立兩年。公司全名：大不列顛商人與南海及其他美洲各地通商並促進漁業的公司， 主營業務是海外貿易，股份制。
泡沫興起、膨脹

泡沫背後的真正原因很複雜。

南海公司跟政府做了一筆交易，從政府手裏買斷西班牙南海貿易的合同，然後政府發行的國債都打包交給南海公司管理，每年付利息。

買了國債的人可以把票據拿去折換成南海公司的股票，從政府的債主變成南海公司股東，不再拿債務利息，改拿分紅股息。國債不能買賣，但南海公司的股票可以交易。政府則把自己的債主從無數公眾變成一個，南海公司。

南海公司的創始股東包括財政大臣羅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和一位曾經經營彩票的金融家約翰·布朗特（John Blunt）。布朗特因為創辦南海公司，後來還封了爵位。

南海公司與老牌奴隸貿易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合作，從大西洋向南美運了數千名奴隸，還得到皇家海軍護航。這更加深了公眾對南海公司得到政府撐腰的猜測，因此對它的股票更放心、更熱切。

到1720年夏天，南海公司的股票被高估，帶動大市上漲，其他公司的股價也水漲船高。部分原因是許多新手進入股市盲目從眾，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法國股市崩潰，不少投資資金流入倫敦，助燃了倫敦股市泡沫。

但是，南海公司向股東承諾的南美貿易活動和豐厚利潤始終沒有真正兌現，而公司的行為也越來越像一家銀行，開始借錢給自家股票的潛在投資者，以維持市場需求，推高價格，鞏固泡泡。

史學家愛麗絲·馬普爾斯（Alice Marples）博士指出，當時賣給投資的股票數量是實際可以交易股票數量的一倍多，從新股東手裏得來的錢被用來支付向老股東承諾的高額股息。現在有人形容那就像18世紀的龐茲騙局。

金融泡沫一旦開始膨脹，在一段時間內會迅速吸引更多各式各樣的投資者，包括新手和投機者，股價被迅速哄抬到無法持續的高位，然後遇到最後一根稻草，或因為某個偶然契機，開始暴跌。南海公司的股票從1719年到1720年底，股價飆升10倍，於1720年8月觸頂，然後斷崖式跌落，到年底跌破初始價。

當時的人們沒見過這種驚心動魄的跌宕。

狂歡盛宴結束

據一位古物和自然哲學家威廉·斯托克利（William Stukeley）在《艾薩克·牛頓爵士的回憶錄》（1752年）所述，1720年9月，南海公司股價第一次垂直下跌後，「世界正處於極大的困擾之中，成千上萬的家庭被毀」。這次股市崩潰最令人驚駭之處是社會各個層面幾乎無一倖免，投資巨大的精英階層成員和機構受打擊尤其嚴重，包括皇家學會，曾擔任皇家鑄幣廠廠長的物理學家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

但是，也有幸運、精明的投資者在這幾個月的股市跌宕中找凖時機有所斬獲，比如文具商托馬斯·蓋伊（Thomas Guy）在南海公司股價從峰值跌到一半時出售自己的持股，賺了一大筆，1721年用這筆錢在倫敦泰晤士河邊建了蓋伊醫院（Thomas Guy Hospital），載入史冊。

牽涉面如此之廣的金融災禍，議會不能不展開調查，然後發現內幕交易和貪污賄賂的證據，公司幾個董事受到懲罰，包括位居內閣的高官。他們受到彈劾，私人資產和物業被沒收用來補償投資者，剩下的股份分配給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銀行。負責將國債打包給南海公司管理的財相艾斯拉伯（John Aislabe） 被撤職並一度監禁在倫敦塔。

最後，新上任的第一財政大臣羅伯特·沃波勒（Robert Walpole）通過巧妙的政治手段安撫公眾，為王室和金融業止損，而南海公司繼續運營，一直到1853年。

醜聞、危機和假消息

債務證券化、政府官員假公濟私、投資公眾盲從和市場的貪婪、變化莫測，似乎在300年前這場金融泡沫中登場。

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經濟學和經濟史講師海倫·鮑爾（Helen Paul）認為，南海公司泡沫破裂，究其實質應該就是一樁醜聞，雖然社會各階層都以不同形式和程度捲入其中，但跟1929年和2008年的股市泡沫破裂導致世界經濟危機不同，之所以被如此重墨渲染成金融史上第一次重大危機，一個重要原因是假消息橫行，引爆了公眾集體憤怒和道德恐慌，即使公眾對真正發生了什麼事並不了解。

鮑爾指出，首先，這件事發生在證券市場早期階段。這意味著監管、理論和法規都處於萌芽狀態或者根本還沒影子，財經記者這個概念還沒出現。公眾最容易獲得的相關資訊就是口口相傳的信息，包括無稽之談和陰謀論。

其次，這件事越燃越烈的另一個原因是傳聞投資者可以索賠，補回損失。所以，很多人便誇大自己的虧損。民間流傳的虧損規模跟史料能夠提供證據支持的損失相差極大。

再者，遇到這類影響範圍如此之廣又涉及錢財、股票投資的公共事件，輿情必然洶洶，必然會出現萬夫所指的公敵，而那個年代最容易淪為替罪羊的是外國人和出頭露面、參與金融投資的女性，還有不少宗教團體。

最缺乏的是客觀冷靜的報道和分析，於是醜聞二次發酵。

牛頓項目研究員馬普爾斯博士認為，南海公司的業務包含大量政治元素，這是泡沫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在公眾心目中它的後台幾乎就是政府，而且大量社會頭面人物都加入了這種全新的理財投資活動。

更重要的是，這家公司似乎提供了一條從王公貴族到市井小民都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共同「快速致富」之路。當時，從國王到女僕都買了南海公司的股票，交易盛況空前。

有過這種慘痛經歷後，公眾開始意識到市場的複雜性和反覆無常。

馬普爾斯博士指出，南海公司泡沫的破裂，再加上法國和荷蘭等地陸續發生類似的市場風波，把金融投機、新金融投資工具的價值及其風險等新問題擺到公眾眼前，推動了圍繞市場監管的確立、政府行為規範及腐敗風險管控機制的建立的公共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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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白銀時代：商品經濟走向高潮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573年，萬曆元年，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晚明繁華盛宴正臻於高潮。發端於宋元時期的全國性市場和海外貿易網絡經過二百年的涵養滋生日漸發揚光大，並以更加深遠宏大的規模將芸芸眾生裹捲進來，幾乎無遠弗屆。

白銀時代

海禁已於六年前放開，一條鞭法即將於八年後全面鋪開。白銀正成為這一切的關鍵詞。海禁放開輸入了一條鞭法——賦役合併，攤丁入畝，折銀繳納——順利進行所急需的白銀，而由一條鞭法的大力實施所帶來的賦稅貨幣化改革則令晚明經濟的白銀化更上層樓，白銀成為幾乎一切經濟活動的潤滑油和助燃劑。與其說大明帝國放鬆了對經濟的控制，不如說它發現了更好地擠壓這只奶牛的方法。

當福建巡撫塗澤民於隆慶初年（1567年）上奏朝廷請開海禁，準販東西洋的時候，恰逢來自海外的白銀供應進入了井噴時期。

1571年，對菲律賓的征服已趨鞏固的西班牙人以馬尼拉作為它的首都。這個城市迅速成為新大陸與中國之間贏利最高的貿易中心。1573年，中國與西班牙展開直接貿易後僅兩年，兩艘西班牙大帆船滿載著生絲、絲和棉織品，以及2萬多件明代瓷器，返回墨西哥。作為回報，他們從阿卡普爾科運來南美的白銀，以支付中國商人從福建和廣東帶到馬尼拉的貨物。

那些被西班牙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白銀，也有不少再經過葡萄牙、荷蘭和英國商人的手中回到亞洲市場，而其最終目的地幾乎毫無例外都是中國。

另一個白銀的大宗來源地是日本。早在海禁未開之時，在中日民間商人的合謀之下，日本就已經偷運了大量的白銀供應中國市場。16世紀晚期日本銀產量迅速增長，一方面是因為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逐步完成了日本的統一，而此二人對白銀開采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特別敏感。而比政治統一進程更為重要的另一方面則是，16世紀由國外引入日本的冶煉和精煉技術的改進。

中國與日本的直接貿易始終被限制，但日本國內市場對絲、絲棉織品、瓷器、黃金和其他商品迅速膨脹的需求，以及日本商人手中豐沛的白銀，對中國商人構成了無可抗拒的誘惑。作為中日貿易中間商的葡萄牙人在1580年代每年從日本出口了超過15萬公斤的白銀，其中大部分最終運進了中國。

支撐著如此巨大規模海外貿易的是分工明確的專業化生產基地和運轉順暢的交換體系。否則，對於晚明的「出口基地」們而言，不僅衣食有憂，進行大規模專業化生產的原料也無法得到保障。市場，已從調劑餘缺的集市轉化為真正意義上的生產和生活要素的調配中心--連素有魚米之鄉之稱的杭嘉湖、蘇松太地區，由於經濟作物生產對糧食作物的排擠效應，也出現了要從區域內其他地方甚或區域外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產糧區輸入大米的局面，「每歲無論豐歉，外省客米來售者，不下數百萬石」。

除棉布、絲綢、蠶絲、棉花、糧食等大宗產品外，小民的各類日常生活所需小商品的供給也日趨市場化，江南「附郭之農兼粥蔬菜，織曲薄為業，皆不專仰食於田」。而那些棲身於市鎮之人則更全方位地從市場滿足日常生活，「衣履有鋪，茶酒有肆，日增於舊。懶惰者可以不縫紉、不舉火而服食鮮華。」在他們身上，自然經濟連殘餘也談不上了。

國家也更多選擇從市場中獲取國防和消費資源，以折色納銀法代替開中鹽法獲取鹽引這一變化就鮮活地詮釋了這一進程，這樣效率更高，也更方便監督。對市場的日益捲入加劇了國家對白銀的需求，從而為賦役的貨幣化鋪平了道路。而賦役的日趨貨幣化則要求人們將眼光更多地投向市場，不管他們情願與否，因為白銀來自那裡。白銀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一切都為了市場，一切都圍繞白銀運轉。數額巨大的市場交易需要與之匹配的白銀作為交換手段，而唯有如此巨大規模的市場才能吸納巨量海外白銀的輸入，在這裡，白銀再次既成為手段，又成為目的。凡此種種從國內到海外的內引外聯，使白銀和市場聯手為一個龐大的農業帝國內部出現一個相對成熟的消費社會提供了堅實的貨幣支撐和活動空間。

縱放歡歌

貨幣和市場的勃興為晚明消費社會的成長打造了物質的起點和平台，而其日臻成熟則全賴晚明寬鬆圓融的社會氛圍。

縱覽中國歷史，每個朝代一開始，由於專制皇權採取強有力的暴力手段，士紳之權受到全面遏制；每至朝代晚期，由於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及外力的衝擊，士紳之權均有不同程度的擴張，皇權則相應有所削弱。在此範式之外，晚明的一個鮮明特色更在於皇權於鄉間的萎縮更為明顯，而士紳的隊伍更形擴大，並有了較為自覺地自化為一個獨立階層的意識，從而具有了更強烈的自為意識。唐代中期以前，鄉里組織還是國家行政組織系統的一部分，名為鄉官制，鄉官由縣府委派，漢代大鄉的嗇夫還有一定品秩，稱為「有秩嗇夫」；唐中期以後，隨著地方行政管理體制由郡縣兩級制發展為州郡縣三級制，縣官成為最基層的「父母官」，而原先的基層鄉官制則漸漸演變為百姓輪流充任的職役制——里甲組織。

在造成基層組織性質轉變的眾多原因中，最有力的因素是人口不斷增長，這一點在晚明尤為凸顯。隨著地方行政區劃越分越多，地方事務也越來越複雜，朝廷無法再委派眾多鄉官去管理鄉村，而從財力方面看，官僚隊伍日益膨脹，也令政府不堪重負。基層組織由鄉官制轉變為職役制，意味著國家對基層社會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變為間接控制，從而為士紳權力的膨脹提供了充分的空間。

晚明國家權力對基層社會的低度滲透為紳士統治提供了理想的空間。自明代中期以後，大量生員、監生和舉人由於仕途不暢而沉澱在鄉村，他們享有政府所賦予的免除徭役的特權，有著共同的社會活動、生活樣式和世界觀。而有過職場經驗的紳與賦閒鄉間的士之間又因科舉、學校、詩社、文社等媒介而結成師生、童年、同志、朋友，里甲制的逐漸瓦解也增強了他們共同的維持鄉村秩序的領導角色。紳士通過對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資源的壟斷，以及向鄉里民眾提供利益「保護傘」而獲得支配權力，同時也在官民之間建立了一個緩衝。

現在，一個聲色俱全的消費社會在這個緩衝地帶出現了。明代前中期，官僚大多返回鄉村宗族，中後期，縉紳世家活動空間開始以城鎮為中心。如果說國家對市場的捲入造就了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貨幣化管制模式，晚明皇權與紳權的起伏消長則催生了一個市場友好型社會。作為社會精英的士紳以消費者乃至生產者的面目出現在市場中，無疑賦予它以足夠的理性與合法性，他們的倡導與鼓吹消除了人們對市場的恐懼與偏見，他們對消費浪潮--家居、飲食、旅行、出版——的引領更是激發了人們此前種種被壓抑與隱藏的需求，從而以化精神為物質的方式推動著消費社會踏歌前行。

「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更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唐寅的《閶門即事》中瀰漫著如此濃郁「脂粉氣」和「銅臭氣」，這在以前的文人詩詞中是難以想像的。作為商人的後代，唐寅曾被賦予博取科名的重任。然而三十歲那年，他由於身涉北京的科場弊案在政治前途上被判了「死刑」。若是在前朝，唐寅難免在充滿美人香草孤芳高潔意象的詩文中鬱鬱終生，但有幸生在晚明令唐寅能夠以甜俗的「桃花仙人」的名目過上了恣情肆意的人生——他的詩文字畫為世人追捧，行銷於時，可謂自覺的流行文化的製造者與受益者。

經歷了晚明消費歡歌，那些不再汲汲於「貨與帝王家」的士紳，轉而從市場中汲取了物質力量，以更形獨立的姿態在小民與皇權之間折衝樽俎。一個市民社會乃至公民社會的雛形第一次以相對清晰的面目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台上。

晚明消費社會因王朝興替而暫時瓦解並不意味著士紳階層的湮滅，他們的故事注定要在有清一代再次攜時代新風而轟轟烈烈地上演。晚明不是終點，是起點。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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