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唬爆米花教室-314雙流空戰與道德的勇氣】 #福編

3月14日 是歐美的白色情人節，2021.3.14那天福編本來想寫的歷史文章其實是福編心中真正的空軍節，3.14雙流空戰紀念日。但每一提指頭(現在打鍵盤不拿筆)就嚎啕大哭不能自己。因為那天的先烈，每個都是天之驕子，家世好，面容俊，卻為正義與國家選擇上天必死之路。直到3月14日最後一小時才突然決定改成寫1988.3.14赤瓜礁海戰。雖然那是中共海軍打的，但至少不是讓人一直哭一直哭的中華民族烈士日，而是輝煌勝利日。

1940年9月13日壁山空戰，國軍空軍一如往常攔截進入四川盆地轟炸陪都重慶的日本機隊，卻首次遭遇零式機，遭到0:13(或24，因有11架重創)的大敗，13架遭擊落，11架被重創。國軍充分體認到日本裝備與我方的嚴重差異。幸而四川盆地馬上進入霧季(通常為10-4月)，故日軍對我後方基地的轟炸隨之停止。

但到了1941年3月14日，四川盆地卻意外提早放晴，日軍遂再度派出機隊轟炸視野良好的次核心成都市。國軍空軍明知敵強我弱，仍視死如歸，以殘存的蘇聯援助但過時之兩大隊I-15戰機 31架分三編隊上前攔截，然而一如預料，日零式機在纏鬥中輕易耍弄國軍戰機，國軍總領隊黃新瑞大隊長很快頭部中彈殉難，二領隊副大隊長岑澤鎏接著也以身報國，數十分鐘內三領隊周靈虛中隊長步上忠烈之路、其他還有任賢、林垣、江東勝、袁芳炳、陳鵬揚等5位飛將軍陣亡。國軍當天又被擊落10架，重傷7架。國軍空軍至此幾乎可說付之一炬。直到陳納德將軍帶來那群理由不一的美國大男孩與P-38戰機後，中國的天空才稍微復晴。

雙流空戰是絕對的慘敗，但真正的意義是在壁山空戰後，陳納德將軍的援助抵達前，空軍先烈明知敵我裝備差異懸殊，但為了護衛國家與百姓，發揮道德的勇氣，毅然赴死的一戰。

所以在我心中，3.14才是真正的空軍節，因為那天證明了中國空軍與中華民族的道德勇氣。

#中華民國萬歲

(福編心中一直記得每個字的高中課文，有三篇，分別是正氣歌並序、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最後就是羅家倫的 道德的勇氣)

**********附錄 道德的勇氣

要建立新人生觀，第一必須養成道德的勇氣(moral courage)。
道德的勇氣是和通常所謂勇(bravery)有區別的。通常所謂勇不免偏重體力的勇，或是血氣的勇；而道德的勇氣，乃是人生精神力量最好的表現，「匹夫之勇」與「好勇鬥狠」的勇，那能相提並論？

什麼是道德的勇氣？要知道什麼是道德的勇氣，就要先知道什麼不是道德的勇氣。第一、衝動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衝動的行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時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審慎的計畫，所以不免「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他的表現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與堅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堅毅愈差。細察社會運動的現象，歷歷不爽。第二、虛矯也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虛矯的人，絕不能成大事。所謂「舉趾高，心不固矣。」我們所要的不是這一套，我們所要的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對事非經實在考慮以後，絕不輕易接受，而一經接受，就要咬緊牙根，以全力幹到底。他所有的勇氣，都是經內心鍛鍊過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舉一例來說明罷，我有一次在美國費勒菲亞(Philadelphia)城，看一齣英國文學家君格瓦特爾(John Drinkwater)的歷史名劇，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當林肯被共和黨推為候選大總統的時候，該黨代表團來見他，並且說明因為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共和黨的候選人是一定當選的。他聽到這個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應。等代表團走了以後，他又一聲不響的凝視壁上掛的一幅美國地圖。看了許久，他嚴肅地獨自跪在地圖前面祈禱。我看完以後，非常感動，回到寄住的人家來，半夜不能睡覺。心裡想假如一般中國人聽到自己能當選為大總統的消息，豈不要眉飛色舞，立刻去請客開跳舞會嗎？中國名劇牡丹亭中，寫一位教書先生陳最良科舉中了，口裡念道：「先師孔夫子，猶未見周公，老夫陳最良，得見聖天子，豈偶然哉！豈偶然哉！」於是高興得滿地打滾。但是林肯知道可以當選大總統的時候，就感覺到國家重大的責任落在他雙肩上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樂的事，凝視國家的地圖，繼之以跪下來祈禱。這是何等相反的寫照！

道德的勇氣是要經過長期的鍛鍊纔會養成的。但是要養成道德的勇氣，必定要有兩個先決的條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體魄的雄健。就第一個條件說，一個人有無作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說看人是否能擔當國家大事，就是我們結交朋友，也要先認定他天性是敦厚還是涼薄，才可以判斷他能不能共患難。凡對自己的親屬都刻薄寡恩的人，是絕不會對朋友篤厚忠誠的。自然這樣的人，也絕不會對於國家特別維護，特別愛戴的；所以古來許多政治家用人的標準，是寧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鄉間的農夫，看來雖是愚笨，卻很淳樸誠懇，到患難的時候講朋友；祗有那戴尖頂小帽，口齒伶俐，舉動漂亮的人，雖然一時討人喜歡，卻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別無可靠之處。就第二個條件說，則體力與膽量關係，實在密切極了。二者之間，繫數極大。體力好的人不一定膽子大；體力差的人，卻常常易於膽子小。一遇危難，倉皇失措，往往是體力虛弱，不能支持的結果。左傳形容鄭國的小駟上陣，是「張脈奮興，陰血周作，進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戰事弄糟了；用他們駕戰車上陣的國王，也就誤在這些馬的身上。馬猶如此，人豈不然。我相信膽子是可以練得大的，但是體魄是膽子的基本。擔當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它嗎？

具備這兩個先決條件，然後才可以談到如何修養道德的勇氣。修養就是把原來的質素加以有意識的鍛鍊。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對於修養工作最好的說明。從這種修養鍛鍊之中，才可以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一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沮，黃河決於側而神不驚。」的從容態度；修養到了這個地步，道德的勇氣才可以說是完成。但是有什麼具體的辦法，來從事於這種修養呢？
（一）知識的陶鎔　真正道德的勇氣，是從知識裡面產生出來的，因為經過知識的磨鍊而產生的道德的勇氣，才是有意識的，而不是專恃直覺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這還是指本性的、直覺的方面而言。在現代人事複雜的社會裡，一定要經過知識的陶鎔，才能真正辨別是非，才能樹立「知識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識的深信，是一切勇氣的來源，唯有經過嚴格知識的訓練的人，才能發為有系統、有計畫、有遠見的行動。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盤，祗是把他算盤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養　僅有知識的陶鎔還不夠，必須更有生活的素養。西洋的哲學家把簡單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simple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聯在一起說，實在很有道理。沒有簡單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發揮的。社會上有些壞人，並不是他們自己甘心要壞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標準，一時降不下來，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虧。那占有慾(posse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個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有兩個大臣相約殉國，兩個人說好了，一個正辭別回家，這位主人送客出門，客還沒有走，就問自己的佣人餵了豬沒有。那位客人聽了，就長嘆一聲，斷定他這位朋友不會殉國。他的理由是世間豈有豬都捨不得而肯自己殉國之理，後來果然如此。中國還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貪官死去，閻王審問他的時候：「你太貪了，來生罰你變狗。」他求閻王道：「求閻王罰我變母狗，不要變公狗。」閻王說：「你這人真沒有出息，罰你變狗你還要變母狗，這是什麼道理？」他說：「我是讀過禮記的。禮記上說：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所以我要變母狗。」原來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讀成「母狗」，以為既可得財，又可免難。這雖是一個笑話，卻是對於「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慾者一個最好形容。須知一個人的行動，必須心無所蔽，然後在最後關頭，方可發揮他的偉大。這種偉大就是得之於平日生活修養之中的。
（三）意志的鍛鍊　普通的生活是感覺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屬於聲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種境界，祗有特立獨行的人才能過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堅韌不拔的操行，所以「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他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動搖他的信念。他能以最大的決心，去貫徹他的主張。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挾長，不挾貴」，而在這個年頭，更能不挾群眾，而且也不為群眾所挾。他是堅強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遇愈困難，而他的精神愈奮發，意志愈堅強，體力愈充盈，生活愈緊張。凡是脆弱的人，最後都是要失敗的。辛亥革命的時候，民立報的一位編輯徐血兒，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編，慷慨激昂，風動一時。等到二次革命失敗，他便以為天下事不可為了，終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為真正的「血兒」。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養的結果。至於曾國藩一生卻是一個堅強意志的表現。他辛辛苦苦，接連幹了十幾年，雖然最初因軍事敗衄要自殺兩次，但是他後來知道困難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堅強的意志去征服困難，才有辦法。所以絕不灰心，繼續幹下去。等到他做到了「韌」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臨危的訓練　一個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偉大的人格，祗有到臨危的時候，才容易表現出來。世界上那一個偉大的人物，不是經過多少的危險困難，不為所屈，而後能夠產生的？俗語說：「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鍊。」修鍊的時候，是很苦的。時而水火，時而刀兵，時而美女，一件一件的來逼迫他、引誘他。要他不為所屈，不為所動，而後可以成佛。這種傳說，很可以形容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從前全國人對於委員長蔣先生還不能有深刻的認識，等到西安事變發生，他在極度危險的環境當中，依然保持他的尊嚴和氣度，然後大家才都能真正認識他、信仰他、崇拜他。甚至連反對他的人也都受了感動，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了。因為在這樣九死一生的危險時機，他的偉大的人格和精神，都充分的表現出來。中國人常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張睢陽臨刑前說：「南八，男兒死耳，不為不義屈。」這種臨危的精神，是不因為他死而毀滅的。黃黎洲先生在他的補歷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說：「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這段沉痛的文字，豈僅指危素而言，也同時是為錢謙益輩而發，要知不能臨危不變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祗有強者才不怕危險，不但不怕危險，而且愛危險，因為在危險當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發揮。

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偉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積極表現道德的勇氣的。(****以下特別重要，福編作夢時還會夢到)十年以前，我和蔣先生閒談。我說，我們在開國的時候，何必多提倡亡國成仁的人物，和文天祥、史可法諸位呢？蔣先生沉默了一會，他說：「文天祥不可以成敗論，其百折不回，從容就義的精神，真是偉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為，及其留下的教訓，現在很有重新認識的必要。他最初不見用於亂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時候，才帶新兵兩萬入衛，元朝伯顏丞相兵薄臨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講解」。他以抗爭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隨從義士杜滸等設計使他逃出，準備在真州起兩淮之兵，又遭心懷疑貳的驕兵悍將所扼，幾乎性命不保，逃至揚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飢餓得不能走了；杜滸等募兩個樵夫，把他裝在挑土的竹籃中抬出，航海到溫州起兵；轉到汀州、漳州，經廣東梅州而進兵規復江西。漢奸吳浚來說降他，他把吳浚殺了。江西的會昌、雩都、興國、撫州、吉安和廬陵的東固鎮都有他的戰績。他的聲勢，一度振於贛北和鄂南。兵敗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閩、粵之間起兵；又由海豐、南嶔打出來，在五坡嶺被執。自殺不死，路過廬陵家鄉絕死不食；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賓之禮說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誘他，他總是不屈，要求元朝殺他。若是不殺他，他逃出來，還是要起兵的。元朝也為這個理由，把他殺了。他在獄中除了作正氣歌之外，還集杜詩二百首，這是何等的鎮靜！何等的從容！他就刑時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幾句話，不獨留下千秋萬世的光鋩，也是他一生修養成功的「道德的勇氣」充分表現。他本來生活是很豪華的，經國難舉兵以後，一變其生活的故態。他的行為，有兩件特別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敗仗而絕不灰心。當然他是文人，兵又是烏合之眾的義兵，打敗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勝仗，間有失敗而不灰心還容易；常打敗仗而還不灰心，實在更困難。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幾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還是去舉兵抗戰的。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現什麼一種勇氣？做事祗要是對的，成敗有什麼關係？「若夫成功則天也」，也是他最後引以自慰的一句話。文天祥出來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當時人人都能如此，元朝豈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對外抗戰的模範人物！

必須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國開基的事業。進一步說，若是真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國開基的事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

福編想到3Q陳柏惟和他的僕從們，整天談著天方夜譚的話題，吹噓暴虎馮河的勇氣，大概是就學時課本即使還有這篇課文，八成也用這是中國課文不是「台灣」課文的理由說服自己不去讀吧。一個吹噓自己能1打35，然後先動手卻馬上被老人打敗，寄望這種人搞什麼建國開基事業，還是算了吧。

#請大家一起刪Q

#澄清唬夥伴會為道德的勇氣繼續堅持
#我們沒有800壯士但50小編與板手沒那麼容易屈服或收買

#本是人生勝利組的空軍先烈連命都敢搏
#我們打打字爆爆肝又算甚麼

#空軍軍歌是最多大陸人也認同的中華民國軍歌
#空軍軍歌藝術成分非常高

#青山王祭與頂下郊拚有關

大家可能只知道有青山宮或是青山王祭，但大家可能不知道這兩者的歷史淵源

且青山宮與170年前的大亂鬥「頂下郊拚」與霞海城隍廟也息息相關

#艋舺三大勢力

1853年北台灣最大的商業中心是艋舺，這裡的地頭蛇是泉州人，在此之前泉州人已經打爆了漳州人，但泉州人裡面又分為三大勢力

第一派是三邑人或稱頂郊人，是晉江、惠安、南安這三縣的合稱，他們以龍山寺為中心，人最多勢力最龐大。

第二派是同安人居住在八甲庄，今天老松國小、昆明街、桂林路附近，俗稱下郊人，覬覦三邑人地盤很久了

第三派是夾在他兩中間，保持中立的安溪人。

#頂下郊拚

兩派早就互看對方不爽很久了，終於爆發了頂下郊拚，畢竟頂郊人多比較佔優勢，但龍山寺與八甲庄之間有大池塘隔阻，無法打入同安人的老巢，最後人畜無害的安溪人；焚毀了自己的祖師廟，同意借道給三邑人。

#同安人落敗

然後同安人的大本營八甲庄就被攻陷了，同安人見大勢已去，把守護神城隍爺帶出，殺出一條血路逃往了大稻埕，就是之後的霞海城隍廟。

#艋舺大瘟疫

三邑人是獲得了勝利，但可能是遭到了天罰，隔年一場大瘟疫席捲了整個艋舺，當時醫療不發達，治病的方式就是拜拜，但傳統上能驅逐瘟疫的城隍爺，已經在頂下郊拚中，被同安人帶到了大稻埕，總不能去大稻埕拜吧!

#青山王登場

這時三邑人中的惠安人說，他們祖上在福建老家時，拜的青山王就能鎮壓瘟疫，然後惠安人就被晉江、南安人痛毆(x)

「媽的! 有這種好東西還不趕快拿出來」

於是青山宮就這樣建立了，開啟了艋舺的青山王信仰

青山王繞境也是為了驅趕瘟疫，其實跟頂下郊拚和霞海城隍都有關係呢

而為什麼台灣人這麼愛拜拜，青山王在福建的經歷、與日後日本人來後，怎麼用科學的方法根絕台灣的瘟疫，詳細就得看我的影片了
https://youtu.be/Ycx0oH8Qxnc

參考資料:
廟宇文化對地方產業影響之研究-以艋舺龍山寺、清水巖、青山宮為例 王兆祥 102.7
民俗慶典活動與集體記憶的探討-以艋舺青山宮為例-陳雅芳 100.7

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