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卦]滇異體字是什麼?優點缺點精華區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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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異體字 在 Valentine Wu Instagram 的最讚貼文

2021-09-17 19:07:25

⭕️第380次專注,持咒經行思惟「密宗」,秘密佛教,又名金剛乘,是佛教的其中一種修行方法,與印度教的怛特羅密教同時,在印度笈多王朝時期興起。而相對於密教,之前的佛教流派包括其他的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則被稱為顯教。它的別名甚多,又稱為怛特羅佛教、密宗、秘密教、秘密乘、密乘、金剛乘、真言乘、瑜伽密教、...

  • 滇異體字 在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1-08-13 12: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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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國風情靈鷲山】

    印度靈鷲山位於比哈爾邦的羣山之巔,因釋迦牟尼佛曾在此開示《妙法蓮華經》等重要經典而聞名。台灣靈鷲山位於台灣東北角風景線上。座山面海,眺望三貂角,這是台灣島的最東角,「三貂」名字來翻繹西班牙文「聖地牙哥」。據說福隆荖蘭山在地理與地勢上酷似印度靈鷲山,又以開山和尚心道法師苦修歷程中對「無生之生」有最深體驗,遂以「靈鷲山無生道場」為名。

    由台北車站向東驅車一個小時,就能到達靈鷲山。台灣朋友樹哥先帶我去吃超過半世紀歷史的「福隆便當」。福隆火車站正前方的福隆街,有鄉野、宜隆、福新、火車頭等多家便當店, 賣的都是「福隆便當」, 大同小異都是以米飯搭配兩塊滷肉、炒青菜、滷蛋、豆干、香腸等,和我之前吃過的「池上便當」水準還是差了一點點,但價格親民又飽肚。

    驅車上道場,很遠就看到天眼門,一對巨大的天眼和尼泊爾的Monkey Temple上的長得一模一樣。將天眼畫在佛塔建築上,我在西藏、不丹都沒有見過,反而尼泊爾就很多。

    開山聖殿供奉的是緬甸來的玉佛與泰國帕塞雅金身吉祥臥佛,我禮拜的時候,志工問我是星期幾出生? 因為佛像是「星期佛」,這是緬甸和泰國的南傳佛教習俗。

    「星期」並非源自《聖經》,而是中亞的蘇美爾以及巴比倫文明,和佛教文明原本沒有關係。這很容易理解,因為開山的心道法師祖籍雲南,為滇緬邊境孤兒,十三歲隨軍撤退來台,供奉南傳佛教份屬情理之內。

    聞喜堂二樓供奉了「財神」多聞天王, 這應該是藏傳佛教的系統, 或稱為「黃財神」。我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對迎財神、觀音借庫等趨之若鶩,但我視之為民間習俗,因為悉達多太子放棄了王宮的榮華富貴才得以成佛,他又怎樣保佑你得到他的棄如敝屣呢?

    靈鷲山佔地面積廣大,戶外的「多羅觀音」青銅聖像高達12公尺,這是少見的黑面觀音,其實「多羅觀音」也就是藏傳佛教的「度母」。面向大海的舍利塔林在芒草叢中屹立,山坡面海還有幾排的木凳,供人打座。前面是一望無際的太平洋,聽海吹風,盤膝靜坐,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

    @溫暖人間 573期

  • 滇異體字 在 葉慶元律師(葉狀師)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1-05-21 09: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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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北孤軍

    最近,黨產會百般刁難 中華救助總會 與 國防部 合作在泰北為國軍興建 #忠烈祠 的計畫。

    黨產會的委員公開在媒體說,如果同意這個計畫,會幫助救總洗白,對黨產會認定救總為附隨組織的訴訟不利。

    我對黨產會的政治算計不齒,也不想再和他們打口水仗,只想分享這個泰北孤軍的故事,請大家想想,政府該不該為始終效忠中華民國的泰北孤軍建這個忠烈祠?
    *******************
    父親離開41年回家時,母親在村口等了他一天

    王豪(止戈出品2018-08-10)

    從曼谷飛往昆明的航班上,父親王畏天不停地向我念叨大媽做的破酥包,有多麼多麼的好吃,甚至口水都快流下來。我轉而問了他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我母親和大媽,你生命中的兩個女人,你覺得誰更好一些?”

    “你的母親只是守婦道,和你的大媽相比,一無是處!”父親的回答就像他的性格一樣,簡單粗暴。那是1991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和弟弟阿旭從泰國美斯樂回老家雲南鳳慶探親。

    41年前的春節,身為國軍中校的父親,撇下他的原配妻子,也就是我的大媽,還有兩歲的兒子,隻身逃往緬甸,在那裡認識了我的母親。之後,他們前往泰國北部定居,相守一生。
    父親的回答,並不出乎我的意料。

    1949年12月9日,盧漢起義。在我所學的歷史中,稱之為叛變。
    3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解放軍進城那天,已經脫掉軍裝的父親雙手抱在胸前,站在人群中靜觀這個城市新的主人。

    父親畢業于黃埔軍校17期步兵科,後服役於滇軍,至1949年已是中校副團長。

    若干年後,當父親向我講述這段過往時,我問他:“你覺得你們厲害,還是解放軍厲害?”
    “他們穿得很破,但是步伐非常整齊。”父親沒有正面回答。

    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挺進昆明城的解放軍,讓父親感到不安。他調轉身,連夜趕回鳳慶老家,跪在地上對我的奶奶說:“娘,我要去緬甸找三哥,避避風頭,等形勢緩和就回家。”那時,三伯在緬甸跑馬幫生意。

    在泰北的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一個傳統,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奶奶沒有作聲,起身去給父親收拾行李。父親的妻子,則把家裡的破酥包,全都裝進了父親的背包裡。

    妻子是大他一歲的表姐,青梅竹馬。他們的孩子王磊,僅有兩歲。
    那年,父親只有29歲。

    父親四兄弟,大伯是舊政府的鄉長,二伯畢業于上海大夏大學,在省立昆華中學任教,三伯跑馬幫生意,常年在緬甸。

    1949年,對於富甲一方的王家來說,是命運的分水嶺。

    父親一路向西,再向南,翻山越嶺,在湍急的江水中拼命游向緬甸。到緬甸後不久,父親輾轉找到三伯,跑馬幫的三叔,早已不敢回老家。軍校出身的父親並不是做生意的料,時值李彌在緬北招募國軍殘軍,試圖反攻,父親當即前往,任上校副司令。

    父親逃離家鄉不久,土改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曾在舊政府任過鄉長的大伯,是重點運動對象,他也在一天深夜,跪別母親,出走緬甸,遺下大伯母和4個幼子。

    1953年,我的二伯也來到了緬甸。在此前,他被關押了3年。關押期間,他的兩個女兒夭折。被釋放後,依然處於被監視狀態。在一位同族人的勸說下,有一天趁著外出趕集,慌張逃走,未及告別家人。到此,王家四兄弟,全部在異國相聚。

    王家的下一代,亦未能逃脫流亡的宿命。

    大伯的大兒子,作為王家的長子,後來也逃到了緬甸,加入李彌的反共救國軍。在之前,他和奶奶、大伯母等三代人一起,被同台批鬥。他們的身上,有太多的壞人標籤,地主家屬、逃亡家屬、境外國軍家屬等等。

    當兒孫們為了活命一個個地逃亡異國之後,只剩一幫婦孺,守著王家偌大的老宅,獨自承受整個家族之於歷史的苦難。奶奶只能整日以淚洗面,他的兒孫們,為了活命接連逃往異域,至她死,都沒有回家。

    我叫王豪,1961年出生于泰國北部的一個小山村美斯樂。

    在此前,我的父親一直在緬甸,試圖和敗退于此的國軍部隊一起反共救國。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緬甸政府的請求下,入緬追剿國軍部隊。後者不得不跨越湄公河,移師泰北。

    父親的其他3個兄弟,也隨軍來到泰國。大伯和三伯繼續做生意,二伯後來成為美斯樂興華中學小學部的校長。

    父親撤退泰國時,我還在娘的肚子裡。我的母親叫黃淑卿,1958年由雲南施甸前往緬甸,加入父親所在的第五軍政訓處。母親不僅模樣清秀,還寫得一手好字。

    那時,父親已經離開雲南8年了,他知道,回家已遙遙無期,37歲的他渴望重組一個家庭。父親托人去做母親的工作,希望娶她做老婆。母親不為所動,態度非常冷淡。母親的態度,讓身為師長的父親不解,他瞭解後才得知,母親曾經有過家庭。父親並不介意,經過不懈努力,母親終於對父親有了好感,嫁給了父親。

    一個英俊瀟灑的高級軍官,一個讀過書的大家閨秀,他們的結合,讓無數人羡慕。

    父親的四個兄弟,先後在異國再娶,這是一個無奈且充滿愧疚的選擇。留在雲南的四個妯娌,一輩子都沒有改嫁。即使在後來,他們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新的家庭,他們依然在默默堅守和等待。

    意想不到的是,1970年的一天,我的母親突然精神失常!這是一個讓整個美斯樂的人,都無法理解的事情。

    20多年後,當我回到雲南,知道了母親的身世,我終於明白,母親為什麼會這樣。

    父親的這一段婚姻,過得並不幸福。
    父親常年駐紮軍營,母親只能自己帶著四個孩子生活。她是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每到天黑,她就要把門牢牢鎖好,檢查數遍才放心。然後點上蠟燭,輔導幾個孩子功課。

    母親對我們非常溺愛,每當脾氣火暴的父親訓斥我們時,她便挺身而出,但每次,總是吵不過強勢的父親。絲毫不懂溫柔的父親,從來不會安慰母親。

    1970年,在緬北駐防三年的父親回了家,我們一家六口終於團聚了。

    有一天,全家外出做客時,母親坐在角落裡一語不發,對所有人的問候都不搭理。就在人們埋頭吃飯時,只聽“叭”的一聲,手中的筷子被她折成兩截,整桌賓客愕然。

    她開始一個人喃喃自語,說著別人聽不懂的話,一會哭,一會笑。
    從那以後,母親的行為愈發異常。

    1970年,對於駐紮泰北的孤軍來說,正處於生死邊緣。

    在此前,他們多次被泰國政府圍剿,之後又為了搶生意和毒梟坤沙打仗。這一年,泰國政府邀請他們做雇傭軍,替政府收復被反政府武裝佔領的地盤,成功後就可成立政府承認的“泰北民眾自衛隊”,獲得長期居留權。

    為了更多人的生,只能讓有的人去送死。

    身居副軍長的父親,幾乎天天開會研究打仗事宜,照顧母親的事交給了傳令兵。
    而母親不願呆在家裡,她經常有些疑神疑鬼地對我們說,父親在外面有了女人,不要我們了。父親深夜開會到很晚,她就帶著最小的弟弟,守在門外,一坐就是幾個鐘頭。開完會的父親看到這個場景,氣得扭頭就走。

    有人建議把母親送往精神病院,父親卻沒有同意。他擔心精神病院會讓母親感到害怕。1972年夏天,父親帶全家到清邁度假,他希望換個環境能讓母親的病好轉,但足足呆了一個月,沒有任何效果。

    我曾問父親,他會不會像母親說的那樣,拋棄我們母子。

    “不會的!”父親的回答,堅毅中,透露著一絲感傷。1950年,他曾拋棄了自己的妻兒。
    母親嫁給父親的那一年,雲南廣播電臺開設“對境外國民黨軍殘部廣播”,經常會出現父親的名字,呼籲父親回歸祖國的懷抱,全家老小等候他們回家。

    每次聽到這樣的廣播,傳令兵就會默默地退去。父親先是一個人躲在房間裡流淚,之後就是摔東西。對於流落異域的老兵,幾乎每一個人都有過面向北方默默流淚的經歷。同樣,在他們的家鄉,他們的母親或妻子,也是在夜深人靜時,獨自流淚。

    等到1961年我出生時,父親四兄弟終於和雲南的家人取得了聯繫。大媽不識字,回信是由哥哥王磊寫來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會問:爸爸,您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我能感受到父親的歉疚和無奈,他所能做的,就是盡最大能力,寄錢和物品回去。

    那時候,中國饑荒遍野。父親寄回去的有炒麵、布匹、炒鍋、紅糖、衣服等等,對於家鄉的親人來說,雪中送炭。

    1962年,家鄉來信,奶奶去世了。父親四兄弟相約在泰北的高山上,向北長跪,痛哭流涕。

    到了“文革”,雙方的聯繫中斷。直到1978年後,通信再次恢復,也比較頻繁了。只是信的內容,再也不提回家的事情。漫長的“文革”,讓大家有了生疏且絕望。

    在此前,父親曾有兩次撤台機會,但他沒有走。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四兄弟一致認為,雖然泰國也是異鄉,但離家要近得多。

    他們一生,都沒有放棄回家的想法。而現實,卻讓他們成了一群寄居異國的孤兒。

    因為父輩們的犧牲和努力,讓我們第二代有了新的出路。中學畢業後,我前往臺灣念書,後到日本工讀。直到1990年回到美斯樂,沒想到父親劈頭就說:“你還回來做什麼,看看這個家,一點溫暖都沒有!”

    我有些訝異地看著父親,曾經身為副軍長的父親,腰背依然挺直,但頭髮已經花白。那時,泰北的孤軍已經放下武器,解甲歸田。傳令兵早已四散而去,父親的眼裡,滿是落寞。

    我看到瘋了的母親,一個人關在屋子裡,正是盛夏,身上卻層層疊疊穿了五六件衣服,頭髮很髒,身上滿是異味。沒有人能碰她,即便是自己的丈夫。

    看到我回來,母親終於有了一絲笑容,但很快,她又對著空中喃喃自語。這個場景讓我非常難受,我決定留下來,守著年邁的父母,不再漂泊。

    就在我回到美斯樂的這一年,家鄉的一封來信,讓父親有些激動。信是家裡的一位長輩,受父親的兒子王磊之托寫來的:
    王磊和他娘,希望你們能回家看看,王磊擔心你不相信他,就托我來告訴你,黨和政府非常開明,政策也很明確,你們回來不會有事的,我用人頭擔保。

    歷史的恩怨漸漸遠去,親人們的相聚,終於可期。
    第二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從曼谷乘坐飛機,開始前往已經離別整整41年的家鄉。

    因為通訊條件所限,抵達昆明後,父親才向鳳慶的家人發去電報:
    吾已抵昆,攜子豪、旭同返

    在決定回家之前,母親清醒的時候,父親曾徵求她的意見,想不想回中國看看自己的父母和姐妹,那時,外公和外婆還都在世。母親猛地站起來,冷冷地答道:“不回!”然後扭頭走開。

    這讓我十分不解。
    這個謎底,直到我再一次回到雲南探親時,才一點一點剝開。
    從昆明出發,坐著汽車在山裡顛簸了一整天,終於抵達鳳慶老家。

    時年70歲的父親西裝革履,手拄文明杖,我和弟弟阿旭穿著牛仔褲,一身時髦打扮。那時的鳳慶,到處都是低矮的破房子。
    回家的父親,如是異鄉人。

    就在村口,遠遠的,望見一個穿舊式藍布衫的老太太站在一棵大樹下。走到跟前時,父親突然站住,他抬起右手指著老太太,用濃重的鄉音問:“你施玉蘭嘎?”

    “哦,回來了嘎。”老太太答非所問地說,然後指著我和弟弟說:“哪個是阿豪?哪個是阿旭?”
    那竟然是大媽。

    在回家的路上,我曾無數次地想,父親和大媽見面時,一定會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沒有想到,在離別41年之後再見時,他們夫妻之間,竟是如此地克制。41年的苦難、分離,以及思念,似乎並不存在。

    後來才知道,大媽為了等我們回家,就這樣在村口的大樹下,站了整整一天。父親走到大媽身邊,用手拍拍她的肩膀說:“你辛苦了,你辛苦了!”這對曾經竹馬青梅的表姐弟,就這樣說著話,往家走去。

    父親的舉動,就像一位長官在嘉獎勝利歸來的士兵。

    一起前來迎接我們回家的,還有父親的兒子王磊。那個曾在信中無數次呼喚爸爸回家的孩子,已是43歲的中年人。而真正與爸爸相見時,他卻難以開口,一直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小時候一直期盼著爸爸回來,別人都有爸爸,我為什麼沒有。後來長大了,我和媽媽已經不抱希望了。現在突然回來了,就像是做夢一樣,很奇妙的感覺。”王磊很平靜地說。

    兩歲時父親就離開了他,但他多年後竟然記得一個畫面:他耍賴皮哭,父親打了他屁股兩下。父親教訓他的畫面,是他對父親唯一的記憶,如同珍寶一樣,深藏於心,一輩子都捨不得忘。

    大媽在接到電報時,就開始準備了。他們刷白了房子,從鄉政府借來新的被褥。父親被安排和大媽同住一屋。

    我、弟弟阿旭以及哥哥王磊,住在兩位老人的樓上。夜深人靜時,月光從房頂的窗戶照進來,不隔音的木板下傳來父親和大媽忽高忽低的談話聲。

    我們同父異母的三兄弟沒敢說一句話,側耳細聽,只聽得父親翻來覆去說了好多遍,“你辛苦了,對不起你們了。”

    大媽則說:“你也不容易。”

    每當談話陷入沉默時,父親就搶著說:“過去的事你就不用再說了,你們受的苦我都知道。”

    強勢的父親,沒有給大媽任何傾訴的機會。
    我也終於明白,當我問母親和大媽誰更好時,父親為什麼會說母親“一無是處”。大媽對他的包容和體貼,以及作為一名傳統婦女的隱忍,是沒有人可以相比的。

    父親的歸來,讓大媽高興不已,她忙前忙後張羅飯菜,待全家人落座,她卻不肯入座,我去請了好幾遍,她才悄悄告訴我:“我從嫁給你父親那天起,從來沒和他同桌吃過飯,這是老規矩。”

    在準備的飯菜中,有一盤浸著油漬的破酥包,異常醒目。
    回家的父親,還偶遇了當年隨他征戰的勤務兵,勤務兵頭髮花白,穿著一雙破舊的解放鞋,他正步走到父親跟前,敬了一個禮:“長官,您回來了!”

    多年後,父親提到這個場景,依然是唏噓不已。
    留在雲南的勤務兵,也曾遭受了歷史的折磨,但畢竟,他可以留在家鄉,與親人廝守。

    父親回家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修建王氏宗祠。作為鳳慶最大的地主,王家的五代祖墳曾在文革時被毀。當地統戰部門為了向曾為副軍長的父親示好,專門撥了一塊地用於修建宗祠。

    在奶奶的墳前,父親長跪不起。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這是在泰北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的一個古老傳統。當年離家時,他告訴母親,他只是出去避避風頭。這一去,就陰陽兩隔。

    在40年前,父輩們流離於緬北的叢林中,居無定所之時,留在家鄉的婦孺們,也在驚恐度日。

    王家的祖宅曾是一個有著數十間房屋的青瓦四合院,依山傍水,每扇門窗都雕刻著精美的花紋,四合院前的操場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

    1950年後,十多名家丁全部被遣散,只剩一個啞巴忠實地守在奶奶身邊。再後來,所有人被趕出老宅,王家巨大的木門被貼上封條,財產全被沒收,家人住進一間陰暗潮濕的茅草屋,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半年後,茅草屋倒塌了,他們只能在村子裡挨家挨戶借住。

    “母親被批鬥時,我只能站在旁邊,邊看邊哭,等批鬥的人走後,才趕快扶起母親,去找點草藥來給母親敷在傷口上。”王磊說。

    因為父親的身份,小學畢業後,王磊就不能繼續念書了,開始和母親在生產隊幹農活。

    曾為地主婆的奶奶,1962年去世時,連一口像樣的棺材都沒有。心底善良的她,把很早前就給自己準備的楠木棺材,用來給那個忠誠的啞巴家丁下葬了。

    她的靈前,沒有一個可以披孝的兒子。

    流落泰北的王家四兄弟,其中大伯和二伯,在1990年前政策明朗之前,已經去世了,埋骨異域。

    我的三伯在看到父親平安返回泰北後,相信了共產黨沒有說謊,也在一年多後回家探親,遺憾的是,見到了我父親的三伯母卻沒能等到丈夫回家,在一年前去世。

    等了一生,就如此錯過。

    王家四兄弟,只有我的父親,見到了自己的原配妻子。他們相見兩年後,大媽也去世了。

    1993年年底,我成家了,母親的瘋病愈發嚴重,為了探究母親的過去,我帶著新婚妻子前往雲南施甸,去看望外公外婆。

    我和妻子去看望外公外婆。
    從外婆的口中,我知道了母親的秘密,那是一段連父親都不知道的經歷:出身大戶人家的母親,年輕時曾嫁給當地一青年教師,50年代因丈夫成分不好,夫妻被關進監獄,幾個月後母親以“陪殺”的身份目睹丈夫在眼前被槍斃,5歲女兒也在監獄受了驚嚇,夭折。

    母親被釋放後,外婆集齊家裡所有的錢幣,捆在母親身上,送她跨過怒江,逃往緬甸。

    我終於明白,母親的一生,為什麼會活得那般驚恐,那麼不安!她對我們的溺愛,對父親的猜疑,都是害怕再失去。可惜,行伍出身的父親,一生也沒能明白母親內心的創傷,他甚至連母親的生日都不知道。終於,母親再也無法承受歷史的沉屙,在恐懼和不安中,徹底迷失了,成了父親口中“一無是處”的妻子。

    1994年,我們邀請二伯母前往泰國團聚,那年,二伯已經去世整整20年了。令人遺憾的是,二伯母臨走都沒有去二伯的墓地。她到死,都沒有原諒自己的丈夫。

    他們是王家四兄弟中,唯一自由戀愛的。關於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兒子,會在另篇泰北系列故事中講述。

    2005年,我的父親和母親先後離世,這對陰差陽錯走到一起的夫妻,一輩子過得都很分裂。他們的內心,各自都有著歷史的創傷,卻相互沒能理解和寬慰。

    十年後的2015年,我的哥哥王磊來到泰北美斯樂,我帶他去了父親的墓地。他跪在父親的墓前,就如同他那年見到父親時一樣,依然是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就像做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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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5 1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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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5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林則徐在西城內辭行(註1)。

    註1: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64 / 4556。

    #知史討論 |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下)

    歷史春秋網

    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侷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製成,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術用之」的事實,已明確無誤地表明,時人已懂得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並且借助它的藥力來縱慾了。從中我們已可窺見明代社會衍變中的風氣了。
      
    毒品風靡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的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期,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中制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采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明會典》載:暹羅、爪哇、榜葛剌等地多產烏香,即鴉片。他們時常將「烏香」,即鴉片作為貢品獻給中國皇帝。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政府已將它列入納稅之藥物。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頒布的《貨物抽稅現行則例》中規定:每10斤鴉片的稅銀為一錢七分三釐。隨著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明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鴉片是一種成癮物品,一旦成為社會供應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隨著食用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因需求太大,價格奇貴,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續紺珠集》記載,鄭和之徒弟自西洋攜回「碗藥」,當時中貴多嗜之。這「碗藥」,就是鴉片。
      
    鴉片特有的醉生夢死、飄飄欲仙的舒暢感,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倖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明神宗就是一個 「鴉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長年不視朝政,戶部主事董漢儒說:「(萬曆皇帝)頻年深宮,群臣罕能窺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因吸食鴉片,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而史家許熙重則把皇帝吃鴉片的責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紀要》中指出:「帝之倦於正朝,多年不見臣工。實為奸臣毒藥所蠱。」究竟是神宗自己求取,還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神宗是個鴉片癮者,應是不爭之事實。
      
    再說清代的罌粟種植。由於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制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到了清代,罌粟主要通過海、陸兩條途徑流入各地。海路由東南亞諸地傳至台灣、福建。福建最早種植罌粟的,大約是福寧府的福安縣。在嘉慶年間,那裡的罌粟花已經盛開了。此後,又由福建傳入浙江。浙江的土壤顯然比福建的土壤更適合罌粟的生長。道光初期,浙江各地幾乎已是遍地罌粟了。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屬,種者最多;寧波、紹興、嚴州、溫州等府次之。有台漿、葵漿名目,均與外洋鴉片煙無異,大夥小販到處分銷。」同樣,在安徽,「徽州寧國、廣德等屬,毗連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來棚戶串通該處業戶,私種分肥」。
      
    陸路由印度經東南亞、緬甸傳入雲南。較早記載雲南種植罌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出版的《雲南府志》。雲南天熱多雨,是栽培罌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邊夷民向有私種罌粟」。該地出產的「雲土」(又稱「南土」)在土煙中為上品,產量也急劇增加。1839年,雲貴總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緝獲煙土1.2萬兩。
      
    雲南的罌粟很快傳入四川,至遲在道光元年(1821)時,涪陵一帶的農民已棄糧種煙了。所產人稱「川土」,據史料載:「川省五方雜處,間有吸食鴉片煙之人,會理州、平武縣一帶,毗連番界,尚有種植罌粟花處所。」從此不僅「川土見盛」,而且四川還成為罌粟傳播的中轉站。
      
    罌粟由四川傳入貴州,在道光十一年(1831)時,貴州「尚無栽種熬煙之事」。但四年後,已有種、吸鴉片和開設煙館的記載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已是「遍載罌粟,熬煉成土」了。貴州巡撫賀長齡奏稱:「黔省民、苗雜處,多有栽種罌粟熬膏售賣之事……現據郎岱、普定、清鎮、貴築等廳縣先後查明民、苗私種者,或數畝、十數畝不等。此外,各州縣地方栽種牟利者,尚不知有幾。」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四川北上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這樣一來,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氾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煙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就有人提出以土煙來抵制洋煙的主張。道光十四年(1834),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煙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菸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煙之利;也有人說:「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又有人說:「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農者大矣」;甚至還有人認為「內地之種越多,夷人之利日減……不禁而絕」。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煙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如較早的道光三年(1823)吏、兵兩部奏請酌定失察鴉片條例,要求禁止「私種罌粟煎熬煙膏」。此後,御史郭柏蔭奏請嚴禁栽種罌粟一折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番舶不通之處,皆由內地民田遍載罌粟,熬煉成土,地利、民生兩受其害。必當嚴申例禁,以除積習。」
      
    但對於清廷三令五申的拔苗禁菸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陽奉陰違的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為罌粟花,將煙膏改稱為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其結果,在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煙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氾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成為近代「東亞病夫」的象徵。

    如今,一提及鴉片乃至毒品,人們大多是「談毒色變」。其實,絕大多數毒品,都具有醫療上的功效,只是過量服用後,可能會造成上癮等嚴重的副作用。在生活中,人們手術時要打麻醉,而手術後要打嗎啡止痛,有時精神不濟也會喝提神飲料……仔細去觀察,麻醉藥、提神飲料,其實或多或少都與毒品的成分有些類似。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吸毒」或許也可以被視為「基於不正當目的」而「過量濫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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