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點睇？

【13歲記者尋求真相有何不可？作為小記，又有何不可？】

這一天，終於出現。

我們做成年人，作為同業，一張記者證（咩係「記者證」？咩叫「記者」），說得不清不楚。一個千禧後、13歲少年立心在現場尋真相，企硬理直氣壯反駁：香港做記者是不需要證件的！

被押回警署的陸同學字字鏗鏘，講出在警署的所見所聞；陸媽媽的解釋，亦是甚有條理，看得出二人母子關係甚好，陸同學可以出來採訪是基於母子的信任，而陸同學出來完全是基於公義之心。

防暴警一句：「你沒有記協的記者證」去質疑陸同學的記者身份（或動機），陸同學說得對香港根本沒有記者制度，在公眾場合拍攝，是沒有違法的。在公眾場合，其他民主國家都沒有發牌制度，歐洲甚至可以讓公民記者進入立法會。在香港，記者當進入法定機構例如法庭、政府機構，記者須要是政府認可的新聞機構，這是真的，基於政府的安全，亦可以理解。

因此「記者證」這回事，是根據地方、場合去分辨。根本沒有「攞記協證去分辨記者」這回事。作為公民記者，無分年齡，如陸同學所說，「做記者要做的事」便可以自由採訪。

可是，人人做記者，有何不可？專業的記者這把尺，人人言殊。所謂「記者」，在我的經驗來說，並非基於學歷，是一種價值—你報道的是否合乎「公眾利益」。我在主流媒體工作多年，見盡很多拿記者證的上司、同行，將採訪材料直接給警方、另一間報館，他們都沒有為替受訪者/記者「保密」，這些有記者證的記者是否合乎資格的記者？他們有沒有放「公眾利益」做第一位？他們有沒有為了討好權貴，將事實碎片化/去脈絡化，令公眾得不到完整的訊息？

你是否一個記者，我在乎的是，你會不會放公眾利益在第一位。如果拍出來不合乎你的政治取態，但真相事關大眾，你會願意公開出來？

陸同學到現場採訪有何不可？13歲的少年不一定衡量到現場的安全情況，一旦有人激動起來揮刀亂斬，又或是「速龍」突然衝前拘捕，陸同學很容易受傷。少年未必知道記者要守的規條，除了「公眾利益」，我們要準繩的如實報道，向現場的人查詢探問，多方求證，讓公眾知道較為全面的真相。而且，少年記者在網上發布的「新聞」，未經證實發布後，或會招致社會混亂，或中傷他人。少年記者沒有任何「督印人」或「總編」或「社長」替他/她付上法律刑責，所有刑責，都會由他的父母或監護人負上。

社會運動，是一種「可看見」的新聞，但在「可見」的暴力畫面以外，當中的細節、脈絡或引申的法律事件，需要海量的查證和調查，少年沒有新聞訓練便出去採訪，在今日對新聞界完全沒有保障的香港做「記者的事」，對於他個人自身是十分危險。

少年追求公義，尋求真相，陸同學才會選擇冒生命危險去現場採訪，敢朝天挺胸對比他高兩個頭的防暴警說：「我做緊記者做嘅嘢。」少年，事實在前，無畏無懼是沒有錯的，但要衡量安危，多了解新聞的本質、採訪和呈現的方法。當你了解新聞工作的細節，你會發現危險的現場採訪以外，背後有大量、而且很有價值的工作如查冊、資料整合、核對真偽、影片後期、校對文字等新聞工作，都需要年輕記者。每一個工序，都是記者的工作，但這些工序，有多少人願意默默耕耘？

鏡頭，是會令事件多一份真相，鏡頭以外，亦有尋求公義和真相的方法。

這一個月，我為真相這個詞感到疑惑，陳彥霖、周梓樂以及不尋常的自殺事件令我摸不透真相二字。我亦質疑，現今的記者，對社會有何作用？三月一剎那，我人生第一次閃出不想再做記者的念頭⋯⋯。

最近看得透徹點，在今日資訊發達的世界，記者的職能可能已不再為大眾提供一個全面的真相，因為這個世界根本沒有全方位的真相。真相兩個字，令記者背負太重。

新聞是戰爭應運而生的政府工具，它可以存在至今，不是人類需要資訊、真相（因為大部分真相靠記者努力之餘，都要靠「深喉」爆料），而是我們仍然珍重明知世上不會有全然的真相，亦會拼命去接近真相的精神。因為只有這樣，社會才變得更公義。

因此，陸同學，做記者貴乎精神，無任何資格，只能說句「最好讀多幾年書」，中/英/外語寫作佳更好。說句「母親節快樂」可以，說對不起就不必了。

籲北京打開汪道涵留下的錦囊
香港聯邦 兩岸邦聯

黃年

汪道涵。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小說上，師父贈下山徒弟一錦囊。囑曰：遇難時打開。

香港區選剛揭曉，台灣大選將登場。此時是北京打開海協會首任會長汪道涵所留錦囊的時候了。

一九九五年，汪道涵對到訪政大國關中心主任邵玉銘說：「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對香港可實施聯邦制，但對台灣可實施邦聯制。」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汪道涵對到訪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談兩岸問題，提出「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及「共同締造論」。

在《基本法》下，除國防、外交歸中央政府，香港政府管治一切。若待實施「真雙普選」，香港樣態即可近聯邦制。而香港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開始實施一國兩制，所以汪道涵十一月提「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共同締造論」這概念，顯非主張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

「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說：一個中國不是「現在式」，也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亦即，此說否定「中華民國已經滅亡論」，而承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存分治狀態，即「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

「共同締造論」則說：一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

「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與「共同締造論」，可引申為兩岸邦聯論。

汪道涵廿多年前就看出港台差異。正如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最近說：不是生硬地用一把鑰匙去打開千把鎖。

中台港三邊關係，在今年香港區選及明年台灣大選後，將進入不同往昔新局。

香港將進入民主政治深水區。此時距二○四七年五十年大限，尚有廿八年。因此可斷言，循當前局勢演化，大限前，香港不可能不實施真雙普選。而一旦實施了，中共想在二○四七年廢掉一國兩制即屬不可想像。那麼，北京當局此刻應思考的，就是香港應朝民主聯邦制發展，別想走回頭路。

奇妙的是，香港選前，中共不斷為民運扣上「港獨」帽子。等到選舉結果顯示民運大勝，大陸評論說，這個結果不能證實「港獨」得到支持。

北京若想抑制港獨，就應讓香港民主體制繼續發展下去。香港人目前的民主訴求，應當仍是「落實一國兩制」。所謂「港人治港」，就是把香港交給香港人；所謂「高度自治」，就少不了雙普選。在香港連淡水、電、氣皆離不開大陸情勢下，若香港民主得到鞏固，港獨不會是港人選擇。

香港民主政治如何鞏固？在我想像中是：在「做好做足一國兩制」前提下，建立以民主政治及自由經濟為骨架的聯邦制。

然而，港獨在香港尚是邊緣議題，台獨在台灣卻在中心位置。台灣局勢演成今日地步，可準確地說，北京當局要負最大責任。因為，北京一直主張「中華民國已經滅亡論」，一直不容「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例如，一中各表）。又片面主張「一國兩制」，容不下「共同締造論」、「互統一」、「一中三憲」、「第三主體」、「大屋頂中國」、「大屋頂中國兩制」等類邦聯概念。由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站不住，台獨就有空間。諷刺的是，台獨論述已進化到「台獨捍衛中華民國」境界。

至此，可毫不猶豫地說：台獨就是北京造成的。北京是中華民族罪人！

前文說：香港區選與台灣大選，造成中台港三地新局。未來變數極多也極大，無人知將伊於胡底。本文僅表達一些淺表看法及期望：

台灣與香港已「心靈契合」。此種唇齒關係建立在對民主自由及反共共識上。台港民間聯結，對中國未來情勢，將有遠逾往昔影響力。但是，我希望此影響力，不是朝港獨、台獨架構前進，而是朝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方向發展。香港作為中國民主燈塔，比成為「港獨堡壘」有前景；同理，台灣成為兩岸民主燈塔，也較成「台獨堡壘」有前途。亦即，愈「中華」，「民國」愈有力量。香港愈不港獨、台灣愈不台獨，不但能減少台港內部社會成本，也更能獲得國際支持，尤能對中共內外情勢發生影響力。

再者，台港兩地不只面對中共政權，更要面對十四億中國人。台港成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堡壘，是與十四億人為友，可與十四億人共同面對中共，這將使台港更為安全、強固。但台獨、港獨則必須說服十四億人。

若要香港民主運動不變質，要台獨訴求在台灣趨弱，責任在北京。北京要有「做好作足一國兩制」決心，香港始有可能用民主方法（例如，不能「無大台」）來解決民主產生問題。同理，北京必須放棄「中華民國已經滅亡論」，才可能抑制台獨發展，走向「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

此中有一弔詭，「做好做足一國兩制」，與「承認中華民國共存分治」，其實亦對北京有利。因為，至少可降低香港暴力敵對，也可弱化台獨。

但若北京想的是如何熬到二○四七年取消一國兩制，或想一邊反台獨、遏制民進黨，一邊反一中各表、遏制國民黨，勢將陷「自我承諾的陷阱」不能自拔，亦將使台港成為牽制中國的長期不測因素。

我認為，台港變局走到今日，大半是因北京長期政策錯誤造成。北京要認錯！

當然，最關鍵是中共在政治思想價值體系上亦當幡然覺醒。在我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發明，足供「新中共」走出過去、邁向未來過渡之用。亦即，說自己話，走自己路。因此，「老中共」既好不容易從死胡同走出來，穿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在何必又走回馬克思、毛澤東覆轍上去？看中共當局又把自己套進馬毛路線的上吊繩子，如何讓中國走出來？又如何讓台灣及香港走回去？

香港聯邦，台灣邦聯。非此，台港人心將與中國漸行漸遠。

籲北京打開汪道涵留下的錦囊
香港聯邦 兩岸邦聯

黃年

汪道涵。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小說上，師父贈下山徒弟一錦囊。囑曰：遇難時打開。

香港區選剛揭曉，台灣大選將登場。此時是北京打開海協會首任會長汪道涵所留錦囊的時候了。

一九九五年，汪道涵對到訪政大國關中心主任邵玉銘說：「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對香港可實施聯邦制，但對台灣可實施邦聯制。」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汪道涵對到訪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談兩岸問題，提出「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及「共同締造論」。

在《基本法》下，除國防、外交歸中央政府，香港政府管治一切。若待實施「真雙普選」，香港樣態即可近聯邦制。而香港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開始實施一國兩制，所以汪道涵十一月提「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共同締造論」這概念，顯非主張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

「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說：一個中國不是「現在式」，也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亦即，此說否定「中華民國已經滅亡論」，而承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存分治狀態，即「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

「共同締造論」則說：一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

「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與「共同締造論」，可引申為兩岸邦聯論。

汪道涵廿多年前就看出港台差異。正如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最近說：不是生硬地用一把鑰匙去打開千把鎖。

中台港三邊關係，在今年香港區選及明年台灣大選後，將進入不同往昔新局。

香港將進入民主政治深水區。此時距二○四七年五十年大限，尚有廿八年。因此可斷言，循當前局勢演化，大限前，香港不可能不實施真雙普選。而一旦實施了，中共想在二○四七年廢掉一國兩制即屬不可想像。那麼，北京當局此刻應思考的，就是香港應朝民主聯邦制發展，別想走回頭路。

奇妙的是，香港選前，中共不斷為民運扣上「港獨」帽子。等到選舉結果顯示民運大勝，大陸評論說，這個結果不能證實「港獨」得到支持。

北京若想抑制港獨，就應讓香港民主體制繼續發展下去。香港人目前的民主訴求，應當仍是「落實一國兩制」。所謂「港人治港」，就是把香港交給香港人；所謂「高度自治」，就少不了雙普選。在香港連淡水、電、氣皆離不開大陸情勢下，若香港民主得到鞏固，港獨不會是港人選擇。

香港民主政治如何鞏固？在我想像中是：在「做好做足一國兩制」前提下，建立以民主政治及自由經濟為骨架的聯邦制。

然而，港獨在香港尚是邊緣議題，台獨在台灣卻在中心位置。台灣局勢演成今日地步，可準確地說，北京當局要負最大責任。因為，北京一直主張「中華民國已經滅亡論」，一直不容「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例如，一中各表）。又片面主張「一國兩制」，容不下「共同締造論」、「互統一」、「一中三憲」、「第三主體」、「大屋頂中國」、「大屋頂中國兩制」等類邦聯概念。由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站不住，台獨就有空間。諷刺的是，台獨論述已進化到「台獨捍衛中華民國」境界。

至此，可毫不猶豫地說：台獨就是北京造成的。北京是中華民族罪人！

前文說：香港區選與台灣大選，造成中台港三地新局。未來變數極多也極大，無人知將伊於胡底。本文僅表達一些淺表看法及期望：

台灣與香港已「心靈契合」。此種唇齒關係建立在對民主自由及反共共識上。台港民間聯結，對中國未來情勢，將有遠逾往昔影響力。但是，我希望此影響力，不是朝港獨、台獨架構前進，而是朝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方向發展。香港作為中國民主燈塔，比成為「港獨堡壘」有前景；同理，台灣成為兩岸民主燈塔，也較成「台獨堡壘」有前途。亦即，愈「中華」，「民國」愈有力量。香港愈不港獨、台灣愈不台獨，不但能減少台港內部社會成本，也更能獲得國際支持，尤能對中共內外情勢發生影響力。

再者，台港兩地不只面對中共政權，更要面對十四億中國人。台港成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堡壘，是與十四億人為友，可與十四億人共同面對中共，這將使台港更為安全、強固。但台獨、港獨則必須說服十四億人。

若要香港民主運動不變質，要台獨訴求在台灣趨弱，責任在北京。北京要有「做好作足一國兩制」決心，香港始有可能用民主方法（例如，不能「無大台」）來解決民主產生問題。同理，北京必須放棄「中華民國已經滅亡論」，才可能抑制台獨發展，走向「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

此中有一弔詭，「做好做足一國兩制」，與「承認中華民國共存分治」，其實亦對北京有利。因為，至少可降低香港暴力敵對，也可弱化台獨。

但若北京想的是如何熬到二○四七年取消一國兩制，或想一邊反台獨、遏制民進黨，一邊反一中各表、遏制國民黨，勢將陷「自我承諾的陷阱」不能自拔，亦將使台港成為牽制中國的長期不測因素。

我認為，台港變局走到今日，大半是因北京長期政策錯誤造成。北京要認錯！

當然，最關鍵是中共在政治思想價值體系上亦當幡然覺醒。在我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發明，足供「新中共」走出過去、邁向未來過渡之用。亦即，說自己話，走自己路。因此，「老中共」既好不容易從死胡同走出來，穿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在何必又走回馬克思、毛澤東覆轍上去？看中共當局又把自己套進馬毛路線的上吊繩子，如何讓中國走出來？又如何讓台灣及香港走回去？

香港聯邦，台灣邦聯。非此，台港人心將與中國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