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最新消息：全國人大常委会委員長會議决定，暫不表决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請各位重温一次日前拙作：

不要做毀掉香港的千古罪人！

看到林鄭月娥、鄭若驊等港府高官自詡「政治正確」，以若無其事姿態談論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的表演，簡直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令人不禁想起愛國詩人屈原「黃鐘毀棄 ，瓦釜雷鳴」的慨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衆所周知，當今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矛盾越來越尖銳，充斥着競爭、脫鈎、冷戰傾向，由此衍生的「制裁」與「反制裁」的拳來腳往，歸根結底，反映出兩種社會制度、兩種終極價值觀的深刻對立。問題是，在香港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綑綁到一起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拚個你死我活，究竟有利於化解矛盾還是只會加劇矛盾？究竟對國家、香港是「利」還是「害」？是「福」還是「禍」？

中共百年黨史本身就有最好的答案：

案例一，儘管1949年4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向解放军發佈了「解放全中國」的《向全國進軍令》，但當年10月四野雄師席卷華南到了布吉正要向深圳河逼近之際，毛澤東、周恩來急令陳賡兵團「原地待命」，不要逼近香港。原來中共中央巳作出對香港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不久韓戰爆發，中國出兵「抗美援朝」，雖然英國也有派兵加入聨合國軍與中國軍隊血戰沙塲，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並未因此動搖戰略定力去「解放香港」，相反保留和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動員愛國商人霍英東等將戰略物資運到內地，打破「巴統」經濟封鎖，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建設。假若當初大軍南下「解放香港」，豈不是自行堵塞對外通道令自己全封閉嗎？幸虧毛、周老一輩革命家高瞻遠矚，保留香港現狀，給國家留了一個「通風口」！

案例二，1967年，內地「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打倒一切」瘋狂時分。影響之下，香港一度掀起所謂「反英抗暴」狂潮。是年8月，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惡性事件，毛澤東、周恩來在清算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極左分子的同時，也果斷指示剎停了香港「67暴動」。即使1968年「全國山河一片紅」，也未考慮將香港「染紅」。嗣後，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香港商人嚮應内地「招商引資」號召，帶頭返大陸「三來一補」、投資設廠，一馬當先帶動美、歐、日外資萬馬奔騰来華之勢，令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從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令中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與內地其他城市的「不同」恰恰是香港之所以對國家改革開放大局作出獨特貢獻的緣由！

案例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開展談判，為什麼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領導人會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思而不是乾脆來個「一國一制」呢？這既是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的承傳，也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和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際戰略需要，以及意圖對台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出良好示範。

綜上所述，中共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在三個歷史關鍵時刻對香港「特事特辦」，沒有按照對待內地普通城市的一般政策去「一刀切」，從哲學角度來看，正是基於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區別對待。而林鄭月娥、鄭若驊一類港府高官「因為內地實施了《反外國制裁法》，所以香港也必須引入」的思維，根本就違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精神，與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背道而馳！

有道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已有報道，在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巳向在港美國企業發出撤離的「風險警告」。在美國、英國、歐盟等巳因新疆、香港及智識產權等問題對中國某些企業、某些官員包括香港若干官員實施制裁的情況下，若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勢所必然劍指美資的花旗銀行、美國銀行、AlA保險、摩根史丹利、高盛等等公司，打擊英資的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等機構，甚至瑞士公民投票通過制裁違反人權的國家的法案後，香港對瑞士銀行、瑞士信託等等企業也加以懲罰……香港身為「國際金融中心」却跟随内地一樣依照《反外國制裁法》對「國際金融」機構「以牙還牙」，趕盡殺绝，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屆時，請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還剩下什麽！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毫無疑問，中國現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關係急劇惡化，但是朝鮮戰争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外關係愈是險惡，衝突越是激烈，即使是爆發熱戰，越發應該保留香港不同於内地普通城市的特殊地位，以作為國家與外部世界的「緩衝地帶」和「走火通道」、「透氣孔」！既然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没有因為「解放全中國」的命令而「解放香港」，没有因為「全國山河一片红」而「染紅香港」，没有因為收回香港主權而和內地一樣實行「一國一制」，有什麼理由因内地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就要在香港引入該法？ 內地有其完整的工業體系，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即使實施《反外國制裁法》趕絕外資外企，仍可搞它的內循環過苦日子；但香港本身是外向型的小型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是它最寶貴的核心資產，不顧兩制差異，盲目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打擊和驅逐外資外企，「簡直是在非常清醒的時候做的瘋狂白日夢」（邱吉爾語）！

我由衷希望，為了國家根本利益和改革開放大業，為了香港百年心血造就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應該讓香港為戰狼外交墊背埋單！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完全違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偉大决策，完全違反鄧小平一國两制初衷，完全違反習近平「堅持一國原則，尊重两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指示，必定犯颠覆性歴史錯誤！謂予不信，拭目以待！

不要做毀掉香港的千古罪人！

看到林鄭月娥、鄭若驊等港府高官自詡「政治正確」，以若無其事姿態談論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的表演，簡直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令人不禁想起愛國詩人屈原「黃鐘毀棄 ，瓦釜雷鳴」的慨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衆所周知，當今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矛盾越來越尖銳，充斥着競爭、脫鈎、冷戰傾向，由此衍生的「制裁」與「反制裁」的拳來腳往，歸根結底，反映出兩種社會制度、兩種終極價值觀的深刻對立。問題是，在香港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綑綁到一起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拚個你死我活，究竟有利於化解矛盾還是只會加劇矛盾？究竟對國家、香港是「利」還是「害」？是「福」還是「禍」？

中共百年黨史本身就有最好的答案：

案例一，儘管1949年4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向解放軍發佈了「解放全中國」的《向全國進軍令》，但當年10月四野雄師席卷華南到了布吉正要向深圳河逼近之際，毛澤東、周恩來急令陳賡兵團「原地待命」，不要逼近香港。原來中共中央已作出對香港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不久韓戰爆發，中國出兵「抗美援朝」，雖然英國也有派兵加入聯合國軍與中國軍隊血戰沙塲，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並未因此動搖戰略定力去「解放香港」，相反保留和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動員愛國商人霍英東等將戰略物資運到內地，打破「巴統」經濟封鎖，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建設。假若當初大軍南下「解放香港」，豈不是自行堵塞對外通道令自己全封閉嗎？幸虧毛、周老一輩革命家高瞻遠矚，保留香港現狀，給國家留了一個「通風口」！

案例二，1967年，內地「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打倒一切」瘋狂時分。影響之下，香港一度掀起所謂「反英抗暴」狂潮。是年8月，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惡性事件，毛澤東、周恩來在清算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極左分子的同時，也果斷指示剎停了香港「67暴動」。即使1968年「全國山河一片紅」，也未考慮將香港「染紅」。嗣後，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香港商人嚮應内地「招商引資」號召，帶頭返大陸「三來一補」、投資設廠，一馬當先帶動美、歐、日外資萬馬奔騰来華之勢，令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從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令中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與內地其他城市的「不同」恰恰是香港之所以對國家改革開放大局作出獨特貢獻的緣由！

案例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開展談判，為什麼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領導人會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思而不是乾脆來個「一國一制」呢？這既是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的承傳，也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和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際戰略需要，以及意圖對台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出良好示範。

綜上所述，中共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在三個歷史關鍵時刻對香港「特事特辦」，沒有按照對待內地普通城市的一般政策去「一刀切」，從哲學角度來看，正是基於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區別對待。而林鄭月娥、鄭若驊一類港府高官「因為內地實施了《反外國制裁法》，所以香港也必須引入」的思維，根本就違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精神，與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背道而馳！

有道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已有報道，在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巳向在港美國企業發出撤離的「風險警告」。在美國、英國、歐盟等巳因新疆、香港及智識產權等問題對中國某些企業、某些官員包括香港若干官員實施制裁的情況下，若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勢所必然劍指美資的花旗銀行、美國銀行、AlA保險、摩根史丹利、高盛等等公司，打擊英資的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等機構，甚至瑞士公民投票通過制裁違反人權的國家的法案後，香港對瑞士銀行、瑞士信託等等企業也加以懲罰……香港身為「國際金融中心」卻跟隨内地一樣依照《反外國制裁法》對「國際金融」機構「以牙還牙」，趕盡殺绝，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屆時，請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還剩下什麽！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毫無疑問，中國現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關係急劇惡化，但是朝鮮戰争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外關係愈是險惡，衝突越是激烈，即使是爆發熱戰，越發應該保留香港不同於内地普通城市的特殊地位，以作為國家與外部世界的「緩衝地帶」和「走火通道」、「透氣孔」！既然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没有因為「解放全中國」的命令而「解放香港」，没有因為「全國山河一片紅」而「染紅香港」，没有因為收回香港主權而和內地一樣實行「一國一制」，有什麼理由因内地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就要在香港引入該法？

內地有其完整的工業體系，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即使實施《反外國制裁法》趕絕外資外企，仍可搞它的內循環過苦日子；但香港本身是外向型的小型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是它最寶貴的核心資產，不顧兩制差異，盲目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打擊和驅逐外資外企，「簡直是在非常清醒的時候做的瘋狂白日夢」（邱吉爾語）！

我由衷希望，為了國家根本利益和改革開放大業，為了香港百年心血造就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應該讓香港為戰狼外交墊背埋單！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完全違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偉大决策，完全違反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完全違反習近平「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指示，必定犯顛覆性歷史錯誤！謂予不信，拭目以待！

今日議題：
◆前夫前妻可分退休金 蔡政府扼殺幸福又懲罰離婚？7/1公務員離婚要付退休金 蔡政府要公教離婚趁早？離婚配偶可要求分配退休金 公教譙修的是什麼法？公教離婚分退休金不溯及既往 蔡政府哪門子標準？怨偶搶月退民事訴訟扯不完 蔡政府修法愈修愈大洞？

◆扁：執政兩年不應說這種話 打臉蔡英文私通柯P？扁：選總統台北贏朱21萬 酸蔡英文當總統沒志氣？扁昔選總統不信只能拿第二 蔡英文怯戰比不上扁？扁：不私心或太派系有可為 蔡英文算計害死民進黨？綠營：戰柯一定是最強的人 滿嘴空話捨不得分手柯P？綠營參選人避同框柯P 蔡英文無視反柯風起雲湧？民進黨支持者不挺柯P 蔡英文很孬不敢撕破臉？

◆法官建議扁5大案重啟審理 讓陳師孟查夠本？扁5大案重啟審理 陳師孟名正言順查扁案法官？法官反制籲扁5大案重啟 陳師孟成阿扁豬隊友？扁能替陳致中競選站台 也能出庭助陳師孟清算？陳師孟調扁案開庭光碟、評議簿 追殺法官踩紅線？陳師孟越權調閱扁案評議簿 御史大夫目無法紀？蔡英文送陳師孟進監察院 司法改革左手打右手？

◆公懲會裁定停審未處分翁啟惠 護航蔡政府自己人？不辦翁啟惠、打擊管中閔 蔡政府非我族類殺無赦？教育部組跨部會小組查管 卡管未遂交賴清德接手？教部向上尋求跨部會協助 卡管變斬管賴揆劊子手？跨部會卡管證明高層授意 蔡政府藏鏡人呼之欲出？

今日來賓：
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湯紹成
社運人士 鄭村棋
資深媒體人　 康仁俊
前陸委會副主委 張顯耀
台北市立大學副教授 丁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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