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環街市裝修後重開，人頭湧湧好不熱鬧。

第一代的中環街市，最早建於1842年。旁邊的砵典乍街紀念第一位香港總督——砵甸乍爵士。這個教科書上讀到的名字，今天還變成了酒店的名字（石板街酒店英文名就是Pottinger Hotel）。

19世紀英國所向披靡，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象徵清朝敲起喪鐘。當耆英與砵甸乍於1843年6月26日在香港就《南京條約》換約，砵甸乍遂正式成為香港首任總督。

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日本也遇上跟清朝一樣的麻煩。1853年，美國艦隊司令Perry率領四首軍艦駛入江戶灣（東京灣），在日本引起的騷動不亞於13年前英國軍艦到達大沽口。

當時手日本民間流傳這首歌謠：

「泰平の眠りを覚ます上喜撰、たった四杯で夜も眠れず」

歌謠中的「上喜撰」，本來是一種京都宇治出產高級綠茶的名稱。由於跟「蒸氣船」的讀音「じょうきせん」一模一樣，用諧音諷刺幕府必須面對現實，不能再裝睡。

歌謠表面說喝四杯「上喜撰」會徹夜難眠，實際上是諷刺四條蒸氣船的到來，從此將令德川幕府不得繼續安眠。

德川幕府面對Perry送來的國書，神態猶如清道光帝手持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第二年，德川幕府在武力的威逼下終於接受美方條件，簽訂條約被迫開國。

缺口打開後，禍患洶湧而至。至1858年，日本與多國簽定不平等條約。西方國家由此獲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設定租界等不平等權益，除了割地賠款，日本跟中國「享受」同等待遇。

一個民族在歷史或者會經歷多次失敗。失敗並不可怕，日本的失敗雖然帶來各種災難，但以時間為主軸的歷史，給世界上任何民族東山再起的機會。

日本證明避免交戰減少損失，也是明智選擇。即使定立不平等條約，也不變得一直沉淪下去。

假如清朝迎戰必敗，盡早與英國締結相對有利的和約是否方為上策？

如果根據這一判斷，清朝早就不應抵抗，英國軍艦開到中國海馬上就應該投降。再根據這一個邏輯，戰場上曾經英勇抵抗的將領的血都是白流。

失敗的民族仍有機會再度輝煌，關鍵在於戰後的奮發。

歷史系舊同學指出，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茅海建教授《天朝的崩潰》是當年中文大學歷史系劉義章教授力推的好書，是研究近代中外關係的必備讀物。好多讀歷史的同學、研習近代中國歷史的網友都讀過了。

雖然這是他80年代的論文結集，並早於1995年成書，並不影響40年後的今天重新閱讀的價值。

以前讀高中，「政治腐敗」四個字概括了清朝當時的環境。到底道光皇帝、林則徐、琦善、奕山、耆英對世界認知如何？他們當時立場如何？他們的醒覺與反應，是否能跟上時局變化？關於這些深入的內容，這些年來，我都沒有仔細思考過。

冷兵器對熱兵器，不是士氣問題，不是軍心問題。落伍守舊又迷信無知的民族，在文明利器的摧殘下，根本不可能翻身。每一場戰役的仔細描寫，看到的是驚心動魄血流成河、一次又一次注定速亡。

大量資料佐證目不暇給，好睇過偵探小說。

我自己做功課，節錄了幾千字茅海建式歷史觀。謹摘錄其中一段關於「條約平等」之語，分享各位：

//若從具體條款來看，南京條約之所以不平等，主要是三項內容：割地、賠款、赦免漢奸。其中釋放英國囚犯合乎當時和現在的國際慣例，至於平等國交，其實是不平等條約中的平等條款。

另外還有三項規定：五口通商、廢除行商、新定稅制，這些關於經濟貿易條款也比較難界定平等或不平等。從社會經濟發展歷史角度來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縛中國貿易發展，不理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轉向市場交換的工商經濟；廣州的關稅由官吏和行商操縱，使每一次關稅都成為討價還價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國家無利，這些還要保留？

理論上來說最佳方案是清朝政府自身改革，作好內部準備主動開放，並在具體做法與國際接軌。但在歷史現實中，這種可能性等於零。

後來歷史證明，西方衝擊了中國舊有模式，民眾的物產和生活為之大受損害，當中有出現前所未有的種種社會經濟現象。表面上作為英國戰爭目的，卻反映了把中國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企圖，令中國在毫無準備和放被情況下開放。這對中國有不利一面，但在客觀上為中國提供擺脫循環新途徑。從短期上觀察，負面作用大於正面效應，以從長期來看，負面再用不斷退隱，正面效應逐漸生長。

到了20世紀，正面效應遠遠超過負面作用。如果中國開放不是上世紀中葉而是更晚，中國現狀又會怎樣？//

圖：Pottinger hotel，又一間吃環境的餐廳，曾跟歷史系學妹去過打卡。望出去就是石板街，砵典乍街。

這個砵甸乍爵士手段高明，成功履行英國政府的吩咐。比起之前的Elliot要有能多了。至於有幾高明，書本都好詳細。

餘下那些耳熟能詳的清朝大臣名字也不是曇花一現，他們在鴉片戰爭往後的人生至死，都可在《天朝的崩潰》中找到答案。

【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蔣、魏衝突

在歷任德國顧問團團長中，魏澤爾是唯一在抗日、剿共、軍閥內戰都有所經歷的將領，這也讓他有許多透過實戰證明自身能力的機會，而從戰果來看，除了實力太強的日軍，魏澤爾都能協助蔣介石贏得勝利，而這一切根基於平時的練兵有方，因此魏澤爾的能力之強無庸置疑。事實上，蔣介石在贏得中原大戰勝利後，就將原為中將軍銜的魏澤爾晉升為上將，可見兩人是有一段合作愉快的蜜月期。
但3年時間過去，蔣、魏兩人的關係卻變得惡劣無比，甚至已經嚴重到蔣介石每次發表軍事行動，魏澤爾都會表達抗議，搞的兩人都頭暴青筋、火冒三丈。這兩人之所以從相愛變成相殺，除了都是一副暴脾氣，最直接的引爆點就是對於德式師的使用理念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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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魏澤爾的想法：「德式訓練的新部隊，應該當作其他部隊的榜樣，不可輕易投入作戰以免耗損。」
蔣介石最初表示：「了解。」
結果當一二八事變爆發，蔣介石立刻把德式訓練最扎實的87、88師推到前線作戰，氣的魏澤爾大罵：「Was zum Teufe(德文的：搞、什、麼、鬼) ！不是說好德式師不用於作戰嗎？你把我的話當塑膠嗎！」
如果說一二八事變是因為強敵壓境，不得不讓精銳部隊參戰，等到第五次圍剿，蔣介石又讓德式師投入戰鬥，這更讓魏澤爾暴跳如雷：「就跟你說不要亂消耗新軍！結果連打人絕對弱勢的共產黨都要動用新軍！你腦子有病吧！」

這時我們需要先停下來討論：有關德式師的使用，究竟蔣、魏二人孰對孰錯？

站在魏澤爾的角度，國民政府當時財政窘迫，新軍的成立大不易，要是在戰場上折損，依照國府的財力，不但重建困難，還可能影響其他方面的軍事改革。事實上，一二八事變中，兩支德式師損失4000多人，圍剿戰役裡，不但折損人數更多，甚至有1個旅及1個團的編制被徹底打殘，這表示不少負責帶兵的中下階軍官就此犧牲。從上述經歷來看，魏澤爾的擔憂並非一廂情願。

可站在蔣介石的角度，他卻有魏澤爾不能理解的苦衷，那就是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問題。
即便可能說到大家都煩了，我還是要說：國民黨並非靠自身實力獲得政權。正因為本身根基不夠強大，就算擊敗對手，除了共產黨，蔣介石通常不會趕盡殺絕，而是藉機收攏敵對的殘餘或叛逃勢力，成為「名義上」的下屬。
像是中原大戰時期，原屬於西北軍馮玉祥的韓復榘就叛逃到蔣介石麾下，但蔣介石卻根本指揮不動他底下的部隊。所以表面上，蔣介石是掌握軍政大權的委員長，實際上，老蔣真正能調動或值得信賴的兵力並不多。
以第五次圍剿舉例，表面上蔣介石可以動用70萬兵力，但其中屬於南路軍的10多萬人，其實是桂系的部隊，而他們壓根不想為了蔣介石和難纏的共產黨開戰。所以蔣介石只能交待桂系部隊：「無須進攻，只要圍堵。」這才讓想穩守自身地盤的桂系在南路負責給老蔣壯聲勢。
所以老蔣並不是不愛惜德式師，而是他也實在沒有餘裕讓部隊保養生息。

因此單方面來看蔣、魏二人的主張都各有其道理，但兩人身處不同位置下的思考差異，卻成為不可調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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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魏澤爾與蔣介石在戰略及戰術上也有著巨大分歧。
中原大戰中，魏澤爾面對敵手會認為用武力直接懟，剛死敵人就完了！但蔣介石卻想盡可能保留自身實力，所以很多時候更喜歡花錢收買對手，這讓純粹的軍人，也就是主張「能動手就少瞎BB」的魏澤爾感到非常不恥。
而在圍剿戰役中，魏澤爾認為共產黨裝備落後、火力貧弱，所以應該展開更積極的進攻；可是曾有過同樣主張的蔣介石卻在先前的圍剿中吃過不少大虧，所以他更主張步步為營的緩進。雖然最後德國顧問團最中按照蔣介石的理念，制定出深具效果的堡壘戰術，但商議的過程中魏澤爾對蔣介石是罵罵咧咧，這自然讓蔣介石大動肝火。
更令老蔣仇恨值爆表的，是後來有國軍因為執行魏澤爾的積極進攻而遭殲滅時，當時他就把戰況轉給魏澤爾，希望殺一下這魏德國顧問的銳氣。結果魏澤爾卻回答：「不是我的構想有問題，是中國軍隊聯繫太差、支援速度太慢，沒辦法執行我的理念，這才錯失戰機呀。」此話一出，老蔣的小宇宙整個大爆炸：「敢情所有人都有毛病，就你魏澤爾沒毛病！」

同時，不只老蔣，許多國軍將領對於魏澤爾引進的新式德國訓練也反感頗多。
看到這可能有讀者想說：「德國軍事科技以及現代化戰爭經驗，完全凌駕在同時期的中國之上，中國將領哪來的底氣反對德國訓練？」
原因有二，第一，魏澤爾認為德國顧問應該更深介入中國軍隊的訓練，甚至提出應該讓德國軍官統帥部分層級的中國軍隊。這就碰觸到一些視軍隊為私人財產的中國將領底線……你ㄚ的是想架空老子的兵權嗎？
第二，不少國軍將領自認作戰經驗豐富，對德國顧問的新戰術也就不待見；扣除思想較為古板的守舊派，有些比較通情達理的中國將領也不贊同德國訓練的新戰術，而原因卻頗為悲哀……德國戰術太先進，通常要消耗大量但要先進行火力壓制，咱窮，實在玩不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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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原因外，最讓蔣介石及國軍將領對魏澤爾忌憚的一點：是魏澤爾涉入到中國政治的派系之爭。
前面提到，主持財政的老蔣小舅─宋子文，為了加強麾下稅警部隊的實力，找上魏澤爾進行合作。說起宋子文，他雖然跟蔣介石沾親帶故，但在許多政策理念上卻與他的妹夫唱反調，這其中就包含對日抗戰的態度。
話說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地區後，隨即成立滿州國，並找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擔任國家元首。但這不是日本陸軍行動的終結，此後，日本陸軍開始向華北地區擴張，持續與國民政府發生衝突，其中在1933年1月，國軍與日軍沿著長城爆發多場戰役，史稱「長城抗戰」。
如果大家能夠記得前文提到的諸多歷史事件，應該會知道1933年1月的局勢相當紛亂，因為除了日軍在北方的衝突，當時國軍(確切來說是蔣介石的中央軍)精銳正集中在江西繳共，而閩變也是在此時爆發。
此時的蔣介石選擇堅持「先安內後攘外」，對於日軍的侵襲，他選擇有限度的作戰，好保留國軍在北方的主力，這樣他才能集中心神消滅共產黨。可宋子文卻在此時大力鼓吹積極抗日，他甚至在一次會議上喊出：「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諸位擔保，吾人絕不放棄東北，吾人絕不放棄熱河(註：熱河省是長城抗戰主要的交戰地點)，縱令敵方佔領我首都，亦無人肯做城下之盟！」如此熱血的發言，搭配當時因為領土被入侵而激發起的民族意識，宋子文獲得滿堂喝采，同時無疑在打臉因為避戰策略而導致領土丟失的蔣介石。同一時間，魏澤爾也來到長城抗戰前線策畫作戰，對於諸多限制的蔣介石，認真於軍事的魏澤爾不意外地又開始罵罵咧咧，而他對於高調提倡抗日而且早有合作情誼的宋子文自然更有好感，兩人因此時常出雙入對去巡視軍隊。

「宋子文跟魏澤爾走得很近，魏澤爾有挾宋子文以自重的情況。」
當部下回報宋、魏二人惺惺相惜情不自禁的狀況，這立刻引起老蔣的注意。想到管經濟的跟管軍事的走到一處，然後管經濟的一再公開反對老蔣對日忍讓的政略，管軍事的則多次反對自己的軍事行動，而且還希望能擴大對軍隊的掌握……娘希匹！你兩人是想搞掉我這委員長不成！

於是身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授意軍政部抵制魏澤爾在前線提出的要求，結果魏澤爾破口大罵：「軍政部官員有意抵制我建議，使我為數甚多的工作計畫為之流產。中國官員腐敗無能，工作效率低下，我不屑與之合作！」
魏澤爾這一頓怒噴有沒有讓他消氣我不知道，但軍政部官員倒是徹底被激怒，於是狀告委員長：「魏澤爾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他的發言更是傷害中方官員自尊，他的行為已經使兩國共同合作根基為之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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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魏澤爾太得罪人？事實上，他連德國以及日本人都一起得罪。
德國顧問團其實最初是以工業建設的名義來華，加上首任團長─馬克思‧鮑爾，本身同時具有經濟與軍事的長才，所以除了軍事改革，顧問團另一大任務是促進中德的貿易合作，並且推銷德國商品，好賺取外匯收入。可是魏澤爾是個純粹的軍人，他致力於軍事的同時，就把經濟合作給忽略了(其實我認為，就算他不忽略也沒用，因為魏澤爾不具備經濟方面的學識)，所以德國企業抗議魏澤爾並沒有為德國工業爭取到更大的軍火銷售量以及增加貿易出口額。
而魏澤爾在長城抗戰前線的積極動作，也讓日本人抗議：「德國顧問團怎麼介入中國軍事？這不是違反凡爾賽條約的禁令？德方此一行徑更是破壞德、日兩國的邦交情誼！」這使備受指責的德國政府反感道：「魏澤爾幹的太招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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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魏澤爾被嫌棄的原因，如果要用一句話歸納，我會說：「魏澤爾是純粹的軍人。」他只懂軍事，所以也只對軍事負責。什麼蔣委員長的政治權力、德國的外貿銷售、中國政治的派系……那都不是他關注的重點，他只有一個目標：「善盡自己德國顧問團團長職責，打造現代化且有戰力的中國部隊。」
你可以說他純粹，但也可以說他不夠有智慧，或是直白地說：你不懂中國社會。畢竟許多事情不是單靠拚勁或專業就能成就，而往往需要就不同的人事時地物去做彈性調整，但不能否認：魏澤爾克盡職責且做出成績。連蔣介石都承認：「魏澤爾將軍之忠誠與作戰經驗能力皆極可佩(服)。」
可如今，魏澤爾滿世界得罪人，讓德國駐華公使陶德曼都向母國報告：「魏澤爾在華與在顧問團內之聲望均已開始下降，彼已無法在領導此一受人尊敬之組織。」而老蔣面對性情暴躁、行動偏激的魏澤爾，則認為：「唯一有效制服而又可使其平心靜氣工作之辦法，似在此人頭尖上加上一頂重帽。」換言之，各界都認為需要更換新任團長，而且這人的能力威望必須在魏澤爾之上。

1933年5月，一名白髮蒼蒼的老者抵達中國，隨即前往位在廬山的蔣介石別墅。老者雖然因為長途跋涉的旅程而顯得精神有些困乏，但依舊展現不怒自威的氣質，而他習慣配戴的單邊眼鏡，更是給外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廬山別墅中，蔣介石熱情的歡迎老者，而中國的媒體記者也大肆報導老者來華訪問的消息，畢竟他的名聲是那麼的如雷貫耳。
同時，因為日軍進犯華北，而身處前線處理長城抗戰事宜的德國問問團團長─魏澤爾，也趕緊置信給老者，表達對其來華的敬意以及不克前來迎接的歉意，畢竟老者不但在一戰中建立赫赫威名，還是他的昔日上司，更是德國在戰後軍隊重建的靈魂人物。只是魏澤爾沒料到，這名老者未來將會在毫無異議的情況下取代他的團長職務。

老者名為：漢斯‧馮‧賽克特（Hans von Seeckt），他的到來，同時也將改變中德合作的格局。

圖片為：德國顧問團團長─魏澤爾上將

#名人堂-沈呂巡
3月11日是外交部部慶日？

(圖為外交部長吳釗燮。報系資料照)

三月十一日是中華民國外交部的部慶日，這早在廿幾年前就已經核定，當時外交部在胡志強部長領導下有一個小組委員會，準備訂出何日是部慶。我是北美司長，也是委員之一。

開會時分兩派意見，一派以為我外交部成立於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應以該日為準，但絕大多數認為，中華民國外交部應上溯自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蓋以有關清朝對外一七三件條約或專條、六一五幅界圖，甚至皇帝規定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上諭，都保留在案，這一天是清朝咸豐帝所訂的十一年二月一日，換算西曆為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一日，即以當日為準。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一日外交部首度部慶，就是以一三八年的日期為號稱，當時冠蓋雲集，連李登輝總統都來部慶祝。

相形之下，中共外交部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才成立，不但沒有清朝文件，連民國相關文件也少有，從未聽聞該部有「部慶」之説。

中共現在處境也很不易。美方指稱中共是唯一可與美國爭世界霸權的國家。另方面又有個主管外事工作的國務委員楊潔箎，口口聲聲要求美國的「一中原則」不能廢，「民族感情碰不得」等論調。其實中共各領導人好好看看中華民國外交部為紀念建國百年，於二○一一年出版的「百年傳承，走出活路」外交史料，就能有所啟發。該史料展進行時正為我外交部一五○年部慶，馬英九總統也率員參加。

「民族感情」可以舉好多例子，我們第一關切的當然是台灣。一八九五年中日講和條約第一便是清朝確認朝鮮獨立，第二條先以十行複雜的文字將中國原有遼東半島及臨海島嶼劃歸日本，接著是「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及「澎湖列島」歸於日本。清朝另須賠償日方貳萬萬兩作為軍費，日本將准中國原地方百姓兩年之限遷出，否則視為日本臣民⋯

但清朝也有與他國簽訂平等條約，這就是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一八六八年離任北京時，反而作為清朝特使赴美訂定條約，獲得中國人民可在美國自由居住、派赴留學生等特權，可惜該約維持未久，但也給在美華人若干利基。

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且引發台海之戰，其後和約第九款規定：…此約一經雙方畫押，「法軍立即奉命退出基隆並除去海面搜查等事，畫押後一個月內法兵必當從台灣澎湖全行退盡」。

清末最慘的條約莫過於一九○一年的辛丑和約，依中文版清朝須向十一國賠四百五十兆中國海關銀兩，但當時的康熙字典對「兆」字解為四億五千萬兩，也是該約的法文版數字。該約有十九項附屬條款，清朝應向德國及日本道歉，嚴懲或死刑負責官員，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稱「外務部」，列為六部會之首...，將海關銀與八國貨幣分別對照，例如一海關銀等於美金七角四分二，英國三先令…，其複雜的程度，真不知當時外務部司處人員如何計算。

好在民國以後，外交漸上軌道，如一九一四年被日本逼簽的民四條約，就被稱為我無法接受的「廿一條」，並史稱為「五九國恥」。 待三○年代抗戰之際或之後，我政府力求取消清朝以來的不平等條約，取消治外法權等特權。

也勿忘一九四六年的中美商約，根據台灣關係法仍繼續有效，約中第一條第二款：「締約此方的政府，應有派遣正式外交代表至締約彼方之政府之權利…」，今年適逢我外交部一六○年部慶，台美均係「締約此方的政府」，可否關係更進一步呢？

（本文作者曾任駐美代表）

第1部分：成吉思汗四個兒子的殘殺
第2部分：拔都沙皇——蒙古四大汗國的最強帝王
第3部分：忽必烈從來不是蒙古大汗，元朝版圖從未到過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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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土司城。恩施土司城坐落在湖北省恩施市西北，小地名叫土司路的地方，距市政府所在地500米。屬全國唯一一座規模最大、工程最宏偉、風格最獨特、景觀最靚麗的土家族地區土司文化標誌性工程。土司城包括門樓、侗族風雨橋、廩君祠、校場、土家族民居、土司王宮--九進堂、城牆、鐘樓、鼓樓、百花園、白虎雕像、臥虎鐵橋、聽濤茶樓、民族藝苑等12個景區30餘個景點。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題寫為"恩施土司城"。土家族歷史悠久，為遠古巴人的後裔。巴人早年生活在江漢平原一帶，後楚人強大，巴楚相爭，巴人失敗。巴人退入現在叫清江古稱為夷水的一帶，沿夷水西進，勢力達到川東地區。在春秋時期建立了巴人第一個奴隸制諸侯國巴子國。西元前361年被強大的秦國所滅，部分巴人則退居到湘鄂川黔山水毗連的武陵地區，並與當地的一些部族相融合，形成土家族。土家族自稱"畢茲卡"或"貝京卡"。宋代時則稱這一帶生活的巴人為"土人"，以後土人稱外來漢人為"客家"，稱自己為土家。土司制度是歷史上中央封建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歸屬中央，權力自治的一種政治管理體制。土家族地區的土司制度，則起於元代止于清朝雍正13年的"改土歸流"，歷經元明清三朝，前後450餘年。土司與中央封建王朝的關係，就是土司對中央封建王朝納貢稱臣，中央王朝對土司實行冊封，准予自治。土司土地不入中央王朝版圖，人口不入中央王朝戶籍，生殺在掌、稱雄一方。土司王：實際就是一個地方的土皇帝。恩施土家族地區的土司建制，歷朝都有變化，元代設立29個土司，明代設立31個土司，清代設立20個土司。土司管轄地區包括今天恩施州清江以南地區及現屬宜昌的長陽、五峰的部分地區。

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老外看中國，我是郝毅博。大家知道我對中華傳統文化很感興趣，上大學的時候我特別喜歡和孔子有關的課程。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很深，中國古代官員是按照儒家六德「智、信、聖、仁、義、忠」來辦事。可惜的是，在1949年以後，這些傳統的中國儒家思想和道德觀念持續被中共政權攻擊和破壞。

目前儒家思想除了在台灣外保存的比較完整外，亞洲其他國家一樣也有人還按照著孔子的哲學來生活，最近我就採訪了這樣的一位韓國學者金正奎，他寫了一本叫大同的書，另外我也採訪了台裡的時事評論員，同時也是笑談風雲的節目主持人章天亮教授，請他也聊聊對於這方面的一些看法。首先，金先生認為儒家重視道德的這種思想可以解決當前中國的很多問題，比如說腐敗的官員等等。

《大同》作者 金正奎：
「內心的道德是一個儒家的概念，就是沒有人監督你，自己也會做好。」

當然一個有道德的官員不一定代表他很有能力把事情做好，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一個沒有道德感的官員肯定不會把百姓的幸福當成他主要的一個任務，所以這邊我也想問章教授的是，中國這種傳統的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還有沒有重要性？那另一方面，中共做為一個文化的摧毀者，他們真的有可能去復興文化，甚至是讓官員們重視道德，學習儒家思想嗎？我們知道這幾年中共一直在推廣著所謂的「孔子學院」，我們一起聽聽章教授怎麼說。

我個人很喜歡中華傳統的政治哲學和理論，我完全不同意共產黨的口號「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現代和傳統是可以同時存在的，英國有民主的議會，也有女王；日本有首相，也有天皇，當年孫中山先生推翻了清朝最後一個皇帝，可是他也尊重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刻意去破壞。很多學者也說過他們認為中國以前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發達的，為什麼？

《大同》作者 金正奎：
「西方與儒家的方式不同，遇到社會問題，西方主要通過制度約束：修改法律，改變獎懲制度，讓人自己衡量利弊。儒家的方式不同，儒家是領袖風範，在道德上起表率作用。一個道德高尚的人，能夠管理社會，教化社會。不只是說說正確的言論，而是給出正確的表率和示範，喚醒社會大眾內心的善念。」

不過假如清朝沒被推翻，中國以前的政治制度還存在，那會怎樣？你會看到這個國旗，這裡大概有一個皇帝的圖片，官員可能這樣說話...

開玩笑的。我覺得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會有很正面的影響。如果官員都重視仁他們一定會照顧民眾。當然用儒家理論來改革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個很複雜的事，可是我覺得金先生和章教授的想法都很有意思，謝謝他們接受採訪。最後跟大家分享金先生說的一句話：

《大同》作者 金正奎：
「中國的未來不僅關係到中國人，中國的未來關係到全人類。」

我覺得這句話很值得我們去思考，因為中國人口眾多，中國的未來怎麼走，肯定影響著全世界，不過中國現在雖然擁有龐大的市場和生產力，但往往輸出給大家的印象，卻是人權狀況很糟糕、暴力腐敗的官員和山寨或黑心食品等等，大家是害怕中國，而不是尊敬、喜歡中國，這和古代這種禮義之邦的形象差得很遠，所以對我來說，不管是儒家或是其他政治理論，如果中國的人民能有權利，自己選出對中國人最好的政治體制，那對全世界肯定都是好事。好的，今天就到這裡，歡迎大家到我的 YouTube、Facebook、微博或 Twitter 留言，我們下次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