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若薇談起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一肚苦水。她說，外界指「公民黨打官司令大橋工程延誤」，並非事實，她說，政府文件早已披露工程本身已延誤了一年，和官司無關，但坊間卻對「公民黨打官司令政府損失八十八億」的說法十分受落，令她百詞莫辯： 「無論我們怎樣解釋，那八十八億就是算在你頭上，水洗都唔清。」後來的五區公投，公民黨亦被批評浪費過億公帑。在余若薇的角度，每一個香港市民都可以參加選舉，把公投說成虛耗資源並不公允。

堵路不言勇 難在爭民心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爭普選方案，引起坊間激烈討論。每一個香港人，都不能迴避這問題： 「究竟我們想不想香港有真普選」。堵路不只是身體力行，戴耀廷更希望的，是重整香港人的政治文化，刺激大家思考，究竟我們對爭取普選有多大決心，究竟我們甘心為普選付出多少，究竟香港人要不要一個公義制度，究竟我們是否願意打破愈來愈鬱悶的政治氣候。

戴耀廷下的戰書，不是給北京，不是給特區政府，不是給香港警察。他希望挑戰每一個熱愛民主，對這片土地仍有感情的港人，今天開始思考，香港應否有一個民主未來。「星期日生活」將會一連幾個周日，邀請香港社會不同界別、不分左中右、建制內外的重點人物，劉慧卿黃毓民陳日君，甚至已加入政府主理政制事務的副局長劉江華等，與戴耀廷一起思辯「佔領中環」的可能，打頭陣有公民黨主席余若薇。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和黨友，近年經歷了幾場「硬仗」，二○一○年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被輿論狠批延誤工程上馬，同期的五區公投又未能與泛民其他黨派整合。余若薇說，這些經歷令她汲取了教訓：要跟香港人談核心價值或普選理想，會被批評浪費公帑，阻住地球轉。對談一開始，她就反問戴耀廷，指他的「佔領中環」方案最大難度，並非在儲夠一萬個人頭，而在於如何爭取主流民意支持。

她以一個過來人的經驗質疑，堵路最大難題，須面對類似「拖垮經濟累香港無咗幾十億」的論調。「問題不在一萬人，在於成個社會點睇，唔係我夠勇定我縮，而係政府的宣傳機器好勁……如果一個的士司機問你：戴教授，你佔領搞到我無法養妻活兒，你點同佢交代？」平日斯文大方的余大狀，模仿司機大佬連珠炮發，形神俱備，不難想像，她近年應該受過不少類似批評。

戴耀廷一貫溫文爾雅，以柔制剛地解釋，佔領計劃野心之大理想之高，在於希望移風易俗，讓平日掛住搵食的司機大佬，都會停一停諗一諗， 「或者普選真的比經濟緊要」。所以，堵路之前必須要有足夠社會討論，醞釀民間支持，當大部分平日冷漠的香港人的心也軟化下來，才是佔領的時機。

余若薇談起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一肚苦水。她說，外界指「公民黨打官司令大橋工程延誤」，並非事實，她說，政府文件早已披露工程本身已延誤了一年，和官司無關，但坊間卻對「公民黨打官司令政府損失八十八億」的說法十分受落，令她百詞莫辯： 「無論我們怎樣解釋，那八十八億就是算在你頭上，水洗都唔清。」後來的五區公投，公民黨亦被批評浪費過億公帑。在余若薇的角度，每一個香港市民都可以參加選舉，把公投說成虛耗資源並不公允。

這些經驗，教她對香港人的「本性」有深刻認知。她反問， 「佔領中環即使有一萬人支持，卻有十萬人出話你令到佢無工開，咁點先？」余說時頗激動，更引述浸大民調數字，指只有13%港人支持以激烈手法抗爭，認為堵路方案難獲主流民意支持，更和戴耀廷展開熱烈討論。

余：你諗番以前港珠澳大橋、五區公投，問題唔係我個人立場係點，我夠唔夠勇，（退）縮唔（退）縮問題……而係政府宣傳機器好勁。香港係一個好實際地方，市民要生活要返工，你佔領咗中環，係香港經濟命脈，佢返唔到工，係咪你養佢先？政府一定用呢樣嘢同你拗。

戴：香港社會一直有兩種路線，一種是經濟效益，另一種是講長遠核心價值，我會問，普選緊要定經濟緊要，大家要選擇。還有我會問，個責任在誰身上？責任在堵路一萬人身上，還是遲遲不肯落實真普選的政府身上？

余：港珠澳大橋我們一樣可以說，責任是在政府環評做得不夠好（但問題是市民卻不這樣想）？

戴：所以不能任何題目都用（堵路）這模式抗爭，唯有落實真普選，香港人等咗咁多年，這刻是否覺得好重要？若有人願意付出（堵路）代價，其他人看到他們這樣付出，能否反思？透過公民抗命的形式，我希望做成一種政治文化的重塑。行動不止爭取真普選，如果香港人沒有具備一種民主文化素養，你爭取了普選制度又如何？你可以話我野心好大。

余：（笑）或者說，（你的）理想好高！戴：所以，真正要做的工夫，不是在佔領的一刻，在這段漫長的醞釀期，大家討論，可以讓整個社會思考。

話題一轉，我們談到兩年前的五區公投。余若薇說，按原訂計劃，五區公投無效後，本應還有一張王牌未出——全體泛民廿三名議員總辭。可是，後來全香港都知道，民主黨不但沒有參加五區公投，還走入中聯辦談判，接受妥協方案。此後，泛民分裂，齟齬至今。余若薇經歷了這一役，提出若泛民裏的「不同意見」在佔領中環上也可能無法同氣連枝： 「若政府拿出方案，民主派裏若有人接受，覺得『這個最好，好過你坐在中環不知坐到什麼時候』，你卻不認為那是真普選，怎辦？」余反問。

戴耀廷同意， 以現時泛民的「山頭主義」、「勢成水火」的局面，必須小心處理談判過程，才不至重蹈五區公投後發生外界指控領袖參與「密室政治」的覆轍。他近日思考後，構想了一個計劃，把談判權從「政黨」下放到每一個參與者身上，希望促成泛民團結。

他要求該一萬名簽誓言書的堵路者，必須事先出席一個討論大會。戴解釋，美國學者Bruce Ackerman 和James Fishin 的著作Deliberation Day（商討日）裏，介紹了這種整合民意的過程。戴說，商討日的日程，由視像廣播開始，一萬人可在不同地點，收看多名專家介紹的不同普選方案，並進行答問。下半部分，則把一萬人再分成十人一組，由受過培訓的談判員帶領，就不同方案深入討論，最後萬人來一次最終投票，獲最多票數的方案，就是拿到談判桌的方案。戴補充，這種「先商討，後決議」的方法，修補了單以投票機制作為收集民意的缺陷，已有美國小鎮就社區發展試行，在香港，鍾庭耀的港大民研亦有試行以這種方式收集民意。

余若薇聽到戴的最新方案，得悉堵路前，還要求品性「實際即食」的香港人抽出一天開會，感到難以置信。但戴解釋，這個過程，目的是希望打破由政黨代表參加談判，可能引起的認受性問題： 「這樣，不再有一個領袖可以主導跟從者，不再由個別政黨談判。整個運動是一個沒有英雄的運動，而是從下而上，為每一個人賦權（empowerment）。」

戴說， 近年接觸到不少人， 對政黨有question mark（疑慮）。他說，認識不少二三十歲的知識分子，熱愛香港，卻覺得自己在爭普選中好像失去角色，於是不願意由政黨代表他， 又擔心意願被「騎劫」： 「相反，在這個萬人行動，應該是再無大佬，再無教主，這運動係每一個熱愛民主的人，每一個人都count as one（算數），才是達至真正民主的模式。」

對於民主黨兩年前接受政改方案，被狠批「出賣港人」，戴耀廷認為彼一時此一時，不可同日而語。他指二○一○年和現在有關鍵不同，當年是「邁向普選」的中途站，今日卻是爭取「終極方案」的最後一擊： 「根據基本法，今次爭取到的是終極方案，我們再沒機制要求再向前，今次爭取到什麼，會跟香港直入至二○四七年，我們再沒有像二○一○年的妥協空間。」

余若薇聽罷戴的全民「商討日」，還有泛民大和解方案，不禁覺得「理想化」：「講係好容易，到付諸實行，就有好多人有自己的解說」。余舉例，有人可能會把爛方案硬說成是符合普選標準，亦有市民可能認同爭取普選原則，卻不認同堵路手段。她想起五區公投一役上，有市民雖然認同取消功能組別的訴求，卻不贊成以公投作為手段，余不無委屈說： 「他們怪責我們『焗』佢哋去投票。」

戴聽罷頓了半晌，嘗試思索堵路之外還有什麼板斧，最終輕嘆一聲反問： 「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眾人苦笑。戴苦口婆心說，若連堵路都不做，只能靠泛民在議會否決爛方案，屆時香港人只能繼續沿用舊有選舉方法： 「到時仲衰，梁振英繼續做，變咗局面只有更差，如果我們沒有足夠力度……」余若薇接下去： 「去破釜沉舟。」戴喜見余若薇的共鳴，精神一振：「我們現在就是破釜沉舟，你博，博輸咗就一世無普選，博贏咗，我哋就突破到一點，我想當中的政治判斷是，香港人是否去到這個點？」

如何能找到這個引爆民情的「觸發點」？戴分析，從香港過去投票數字可知，活躍政治表態的人，只佔人口三成，關鍵在餘下游離的七成人。戴是這樣推算的：七百萬人中有六百萬人有資格登記做選民，當中確實登記只有三百多萬，坐言起行投票者只有近二百萬。戴估計，會狠下心罵堵路者阻礙經濟發展的，只會是習慣高調表態的三成人裏，其中的保守派人士： 「關鍵是，我們要爭取中間游離那七成人的心。」

余若薇覺得，經歷過五區公投，走過港珠澳大橋，那七成人的心，飄忽難測。她努力回憶，在政治生涯中，最接近這種「全民民意大逆轉」的神奇時刻，要數近十年前的二○○三年初夏。她憶述，當時為反廿三條在立法會搏鬥，卻感到孤立無援，不但市民不太關注，政府亦鐵石心腸，直至六月，民意突然逆轉，七月一日當天，五十萬人冒酷熱迫爆維園，回想當日至今仍深受觸動，語帶哽咽： 「好多事，發生之前是估不到的」。如何能知道，沉默的大多數什麼時候會被觸動？

戴耀廷估計，到真正要佔領之時，會有一些預兆：例如大批本身不參與堵路的市民，也前來支援（像六四北京天安門廣場，反國教的政總公民廣場）。另外，要得民心，必須贏取政府內人士包括公務員同情。假若有政府主要官員其間為爭取真普選而辭職，對民意轉向更有利。戴形容： 「成個過程我們要將所有人迫到去一個位置，要你作出一個艱難的抉擇。」戴指若運動得不到主流支持，必然失敗。「成功不是一萬人的問題，而是一萬人的行動能否引發整個社會去反思。」

戴續說， 「時間」是戰略重要一環，卻不是急於上街堵路，而是必須立即開展討論。他說，自從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表示不會就普選諮詢，民間恍如「被牽鼻子走」。戴擔心，現在不開始討論，到政府拋出爛方案，觀乎現在泛民的「恩恩怨怨」，到時心結更難解： 「堵路方案提供了一個焦點，讓民間重新掌握時間的主導權。我們現在要給他（政府）壓力，讓他們跟我們的步伐走，而不是我們要跟他的步伐走。」

余和戴一致同意，能否激化到全民終極一博，還要看政府拋出的方案是否「衰到貼地」。筆者想起反國教的「國情手冊」，對手夠拙劣，抗爭才容易升級。筆者反問，我們高談闊論堵路計劃，會否讓對方洞悉先機，若政府懂得拋出一個「中間方案」，泛民又會被分化，堵路就無法成事。戴和余罕有地看到「水杯半滿」的積極意義，同聲同氣： 「若政府那麼聰明，推出一個不太爛的方案，民間也算是『有賺』。」

戴耀廷常把「佔領心中的中環」掛在嘴邊，意思是，堵路前，社會人士必須做心理準備，釐清大家期望達到的普選目標，認清大家對爭取普選願意付出的代價。跟戴耀廷談了個多小時的余若薇，她心中的中環有沒有被佔領呢？

余若薇略有所思地說，她原來擔心的，即香港市民重視「返工搵食」，未必同情堵路，這疑慮仍未能完全釋除，卻認為對話有意義： 「雖然討論不一定成功，但不討論就肯定不成功。」戴耀廷則在對談後有另一領悟： 「泛民的分歧程度，我發現似乎頗大，大家能否談得攏，未來必須處理，卻非常艱難。」但戴笑說，憑他一貫的天真，會以「傳道」精神，繼續與泛民內外中人保持對話。

訪問結束前，余若薇送上她為戴耀廷揮毫的「佔領中環」墨寶。戴耀廷笑說： 「如果（堵路）成功，十年後五十年後，這張揮春就是出土文物，十分值錢。」戴還興致勃勃表示，要把揮春送給自己的兒子，讓他好好保管。筆者半開玩笑問，若失敗呢，揮春就無價值？戴仍施展他的正能量： 「失敗咗一樣值錢，因為它記錄咗一場失敗既民主運動， 係歷史重要紀錄！」

《明報》2013年2月10日

很長的文章，可是我喜歡。

一個努力奮鬥-台灣好女孩..
給年輕的未來-新生代ㄧ各參考的(故事)...
也許平凡.但是這就是(意志力)-堅持..
現今社會.很多倍(五光十色)的環境下影響..
很多年輕人被迷惘了...看看這位我看她成長的(好女孩)...
希望大家收下(心)...好好面對自己未來的人生...共勉之

年輕的生命不怕吃苦，但絕不要做任何一件讓自己後悔的事⋯⋯
長得甜美可人的台灣偶像劇主角林依晨，入行以來克勤克儉，毫無驕氣；年紀輕輕，就獨力幫父母還清大筆債務，半年前在台灣奪下金鐘影后頭銜，演技終獲肯定。

她坦言，看到明星好友許瑋倫垂危的那一幕，讓她了悟一個道理：就是「活在當下」。 「那一天，我趁接戲的空檔跑到台中度假，接到惡耗，整個人都傻了。趕到加護病房時，只見周遭的人全都束手無策，瑋倫就靜靜地躺在那兒，臉上戴着呼吸器，一頭秀髮全被剪光，嘴唇和眼皮都腫了起來，空氣中瀰漫着一陣陣濃厚的血腥味，我彷彿感覺到她的三魂七魄就站在我身旁……」

當時的林依晨，陷入一種不知該如何是好的矛盾情緒裏。她說，她沒喊、沒哭，只是一直默唸：「瑋倫，你不要猶豫，不管是死、是活，都要勇敢往前走。」

林依晨說，許瑋倫的死，深深撼動了她的心，當時她倆同樣是台灣偶像劇裏的女主角，在戲裏，彼此頭角崢嶸；在戲外，卻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經常打手機、互傳簡訊打氣加油。

「許瑋倫的家境優渥，卻像『天使』一樣善良，知道我的家境不好，每次相約吃飯，總會送我一些貼心的小禮物，而且是敞開心胸，無所畏懼地聊工作、聊感情。」

思及那天許瑋倫垂死的光景，林依晨哽咽了。好友生前的種種美好，令她對自己的人生一度感慨萬千。林依晨說：「出道後，我很少跟外界談到自己單親家庭的背景。五歲那年，父親就離開了家，母親怕我們難過，總是騙我們說，爸爸到外地出差，所以一年才看得到幾面。」

為了養活林依晨和弟弟，她母親擔任一名小會計，所賺的錢不夠付房租、孩子的學費和日常開銷，於是前後辦了十張現金卡，以債養債，十幾年下來負債滾到三百多萬元（新台幣，下同）。

當時，就讀政治大學韓文系二年級的林依晨渾然不知，主演偶像劇《十八歲的約定》一炮而紅，酬勞大筆進帳，母親告訴她負債的慘況時，她倒抽了一口氣。

「我平靜下來後，接受了母親為這個家負債的事實，所以我決定扛起責任來......承擔力，讓母親鬆一口氣。」

於是，林依晨成了演藝圈最「摳」的省錢專家，拍戲賺的錢嚴格分成十份，九份給母親，剩下的一份再以「二比二比六」的方式，分成三個儲蓄簿保管：「六」是存了不能提領的錢；「二」是存進去非到必要才能提領的錢；另個「二」才是自己的生活費。......管理/節制/務實

從每集幾千元到數萬元的身價，林依晨始終只用最「低」的生活水準來對待自己。有的偶像團體請了三個助理，她一個人扛着大包、小包的戲服，完全不管別人異樣的眼光，戴上口罩坐公車、搭捷運、看二輪電影。.......平實, 正確看待自己, 沒有人紅就忘了自己是誰

龐大的債務一還就是三年，當她拿剪刀一張又一張地「剪」掉母親的現金卡時，新的債務又來了。「我一直瞞着母親和父親保持連絡，希望修復一家人的關係.......看重家庭價值。沒想到，父親作了十幾年的汽車銷售員，隨着景氣越來越差，最後只剩下底薪一萬元，根本不夠租房子、吃飯，加上過去投資生意失敗的一百多萬元債務，成了生活上的大包袱。」

為了一圓家人團聚的美夢，林依晨咬牙又再度撐了三年。三年來，她嚴格要求自己把賺來的錢分成「一比六比三」：十分之一是自用，另十分之六付房貸，餘下的作為家用，二○○八年終於買下東區一棟價值兩千萬元的老屋，還偷偷從自己存款裏擠出一百多萬元，還清了父親的債務。

也許是一家人的生計激勵了林依晨的鬥志，這些年，林依晨的臉龐﹁嬰兒肥﹂依舊，卻明顯少了幾許稚氣，多了一絲堅毅。

談起拍戲七年來的甘苦，林依晨坦率地說，回首來時路，她覺得人生苦中有甘，甘中有苦。許瑋倫的美好和死亡，讓她更堅定要小心翼翼、勤勞不懈地活下去......有多少成年人做得到.，她說：「人，要活在當下，只要活着，再困難的處境都有克服的機會。」

所以，當她的母親兩年前中風住院時，她就堅持要母親辭去工作，生活費由她負責就好。父親老了，需要一份安定的生活保障，她考慮了半年，決定請父親擔任自己的司機，由她每月支付三萬元的薪資。 「現在，我有兩個超完美的助理，一個是我的母親，她每天打生機飲食給我補充營養；一個是我的父親，讓他作我的司機，既安全又足以百分之百信任。」

買了足以棲身的「家」，林依晨對自己不但沒放鬆，反而更嚴厲了。她說，不管拍戲再晚，每天早上八點一定起床看書，大量閱讀書籍和看電影......這也是有信念的人才做得到的事，增加自己的演技厚度，對她而言，「金鐘影后」只是從事演藝工作的一小步，她期許未來自己作一名表演藝術家。

她始終相信，名氣和財富僅是努力工作伴隨而來的禮物，她憑着努力與一家人幸福團聚，才是她「活在當下」的快樂人生。
「常聽您感嘆學生一年不如一年，但我一直很想告訴您，其實單純、可愛、熱情、認真的人還是很多的，只是沒讓您碰上罷了（如果您要將我歸納於其中的話，我很榮幸！）」
　　這是偶像劇一姐林依晨在高中畢業後第一年回母校明倫高中時，親手寫給體育老師張炳躍的小字條。
　　對於演藝圈來說，「林依晨」這個名字，代表的是質感路線，不脫、沒緋聞、話也不多，是新生代演員中的一股清流。但，看在教過她2年體育、情如父女的張炳躍眼裡，她則是個「不管多麼忙，年年都會回學校問候老師」的「好禮學生」。
7年來，不是人到就是電話到
　　「從2001年到2007年，始終如一。只有一年在大陸拍戲，人沒到，但電話卻到了。她總是利用教師節前一週的星期五下午3、4點，喬裝入校。」站在明倫高中操場旁的大樹下，張炳躍回憶起這個曾有過2年師生情誼的學生，生動地描述著林依晨學生時代的模樣與糗事，彷若當年同樣在大樹下師生聊學業、近況的耳濡情景，就在眼前。
　　在張炳躍記憶中，這個高二時就因「捷運美少女」被發掘拍廣告，同時還是全校模範生的林依晨，是個愛游泳的女生。不像一般女生不喜歡下水，林依晨上課鐘一響就跑到游泳池，態度很專注，還帶動班上的游泳風氣。
　　「有著鄰家女孩彬彬有禮態度」的形容詞，不只出現於張炳躍口中，就連英文補習班老師徐薇、才教過林依晨半年的明倫高中教務主任王文珠、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教授郭秋雯等人，亦不約而同稱許她。
　　「從出名到現在，都沒改變。客客氣氣的，跟學生時代沒什麼不一樣，」帶　著慣有爽朗語調的英文補習班名師徐薇如此形容林依晨。對於每年總要「送往迎來」數百名高中畢業生的徐薇來說，第1年、第2年回來看老師所在多有，但要持續到第7年，那可就少之又少了。
　　其中有一年教師節，徐薇差點以為林依晨大概自此不會來探訪了，但就在晚上接近12點時，徐薇的手機意外響起。電話中傳來的是焦急的致歉聲，林依晨因為在外地拍戲無法趕回台北，還好下戲時趕上午夜結束前的10分鐘，趕緊以電話補上她的教師節祝福。
　　由於徐薇也是出身經濟不寬裕的家庭，她觀察林依晨的待人處世將來對她一定很有幫助，「這小女生將來一定會成功！」徐薇如此注解。
　　另一位高中老師王文珠，則用很感性的台語形容林依晨：「就感心」。有一回，林依晨回校時，一看見曾帶過她的導師林素娥，迎面來個相擁而抱，忘記「低調」兩字的結果，當然引來學弟學妹的圍觀與歡呼聲。
　　張炳躍感嘆地說，當紅年輕偶像的時間少得可憐，一個下午的時間，用來拍個廣告或接通告，可能就是數百萬的進帳。但，林依晨沒有這樣做，反倒用可貴的時間，選擇關心生命中對她付出過的人。
媽媽的溫柔提醒
　　林依晨為什麼要這麼「好禮」呢？從清晨4、5點忙到傍晚5點多，剛下戲的林依晨，趕緊趁空檔抓了一個麵包填肚子，面對記者提問，她反倒疑惑的說：「我不想要手機中幾百通的電話化為無形，或只是一組組的號碼，只有聯絡了，號碼才有感情的連結啊！」
　　疲累的聲音有著不同的表情，也道盡林依晨有禮貌的背後，源自於一種人情世故的基本態度。「我也不喜歡使用電子郵件。看到電子郵件的人，接收到的是冷冰冰的數位字元，只有通過卡片上的字，人與人的情感線才會被傳遞。久不聯絡，或許認識的朋友離開了原有場域，緣分斷了，找不到人，就是最大的遺憾了。」也因此，好禮問候已成林依晨生命旅程中的態度。然而，究竟是什麼樣的養分，滋養了她「堅持念舊」的心念？
　　胡適曾表示，他的脾氣、待人接物的和氣與寬恕體諒的個性，全歸功於他的母親，這也適用在林依晨身上。她表示，媽媽看起來好像很民主自由，讓她們選擇自己的路，但在行為舉止上，媽媽卻是個內心傳統的女性，在長幼尊卑禮儀上的要求很嚴格。例如說，上樓梯時，要讓長輩先走，晚輩要在後面保護著；下樓梯時，則要讓長輩走在後面，晚輩要在前面頂著，以防長輩跌了下來。這些都是從小到大媽媽對於林依晨的諄諄教誨。
　　即使出社會，幼時耳提面命仍舊在旁。林依晨有時一忙起來，為了跑場趕通告，難免會忘了前後順序，但只要媽媽有看到，總會溫柔地提醒她：「不管事業做得多成功、賺多少錢，都不可以忘了禮貌。這是做人最基本的。」
　
　　有鑑於此，林依晨還利用拍戲空檔去「學學文創」報名品酒等相關禮儀課。她說：「學禮儀不是為自己服務，而是讓別人感覺到尊重。隨著認識的人愈來愈多，視野愈來愈寬，了解世界各國的禮儀也是必須的。」
正面能量，源自內心的真誠
　　古諺「誠於中，形於外」是用來形容一個人的行為會反映出他的價值觀與心理狀態。在許多導演眼中，林依晨待人的態度，也正好投射在個人氣質上。
　　在MV導演馬宜中的「私鏡頭」裡，林依晨其實沒有模特兒的漂亮，甚至有點嬰兒肥。2001年時剛出道的林依晨拍攝五月天的MV《相信》，需要的女主角是可以在一種傷心的狀態下，仍然給出希望和正面的能量，「林依晨有那個特質，她很真實，」馬宜中如此形容。這種正面角色在她後來主演的多齣戲劇中也都可以看到。
　　內心真誠，讓林依晨即使在面對複雜的演藝圈時，也不需技巧拙劣地去討好別人。馬宜中觀察，一般女孩看見火紅的天團五月天，總免不了拍照或要簽名，但林依晨就是在一旁靜靜的，做她自己的事情、成熟而穩重。「她很鎮定，不多話也不笑，不刻意去取悅導演，是很少見、非常大器的那種女孩。」當時馬宜中甚至對著五月天幾位團員預言，「要小心」林依晨未來的潛力。
　　與林依晨合作過創台灣偶像劇收視新高的《惡作劇之吻》、《惡作劇2吻》的導演瞿友寧這樣形容林依晨：「她很特別，一上戲演的是帶點傻勁的湘琴，下了戲就是不發一語地，背台詞，等著下一個鏡頭開拍。她有一種年輕人少有的內斂又敬業的樣子。」
　　冷靜是對抗繁瑣與複雜環境的武裝，但面對片場工作人員或助理，只要迎面，眼神有交集到，林依晨總會露出笑容，親切地叫出對方的名字，使得出道至今，林依晨有別於一般年輕偶像，鮮少傳過負面新聞或留給人愛炒新聞的話柄。
將現實場景跳回故事啟頁的那張小字條。「希望將來不論您仍是當個體育『老』老師也好，或是我出了社會，走了那條路，我們都應當對自己的人生充滿熱情，愈挫愈勇，甚至屢敗屢戰，畢竟人不曉得自己那天會意外地就走了，對不？所以每一天都一定要過得『精采』！！！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淺白字裡行間，有著青春的印記，更透顯出林依晨的初衷。
全文摘自：快樂工作人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