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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冠一號公費 在 李卓人 Lee Cheuk Yan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安裕周記 2007年6月3日】 又為斯民哭健兒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魯迅〈悼楊銓〉】
一九八七年春,我在北加州三藩巿,隨著一九八六年過去,留學生的話題開始聚焦於中國來客的片言隻語,共同關注點是安徽學潮的發展走向。當時方勵之仍在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他的一個姓黃的學生在柏克萊加大唸博士。這人二十歲不到,出身科技大學少年班,那時的通俗叫法是「神童」,在華裔學生裏很是矚目。
北加州的春天最惹人討厭,日間艷陽高照時有攝氏十七八度,入夜後寒流料峭濕度奇高,去柏克萊的一○一公路上,大團大團的濃霧滾滾而來,視野等於零,汽車寸步難行。有天晚上,學校那邊傳來消息,說胡耀邦已經下台,我趕忙開車過去看個究竟,情急之下,三次走錯路,幾經辛苦才開上一○一,回到柏克萊的時候,有人手上揚著一份台灣《聯合報》系辦的《世界日報》。我對《世界》素無好感,認定它是徹頭徹尾的國民黨喉舌。
那時的通訊和今天的完全兩樣,沒有互聯網,長途電話費用極昂貴,幸好那是中國留美學生絡繹於途的日子,天天都有人從大洋彼岸過來,三藩巿位處美西,是同學登陸花旗國的灘頭。幾個初到敝境的留學生,嘴上的汗毛稀稀疏疏的,滿頭大汗用四川腔普通話告訴人們大陸上的傳聞。我拿著《世界日報》問他,方勵之撤職胡耀邦下台到底是什麼回事,同學說,「敢情是真的」。
過了幾天,終於證實胡耀邦下台,留學生裏一陣騷動。有年長的學生談到他們聽過有關胡耀邦的傳聞——在撥亂反正的年代裏他做過什麼好事,他對毛澤東的批判和自我反省,等等。
那年頭,大陸留學生到美國多數是勤工儉學,有一位上海交通大學學生,伊利諾州大學錄取他唸碩士,不知從哪裏找到我的電話,一個人提著皮箱來到我家門前,說只住七天就走。我讓他留下,第二天上午,他大清早丟下一張字條「我去找工作」就出了門。那天晚上,小戴沒有回來,第二天晚上,他在傾盆大雨中渾身濕透按響門鈴,說在史丹福大學附近一家餐館找到一份bus boy工作。這次是把行李帶過去,順便借打字機向伊大申請延期入學。
那天夜裏,小戴沒睡,和我坐在廚房灶旁談到天明。交大畢業後分配到國營機關,他不想這輩子都當公務員,於是投考美國大學。美國人對唸理論物理的中國學生有著莫名其妙的好感,認定他們不是楊振寧二世就是李政道第二,只要申請就立即批准,還offer他獎學金。小戴家裏東拼西湊了一百美元給他搭機來美,他說只圖留在美國,沒有綠卡也沒關係。起初小戴對我還有點戒心,兩個人談到半夜,講到大陸上的政策,小伙子咬牙切齒說「這國家沒有把老百姓當人」,不得已留下兩老在上海,學音樂的女友稍後來美與他會合。
過了幾個月,我從北加州轉到紐約,那是一九八七年四月。
日復一日,兩年很快過,一九八九年暮春,我放下所有工作,精神都放在電視的體育節目上,尤其是NBA。那年的決賽是洛杉磯湖人對抗底特律活塞,湖人一身奢華金色球衣,球風流水行雲,大前鋒James Worthy速度特高,入球如拾草芥;活塞講究陣地戰及殺傷力,是用肌肉而不是速度打球,控球後衛Isiah Thomas入球如探囊取物。軟與硬,攻與守,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充滿火藥味。
同一時間,胡耀邦病重的消息很快在留學生裏傳開,我隱約覺得,這可能比兩年前春天那回更沉重。稍後,病逝的消息得到證實,大陸留學生臉色低沉,一次,我到聯合國總部找花俊雄,看見認識的一位大陸記者,我的話題很自然轉到胡耀邦去世,他皺著眉頭輕輕搖了搖頭,不發一言。這段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美國總統布殊訪華,美方設宴回禮,本來邀請了方勵之,但他在去使館的路上被公安人員阻止,去不了。這種不顧外交禮義的做法很有蘇聯極權之風,一個星期後,《時代》周刊的封面是方勵之的一張大頭照片,白色大字標題是「The man who didn't come to the dinner」。
三月底的美東漸由酷寒轉為溫暖,我到華盛頓探友人,談起來,原來北京開始有學生集會;我不以為意,因為華府那些大陸留學生沒有動靜。詎料回紐約一個月不到,北京的學生運動忽然變得鋪天蓋地,紐約留學生類似的活動不多,但就聽說華府大使館外的示威一天復一天的愈來愈熱。
半夜,我趕到賓夕法尼亞車站搭火車去華盛頓,甫下車就去了杜邦圓環旁的大使館。中國駐美大使館是一座五六層高建築物,泥黃色的磚頭外牆,是典型的brown stone房子。我剛到時,一批留學生被警察限制在使館對面的樹蔭下,由於是使館區,警方很緊張,不許同學隨便走到大使館那邊,有的同學拿著大大的白紙板,上面寫著Honk for Democracy(為民主響號)。美國人倒也有意思,每輛車子經過使館外都長時間按響喇叭。
示威者裏有大陸留學生也有香港留學生。我和一個皮膚黝黑戴著墨鏡的大陸留學生聊起來,他是北京大學畢業生,公費到杜克大學法學院。杜克是名牌天主教大學,尼克遜就是杜克法學院舊生。談了幾分鐘,他就說得坦白﹕想留在美國。我不懂如何應對,說到底是公帑派出來,留在美國不回去,覺得很難說得過去,尤其是那是剛開放改革的年頭,國庫不像今天那樣有大筆外匯。
回到杜邦圓環,馬里蘭大學的香港博士生何芝君剛去了使館那邊回來。我記得和她一同過去的還有另一位香港留學生,名字已經忘了。
五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成千上萬,局勢緊張,我們身在海外,沒有辦法直接了解情,只聽說今天軍方派出直升機散發傳單,過兩天又說軍隊都拉到石家莊,準備進京。我們很著急,四出找和北京有交情的學者,請他們向北京說項,找楊振寧找李政道,誰都得找,我負責找的是楊振寧,教授微弱的聲在電話那邊說,「最好不要有人受傷」。那幾天,人人忙得要死,我手上有一大疊電話號碼,手裏揣著大堆電話號碼,房東那部電話幾乎被我私有化了。
當時,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在華盛頓訪問,從憲法上來說,全國人大是權力最高機關,有權免除總理李鵬的職務,於是有人提出找萬里陳情。我從紐約再到華盛頓,那天是萬里訪美最後一日,按照訪問日程,萬里當天上午要到白宮會晤副總統奎爾。大伙去到白宮,那邊說會面取消了,人們又趕回萬里下榻的麥迪遜旅館。路上,學生還說這下可好了,攔下萬里,好歹也可表達意願。當人們如風似火的到達時,萬里一行已經離開,正在前往杜勒斯國際機場的路上。
過了幾天,有朋友打電話來,要我到甘迺迪機場接一個香港來的女孩K,說她要去哥倫比亞大學讀美術。我依時去接機,原來是香港一個傳統望族的女孩,人還未到,家裏就在西十四街買了一個七百呎的apartment給她。我是第一次見到附設暖水泳池的公寓。K很斯文有禮貎,我帶她到西一百一十六街的哥大本部註冊。幾天之後,紐約華人留學生冒雨大示威,我把K交給一個朋友,兩人淋得渾身濕透,K從此投義無反顧全身投入學運,陪她示威的那一位,一場學運改變了一生,差半年快到手的博士學位在八九年五月從此離她而去。
五月的紐約很少下雨,可一旦下雨就涼意襲人,但那時候所有人都熱昏了頭,紐約幾家受北京支持的傳媒機構彷彿一下子都沒有了束縛,全站在學生那邊,尤其是老牌的《美洲華僑日報》,整份報紙立場翻天覆地,比其他像是《中報》等傳媒更支持學生。《華僑》內部有人說,這一刻像極十幾年前的保釣運動,所有人不分左右都在同一條戰線。
局勢愈是吃緊,人們就愈想知道更多,有人說,香港舉行百萬人大集會,我們無法看到實。紐約有一家華語有線電視台與香港無線電視有合約,可以錄播前幾天的新聞節目,我們摸黑走進那幢古舊大樓的二樓,把幾天前的新聞片放在十二吋畫面的剪片機上播放,熒幕上大雨如注,皇后像廣場上萬頭攢動卻巋然不動。我到今天還記得,是尹錦輝說「今天有一百萬人上街」。看完新聞片,幾個人到《中報》對面的碧瑤餐廳喝咖啡,黃、劉都難過得低下頭來。
五月下半,美國的主流傳媒都把發條扭緊,調動所有採訪隊到北京,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王牌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就在天安門廣場站著主持夜間新聞,一個小時之後,另一個新聞節目《48小時》索性把整個鐘頭的節目聚焦在廣場上的一切。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是洛德(Winston Lord),他是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時的隨員,妻子是華裔作家包柏漪,那時她在北京義務替CBS當翻譯。過不了幾天,公安部門忽然下令美國電視台停止直播,有線新聞網絡(CNN)把公安人員來到辦公室下令停播的過程,完整無遺的全段播放,沒有加插說明。這時已是山雨欲來。
五月底的紐約華人都像瘋了一樣,見人就問,「北京怎麼樣?」唐人街裏,不管台山人台北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手上有工作的全都放下,每天中午,華埠堅尼路上的小報攤外站滿等報紙的僑胞。我的中學同學老陳是研究地球物理,博士課程還未唸完,美國國務院就向他發出居留權,因為他的研究對掌握蘇聯核武很有幫助。他來找我,說很想回香港看看,我說不如再等一下,因為他的太太懷了孩子,預產期在七月左右,頭一胎要特別小心。
幾乎所有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被請到電視上訪問,普遍的看法就是北京當局要讓步,否則情可能急轉直下;也有人很樂觀,說很可能大團圓結局。有幾位頗有地位的學者表態支持學生,包括谷梅(Merle Goodman)、林培瑞(Perry Link),林培瑞在洛杉磯加大教書,還未轉到普林斯頓。他的普通話好得沒話說,七一年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國,他是美方的義務翻譯。
六月,人緊張得根本沒法入睡,只要電話一響,就飛奔出去接。這時消息四起,有人說會談判講和,有人說兩邊已接上了火。總之全是沒法子證實的消息,一腦袋都是甲乙丙丁的講話。紐約比北京慢十二個小時,紐約的晚上是北京的上午,打去北京的長途電話全佔線,打不通,留學生急如熱蝸上的螞蟻。
紐約時間六月三日星期六,睡到中午時電話鈴聲大作,同學告訴我北京開始鎮壓。我馬上打開電視,CNN的Mike Chinnoy吵啞的聲音傳到紐約,畫面是暗紅跡近黑色的顏色,背景夾雜著叱喝聲音。天安門紅色的城牆在暗夜裏變成一團墨黑,還有結結實實的噠噠槍聲。電話再響,說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有學生集會,我用百米跑的速度出門,趕上北行的一號地鐵快車,幾分鐘內就到一百一十六街車站。
哥大圖書館前聚集了一群人,還有紐約的地方電視台採訪,帶頭的是譚亦明,南京師範大學畢業生,正跟隨夏志清讀博士。還有老陳和K,幾個女同學哭得雙眼通紅。大家一直喊口號,從支持學運到打倒鄧李楊都有,一直喊到下午五時多,我和老陳回到研究生宿舍,老陳的太太挺著大肚子弄了幾碗麵,可是沒有人吃得下。
六月四日,布殊宣布對中國制裁,立即中止軍事交流,申請政治庇護的中國留學生大增。加拿大決定向所有中國留學生發出居留權。紐約巿長Ed Koch宣布中國總領事館前的那塊地方改名天安門廣場。一身黑衣的陳沖雙眼通紅接受NBC的Bryant Gumble訪問時說,「can't be worse than that」。《紐約時報》的標題是通欄十七吋的兩行大字。同一天,年僅十七歲的美籍華人張德培,烈日下在法國網球公開賽與瑞典名將艾堡鏖戰五盤,大腿多次抽筋,靠著無比鬥志贏得了冠軍,他賽後說:「我想我的勝利與中國六四事件有關,上帝有意要藉此慰解心靈受創的人們。」
一個月後,老陳的太太順利產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孩,名字叫陳丹,我猜這一定來自王丹。老陳最終沒有留在美國,拿了博士學位後一個月回了香港。譚亦明本來最有條件留下,但最終去了台灣。K 在屠城後整個人崩潰,沒有上學,一個人呆在家裏不吃不喝,瘦得不似人形,她那醫生哥哥接她到波士頓,轉去麻省理工學院,如今在香港當經濟分析師。香港留學生裏六四之後留在美國不多,但他們之中有一個共同現象﹕很多人改讀法律,一個最普遍的解釋是中國太需要法治。一個月前和我在碧瑤餐廳裏大數中共不是的黃,本來唸政治碩士,轉入耶魯法學院,劉則鐵了心要把醫學博士讀完,要回中國治病救人。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然而十八年前春夏之交的日日夜夜都烙在腦海裏直至今天﹕六月三日下午在哥大的集會,譚亦明穿的是灰色卡其長褲,我穿的是白色帶黑邊的Reebok籃球鞋,那天黃昏老陳在飯桌上不發一言眼淚滾滾而下,K一身深藍衣哭倒校園,歷歷在目。那天夜裏,北京城裏像割菜般倒下的年輕人,都是我們的骨肉兄弟,像魯迅〈悼楊銓〉所說那樣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