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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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與名嘴朱學恆、資深媒體人黃暐瀚合唱「塔綠班之歌」嘲諷民進黨及其支持者，歌詞為「塔綠班，塔綠班，綠畜生氣有夠讚，大家都在嘲笑，你們塔綠班，你看看你塔綠班．」以「綠畜、塔綠班」羞辱選民，遭批評後，回應「我為什麼整個晚上不說話，因為我想先看清楚，到底有多少貨真價實的塔綠班、聖蟑士會對號入座」，並稱「塔綠班」此詞引起大眾共鳴，是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高虹安並拜託國防部趕快徵召她，讓她潛入敵國唱歌撕裂他們，並再度重申真正撕裂族群製造對立的，就是民眾痛恨的塔綠班．高虹安質疑，批評她的人為什麼在疫情導致八百多人死亡時，怎麼沒看你們這麼大聲，卻只檢討她唱歌． 高虹安認為，批評她的言論的是一種霸凌行為，她說霸凌她的都是塔綠班，塔綠班將會深深的刻化在民眾的心中，成為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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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ｗｉ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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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立委滿口塔綠班、聖蟑士，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選民罵成是綠畜，我認為這樣的行為已經令國會殿堂蒙羞，而且正在拉低民意代表的水準－人民最基本的要求，一個立委不要出口成髒，沒想到，台民黨的立委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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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任何一個民意代表都必須對此提出譴責，這不但是踐踏立委的專業，也是破壞民意代表的名譽，人民也會提出質疑，是否花費稅金，付出選票，只是為了養出一個立委，登台演唱「塔綠班之歌」，怒罵綠畜，並說，她是在反映公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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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想像的立委，是跟民眾站在一起罵髒話，詛咒其他黨派支持者，其實，這不用立委來勝任，隨便找一個升斗小民，在路上潑婦罵街即可，或者找一個三歲小孩，沒有行為與自主能力，也無法判斷是非，給她張歪歌歌詞，叫她照著稿唱．這也是她辯解之詞，她只是應別人的要求唱一首歌，歌詞皆非她創作，她不懂歌詞意思，看不懂中文，還在學ㄅㄆㄇ，只是覺得這個怪叔叔對她很好，給她一顆糖吃，所以她就聽他的話，別人叫他幹什麼就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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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一個民意代表，當成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來做，這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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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就算一個小女孩做出這種事，回家也會被爸媽教育，加以訓斥不能隨便罵髒話，不要收陌生人給的歌單，但她的行為似乎沒有人能制止他，彷彿缺乏監護人的看護，使她失去教養．唯一像是監護人的東西，是她的上司，台北市長柯文哲，而他正是滿嘴「塔綠班、聖蟑士」的起頭者，不免讓人懷疑，她是否耳濡目染，有樣學樣，或者這就是市長教她這麼做的，在高虹安罵人了以後，市長還站在她身旁，稱讚她做得很好，稱她出口成蟑的舉動，贏得了龐大的網路聲量，這下子她的蟑話路人皆知了，就連彰化人都知道這個看似成年的小女孩，當眾罵人髒話，不免令人感嘆，有什麼樣的父母，就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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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說，「難道你們沒有看到塔綠班這個詞是怎麼在網路上瞬間爆紅成為熱門關鍵字、引起大眾共鳴嗎？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豈是我一人可以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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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這個大樹鋸專家，是怎麼把網路聲量看成是對自身行為的認同，網路聲量，有正面，也有負面，也可以經由少數一群極端的人，不斷刷洗歧視性的話語，而躍上版面，現在，「高虹安」這個詞，也成為網路上瞬間爆紅的關鍵字了，它是否意味著大眾的共鳴、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在我看來，它比較接近負面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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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說，塔綠班和聖蟑士，是社會氛圍對於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在網路上恣意出征不合黨意的公民意見，意圖引發寒蟬效應的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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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的理解，透露出常識的缺乏，短短幾個句子，卻有諸多謬誤，令人不知如何吐槽起，為了自己咒罵與羞辱別人，創造出這麼一大串歪理，也真是令人佩服起人類的本能，一種自利取向的自我防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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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事件發生之初，不就是高虹安莫名的唱起一首歌，羞辱起不相干的民眾？歌詞中，毫無道理的指涉泛綠本土派支持者，是塔綠班，並以激怒他們得到自己的歡愉「綠畜生氣有夠讚」，並且糾眾和她一起發出暴言，塑造大家都厭惡的氛圍，要其他人跟隨他們一起進行集體嘲弄，「大家都在嘲笑，你們塔綠班，你看看你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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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其說是一種反諷，不如說是惡意的嘲笑，而且是沒有目的，也沒有原因的，並沒有人冒犯她，此前，大家並不特別關注這個人，甚至不知道她的存在，而她藉由戲謔一群人，討好一群人，為自己博得優越感，吸取其他人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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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諷，還要有一個諷刺你，你加以反擊的對象，講白了，高虹安這種行為，就是單方面的網路霸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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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己進行網路霸凌的行為，被看不下去的人批判，卻稱自己遭受到網路霸凌，加害者反倒變成被害者，這邏輯的弔詭，也令人瞠目結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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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作為一個民意代表，妳千不該，萬不該，去謾罵選民，就算他們是別的黨派的支持者，這是從政者的大忌，民意代表，你監督的對象，是政府，不是人民，人民反倒是要監督你的對象，確保你是否有正確的反應民意，立法、審查預算、質詢、召開公聽會，監督你是否有完成自己的工作，你要質詢的是各部會，而不是質詢人民是否偏激，是否是塔綠班．代議士（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指人民賦權與民意代表，代替自己行使權力，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務，實行間接民主，這個代替並非出賣或者轉讓，誠如人民並沒有將自身之權利無條件賦予主權者，在人民與政府之間，代議士作為一個中介者，是人民的辦事員，換言之，和政府一樣，都是人民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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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在民，誠如盧梭所說，「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政府與人民與代議士的關係，便是基於社會契約，人們放棄天然自由，獲取契約自由，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從本能邁入道德和公義，這就是社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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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一個人倡導的絕對自由，就意味著剝奪另一個人自由，當個人尋求自己的利益至上，彼此的利益就會產生衝突，社會契約的產生的前提便是基於公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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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共意志在於接納每一個成員，以群體的福祉作為發想，而非單一個人或一個小群體，是所有個體結合而成的公共人格，是主權者，而人們參與其中，換言之，無論是人民／政府／代議士，都必須遵守這樣的社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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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像高虹安一樣，身為代議士，卻指控她的主權者是塔綠班，是「另一群人」，「是極端份子」，而將這群人排除在命運共同體之外，並要她的另一群主權者去嘲笑他們，貼標籤，進行仇恨動員，獵巫，與霸凌，這比較符合她口中的部分激進支持者，而這就是毀壞契約的行為，她應該自行辭職，或由人民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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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制裁並不會是另一種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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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立委的薪水來自於全體人民的納稅金，這是不分政黨色彩的人所貢獻；該立委的權柄來自於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架構，而這是基於２３００萬人的公共意志，所賦予，要求他進行質詢與立法代議士的義務，這些人無論政治立場為何，政治選擇為何，支持哪一個政黨，贊成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是他們自由的選擇，來自於他們的自由意志，並不能由代議士決定，或者干涉，甚至將之作為一種攻擊性的理由，攻擊自己理當付出責任的對象，純粹是因為人民不選擇她或她的政黨，或者不遵從她的個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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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檢討政府的防疫，應該提出你的論述和客觀依據，與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凸顯其不足之處，但絕非檢討選民是綠畜或是塔綠班，這不會對防疫有任何幫助，只是單純地進行惡意攻擊和羞辱，根本是搞錯對象．立委就職都必須宣誓效忠人民與憲法，憲法即規定，議會必須具有有自治、自律之權責，議案之討論、質詢等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為限，始有免責之權，如與會議事項無關，而為妨害名譽或其他顯然違法之言論，則係濫用言論免責權；而權利不得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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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此舉，是在違背自己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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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委之議事攻防、辯論、溝通的過程，其判斷標準為「為思辨或溝通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白話來說，你可以向民眾陳述利害關係，爭取他們認同，而不是強制人民遵從自己的意見，反對者的意見都打成對立群體，進行抹黑和汙衊，比起黨意，極端的個人主義更令人無法苟同，前者仍符合民主的範疇，後者傾近於將自己當成一個暴君或奴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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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汙衊人民是塔綠班或者綠畜，並不屬於「為思辨或溝通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相反的，它屬於侵害公民存在的負面成分，壓制人們表達自己的主張，才有可能製造所謂「寒蟬效應」，當人民表達自身的主張時，隨時會被代議士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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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中最荒謬之處，那就是代議士拿人民因染疫而逝去８００條人命，合理化自己對人民羞辱和歧視的行為，她似乎忘了，她才有質詢權以及代議的職權，而人民並沒有，她說「八百多人死亡時，怎麼沒看你們這麼大聲」，事實上，這是她的工作，她不去做，要人民自己去做，而這發生在她被檢討唱歌的情境，只要人們質疑她為何罵人是塔綠班，就必須代替自己去質詢政府，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能質疑她，要接受她的羞辱．一個代議士，主動拋棄了自己的工作並對著自己主僱惡意的謾罵，並拿他人的悲痛，來為自身歧視言論進行背書，可以說，符合亞里斯多德所稱的「惡行」（ａｄｉｋｅ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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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說，羞辱與歧視是一種民意，霸凌與嘲笑是公民的行為，「塔綠班」是一種惡意的標籤，框架在無辜的人身上，對於他人進行莫須有的指控，用意在於報復與逼迫他人服從他們權威，如同盧梭所說的自爽之愛（Ｉ’ａｍｏｕｒ　ｐｒｏｐｅｒ），把民主社會當成一種複雜的人際關係，為了經營這種人際關係，試圖與他人比較並進行貶低，他們想從他人的目光中確認自我存在的價值，藉由反覆激怒與刺激他人，引起別人不悅，討好極端的對象，取得他們的認同，他們越生氣，我越高興，越將他們非人化，越能建構自身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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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反映的是它自身的脆弱性，必須依賴他人的認同才能生存，必須試著去忌妒和怨恨，他們的戲碼才能繼續演下去，在這個螺旋之中，它是在服膺另一群主權者嗎？我想不是的，它像是在爭奪獲得支配自己的權力者的寵愛，一種怨婦式的忌妒，奴隸般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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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綠班之所以是歧視的字眼，是因為它遭致了台灣本土伊斯蘭教信徒的反對，他們屬於客觀的第三者，就像柯文哲當初說「希特勒屠殺６００萬人的歷史悲劇，是猶太人對國際上最大宣傳」，而遭到猶太協會所杯葛一般，台灣伊斯蘭協會對於ｐｔｔ上「塔綠班、聖蟑士」的戲謔用語，認為是一種謾罵並且像是一杯毒藥，牽連無辜穆斯林，並認為使他們遭受到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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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羞辱與歧視的詞彙，它所指涉的對象，以及加諸的語境，並不是由加害者所定義，那只會淪為二次傷害，加害者出於自利取向，必然會合理化自己的羞辱行為，認為他們十分合理，如此，就會出現「我所指稱的就是一群可恨的人他們應該被憎恨」，或者「塔綠班當然不是塔利班就如同塔利班早已不只是字面上的神學士」，這樣虛構的謊言，將原本人們欲脫離的傷害字詞，再度烙印在被害者身上，使惡意成為一種平常，將錯誤變成一種正確，原本應該被遏制的行為，變成強迫別人接受，而不許抗拒的日常，明明感受到了惡意，也確實被傷害，他們要其他人裝作沒這回事，掏洗人們的認知，只能默默的忍受，把他們惡意當成善良來解讀，為了少數人的慾望，施暴於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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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與羞辱字詞，應該由受指涉的對象，他們的感受為主，以普世價值審視他造成的傷害性，塔綠班不是塔利班但卻將塔利班與之連結，如高虹安想指涉的對象是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她就直接說「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就好了，犯不著使用塔綠班，她也可以使用傷害較小的網軍或１４５０，但是否，從她本身的意圖來看，她故意使用塔綠班標籤他人，就是要讓觀者往塔利班神學士的惡行進行聯想，ｓａｙ，「他們就是那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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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進黨支持者來說好了，或者她所謂「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他們可曾去強暴婦女，或是殺害平民？他們可曾對公共設施進行恐怖攻擊？他們可曾解釋一部律法，剝奪女孩子的受教權力？他們可曾說，「女生不能養寵物」而在飼主前面槍殺他們的毛小孩？他們可曾毆打或殺死記者，阻止人們說出真相？或入侵電視台，用槍逼迫主播說出他們想令她說出的口不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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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而高虹安，作為一個代議士，說他們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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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令人想起黃士修，曾經攻擊立委王婉諭為「小綠燈媽媽」，他們慣性以「綠」作為一種原罪，並拿他人的創痛，使他人無法忍受，難以反駁，讓人陷入退無可退的境地，而諷刺的是，當神學士把女性當成羔羊那樣宰割，身為一位女性，卻把兇手的暴行嫁接在不相干的人身上，這是在利用太平洋一端的受害者，拿著她們的吶喊聲，來為自己取暖，尋求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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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士不是神學士，淪為負面的詞彙，塔綠班卻不是塔利班，是一種無害的歌頌，這理科出身的中文造詣，實在令人不忍卒睹，既要罵人，展現自身的惡意，又想要免於責難，掩飾自身的意圖，要其他人當這股惡意都不存在，不准別人批評，可以看見其中極度自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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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塔綠班一詞的發源地與推波助瀾者，ｐｔｔ八卦版與成衣商人，他們明確的使用這個詞，用來指涉所有泛綠的支持者，只要遇見泛綠支持者的存在，無論他們說什麼，贊同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來上一句「好的，塔綠班」，高虹安既然稱歌詞皆非她所創作，但又認為歌詞不是他們所定義的那樣，而是自己所獨創的那一種，「社會氛圍對於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這是沒有邏輯的，她獨創這樣的概念，又加以違反，對於這個詞彙有反應的「貨真價實的塔綠班、聖蟑士」是自己「對號入座」，凡看不下去她出口成髒，羞辱他人行為的人，都是一種霸凌，而霸凌她的人又會將自己的言行舉止，刻在人民心底，塔綠班將成為「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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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早已將所有具有正常道德與價值判斷的人，看不下去她惡行的人，都當作是塔綠班，「只要批評我的，都是塔綠班」，這才是她真正的定義，「我說你是，你就是」，只要我爽，我就能將塔綠班貼在不合我意的人身上，而對我有利的人，就不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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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點像是當初母豬教徒的「仇母豬不仇女生」，將女生分為好女孩、壞女孩，被我仇視的，就是母豬，遵從我的女孩，就是好女孩，不是母豬．在這邊，高虹安把她不同政治傾向的朋友，以及她認可的，就事論事的民進黨員和非民眾黨支持者，定義為「聰明溫暖的活人」，她「永遠也不會用塔綠班來稱呼他們」，至於她稱呼塔綠班的人，都是一群愚笨冰冷的屍體，她不需要在意他們的感受，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簡單的劃分成對我好的和對我不好的，孩童般的世界，我想，在她的朋友中，也必然存在不認同她羞辱他人行為的人，在她認可的非民眾黨支持者中，也有看不下她罵人綠畜的人存在，是說，正常人都會這麼認為，不過，在她眼中，就會突然被歸類成「不能就事論事」，哪怕，是針對她辱罵別人的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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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我意的，就是塔綠班，這才是她真正的定義，證據就在於，她的定義不斷地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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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不是理科的人，都容易產生這樣自我掏洗腦袋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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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Ｔ八卦版早前，在塔利班攻進首都喀布爾時，改版標「賀阿富汗酋長國成立」，成衣商人則在此時直播中表示，「塔利班以前就是一個政權，是後來美國人來，把塔利班政權趕走，這才是整件事的開端．」，並稱「美國人說走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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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他們濫用這詞彙的前提，和其他人不同，是肯定塔利班的行為，並對他們展開奇異的同情，透露出他們隱約的反美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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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們又將「塔綠班」標籤在任何他們認為是本土派支持者的人身上，他們某種程度贊同塔利班的行為，又將他們的暴行轉嫁給其他人，無的放屎，這樣的行為，就是在認同惡意，轉移加害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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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看一個強暴犯在強暴凌虐另一個女孩，他們一面大聲叫好，一面對加害者抱以同情，並大聲嚷嚷著，無辜的路人，你們是強暴犯，對著所有想幫助被害者的幫助者，說，你們就是那個強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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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思維，無疑是一種共犯的思想，我們周遭的人們，出現了一群強暴犯預備軍，而高虹安唱起他們的語彙，並說，不是她創作的，是應觀眾要求，話鋒一轉，又直接指控「我想先看清楚，到底有多少貨真價實的塔綠班」、「不正是坐實了民眾痛恨的塔綠班？」、「就是民眾痛恨的塔綠班．」，直接將塔綠班說成是刻畫在民眾心裡的你的名字，噢，我想她真正想說的，是已經刻畫在自己的心中，成為永遠的名字，她已經命定了，所有批判她的人，你們就是一群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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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不敢說，說成是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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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的人正在受苦，他們被用鞭子鞭撻著，被蓋上罩袍，遮住了眼睛和嘴巴，而一群人不同理他們的處境，不正視他們的痛苦，甚至捨不得別開眼睛，當作事不關己，看著一群人被奪去了自己的名字，被另一群人奴役，你不為他們發聲，反倒是把加害者的名字，當作是鞭子，試圖鞭撻另一群人，活在你身旁的人，也奪去他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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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很痛苦，而他們卻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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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緒，這樣的剝奪，和兇手又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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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虹安為了保護自己，而將自己周遭的人，都刻化成兇手的名字，那麼，神父必須為那些被削去自己臉孔的人，找回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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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為和她同樣活在這座島嶼上的人辯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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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不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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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為同樣活在島上的人，她必須意識到，她和其他人不同，她不是一個鄉民，或是名嘴，她是一個代議士，具有公職的身分，她具有著權勢，立法權，質詢權，要代替人民上國會殿堂，理所當然，具有較多的社會責任，必須以較高的道德標準加以省視，何況，她還任職於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教育、文化政策的議案，難道她要用謾罵綠畜的眼光，去制定民眾教育的規準？用唱「塔綠班之歌」的方式，去審視族群的文化？而她犯了錯，不肯道歉的態度，難道不會有家長問「我要怎麼教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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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鄭太吉所說的，「過高屏溪，殺人無罪」，如果他不是一個代議士，他只是一個罪犯而已，他說的話不具備影響力，但他選上了議長，這就表示，他不同於一般人，他的話語，不可避免的會對公民社會造成極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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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隨口說出「塔綠班、綠畜」的代議士，是不是認同「只要是綠的，辱罵無罪」，如果是，他擁有立法權，不知道會提出什麼樣的法案，來合理化自己的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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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她必須具有基本的常識認知，自己的話語，對照自己的職權，是如何的撕裂這個族群和社會，她絕非只是隨意唱歪歌的小女孩，如果她認為她是，請辭職，辭去自己的職務，想要罵什麼樣的髒話或是羞辱特定族群，沒人會理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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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伊斯蘭信徒，並不認同塔利班的行為，認為少數人曲解伊斯蘭後還自詡為穆斯林，使得他們受到了牽連，而這份心情，轉化成同理，使他們精確的辨明了，那些滿口「塔綠班、聖蟑士」，正在消費他們的信仰，將罪加在冤枉的人身上，正如其他人用塔利班的行為，對他們進行歧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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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感同身受，發出不平之鳴，人之所以為人，乃因對其他人的痛苦，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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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能，我們希望他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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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那些謾罵塔綠班和嘲笑綠畜的人，能使自己的心靈早日得到平靜，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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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看見今天的事態發展，不禁令我想起一兩年前寫的文章….

早幾年，我已看到資本主義已開始步入盡頭。資本主義下的所謂自由經濟，造成「貧者愈貧，富者越富」的社會問題，當各個經濟板塊被資本家壟斷，底層通往上層的階梯斷裂，即意味著現行的資源分配機制需要調整，才能重回健康的循環。然而，這是一種既得利益者的取捨，對貪婪的資本家而言，這種取捨實在有如「切膚之痛」。

這種資源重新分配的機制最後往往要通過政府/政權去執行。然而，當一個充滿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權用它的方式去管理一個實行自由經濟多年、極端資本主義特質入血的社會，使用極端性推倒重來的政策是預料之內。

其實每一種「制度」都有它的好處和壞處，「制度」決定了資源分配的方式，而資源分配講求平衡。任何一種「制度」實施得太久，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會慢慢將資源分配推向極端，繼而將「制度」迫向盡頭。這個時候，政府的角色是在「制度」運行的過程中盡量取得平衡，而非一刀切地執行另一種「制度」。

香港，在「無為」的政府下，「制度」很多年來都沒有平衡過，一直以來都是傾斜的，直到水一滴不剩的向下流乾才發現問題，今天才正視可能已經太遲。

《資本主義的盡頭》

//別以為樓市回調，受惠的一定是未買樓的小市民，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短暫的樓價下跌，對大業主/有實力的投資者而言，只是純粹帳面上的損失，卻是他們增持有價值資產的入市良機；而小市民在失業率高企的陰霾下只會更沒條件、更不敢入市，甚至連部份有一兩層樓的中產、中小企老闆亦可能因為經濟壓力而被迫出售手中資產。

年輕時讀經濟，受張五常經濟理論影響，總是崇尚自由經濟，認為自由經濟下的價格機制（price mechanism)才是最有效率分配市場資源的遊戲規則，因為經濟理論告訴我只有「價高者得」的規則，才不會引致經濟浪費，即經濟學上所謂的「Deadweight loss」/ 「Economic inefficiency 」，資源才能最終分配到「最有價值」的人手上。

然而，經濟學中所謂最有「價值」的人只代表他是能出「最高價格」的人，並不代表他是「最有需要」的人。在完全自由市場主導的價格機制下，走到最後，所有資源最終都會落入最有錢的資本家手中。

一個發展中國家要發展，資本主義下的市場經濟絕對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正如鄧小平所講「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可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並不應該純粹追求經濟增長，而更應該投放更多資源於民生和教育。如果一個已發展國家的經濟增長，假設每年4%，當中的3.99%會落入資本家手，而大部份人只能去分那0.01%（正如倫敦、紐約、北上廣深以外城市的人均收入與一線城市之距離），這又有何意義？大部份人根本不能受惠國家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他們可能寧願拖慢經濟增長去換取更「平等」的資源分配。經濟以外，當權者/資本家為自身的利益著想，不應繼續極大化自己的利益，賺盡每一個銅板，置民生和社會問題之不理，因為當民粹主義抬頭，最後必然引致「物極必反」的結果，當社會「攬炒」發生，大家失去的將會更多。英國脫歐（Brexit）便是一實例。

如果我們能夠預視完全市場化的經濟模式走到最後的結果會是「所有資源都會落入最有錢的資本家手中」，那麼我們應該早就預視到貧富懸殊的嚴重及其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及早反思問題所在並改善，社會資源應該相對「平等」地重新分配，而不應只管「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

因此，我非常認同大發展商應更主動地捐出更多土地，用以興建更多公營房屋，以滿足市場需求。幫助別人，即是幫助自己。李嘉誠十億十億派的應急錢幫助中小企，從另一個角度，其實也就是幫助自己。試想一下，李嘉誠，香港就是「李家的城」，其集團系內業務遍及地產、零售、電訊、民生，總之香港人的衣食住行都關佢事。如果中小企、零售商倒閉潮發生，市民失業，消費能力大受影響，導致樓賣唔出，商場無人去，商鋪寫字樓無租收，無人去豐澤買電器，屈臣氏無生意，到頭來自己一樣會受到傷害。因此，先不論他本身對香港的感情，在商言商，香港鉅富要在香港「長治久安、千秋萬載」，求神拜佛都希望香港平平安安，香港死，佢重傷；反之，香港繁榮穩定，他比所有人都要賺得更多。因此，他比香港所有人更不想「攬炒」，更緊張香港的前途，這是再合理不過。區區數十億撐住香港，何足掛齒，另一方面，對他老人家來說，更贏得「發財立品」、拯救香港的名號，成功創造了「李嘉誠經濟圈」，反過來逆市下促進了市民於李嘉誠經濟圈消費，這算盤從商業角度都打得響。

當一個人發覺自己賺錢賺得越來越容易，越來越輕鬆之時，要思考一下究竟是誰造就自己的成功，而「他們」能夠生存嗎？如果「他們」是自己的成功因素，當「他們」都生存不了，自己安逸的日子還能長遠嗎？希望世界不會走進資本主義的盡頭。//

全文：

資本主義的盡頭
http://starnman84.blogspot.com/2020/02/blog-post_26.html?m=1

#小路問路 #英語專訪 #雙語主播
川普搬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國家緊急法》強勢禁止TikTok，逼得TikTok走馬上任不到90天的全球執行長閃電請辭。

落馬的可不只TikTok。如果沒有美國本土企業趕在9月中完成收購，TikTok、Wechat恐怕都將絕跡於美國境內。

但這一切到底是怎麼開始的？

川普為什麼強勢下這步棋？只因為個資疑慮嗎？

重點是下一步的執行呢？若 TikTok 達成與收購方達成協議，將還需要獲得美國和中國官方的批准才能出售。消息人士表示，關閉應變計畫的目的也在於為抖音全球營運做準備，以防中美任一國否決該協議。字節跳動本週以備忘錄要求工程師擬定關閉美國 app 的應變計畫。字節跳動也為抖音美國員工和供應商擬定個別計畫，在關閉時期能可獲得補償。


Bitmark的創辦人/CEO接受我的訪問，談到美國政府需要 同時 禁止抖音和微信的思路。訪談前半部很歡快，後半部成了政治驚悚劇，還好最後有一個困難卻溫暖的解方。

這是全新推出「小路問路2.0」豪華精裝版，升級過去國際專訪系列，更多精彩內容🔍 臉書粉絲頁🔍 #主播路怡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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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媒體報導： https://www.nownews.com/news/global/5052545

川普接連禁抖音微信　專家：為防堵中國這步棋

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影音應用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出手封殺，連帶微信( WeChat )等中國 app 也被禁止，以資安和隱私為由，華府背後的真實考量，引發外界關注與分析。知名台灣主播路怡珍在自製節目「小路問路 2.0 」中，請來 Bitmark 創辦人兼 CEO 摩斯普茲（ Sean Moss-Pultz ），探討 AI 先行、助推理論和意圖，與美國政府近期政策可能的關聯。

摩斯普茲認為，在針對抖音和微信的禁令背後，凸顯了「 AI 先行」這個關鍵點，即透過 AI 挑選特定影音呈現給觀眾，以達成某種特殊目的，如改變人們的思考模式、影響民主進程等等，藉由一次次的潛移默化，至終改變人們的決定(助推理論)。

摩斯普茲形容，微信就像 1 個吸塵器，大量吸取所需要的資料，然後透過具備 AI 技術的「大腦」(抖音)去操控這些資料，兩者結合起來，就是威力強大的武器，產生出來的 AI 系統並不限於只能在特定區域運作，而是能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並非只是「資料應該儲存在哪裡」的問題。

摩斯普茲也提到， AI 的存在目的應是人類要共同捍衛的價值，並幫助所有人都一起變好。雖然臉書( Facebook )、谷歌( Google )等科技大廠亦可能具備 AI 技術，但就像原子能量被發現後，研發者可以決定是用它來製造核武殺人，或是提供電能幫助全世界一樣，「背後的意圖是什麼」才是最重要的。臉書、谷歌主要的目標，是賣出更多廣告以促進消費力，這與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消費至上的作風有關，而非煽動意識形態對立，或是讓美國政府藉此達成政治目標。

此外，同樣都是科技公司或社群媒體，但對國家領導人的批評，卻會招致完全不一樣的結果。在美國，民眾可以因為不同意臉書或谷歌的管理模式，而發起抵制或抗議，就算公開嘲弄川普也不至於惹禍上身；但在中國，科技公司甚至不被允許上傳任何批評習近平的言論，否則馬上就會被下架，相關人員還會因此蹲苦牢。

「小路問路」是由專長科技商業趨勢與國際外交領域的主播–路怡珍所製作的節目，第一季共有 39 集，而升級版的「小路問路 2.0 」則剛剛製作、首映了 1 集。邀請嘉賓進行對談，圍繞著 3 個核心，即國際時事評論、未來產業趨勢和知識轉譯分享，希望藉由深入淺出的討論方式，持續幫助觀眾了解複雜的國際議題，也讓台灣的聲音能更被國際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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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Kate yup事件是假的! 不是綁架! 不要被騙! (Facebook上的證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NJVt56ORWo&t=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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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會】破解世界上最神秘的機場的3大象徵 | 丹佛國際機場

“天氣不似預期, 但是走總要飛”
這句歌詞出了這麼久, 今天是唯一一次唱這句歌不是舒情的感覺, 而是帶著疫情的想法.

每天取消超過一萬個航班, 曾是讓華人感到想衝上雲霄的飛機場, 今天你附近的機場是冷清, 還是感到有些壓力呢?

位於Colorado州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國際機場, 神奇地超過40億建造. 牆上畫滿預言畫象. 外面建立魔鬼雕像. 地底驚現秘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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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來人往的機場範圍中, 顯示著這張諷剌的蜥蜴人圖片, adding new bars and restaurants意味著機場是常常要花錢裝修.

“Building an Illuminati headquarters” 是圍繞機場的幾個有關光明會的陰謀來開個玩笑吧! 光明會最喜歡就是用象徵傳遞訊息. 那到底開玩笑背後目的是想消費大眾這個心態還是想告訴大眾什麼秘密呢?

魔馬巨像
自建成的1995年, 位於美國西邊的丹佛國際機場最顯眼一定是巨型藍色魔鬼馬雕像Blucifer. 挺難想像一個國際機場會出現一隻9.8米高, 重4100公斤的藍色紅眼鐡馬. 最恐怖是夜晚, 紅眼睛還説是會發光的.
其實blucifer (藍色撒但) 是丹佛最早創建的藝術作品之一, 2006年雕塑家Luis Jimenez在建工時被Blucifer的頭掉下來壓死. 之後雕塑就被傳有詛咒.
最出名的說法是Blucifer代表著啟示錄中的四騎士. 四騎士各個有指帶給人類不同的世界末日. 包括: 瘟疫, 戰爭, 飢荒和死亡.

看看現今的社會, 好像已經發生了.
之後jimenez的前妻解釋紅色眼睛是Jimenez對小時候他爸爸店鋪的霓虹燈一種致敬. 這個解釋你覺得合理嗎?

奇怪兒童壁畫
‘丹佛’ 機場內的藝術品看起來跟Blucifer象徵是相反的. 是挺有童真的.
位於行李提領處, 畫家Leo Tanguma畫的The Murals壁畫分開兩種意境.

這幅“In peace and harmony with nature,” 是警告世人大自然可能好快會jo人類發展而被摧毀.

第二幅 “Children of the world dream of peace” 是大家都覺得有一點扭曲的意象. 畫中可以見到世界各地不同種族民族的小朋友打敗了一個騎士. 而站在騎士的身上是兩隻白鴿.
象徵是世界和平.
但被評擊的點除了為何每一位都是小朋友之外, 畫象隱yu的死亡信息超過世界和平這個信息多很多.
例如畫中出現3個不同國籍的女死者.
和這個載著防毒面具, 手拿大刀的軍官. 下左角可以見到沉睡的小孩. 這是否一個預言呢?
在下角位置還有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黨集中營過世的女孩的名字和死亡日期.

其實丹佛機場跟納粹黨的所謂關連不止畫象. 有圖片高空拍攝機場跑道發現跑道型狀極似一個納粹黨的標誌.

你可能會問: 納粹黨不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後已經被解散嗎?
其實現今社會還有一些sing cheun納粹主義的新納粹勢力. 想將種族滅絕這個方案在社會上實施. 那納粹黨和丹佛會存在什麼關連呢? 關連就是傳說中的兩大秘密組織: 光明會和共濟會.

先講光明會.
有傳所謂的光明會基地就是在丹佛機場. 而他們建立這麼多個納粹標誌就是因為光明會和納粹黨都是極權主義. 一個是有錢有地位有血統的人統治的法則

而丹佛機場?面共濟會的symbolism象徵主義其實都挺強的.
我發覺最顯眼是The murals畫中, 打敗騎士身上的兩隻白鴿. 一般人可能認為白鴿象徵意味著和平. 但其實他另一個解讀是基督教.

據說共濟會的起源是中世紀一班被貴族/宗教迫害的石匠以來的. 而因為當時石匠在社會上算是有地位的人, 他們就開了自己一個工會秘密地進行會面. 變這一群人是非常痛恨被控製.
而基督教就是制度的代表.


新世界秩序石頭
今天説最明顯in-your-face的象徵一定是位於機場問口的奉獻石碑.
碑上有著共濟會的標記.
下一點有March 19,1994的日期. 如果只看顯示的數目字19/1994, 加起來 1+9+1+9+9+4是等於33這個號碼. 其實共濟會最高級別的成員就是33號洪濟會老爺.
同時 ‘新世界秩序’ 的字大大個顯示在石碑上.
共濟會這麼事無的原因是有指共濟會的高級成員是住在丹佛機場的地下通道裡面.

這個理論不太建基於象徵上的東西. 反以數據上看到建造機場時預算超支20億.
然後工程當時延遲了16個月那麼多!
最後整個機場的花費是48億.

據說那些金錢和時間是花在通往整個機場地底的秘密通道. 而秘密通道通往的地方就是世界末日時一些給光明會, 共濟會和其他世界上最有錢有影響力的人去避難.
雖然之後有份參與的工程人員說這個複雜地下通道是將來為了建一個地鐡, 但你又真的相信 “他們” 嗎?
而你又怎麼知道那些工程人員的祖先不是石匠呢?


‘Media-relations chief’ Heath Montgomery
Marketing of conspiracy theories (*talking gargoyle)
最近機場放了一個會説話的石像鬼gargoyle去嘲笑陰謀論者. 在marketing的層面去想其實丹佛這樣做也挺聰明啊! 開自己玩笑是為了錢, 人氣吧!
其實Blucifer紅眼睛所發出的燈, 只是LED泛光燈, 並非傳聞中會發射激光的 ‘撒但的眼.’
而根據丹佛文化局指出好像The Murals這些藝術作品是需要通過藝術專屬小組然後政府官員和市長准許的. 好像所有東西都被解釋了.

問題是陰謀論一向都是 a simple answer to complicated questions這一點導致大家對丹佛機場有了這個世界大誤會.
而如果秘密真的是在地下他們會這樣告訴我們嗎?
聽說光明會最喜歡用嘲諷和象徵傳遞信息. 新世界秩序卡牌?
今天答案我就給你一個: 你自己想想吧!

[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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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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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正因為google map而搶回了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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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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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理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林子廉，2009）。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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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體驗是由生活中的不同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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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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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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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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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可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個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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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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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不斷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 GPS 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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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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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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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與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 #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潘霽，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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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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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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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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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境，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評斷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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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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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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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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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種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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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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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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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得，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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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更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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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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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子廉（2009）。旅遊手冊如何影響遺產觀光客對於原住民石柱真實性知覺、旅遊動機及體驗。文化大學觀光系碩士論文。
2.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Sage.
3. 廖酉鎮, & 陳均伊. (2013). 讓地圖活過來一 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 科學教育月刊.
4. LO, K. H. (2012). 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 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文化研究@ 嶺南, 32(1), 1.
5. Sieber, R. E., & Haklay, M. (2015). The epistemology (s) of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 critiq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2), 122-136.
6. McQuire, S., 潘霽（2019）。From Media City to Geomedia: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a Pioneering Australian Scholar。資訊社會學研究，36。
7.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8. Kingsbury, P., & Jones III, J. P. (2009). Walter Benjamin’s dionysian adventures on Google Earth. Geoforum, 40(4), 50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