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紅線下政治漫畫成夕陽行業 黃照達：唯有極權才容不下我們

傳媒是孕育政治漫畫的土壤，然而當紅線步步進迫，一支旗幟、一句口號也可顛覆國家政權，傳媒人被鎖着腳鐐跳舞，在紙上諷刺時弊的政治漫畫家也如特務，在無處不在的紅線間左閃右避，他們如何在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的角力中尋覓出路？

//政治漫畫是終生志業//

45歲的黃照達在浸大視覺藝術院教書，06年起畫政治漫畫，一畫便是十三年。想當初他曾是只看娛樂和體育版的「港豬」，在英國唸藝術碩士時香港爆發沙士和七一遊行，在異鄉的他開始聽網台政治節目，受到名嘴政治啟蒙關心時事。回港後起初畫親子漫畫，因其畫風別樹一格，06年獲《明報》邀請每日連載政治漫畫，欄名「嘰嘰格格」，他笑言欄名由特首選舉啟發 ，港人自以為可以參與民主，其實只有在旁「嘰嘰格格」（絮絮不休）的份兒，「因為我們沒有民主。」他亦曾為「和平佔中」設計logo，以中空圓型配上站在圓型之上的小雀構成，線條簡約明淨，寓意港人就似小鳥，以微小但和平的力量進行佔領。

黃照達以電腦繪圖為主，他打開電腦的Ai繪圖程式，密密麻麻鋪滿了他畫過的人物，初期的人物多以沒有五官的西裝友為主，諷刺香港人千人一面，面目模糊，只重視「中環價值」。後來 ，他開始為政治人物畫肖像，梁振英、唐唐、葉劉、畫到習近平、妹妹、鄧炳強，寥寥幾筆就 畫出他們的神髓，還試過將人物扭曲成異形，他笑言：「太嬲，不得不畫。」

每天密密畫，畫了十三年，黃照達坦言他初畫政漫時，視之為終生志業，但近年起，他感覺創作生命開始倒數。

2016年《信報》終止「香江健筆」練乙錚多年的時政專欄，在該報作畫的漫畫家一木認為 「報紙言論確實有紅線，要是越線，立即『被改版』停稿⋯⋯這不是我熟悉的信報。」決定終止其於《信報》廿八載的專欄《眾人之事》抗議。

《港區國安法》立法後，政治漫畫家阿塗的《明周》專欄以改版為由被腰斬，憑「高登神獸」 聞名的80後漫畫家表示曾被提點「小心觸犯國安法」，更透露早在2016年有出版社為其出版 結集時，要求他抽起國旗及區徽的部分方可出版，他拒絕政治審查因而作罷。

政治漫畫能否出版，生殺大權不由自主，來自編輯，來自社會氛圍，更來自政權，令黃照達慨歎這行業的未來：何時整個專欄會消失，甚至乎整份報紙消失？「我能畫到一日就是賺了一日 ，有種夕陽行業的感覺。」作為老師，作為漫畫家，他認為創作最重要是「做自己」，「如果畫政治漫畫不能做自己，我寧可不畫，無意思。」他坦承自己是幸運兒，「十三年來沒試過編輯叫我重畫或不能刊出，但最後自己給予自己的壓力就開始有了。」他提到梁振英任內定下 「港獨」紅線，那紅線隨時間「粗暴地」挪移。國旗一向是政漫常見的符號，以往在紙上燒國旗沒有問題，眼見鄭松泰倒插國旗被控，讓他開始反思；再當今年國安紅線奠定，令他不得不 重新審視作品的界線。

//我們在試政權的底線//

去年起，插畫文宣遍地開花，抗爭運動成為政治漫畫最火紅的題材，直至今年疫情出現，運動轉淡，他記得《國歌法》一鎚定音的那星期，城內蔓延著一股無力感，他主動問編輯：「還可以像以往那樣畫嗎?」編輯無奈道：「其實我們也不知道。」「因為條文太闊，像說甚麼都中招。」

他在《明報》星期日生活有一全版專欄《This City》，像極報章的排版設計，是過往一周政治大小事的視覺紀錄（visual record）。《國安法》醞釀時，他在報紙置中一幅維港素描，上下兩條黑色粗條遮檔標題，代表報紙頭版標題「被河蟹」，那一期名為《這城（安全版）》。他向記者展示作品的making-of，兩條在繪圖程式中上游移不定的黑色粗條，正是他的「degree of fear」：「究竟我可以出幾多？究竟我有幾恐懼？反過來說，我們還有多少自由去講這回事？」

《國安法》在港實施後，他的欄名《This City》驟然變成《That City》，廿三年匆匆過去，這 香港已不是我們的地頭，而是黯然陌生的「那個城市」。他補充道，「That City」的諧音就是 「Dead City」。城市的死亡不再是進行式的「dying」，正如正義女神被蓋棺—她已經死去， certified dead。他坦言紅線很多，但他有信心一一避得過，「避得過的、避得過的，但已經無mood畫那種形式，處理不到自己的情緒。」於是新專欄比較感性，希望為港人、為自己提供情感上的出口。

他自言他也害怕，也會「淆底」，也怕坐牢；而漫畫家不特別敢言，他們敢言代表環境很差；沒有政治漫畫，代表那是一個極權社會，政權再沒有胸襟容納異見或批評，「所以我們這班人就在測試它的底線，你是否還能接納我們這種批評？」

//繼續畫，是因為看見同行者//

政治漫畫的價值，在主流或傳統分析以外，為讀者提供情緒宣洩的出口。「可能是情緒化或 laymen（俚俗）的想法」，政漫常有戲謔、嘲諷元素，他舉例醜化政治人物，能讓讀者看罷出一口氣，滿足他們情感上的需要，「儘管那是人身攻擊，那代表政客很『乞人憎』，都是一種民意。」政漫之於黃照達，是一種微小卻不容抹煞的聲音。

國安法降臨城下，很多人說要移民，為人父的黃照達早已進入「收成期」，總有離開的理由和條件，但他目前更堅持留港作畫：「堅持的理由是我看見同行者，或者我畫的東西令人有共鳴，你就會覺得這還不是終結，還有人跟你同在。」他在訪問數天前曾拜會尊子，尊子告訴他，一位法國政治漫畫家，畫到九十多歲，「我猜他的意思是他會繼續畫下去，我見他繼續下去，那我繼續畫下去，直至我們老到畫不到，或者不能畫為止。」

撰文 : Jade Chung
攝影、剪接 : Chan Wai Long , Jade Chung

【政治清洗，被浸大解除教務】

有關浸會大學進行政治清洗，解除本人在大學的教務，並有意透過召開紀律聆訊向本人作出處分，事件詳情及本人的跟進如下：

我是在上週四向浸會大學查詢今個學期的教學職務時，才發現本已安排的教學工作被抽起了。我多次向系主任查詢，系主任表示不知情，於是我便不斷提出會面對談。

今天下午3時，我被浸會大學邀請回校召開一個緊急會議，校方代表包括：人事部主管、社工系系主任及社工科學院院長，由三人負責給我一封信。

信件主要提及校方決定解除我原有的教學工作，縱使我的「講師」身份仍然存在，但由今個學期開始，我沒有被安排任何教學職務。校方同時成立一個內部調查委員會，將就著我在4月9日判刑的佔中案進行一項紀律聆訊，但信中未有交代正式聆訊日期。

我是浸會人，我在1989年開始與「浸會」結緣。我既是浸會大學社工系學生，也在浸會大學進修碩士課程，2007更年開始全職成為浸會大學的全職講師。我在浸會大學一直以來的工作表現都相當理想，我的teaching evaluation一直都取得excellent級別，我的教學一向都得到學生、同事及系主任的肯定。

由2013年參與佔中，到2014年開始，我一直都在浸會大學工作，但同時遭到浸會大學高層干擾，當時我被選為「青年研究實踐中心」副主任，但被要求自行辭職，不同程度的干擾在佔中後就沒完沒了。

直到我當選立法會議員，我亦有遵守職員的僱傭合約，將立法會議員的部份薪酬上繳大學，作為換取時間以處理議員公務，所以我的立法會工作都是早已得到大學允許。就算在我坐監期間，我都有向校方申請no pay leave，獲得大學同意，而我在坐牢期間的一切薪金亦已退回給大學。

我的社工價值、人生觀、理想等等，全部都是「浸會」賦予我的，我以「浸會人」為傲；這件事對於一直認為「生於斯，長於斯」的我來說，確實是驚魂未定。我已向浸會職員會聯絡，商量如何沉著應戰，如何回應校方安排。

這顯然不只是邵家臻個人的工作問題，亦不只是我的前途問題，這是一個政治清洗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打壓的問題。我4月9日被判有罪，4月26日服刑，10月3日獲釋，12月11日又在立法會面對了一項解除職務的動議；萬料不到，立法會沒有解除我的職務，但我卻要面對大學給我的紀律聆訊，整件事猶如「投名狀」，必須將「邵家臻」除之而後快。

我希望大家繼續關注事情發展，香港大學的戴耀廷同樣面對類似的紀律聆訊，我們需要大家的集氣支援。上訴庭將會在2月24-26日處理我和戴耀廷有關佔中案的上訴，一般而言未有上訴結果即代表有機會脫罪，大學現時的處理方法實有違程序公義。

這無疑是政治清洗，我希望工會、舊生會、雨傘人，以及所有關心運動的手足一起關注大學是否已經「跪低」？香港是否有更多人要為逆權運動「找數」？我們要一起守護大學的專業、大學的「腰骨」，更要守著浸大「篤信力行」的校訓。

邵家臻
立法會議員（社會福利界）

【R.I.P. 輪椅上的花蝴蝶🦋】10年來不管春夏秋冬，Christine都會隔着呼吸機給我傳來慰問。她從不需要别人的可憐，反而鼓舞不少四肢健全的人，就正是電影《淪落人》說：「你不能選擇不坐輪椅，但你能選擇怎樣坐在輪椅上。」～我的好友，一路好走，在天堂繼續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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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重溫】輪椅博士：梁子微

年輕美麗的她，遇上車禍後變成全身癱瘓，然而，她卻憑著驚人的意志及的毅力，二十年來，坐在輪椅上修畢一個又一個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因為我不想被世界遺棄，我要跟隨地球一起轉動。」這是一份天降大任、勞身苦心的功課。

一九八九年六月某個風和日麗的下午，梁子微與友人駕車去遊玩，突然，前車綑綁著行李的繩子鬆脫了，車頂的行李迎面向他們的車子飛過來，負責駕車的友人為了閃避而失控反車。噩夢醒來，人事全非。車上四個人，唯獨坐在司機旁的梁子微受傷，因頸骨折斷傷及中樞神經，導致全身癱瘓，身體唯一可以活動的就餘下頭部。「我是四肢完全殘廢，都幾殘。」眼前打扮端莊漂亮的她，雙腿交叉疊起，雙手輕輕放在腿上，氣若游絲的笑說。

未發生車禍前，梁子微生活美滿如童話。十七歲考不上香港的大學，越洋到英國諗預科，遇上一見傾心的英藉丈夫，不理父母阻止，瞬即輟學結婚，婚後誕下可愛的兒子，並同時闖入商界，二十六歲已擢升為某國際著名化粧品牌的首位華人地區經理，事業如日中天時，她更為了升上董事之位而兼讀英國伯明翰大學的MBA課程，野心勃勃。可是僅十秒的意外，將她所有一次過奪去。她躺在病床上，身體像木乃伊，渾身插滿了各式各樣不知名的管子，還須靠著一部呼吸機才能生存，醫生跟她坦言復元的機會是零。在萬念俱灰之下，她也曾經想過死；但是，就連死，她也沒能力。「那時我想，我不會再開心、快樂起來了；這地球依然繼續轉，我卻不能再參與了。但是，我連一根手指也控制不了，怎樣去死？多少次流著眼淚要求醫生讓我安樂死，但我連眼淚也要別人替我抺。」

不過，也是這次意外，擦亮了她的眼睛。昔日的梁子微美麗自信、任性固執，對於父母及朋友的勸告，從沒聽進耳內；但在意外發生後，當她以為一無所有時，她的父母親、妹妹及好友立即飛往英國，不離不棄的照顧她。這份患難中的真情，帶她進入生命的另一個起點。「某天，我突然跟媽媽說想吃咖喱，她看到我重拾生存的意志，立即高興得馬上去準備。那刻，我忽然明白到，我的自怨自艾實在傷透家人及朋友的心，我遇上意外，又不是他們的錯，為何要他們來承受？但他們卻從沒有嫌棄過我。想通了，雖然前面的路不容易走，但我不怕跌到，因為我知道就算跌到，也有人拉我起來。」

出事之後不久，她離婚了！可是她沒有時間去沮喪，她要打官司爭賠償，官司長達五年，最後雙方庭外和解，梁子微獲三百八十萬英磅的賠償，創下當時全英同類案件賠償紀錄，立即成為各大英國報章頭條人物。生活本可像廣東俗語說的「打跛腳不用憂」，她卻在打官司期間自覺對法律常識太少，於是在英國中部大學大學諗了個法律學位，全班七十多人，她考第一；另一邊廂，她於一九九四年在英國創立了華人婦女會，協助初到英國的華人女性適應生活，她雙手雖不能動彈，卻仍然希望扶別人一把，不但被當地婦女組織選為「英國最傑出女性」，也曾與著名物理學家霍金一同擔任慈善團體的主禮嘉賓。「幸好我天生性格是進取型，不怕醜，敢於接受挑戰。雖然我身體不能動，但我慶幸還有腦可以思考，還有眼睛可以看書。」

但命運依然播弄。梁子微在二十年前的六月發生車禍，母親卻於一九九九年的六月同樣遇上交通意外，被車撞至癱瘓。為了陪伴母親，她十年前回歸她的出生地香港。「七十一歲的母親在撞車後記不起所有家人，我知道我須要留港一段長時間，於是又嘗試報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系文學碩士。讀書，也算是修補當年不聽母親話、輟學去嫁人的遺憾。只可惜母親看不到我碩士畢業，住院兩年後便去世。」

她的畢業論文是研究傳媒報導傷殘人士，獲學校頒發「二零零二年度傑出碩士論文獎」。之後她愈讀愈勇，二零零二年繼續修讀出事前完成了一半的MBA課程，翌年又獲獎學金 (尤德爵士殘疾研究生獎學金) 繼續攻讀新聞系哲學博士，於去正式成為梁博士，更在學院四十週年時獲頒「傑出傳理人」獎項。「當然，我可以選擇躺在床上，每天看看電視、悠悠閒地過，但我不想被世界遺棄，傷殘更不是頹廢的借口。讀書的好處，是驅使我每天早起出外，接觸人群，接觸世界，讓我感覺自己仍然跟地球一起轉。」

讀博士，對一般人來說，已非容易事；對全身癱瘓的梁子微來說，更是難上加難 - 她血壓低，經常會天旋地轉；她依賴呼吸機維生，每分鐘限定呼吸十四下，急不來，也慢不得，要配合呼吸機的節奏，才能說話；她僱用了三名護理員，每天花兩小時替她梳洗打扮，就連流鼻水，也要眨眼示意護理員替她抹乾。別人花三分鐘便完成的事，她需要三句鐘。生活於她而言，已經不容易，更何況是讀博士？「作為一個傷殘人士，還要像我這種傷殘程度，連拿起一本書的能力也沒有，只能依賴外藉護理姐姐的手替我翻書，在撰寫論文期間，要翻三百多本參考書、三百多篇論文、千多份報紙，但她們又不懂中文，單是指出閱讀位置便要花很多時間；我又不能動手寫論文，只有靠英文口述，由她們替我輸入電腦，但是由於口音問題，有時要更改多次。雖然比一般學生多千倍的困難，但我從沒有以此作延遲交功課或不考試的藉口。」

當年取錄她入浸大的新聞系主任黃煜，也是她後來的博士論文導師。黃教授讚賞梁子微的樂觀及積極，不但替她捱過了一關又一關，而且鼓舞了不少學生。「她真的不容易啊！她是我校第一位傷殘博士，像她這樣全癱拿博士的，應該也是香港第一人。但我從來沒有把她當傷殘學生對待，因為她除了身體不能動，其他任何方面都是優秀的。」

一張輪椅並沒有困著梁子微的好奇心，在讀書期間，她不但參加學校的北京交流團，而且隨學校前往廣東韶關曲江縣，在破舊的小學義務教導貧苦學童。除此之外，不久前獲選為「十大再生勇士」的她，一直積極投入社會公益服務，既是「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副主席，為傷健人士爭取福利，又經常到處演講鼓勵別人。縱然她的日常生活完全需要他人幫助，但她希望自己也能幫助人。「如果可以時光倒流，我當然希望那車禍從未發生；如果可以再走路，我願意退回那筆巨額賠償。但世上那有如果，過去的，改變不了，便不要回頭望；將來的，何不選擇快樂去面對？雖然生命是充滿限制，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限制，而我的限制是四肢不能動，但我學會了接受我的限制，願意踏出第一步，然後走出生命另一條路，並做到不同的貢獻。」她會心微笑說，三十二歲的兒子已經成家立室，也為這位母親而驕傲。

全文轉載自 鄧明儀《世上無難事》

(2009年6月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