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下台倒數14天》BBC

* 歐洲女王曾經是梅克爾的眾多稱號之一。但現在，這位強大的德國總理，本月選舉後，將遠離政治，永遠離開她女王的標籤。

梅克爾是現任歐盟領導人中任職時間最長的領袖。她參加了大約 100 次歐盟峰會，經常被描述為“房間裡唯一的成年人”。

事實確實如此：她令人難忘地幫助引導歐盟度過了移民危機、歐債危機、Covid-19，甚至是英國退歐。

但這是兩個不同的梅克爾混合的故事。

她的歐洲遺產，就像她的國內遺產一樣，也是相互混合甚至矛盾的。

在她的家鄉，她仍受到批評——她掌舵德國的 16 年裡，她是一名 遲疑著Krisenmanagerin，或危機經理，經常等到最後一刻才採取行動；一個務實主義者，沒有遠見卓識——包括她在歐洲舞台上的記錄。

這些都很重要，因為在梅克爾離開政壇許久之後，它們都將成為她真正的歷史評價的核心。

務實主義者梅克爾可能已經幫助歐盟度過了無數生存危機。

但是，如果梅克爾作為歐盟最富有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的領導人，能夠更果斷地利用自己的長期地位，那麼她可能會讓歐盟變得更加虛弱和無舵。

以 2015 年歐元區危機為例。

即使是希臘火熱的財政部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也承認，梅克爾通過讓他的國家保持在貨幣中拯救了歐元，儘管希臘因此財政仍然拮据。

“確實，她最終負責維持歐元區的團結，因為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我不相信它維持一體，”。

“但我對她的政策有一些非常強烈的不同意見。她對於歐元區從來沒有遠見。她從來沒有想過一旦她拯救了歐元區，該如何進一步處理它，而且她拯救它的方式變得非常分裂。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希臘。”

梅克爾知道大方向，但她太務實，走一步算一步。

希臘總理瓦魯法基斯 (Yanis Varoufakis) 引用了她強加於希臘的重大緊縮措施，批評她。

在雅典，2015 年反德和反歐盟的不滿情緒蔓延街頭。抗議者揮舞著梅克爾的標語牌，留著希特勒的小鬍子，有些人焚燒歐盟旗幟。

西班牙和義大利也被迫面對許多納稅人認為不公平的緊縮措施，他們認為，這是梅克爾強加給他們的。

於是義大利從一個狂熱的親歐派轉變為一個狂熱的歐洲懷疑論的國家。

憤怒的選民相信歐元區的規則是為了強大的德國利益而設計的，以支持其利潤豐厚的出口行業。

他們說，如果像德國這樣更強大、更富有的成員國不幫助較弱、陷入困境的成員國，他們就看不到加入歐盟或歐洲共同市場的意義。

當你需要他們時，德國納稅人在哪裡？他們想知道。

這導致了針對梅克爾的另一項批評：最終她的學說只是歐洲的“德國優先”學說。

你可能會說，這並不奇怪。

首先，每個國家當選的領導人都可能優先考慮他們的國家。

但是後來——這是德國特有的——因為納粹歷史，德國人和歷屆總理，常常對國際中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非常謹慎。

所以，歐洲女王的稱號當之無愧嗎？

梅克爾總理的確最終出手干預以拯救歐元區，但她也在歐盟內部引發了深刻的南北分歧。

在難民危機期間和 Covid 大流行開始時，這樣的分裂危機再次出現——南歐人感到被遺棄，他們總是首當其沖地面對這些緊急情況，而且孤立無援。

雖然最終他們仍然感謝梅克爾，即使她往往很晚才出手.才行動。

這就是為什麼她的歐盟歷史遺產好壞參半。

但她在歐盟也樹立了一個驚人的先例。

與之前的處理歐元危機慢吞吞不同，Covid-19 危機對像德國這樣的富裕國家，承擔了較貧窮的歐盟國家的疫苗需求及經濟債務。

這又突顯了德國總理必要會採取的激進立場，尤其她必須面對德國國內要求平衡預算的傳統壓力。

法國經濟部長Bruno Le Maire是歐盟 Covid 復甦基金的主要設計師，該基金由德國梅克爾夫人和法國總統馬克洪Emmanuel Macron) 共同向歐盟領導人提議。

由於梅克爾在大流行疾病時歐盟一體採購疫苗的勇氣，這位歐盟遊戲規則改變者認為：“事實證明，梅克爾能夠根據德國當前的思維方式做出決定，並支持歐洲大陸更好的整合和更高的效率.”

勒梅爾先生認為，梅克爾總理認為，如果她不簽約，歐洲在大流行之後的未來就會岌岌可危。

當然，另一種觀點是，梅克爾所以採取快速行動，仍然是以德國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量。

她可能非常清楚，如果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或其他國家因大流行而在經濟上窒息，歐盟的單一市場可能會崩潰。

市場是德國企業的主要賺錢來源。

因此，危機經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 挽起袖子，採取了戲劇性、務實的行動。

她不僅在德國，在其他地方創造了歷史和頭條新聞。

儘管此行達還沒有達到梅克爾對歐盟移民危機的回答所引發的令人興奮的程度。

2015 年夏末，梅克爾 (Angela Merkel) 向超過 100 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開放德國邊境時，她登上了全世界的頭版——有人稱讚，有人嘲笑。

回到家鄉，一些人自豪地吹噓自己國家的 Willkommenkultur，他們歡迎他人的文化，以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為標誌。

其他人被這些難民的到來激怒，湧向極右翼 AfD，促使其成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第一個在德國聯邦議會中贏得席位的極右翼政黨。

她的移民決定對歐盟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喜憂參半的。

歐盟在 2012 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僅僅三年後，其成員國就開始相互封鎖邊境，以阻止難民進入，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逃離曾經是英法分割殖民的敘利亞戰爭。

這位德國領導人的行動幫助恢復了歐盟作為歐盟創始原則第 2 條規定，人權捍衛者的聲譽。

據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兼總統的得力助手本·羅德斯說，美國總統歐巴馬受到了她很大鼓舞。

“這是歐巴馬所處的時代，當時世界上很少有政治領導人會做一些他們知道會在政治上造成破壞民調、聲望的事情，儘管他們認為這是正確的事情。

“當梅克爾決定接納所有這些難民時，很明顯這會引起政治反彈，歐巴馬對此以及她為之辯護的方式，感到難以置信。”

根據羅德斯先生的說法，歐巴馬鼓勵德國總理更有力地為捍衛歐洲發聲，尤其是在川普當選和英國脫歐公投之後。

羅德斯先生說，到 2016 年底，歐巴馬先生開始相信梅克爾和柏林現在必將成為“自由民主秩序的重心”。

布魯塞爾從此沐浴在梅克爾的光芒中。

另一方面，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梅克爾沒有向歐盟領導人施壓，讓他們在 2015 年移民危機之前做好更好的準備？

在敘利亞和利比亞發生事件之後，這並不令人意外。

絕望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在試圖非法越境進入歐洲的海上喪生，歐盟國家則在試圖將他們拒之門外時，進行假人道了表演。

先是人道主義，之後又是務實主義，梅克爾總理後來因在代表歐盟與土耳其獨裁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達成有爭議的協議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而受到國際特赦組織和難民組織的抨擊。

該協議要求土耳其不僅要防止難民和其他人登上開往歐洲的走私船，還要開始接回那些設法登陸希臘海岸的人。

還有更多“是的，但是”的例子，當談到梅克爾（Angela Merkel）時，所謂的歐盟捍衛人權的堡壘，已經是她的名字。

是的，今年夏天，她和其他 16 位歐盟領導人簽署了一封聯名信，以捍衛 LGBTQ+ 社區，當時就成員國匈牙利的一項新法律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但多年來，梅克爾也被許多人視為匈牙利民主倒退的推動者。

匈牙利自封為“非自由派”的總理維克托·奧爾班直到最近還是梅克爾總理在布魯塞爾的中右翼 EPP 小組的成員，保證了它在歐洲議會中的更多席位和影響力。疏遠他是有問題的，她再次沒有採取果斷行動。

匈牙利及其歐盟盟友波蘭——德國企業的重要合作夥伴——令人得到的結論是，梅克爾和整個歐盟，在涉及其人權記錄和法治並不一致。

西班牙前外交部長兼世界銀行集團前副行長安娜·帕拉西奧（Ana Palacio）最近指責德國有效地領導了她所說的歐洲控制其非自由成員的“非戰略”。她說，如果德國想採取行動維護歐盟保護人權和法治的創始原則，它就會發生。

帕拉西奧女士還抨擊了歐盟的外交政策，將缺乏方向和“可疑決定”歸咎於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大門：從歐盟與土耳其的交易到與中國的全面投資協議。該協議於去年 12 月在德國擔任歐盟 6 個月輪值主席國結束時簽署，令當時即將上任的華盛頓拜登政府感到震驚。

2020年，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貨物貿易夥伴。

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經常受到抨擊，因為她似乎允許德國的貿易利益決定其國家的外交政策，從而對歐盟產生影響。

最後是搞好與俄羅斯的關係。

通過在俄羅斯和德國之間建造北溪 2 管道以確保更便宜的能源，她被指責削弱了歐盟的政治團結和戰略一致性，並讓普丁不感到他必須面對強大的歐盟影響力。

許多中歐和東歐國家反對這條管道。烏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最近將北溪二號稱為“危險的地緣政治武器”。

梅克爾只堅稱，如果莫斯科濫用管道，歐盟將對其實施進一步製裁。

她的另一面，她一直是對烏克蘭制裁俄羅斯的熱情倡導者。 2020 年 8 月，當著名的俄羅斯反對派政治家阿列克謝·納瓦爾尼 (Alexei Navalny) 被毒死時，這位德國領導人讓他飛往柏林的一家醫院，在那裡她採取了非常不尋常的步驟，突然拜訪了他。

再一次混合面貌的梅克爾歷史臉孔。

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求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面對歐盟的所有弊病。

在布魯塞爾，梅克爾的師父科爾被視為現代歐盟的創始人。他支持歐元的想法，反對當時德國的多數輿論。他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

科爾認為，共同貨幣將防止歐洲鄰國之間發生進一步的戰爭。

科爾還推動德國統一，這讓德國西部的納稅人付出了代價。通過這樣做，他使東歐和中歐更接近歐盟，即使加入歐盟的前景仍然很遙遠。

相比之下，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的歐洲王冠就不那麼好了。危機時期的關鍵歐盟人物？她只是讓幫派團結在一起的膠水？

是的。

她是一個自信的新歐盟未來的建築師？可能不是。

法國的埃馬紐埃爾·馬克洪 (Emmanuel Macron) 渴望獲得這個頭銜。

四年前在巴黎，他要求在宣布總統選舉勝利時演奏貝多芬的第九首——歐盟國歌。綽號“歐洲先生”的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歐盟改革計劃，包括從美國獲得戰略自主權——或者至少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但他需要安格拉·梅克爾的幫助。

幫助為所謂的歐洲法德發動機注入活力 - 並幫助德國納稅人的錢投資，使他的 21 世紀歐盟願景成為現實。

這在德國並不是最流行的想法，因為安吉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非常清楚。
多年來，她一再的反擊和無休止的拖延戰術，直到 Covid 復甦基金，導致她被悄悄地稱為 Nein 總理。

柏林對法國總統的政府有自己的綽號，Scattergun。顯然是因為他們不斷為歐洲提出各種不同的想法：從擁有自己的國防力量到環境建議，再到新的歐盟貿易精神和歐元貨幣整合。

無論德國的下一任總理在本月的選舉之後是誰，而且競選已經白熱化，他或她將缺乏安吉拉·梅克爾多年來在布魯塞爾積累的經驗和莊嚴。

埃馬紐埃爾·馬克洪（Emmanuel Macron）看到了歐盟議席頭上的默克爾形狀的洞，並希望填補它。

如果他這樣做，歐盟可能會發生一些重大變化。這位在法國被稱為愛麗舍宮皇帝的人，很想被加冕為歐洲之王。

不過，首先，他必須贏得四月份的法國總統大選。

這絕非易事。

For her part, Angela Merkel insists the EU will impose further sanctions on Moscow if it abuses the pipeline.
She has been a passionate advocat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 And when prominent Russian opposition politician Alexei Navalny was poisoned in August 2020, the German leader had him flown to a Berlin hospital, where she took the highly unusual step of paying him a surprise visit.
A mixed legacy once again.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not, of course, to lay all EU ills at Angela Merkel's door.
But when it comes to EU legacies, it's worth taking a look, as German journalists have been doing, at her late political mentor, former German Chancellor Helmut Kohl.
In Brussels, he is viewed as a founding father of the modern-day European Union. He supported the idea of the euro, against majority public opinion in Germany at the time. His reasons were political, rather than economic. Helmut Kohl believed a common currency would prevent further wars between European neighbours.
Kohl also pushed for German reunification, to the cost of taxpayers in western Germany. In so doing, he brought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that much closer to the EU, even if membership was still a far-off prospect.

林智堅年紀輕輕，提出新竹升格第7都的想法卻是道地機關算盡的老謀深算。當了8年的市長，提出新竹縣市合併升格第7都直轄市的倡議，這麼重大的議題率爾提出，既沒有向市議會提出這樣的創新想法，也沒有和其他縣市長事先商量，除非他宣布不選，否則他就是坐實替自己找更大的位子之譏。

蔡英文說透過升格挹注資源促進城市發展大新竹共同生活圈，還說唯有事權統一才能提升行政效率。這些聽起來好熟悉的論述啊！當初要把農田水利會收歸國有的時候，也說要把水權統一讓農民用水更有效率，升格要將老舊灌排設施更新讓國家水資源調度，更有效率節水調水。台詞好像都可以套用，還是詞窮了？

當初違法違憲的扭曲民主法治將農田水利會收歸國有，升格之後農水署治理漏水、灌溉用水和農民用水等都做了什麼改善？農田水利會收歸國有沒收會長職分、還有上千億資產、尤其把農民的水權也一併沒收。今年乾旱的時候，請問農民有優先用水的權利嗎？行政院一聲令下就是用錢補貼休耕，優先成就工業用水。

提起農田水利會升格這個往事只是眾多例子之一，因為目前新竹縣市人口102萬，不符合125萬直轄市的升格標準，民進黨打算在年底前修改《地方制度法》第四條，將直轄市人口標準的一百二十五萬人，下修為一百萬人。總之，將不合法制的事情立法訂定法源，就可以為所欲為，過去這幾年將之視為稀鬆平常，因為民進黨在立法院過半，對全面執政的民進的如探囊取物，舉手表決就可以將不法變成合法 。

彰化已經超過125萬人，不必再行修法，為什麼不將彰化改制升格？或者，加上苗栗的「竹竹苗」升格，也不必再行修法，為什麼把苗栗撇開？苗栗的財政困難，更應受到關注。其實，國土規劃應考量整體區域生活圈及國家整體發展，讓每個國民都享有相同的資源和待遇，不應為一人設事，不應為特定政黨利益考量。全面執政的民進黨不要算計過頭了，違背法治精神與程序正義的結果，如果民意覺醒了，不要以為穩操勝算。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 對性別之間的尊重從生活做起 】

你可以不喜歡一些事情，可是我覺得應該要對社會上的少數或弱勢要有一個基本的尊重。
　　
今天是彰化縣議會第19屆第3次的定期會開議，在縣府修法提案中，某議員就針對「彰化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發表意見。這個修正內容為：「殘障者入廁設備應明確標示。」，修正條文為「有設置無障礙或性別友善廁所者應明確標示。」，將 #殘障者 修改為 #無障礙，並增加「#性別友善廁所」。

該議員認為，「標示性別友善廁所會帶給民眾相當大的困擾，或許它有一定的必要性，可是沒有辦法區別男廁跟女廁，那我們落實這個法治的精神意義在哪裡？舉個例子，一個廁所若沒有分男女，同時走進去民眾會不好意思，一個小便斗後面站在妙齡女子，沒有達到友善的一定空間......」，表面談著落實法治精神，但我卻覺得偷渡了「反性別友善」的歧視！

現況確實有性別友善廁所的存在，因此「落實法治精神」是有必要修改，不論是將殘障修改為無障礙，或增加性別友善廁所的標示，都是在減少這個社會對不同族群的歧視，以及表示尊重。而且若要避免尷尬，其實是可以透過建造設計，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參考資料：留言處：女廁總是大排長龍？東海學生巧思獲德國「設計奧斯卡獎」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834 ）。

我很沈痛地再提到葉永鋕的例子，或許對牛彈琴，但是希望讓大家知道性別友善廁所的重要性，同時也可以解決女廁總是大排長龍的問題，不論在生理或心理性別上，這些都是對性別之間的一個尊重。

＊字幕組勘誤：0:14 「經費」上的監督跟管理，應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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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之神奇之處 ~ [相聚一刻] ep80 Part 1

播出：2015年6月8日, 8pm
主持：Esther Lee
監製：YY
嘉賓：佘家輝(Max Shear)美國NGH高級催眠治療師及導師, 心理諮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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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影響近代整個地球的文化及命運有三個人，愛因斯坦、馬克斯和佛洛伊德。佛洛伊德(Freud)一個人，不單止發明了大量心理學名詞，更建構起整個心理學體系，意識/潛意識/顯意識，本我/自我/超我...因為他，一些本來被認為"邪靈上身"，以致要被酷刑殺死的人，被他證實只是精神病而分別出來，不用慘死。

佛洛伊德更大量使用催眠醫治病人。時至今日，表面上，催眠依然不被法律承認，卻已非常廣泛地使用去解決我們生活上林林總總，沒法用傳統方法治癒、解答、解釋或解決的問題，例如年輕女士患高血壓，竟和少年時好友自殺的喪禮有關。
今集，我們用了"小強"和"朱古力"做例子，我們怎樣可以擊敗自己的心魔？答案都幾攪笑，但卻非常實用，跨越了心理學範疇。還有，為什麼我們總是輸給自己的壞習慣呢？甚麼是"負強化"？怎樣可以超脫自己的恐懼？改寫一些別人或會覺得可笑，甚至無聊，卻深深地影響我們的問題？

佘家輝
https://www.facebook.com/max.shear.3?fref=ts

趙善軒博士以考評報告提到的法治精神，淺說法治與治安的關連，天賦人權等根本概念，更附上一眾例子希望同學觀看此片段後有所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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