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流行大百科〈旗幟〉心得
　　
中華民國國旗對你的意義是甚麼？
　　
1.台灣本身這個國家
2.目前在台灣上合法治理的政權
3.正在殖民的台灣政府
4.把台灣綁入中國的政權
　　
　　
我們從不同人對於這面旗子的想法去一探究竟
同樣一面旗引發不同人不一樣的投射
　　
同樣是在台灣上生活的人們
有些人急於回歸祖國
有些人嚮往一統大中國夢
有些人認為台灣需要獨立自主
有些人則是維持現狀沒甚麼不好
還有一些人完全理所當然沒甚麼想法
旗子就是旗子，國家就是國家
不用台獨因為中華民國就代表台灣
不同的立場讓我們對這面旗有不同的想像
　　
我們從小被餵養的教育是中華民國編寫的
使用是中華民國的年號
還有中華民國政府所頒布的法令以及金錢
對於人生大半都在正常生活下的年長一輩
可能不再對一切理所當然的事務提出質疑
他們對於自己的愛國心絕不容汙辱
美好回憶留在一黨獨大的政府
只認國民黨才是正統中華政權
才是真正治理台灣的政府

相對於老一輩
年輕一輩的我們有更多的管道去接觸與吸收
去質疑看似平凡無奇卻又隱藏秘密的小地方

為什麼中華民國憲法的法定領土有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
為什麼法定首都定於南京？
為什麼外國人無法區分ROC與PRC？
你的Chinese不是Chinese而是Chinese(？？？
為什麼海軍旗幟是國民黨黨徽加上整個中國領土(？？？？
為什麼東奧比賽是用Chinese Taipai而不是Taiwan(？？？？？
看到最後你會發現
中華民國似乎一直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爭什麼中國的正統地位

對於中華民國
工程師是覺得幹啦
看不起台灣是不是
還在把台灣當反攻中國的基地逆
爭三小中國地位台灣不好嗎馬的雞掰

差不多是這樣
落落長打了一堆來去繼續上班

最近收到不少從事公職或具有公職經驗（包含司法警察與其他公部門）、法律工作（不只公部門，也包含律師以及其他與執法部門有接觸的實務工作者）的讀者來訊／留言，對於《扭曲的正義》（ https://bit.ly/38JfGSD ）一書所描述的實務現場提出反思心得，更不乏有讀者以自身的實務經驗補充書中的議題。

〔歷史上所有波瀾壯闊的變革，都 #始於每個人千里之行的足下。〕

也希望大家能夠把我們遇到的困境、思考的議題分享給身邊有志一同的同僚們一起思考，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每個個體的自我醒覺。

而《扭曲的正義》（ https://bit.ly/38JfGSD ）這本書討論的議題，並不會隨著書本的出版而結束。
作者會在 鳴人堂 專欄持續針對實務議題進行討論，並帶領大家嘗試「媒體識讀」，解讀新聞背後的真正問題，思考我們的體制、社會與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又該如何「務實改革」？

這篇今日刊出的文章〈警局天花板藏了什麼？槍枝毒品老鼠屎，與空有其表的「管考」〉：https://bit.ly/3m2oZCB
是從最近的「警局天花板藏槍毒」醜聞事件出發，延續《扭曲的正義》第二部的警政改革議題，以及第三部流於表面的媒體與公關「包裝」，進而探討改革芻議。
此外，也以深入公務機關經驗（包含檢察機關與地方政府機關）中的觀察所得，告訴大家－－我國的公務機關問題到底在哪裡？

摘：
〔警方高層製造各種流於浮誇的廣告、與媒體相互為用的「公關能力」，向來為圈內人所熟知。......
再加上警方內部長期以來便有「#把問題壓下來」、「#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的隱瞞文化，搭配追趕流行卻欠缺專業的公關文化，長此以往下來，使得警方在面對內部風紀事件時，不但顯得沒有實質檢討並解決問題的誠意，面對媒體的公關能力也流於「去專業化」——忘了法治國家警察人員行事與發言依照的是法律，而不是公關。

以本案為例，警局的天花板竟然「天外飛來」槍彈和毒品，而且警方還弄不清楚這些物品的承辦人與案件內容，面對此等荒謬之事，警方高層該做的事情不是對著媒體講各種官話或是以「為釋眾疑移送地檢署」四兩撥千金的將問題丟給檢方，而是痛定思痛，深思問題的原因，例如證據保管鍊的「人與制度」的問題。〕

〔 依照筆者對於警方文化的了解，其實不是沒有管考，反而是對於基層的管考多如牛毛，甚至舉辦辦公室整潔比賽，吹毛求疵到桌面不能放置「雜物」，要求程度大概僅次於軍隊。

而這樣的文化，倒也不是警方所獨有，筆者過去曾在某地方政府擔任法制人員，見識了公務機關「清潔比賽」的管考，例如濕抹布不能放在OA隔板上或其他「見光之處」晾乾，反而必須想方設法藏在陰暗的角落滋生細菌，因為所謂的清潔，是檯面上的表象，而不是務實的根本——這樣的清潔管考，某種程度上也 #反映了我國公務機關的表面功夫文化。

......長官與督察在乎的是觸目可及的項目，而不是「法規要求」的項目；而真正應該嚴謹列管的違禁物，反而疏於登錄並建立完整的證據保管鍊，甚至不少單位向來習慣任由承辦人「自行保管」——簡言之，就是搞錯警察本業的管考。〕

〔除了制度與文化的問題以外，承辦員警與主管警官的責任心與專業態度，也是至為關鍵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同樣也不只是警察機關的問題，更是許多公務機關共同的問題。〕
......

〔過去在討論司法品質改善問題時，人們常常將焦點聚焦在人力不足，但實際上真正的問題未必是「人數」夠不夠，而在於是否存有「冗員」、是否有善盡教育訓練、完整SOP。這涉及了公務人員淘汰、是否知人善任、是否有遵法意識以及責任心之問題。

公務體系肯定會有推事的「老鼠屎」......
這些「老鼠屎」時不時還會出現在公眾視野製造災難，被民眾投訴、上新聞，加上特殊的媒體運作以及仇恨言論，長期累積下來使得民眾對公務機關誤會甚深，大家對各個公務機關的了解又普遍不深，此時加點油、添點醋，再放一支番仔火，仇視公務人員、仇視司法的大火，就這麼在這個社會上燒起來了。

人人都會罵司法、罵公務機關，問題是，又有多少人願意去了解問題，並思考改革之策呢？〕

一分鐘閱讀：向極權主義邁進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
這個星期我會介紹一本書，今天先談談書作者、美國經濟學家湯馬斯‧索爾在書中的一句話：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時，犯錯是容易的，堅持錯誤也很容易。」

湯馬斯‧索爾（Thomas Sowell）生於1930年，是當代美國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政治哲學家。

1930年出生在紐約哈林區黑人家庭。高中時因家境輟學，之後被徵召參與韓戰。退伍後憑著自學，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他經常針對國家的角色、種族問題等主題發表文章，著書20餘種，他最重要的作品，則公認是《知識份子與社會》。

這裡引用書中的這句話，適用於社會普遍的職業。不論做什麼工作，任何人都會犯錯。阻止人們犯錯的主要原因，就是做錯了要承擔後果，要付出代價。因此而促使人們做事謹慎。常見的職場現象，是人們做錯了會把犯錯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或下屬。而好的領導者就會主動承擔下屬做錯的責任，即使他對錯誤並不知情。

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而不須承擔責任的話，他就不會謹慎從事，就會輕易犯錯，而且不會承認過錯，反而堅持錯誤，持續犯錯。這樣，對工作，對社會，都會造成越趨嚴重的後果。

但索爾上述這句話所指的，不是一般人，而是被稱為知識分子的特定的人，包括著名的學者、作家、意見領袖等等對社會的發展有實質影響的人。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他形容知識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對造成社會傷害而不須負責的人。
《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不久前有一部電影《Mr. Jones》上映，中文名譯作《新聞守護者》，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

加雷士．鍾斯（Gareth Jones）是1932年首次實地採訪報道蘇聯烏克蘭大饑荒實況的英國記者。他的報道被當時西方媒體和政界指為無中生有，《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華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知道真相卻發表文章暗示鍾斯是一個騙子：「這裡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杜蘭迪被蘇聯和知識界奉為座上賓，並獲得了普立茲獎。杜蘭迪更連結其他同行一起打壓抹黑鍾斯。西方知識界認為蘇聯縱有不足，但在追求平等的偉大理想下也要給它時間。西方政界基於必須與蘇聯打交道，一廂情願地相信蘇聯的宣傳。鍾斯的報道被掩蓋在一片歲月靜好之中，受到西方主流社會和媒體杯葛，只能在非主流媒體刊登。但報導真相帶來的後果是，他在1935年前往中國東北採訪時遭到懷疑是蘇聯特務所暗殺。

掩蓋真相的杜蘭迪就活到1957年73歲，他的普立茲獎一直沒有被取消，儘管蘇聯的暴政和烏克蘭大飢荒的真實存在已在西方廣泛報道。直到1990年，《紐約時報》才承認杜蘭迪發表的否認饑荒的文章是「本報史上最糟糕的報道之一」。然而，普立茲委員會拒絕收回給予杜蘭迪的獎項。 ——這個真實且諷刺的故事，就是電影《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知識分子的禍害
索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用大量事實，批判知識分子在兩個世紀以來，以他們不須負責的言論引導社會，而造成的禍害。他認為，「人類絕大多數的災難，恰恰是由這些自以為最聰明的群體造成的。」

知識份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而一旦知識份子所產製的觀點，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這些人士包括教授、老師、作家、記者、官員議員及其助理或其他「知識界」（intelligentsia）成員等，便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甚至關鍵的影響。

他認為，要列出知識份子的貢獻有點難，但要舉出這群人從過去到現在對社會的破壞，就容易多了。許多人為災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獨裁政權的興起，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延長，甚至當今校園內缺乏言論自由、只容許知識份子主流意見的情形，這些災害背後都有難辭其咎的知識份子。

但現實與知識分子的斷言往往有很大差距。例如，在槍枝管控議題上，知識份子常認為「槍枝管控鬆散，導致殺人犯罪率增加」。因此美國殺人犯罪率高的原因，就是槍枝管控鬆散。可是統計數字顯示：
巴西、俄羅斯的槍枝管控比美國更嚴格，殺人犯罪率也比美國更高；德國、比利時、法國不禁槍，殺人犯罪率卻低於禁槍的盧森堡；墨西哥人民擁槍率低於美國，殺人犯罪率遠高於美國；20世紀初英國不禁槍，二戰後開始管控槍枝，殺人犯罪率於1963年躍升為20世紀初的2倍；1960、1970年代美國殺人犯罪率持續竄高，1990年代大幅下降，同一時間區段內，私人擁槍率一直成長，可見槍枝管制與殺人犯罪率之間沒有關連。

但最早讓鍾斯的故事廣為人知的，不是這部電影，而是湯馬斯‧索爾於2010年出版的一本書。《知識份子與社會》出版後，波蘭女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才將這件事改編成電影。
人類左傾的代表
索爾的文筆優美且犀利。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稱「20世紀知識份子的翻車史」：
1930年代，大作家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後，為史太林唱讚歌；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考察納粹德國後，評價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 「和法國差不多」，此時，猶太人已經被關進了集中營；二戰前夕，哲學家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削減軍備；左派理論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為赤柬辯護…… 。索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知識份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

知識份子，通常被大眾視為「智力超群、富有擔當」的群體。但是，許多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會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全軍覆沒」、甚至判斷力還不如常人呢？

原因是知識分子有左傾的淵源，又或者追求平等是人類的驕傲，是人類的天性。 任何人從出生開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論教育，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左派的烏托邦的平等構想：妄想知曉和掌控一切事物，期待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渴望無微不至的保障……。

要克服這種天然的左派衝動，幾乎一定要經過「從左到右」的觀念轉變，養成消極的政治觀——對世界保持謙卑、審慎，對人性保持警惕、悲憫，從而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的右派價值觀。 但是，知識份子作為掌握專門知識的群體，本身又擅長表達、傳播觀點，於是在他們身上，人的驕傲往往就來得更強烈、更明顯，不易改變。 即便有左派哲學的加持，知識份子的左傾在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什麼新意。
向極權主義邁進
知識份子的研究通常是制度和環境，他們迷信「制度和環境」， 輕視世俗的「觀念和民情」。 因為迷信制度，他們拒絕相信「民主國家也可能發生選舉舞弊」、 「自由媒體也可能不公正」。他們固執的相信，一個國家只要有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三權分立，制衡權力的法治就會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會趨善避惡、永享太平。

因為輕視觀念，知識份子只反對看得見的極權制度，卻對產生極權的觀念和民情視而不見。他們認為「適當比例的財富再分配」以實現平等， 「有利於形成互助互愛的社會氛圍」。這些觀念因知識分子的傳播而造就民情，正挑戰私有產權的倫理，也不斷擴大政府管理權力而不再是「有限政府」。私有產權和有限政府不斷向社會和權力妥協的後果，就是向極權主義邁進。

由於輕視觀念的後果，左派知識份子在傳播可能有害的觀念時，可以毫無顧忌。在觀念的後果產生後，他們也心安理得。

一個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如果出現嚴重誤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在職業上身敗名裂。 但是，當那些「社會工程師」在知識上出現嚴重誤判，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後果時，他們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照樣充當知識教主、社會良心。

索爾提醒大眾，少一些對知識分子的盲目崇拜和道德綁架，他們反而更能謙卑、清醒。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要明確自己的道德責任——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到自己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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