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除「前景仆街」外，黃大仙籤文還說了甚麼？】

亂世過年，傳媒紛紛求籤問事。今年給出的籤文，以香港人的角度來解，可謂大多仆街。

顏回、蘇武和孔子

《蘋果》問黎智英前程，大仙說「顏回樂道」，也就說他沒有放棄西式民主主義，最終在政治上餓死；

問法治，大仙說「蘇武牧羊」，也不是徹底仆街，因為故事說漢朝武將蘇武出使匈奴，到埗後當地情況生變，蘇被扣留不准回國，被人發配西亞利亞附近放羊，歷盡千辛萬苦，但歷史書認為他終無失節，最後也能歸國，看來是並未絕望，會有人堅持下去；

《東方》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孔子聞衛樂」，孔子討厭衛國音樂，因為孔子喜歡周政，也就是（想像中）一切依封建禮樂行事。他喜歡的音樂應該是雅樂，雅樂追求的境界是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合乎中道；而衛樂是激烈的、觸動情緒的、使人如痴如狂的。

你可以說是喻示香港的主旋律已經改變，所以香港人不忍聞之，不喜歡不習慣。在我看來，卻可以是代表香港以前那個西中合壁、兩邊不得罪、中庸之道的雅樂時代已經過去，整個香港和世界彌蔓著激烈和變革性的意識形態，由封建家天下走入百家爭鳴、國族互相攻打的亂世，所以孔子惡衛樂，是指溫吞和善的社會賢達（孔子）將面對大勢已變。

孔子其實是斯人獨憔悴，因為其他國君、思想家、食客的經濟，都打開了局面，進入古典文明的全盛時代。這籤，你可以解情況仆街到痺，也可以解為一種對「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即將出現的預言。

朱元璋和功臣

《蘋果》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朱洪武登基」。這又可以是好，可以是壞，問題是你當自己是朱元璋還是功臣。可以是說朱氏終於成功推翻了異族統治，也可以說香港人是朱氏登基之後被殺光的功臣，但香港人又怎會是跟隨朱元璋打仗的功臣？更加接近朱元璋功臣這個歷史生態位的，是香港的中國和本地官員、建制派政黨和武裝力量。

由於異族（中國想像中的受外國勢力指使的香港示威）已經被誅殺，功臣鳥盡弓藏的時候已經在倒數。建制派現在開始內戰，既爭下一屆大位由自己的人上，也在爭不想淪為斬首示眾爭取民心的棄子。

《蘋果》問傳媒，大仙說「韓文公被貶」，又是一支聽來仆街到震的籤。表面上可以說傳媒是被貶的韓愈，但故事裡他為何被貶則有點複雜。當時韓愈的皇帝唐憲宗要迎取佛骨入宮供養，韓愈上奏大力反對，皇帝一怒之下就將他流放到潮洲，女兒在途中病死，求命運好似真是凍過水。

大仙用韓愈的深意

這支籤的靈秀處，不在被貶，而是韓文公。

韓愈在他自己的時代，是一個文學思想運動的旗手，也是個宣傳家，所以他是一個 KOL 。韓的時代任務是屌柒佛教和道教，認為儒家思想要重新提振起來。類似的人物在很多年之後的日本也出現，將軍之後德川光圀（1628-1701）在自傳就自述為「尊敬神儒而駁斥神儒；崇敬佛老而排斥佛老」，透過否定外來事物來肯定自己的本土性（神道）。

雖然韓崇拜孔子，但沒有孔子的淡約，言辭激越張揚，最終惹怒皇帝。他同時是一個中原中心主義者。他排斥佛教，是說佛教是來自西天（方）的，不是我們本土產生的事物，而且佛教會破壞君臣父子的倫常，子女不孝順父母、父母拋親棄兒出家，整個社會綱常大亂，儀式鋪張浪費錢，寺廟不徵賦遙役，是國家稅網和人力資源的漏洞。韓愈如果是四五十歲為主體的傳媒行業中人，也就是強調自己愛國，但愛文化中國而不愛黨國的情況，但皇帝接受不了，獨愛西天法術（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改朝換代多，故國遺民一波一波，各有信仰，但因為中央政權並沒有辦法統一思想，通常只是消極應付。例如商紂王被滅，周人設了「三監」這個國安處來監視原來的商遺民，後來卻是三監自己帶頭作亂，但中原的東西兩邊，自此就處於兩個大鬆散傳統。東邊慢慢成為「齊魯之地」，是傳統和文化深厚之地；西邊則逐漸荒蕪但卻是有生力量的發源地，被異族入主，後來成為秦人的領地。

西天之法講求的卻是整個國家劃一服臉的嚴密組織，而且名山大川（生產資料）被國家霸佔、鼓勵人民向政府提供不服從法律的貴族情報，那便是後來在「西邊」開始的商鞅變法。

韓愈當然可以附合為上一代香港的主流思想界，上承新儒家的文化中國說和民國史觀、中接火紅年代的社會派進步思想，後來則有全球化背景下北進殖民的頭啖湯和建設民主中國的理想。他們也談本土的，社會派學生講的就是要關心香港本土社會，但同樣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本來以前的皇帝也可以接受，以前「愛國者」的定義很寬，就想不愛黨國，但廣義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和外國人眉來眼去，也當是次要敵人。

然而唐憲宗不接受韓愈說話難聽但終究是為了國家好，等於中國不接受香港要真實自治而能不影響國家安全（和利益），所以韓愈肯定要被貶。

貴族幻覺的退潮

不過故事的後來也很詼諧。韓愈被鐵拳打完之後，晚年也上表向皇帝認錯懺悔，恭順近媚，皇帝也終原諒他，改派他回去江西做官，不用待在荊楚嶺南「野蠻之地」。也許有一天香港的傳媒也會獲得寬待，誰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歷史故事說，自韓愈死後，古文運動就暫時失去能量，到了 N 年之後才被宋人承接，因為上承分裂亂世而出的宋人也很需要建立自己的本土性和正統，又重新講起春秋戰國的尊王攘夷，所以清通易明的議論文和散文又流行起來。

尊王攘夷和香港人建設民主中國從而保障自己的假設，其實十分類似。尊王攘夷是說尊了王，但具有實際能量的國家四處「攘夷」，即香港在有自由有權力的自治狀態，並且認同中國的主權，但可以自行其是，這便是上一代的爭取路徑。大帝國不談尊王攘夷，因為它本身就擁有一切權力，不用迫於形勢而授權其他外判商，而是樣樣自己來。所以東周的戰爭，是一班貴族之間的有限內戰，而後來的戰爭卻是趨向種族和平民鬥爭。國家體制的成熟，其真實後果是在政治鬥爭和戰爭中將更多平民捲入。

例如近幾百年封建王朝對「雲貴之地」的特別統治、蒙古人毀滅了宋朝和遼朝、漢人被元朝殖民之類，大帝國的形式定了下來，小共同體分立情況下產生的尊王攘夷就不會再有現實意義，因為你已不是貴族，戰爭也早就擴張到平民階層。

韓文公被貶，也就是香港人被貶，不能再自欺欺人認為自己也是貴族、認為香港是中國的兄弟之邦，而是受其直接統治的平民。一國兩制「轉變」過來，香港人爭取和計算的方法和心態，也會隨著自我認識的轉變，面貌一新，歷史再也不能回頭。

【盧斯達：除「前景仆街」外，黃大仙籤文還說了甚麼？】

亂世過年，傳媒紛紛求籤問事。今年給出的籤文，以香港人的角度來解，可謂大多仆街。

顏回、蘇武和孔子

《蘋果》問黎智英前程，大仙說「顏回樂道」，也就說他沒有放棄西式民主主義，最終在政治上餓死；

問法治，大仙說「蘇武牧羊」，也不是徹底仆街，因為故事說漢朝武將蘇武出使匈奴，到埗後當地情況生變，蘇被扣留不准回國，被人發配西亞利亞附近放羊，歷盡千辛萬苦，但歷史書認為他終無失節，最後也能歸國，看來是並未絕望，會有人堅持下去；

《東方》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孔子聞衛樂」，孔子討厭衛國音樂，因為孔子喜歡周政，也就是（想像中）一切依封建禮樂行事。他喜歡的音樂應該是雅樂，雅樂追求的境界是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合乎中道；而衛樂是激烈的、觸動情緒的、使人如痴如狂的。

你可以說是喻示香港的主旋律已經改變，所以香港人不忍聞之，不喜歡不習慣。在我看來，卻可以是代表香港以前那個西中合壁、兩邊不得罪、中庸之道的雅樂時代已經過去，整個香港和世界彌蔓著激烈和變革性的意識形態，由封建家天下走入百家爭鳴、國族互相攻打的亂世，所以孔子惡衛樂，是指溫吞和善的社會賢達（孔子）將面對大勢已變。

孔子其實是斯人獨憔悴，因為其他國君、思想家、食客的經濟，都打開了局面，進入古典文明的全盛時代。這籤，你可以解情況仆街到痺，也可以解為一種對「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即將出現的預言。

朱元璋和功臣

《蘋果》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朱洪武登基」。這又可以是好，可以是壞，問題是你當自己是朱元璋還是功臣。可以是說朱氏終於成功推翻了異族統治，也可以說香港人是朱氏登基之後被殺光的功臣，但香港人又怎會是跟隨朱元璋打仗的功臣？更加接近朱元璋功臣這個歷史生態位的，是香港的中國和本地官員、建制派政黨和武裝力量。

由於異族（中國想像中的受外國勢力指使的香港示威）已經被誅殺，功臣鳥盡弓藏的時候已經在倒數。建制派現在開始內戰，既爭下一屆大位由自己的人上，也在爭不想淪為斬首示眾爭取民心的棄子。

《蘋果》問傳媒，大仙說「韓文公被貶」，又是一支聽來仆街到震的籤。表面上可以說傳媒是被貶的韓愈，但故事裡他為何被貶則有點複雜。當時韓愈的皇帝唐憲宗要迎取佛骨入宮供養，韓愈上奏大力反對，皇帝一怒之下就將他流放到潮洲，女兒在途中病死，求命運好似真是凍過水。

大仙用韓愈的深意

這支籤的靈秀處，不在被貶，而是韓文公。

韓愈在他自己的時代，是一個文學思想運動的旗手，也是個宣傳家，所以他是一個 KOL 。韓的時代任務是屌柒佛教和道教，認為儒家思想要重新提振起來。類似的人物在很多年之後的日本也出現，將軍之後德川光圀（1628-1701）在自傳就自述為「尊敬神儒而駁斥神儒；崇敬佛老而排斥佛老」，透過否定外來事物來肯定自己的本土性（神道）。

雖然韓崇拜孔子，但沒有孔子的淡約，言辭激越張揚，最終惹怒皇帝。他同時是一個中原中心主義者。他排斥佛教，是說佛教是來自西天（方）的，不是我們本土產生的事物，而且佛教會破壞君臣父子的倫常，子女不孝順父母、父母拋親棄兒出家，整個社會綱常大亂，儀式鋪張浪費錢，寺廟不徵賦遙役，是國家稅網和人力資源的漏洞。韓愈如果是四五十歲為主體的傳媒行業中人，也就是強調自己愛國，但愛文化中國而不愛黨國的情況，但皇帝接受不了，獨愛西天法術（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改朝換代多，故國遺民一波一波，各有信仰，但因為中央政權並沒有辦法統一思想，通常只是消極應付。例如商紂王被滅，周人設了「三監」這個國安處來監視原來的商遺民，後來卻是三監自己帶頭作亂，但中原的東西兩邊，自此就處於兩個大鬆散傳統。東邊慢慢成為「齊魯之地」，是傳統和文化深厚之地；西邊則逐漸荒蕪但卻是有生力量的發源地，被異族入主，後來成為秦人的領地。

西天之法講求的卻是整個國家劃一服臉的嚴密組織，而且名山大川（生產資料）被國家霸佔、鼓勵人民向政府提供不服從法律的貴族情報，那便是後來在「西邊」開始的商鞅變法。

韓愈當然可以附合為上一代香港的主流思想界，上承新儒家的文化中國說和民國史觀、中接火紅年代的社會派進步思想，後來則有全球化背景下北進殖民的頭啖湯和建設民主中國的理想。他們也談本土的，社會派學生講的就是要關心香港本土社會，但同樣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本來以前的皇帝也可以接受，以前「愛國者」的定義很寬，就想不愛黨國，但廣義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和外國人眉來眼去，也當是次要敵人。

然而唐憲宗不接受韓愈說話難聽但終究是為了國家好，等於中國不接受香港要真實自治而能不影響國家安全（和利益），所以韓愈肯定要被貶。

貴族幻覺的退潮

不過故事的後來也很詼諧。韓愈被鐵拳打完之後，晚年也上表向皇帝認錯懺悔，恭順近媚，皇帝也終原諒他，改派他回去江西做官，不用待在荊楚嶺南「野蠻之地」。也許有一天香港的傳媒也會獲得寬待，誰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歷史故事說，自韓愈死後，古文運動就暫時失去能量，到了 N 年之後才被宋人承接，因為上承分裂亂世而出的宋人也很需要建立自己的本土性和正統，又重新講起春秋戰國的尊王攘夷，所以清通易明的議論文和散文又流行起來。

尊王攘夷和香港人建設民主中國從而保障自己的假設，其實十分類似。尊王攘夷是說尊了王，但具有實際能量的國家四處「攘夷」，即香港在有自由有權力的自治狀態，並且認同中國的主權，但可以自行其是，這便是上一代的爭取路徑。大帝國不談尊王攘夷，因為它本身就擁有一切權力，不用迫於形勢而授權其他外判商，而是樣樣自己來。所以東周的戰爭，是一班貴族之間的有限內戰，而後來的戰爭卻是趨向種族和平民鬥爭。國家體制的成熟，其真實後果是在政治鬥爭和戰爭中將更多平民捲入。

例如近幾百年封建王朝對「雲貴之地」的特別統治、蒙古人毀滅了宋朝和遼朝、漢人被元朝殖民之類，大帝國的形式定了下來，小共同體分立情況下產生的尊王攘夷就不會再有現實意義，因為你已不是貴族，戰爭也早就擴張到平民階層。

韓文公被貶，也就是香港人被貶，不能再自欺欺人認為自己也是貴族、認為香港是中國的兄弟之邦，而是受其直接統治的平民。一國兩制「轉變」過來，香港人爭取和計算的方法和心態，也會隨著自我認識的轉變，面貌一新，歷史再也不能回頭。

【抗爭一年．評論系列】社運變形記
2020/6/8 — 10:17

Ovid 是古羅馬三大詩人之一，全名是 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八年五十嵗的時候被羅馬帝國始皇帝奧古斯都流放到黑海之濱，在那裏終老，原因一説是因爲揭露了皇帝的私隱。2017 年，羅馬市議會替他平反。他的最重要著作是神話史詩 The Metamorphoses，中譯《變形記》，全詩五六百頁，我大學畢業之後那年讀過一半長的簡本，印象深刻。中文維基這樣介紹：

「全詩共十五卷，取材於古希臘羅馬神話。根據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的『靈魂轉回』理論，變形，即人由於某種原因被變成動物、植物、星星、石頭等。這一線索貫穿全書，是古希臘羅馬神話的大匯集。故事按照時間順序敘述，由宇宙的創立、大地的形成、人類的出現開始，直至羅馬的建立，凱撒遇刺變為星辰和奧古斯都建立統治為止。」

今年世界醖釀巨變，去年下半年在香港發生的事乃不可忽略的元素，香港成爲了二次世界冷戰的 ground zero，而這座名城裏的人，也在經歷著意識板塊潛移。格局如此宏大的現世史，非我這支禿筆可以描述萬一，我只能懷著對詩人的敬意寫下一點心得。

2019 年香港的抗爭史無前例，社運脫胎換骨，一如《聖經》所説，年輕人憧憬異象、老者做新鮮的夢，儘管槍林彈雨血肉模糊硝烟吹滿城，還有那處惶恐與勇毅之間的九千手足正在思考著坐穿牢獄的心理準備。

然而運動最令我驚詫的，除了那每一震撼人心的無數細節本身，就是所有那些細節共合衍生出的一種前所未見的浪漫，從 6.12 占領立法會「去罩示真身」那一幕到後期理大留守戰飛索求生，那一筆一筆濃烈超現實，都是香港近四十年民主運動裏從來未有過，不是在文學藝術裏創成而是自生活本身釋出，並不需要巧匠加工。分析這浪漫的出現，對比一直以來的缺無，或者是理解這場運動的一個有效切入點。

我大膽地指稱，之前三十多年的民主運動基本上不是内在產生、即不是在香港人文化 DNA 裏孕育成；而是個別先行者從外國經驗和理論裏學習得，加上來自中國的專制主義外力造成民衆心中的恐懼與排距，兩者於是結合，生成了八十年代至本世紀一十年代的代議民主運動。這個民主運動予以自己的使命，就是尋求《基本法》似有若無地許諾了的真民主雙普選。然而，就是連《基本法》這部讓民主運動元老領導及參與者安身立命數十年的文件，也是外來的；香港人當時要求的「三腳櫈」並未能實現。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文化意識兩大來源 - 中國傳統文化和英國殖民文化，儘管包含這些那些好東西，卻幾乎都沒有民主成分 。孫文的民主革命活動在香港一掠而過，而且在中國失敗了，只留下淡淡一抹苦澀，再從外面引進因此必要；否則香港人只承襲那兩種舊文化的話，近年的中國專制主義入侵必定勢如破竹。因此，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還是功不可沒。

可是，如此引進而非與生俱來的民主觀念還只是一種理性認知，民衆知道要取得要實現還得付代價，因此會猶疑。這就好比一個小市民心儀一部在櫥窗裏看見的高端凌志，看看叫價，就會覺得自己的老爺豐田還不錯，便是有問題，修補一下還可以多用幾年。況且，文化引進還有一個水土問題，便是有普世價值的東西，也不可能 plug and play。當年流行歐美的肯德基初度來港銷售卻鍛羽而還，因爲接受它的文化條件不具備；烤鷄如此，況乎民主。

因此，在量的方面，香港人對單純民主的需求有限度，加上中國的專制主義本性並不願意給予太多讓步，這個供求關係決定了在歷次香港選舉投票中觀察到的「六四黃金分割率」，而這個比率平衡，前幾年還因中國國力上升等因素而有輕微下降。在質的方面，老一輩的民主追求止於付出體力和時間參與大體平和的靜坐與游行。這種質與量的民主訴求，顯然生不出多少浪漫。

然而，深刻的轉變大約在五六年前首先在戰後第三代香港人當中出現了。這新生代有第二代無意中爲他們種下的前世命定、與生俱來的香港人認同，很快擺脫了先輩單薄無所恃的地球村觀念和那遠看很優美、愈近愈恐怖的大中華主義。這種籠統地稱作「本土」的意識，也同時把外來的民主觀念本土化、感性化。

本土化了的各種政治訴求，已經不限於那其實處處隱藏殺機的外來《基本法》。港人治港和真民主雙普選並不需要什麽法源，更不是什麽中央恩賜、剩餘權力，而是不正自成的，所有須要法源和恩賜的東西都是假的；先輩要經歷三四十年生聚教訓才得出的結論，在新生代中凴直覺取得。繞過《基本法》達至民主，唯有通過自決、獨立。這種認知是感性的。

本土意識是發自内的、防守性的，比先輩的進取性拿來主義的民主訴求性質不一樣。你向北京要時間，北京給你五十年；你向北京要民主，北京不給你哀怨，卻僅止於哀怨。但新生代不這樣：你要來奪走我的 birthright，我就跟你拼命。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前世命定、與生俱來，所以不知所起。去年的運動，原原本本就是這種先前以爲只在文學藝術裏才有的浪漫。但它不生於文學藝術，而源自新生代抗爭者的生活和生命本身，因此連他們的口語和想象也都是浪漫的。

他們以「手足」互稱，這個先輩們只會在文言文學裏碰到才不覺得生硬的詞語，他們卻是那麽自然而然地用上；但是，那些在前綫電光火石之間以自己的軀體抵擋警棍和子彈的抗爭者，除了用這個詞語互稱，沒有更合適的。這個用法，已經超越先輩們的生活經驗。前綫不願「送頭」，卻欣然「攬炒」，突破了先輩們的語言習慣、抗爭道德和安全底綫。他們願意捐棄生命，卻堅持要勝利、要幸福，為互勉而創造出「煲底相認」的童話，悲涼凄美艷麗盡在其中，更不是我們這些乾癟得早已滲不出荷爾蒙的老一輩能夠想象出。「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香港的新生代要跟民主自由戀愛，反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上演了自己編譜的《牡丹亭》，湯顯祖那兩句話，卻恰好是新老民主運動的分野。

方法論

去年的運動期間，還有一個常用詞：「進化」。這個詞既指抗爭路綫觀念上的轉化，特別指和勇結合、新派不駡老派，老派支持新派，起碼不割席、不語「鬼」，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用得更多更頻繁的，是在抗爭的手段方面，包括宏觀與微觀。

第一代民主派的抗爭方法論師承共產黨馬列毛，教頭是司徒華。華叔在七十年代的教師工會抗爭中，取得成績；其後他有份領導的民主運動，戰績卻未如理想。這套方法論强調統一領導，分清主次矛盾，訂定階段性目標，搞統一戰綫，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注意有理有利有節的運動節奏，靈活交替使用和平的群衆運動和武裝鬥爭（最後這招華叔當然沒有使出）。

毛的方法論，在一個訊息高度流通、兩極化歸邊完全明顯而且已經達至相當穩定平衡的系統内部很難有所作爲。要大幅改變六四黃金分割率，必須强力衝擊改變影響這個平衡的某些關鍵因子，這點過去十多二十年的實踐證明做不到。但是，就算做得到，也是無效的了，因爲如果單純玩選舉游戲，中國使出 DQ，民主派便是支持度大幅增加，也是徒勞。

因此，在選舉游戲以外實力懸殊有利中國的情況底下，民主派唯一出路便是作不對稱抗爭。其一表現，便是以無臺博弈政權的超大臺，在抗爭期間發展出以 autonomous cluster為單位的分散式動員。這種動員和運作方式特別有利於試錯和進化。誠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民衆起碼爭取到某程度的主動權。E 世代的抗爭方式顯然不必和以往的一樣。

毛的抗爭方法論在他那個時代可謂登峰造極，但有兩個原因不能適用於香港的群衆運動。其一是徒弟打不過師傅，任憑你華叔的《矛盾論》讀得怎樣通，人家對你的思路和招數瞭如指掌，打壓用的資源卻比你多強無限倍，你怎麽可能不被對方壓倒？其二是施展毛的那一套需要搞三刀兩面；統一戰綫裏的「同路人」，一早認定是最終要一刀幹掉的。毛在 49 年後説過一句有名的話：「以我的估計，鲁迅如果活到今天，要麽是関在牢裏還要寫，要麽是識大體不做聲。」能夠玩這樣的手段，需要特別骯髒的人格。年輕世代連世故也未懂，以其少艾純真的德性，怎能夠接受那種鬥爭方式？

歸根到底，方法論不是 value-free 的，什麽樣的道德體系就會發展出什麽樣的方法論與之匹配。去年的抗爭方式，與老一輩民主派的認識南轅北轍。當時，一位民主派老朋友見抗爭完全不按毛當年證實有效的章法，擔心會吃虧，我就以這兩點給他解釋。

殺機條款

《基本法》是中國法律，基本上不可信賴，裏頭隱藏的殺機太多 - 幾乎每一則看似開明的條款，都有起碼一則相應的殺機條款。舉例說，第 22 條第一款申明中央和其他中國的政府機構不能干預香港内部事務，但第二款馬上說，如果中央政府有需要在香港設立機構，經...中央政府批准便可。還不止此。這樣寫成的一部法律，條文有爭拗，作最終解釋的是人大常委會；殺手鐧不夠用的話，還有附件三。

如此危險的一部法律，視之爲定海神針，而且豪無準備當北京露出真面目、合法地動用那些殺機條款打壓香港的時候該怎麽對應，是民主派先行者的一個失誤。這個失誤，直接導致一衆同情香港的西方國家至今也視《基本法》為寶典，要求中國尊重它，真是一大諷刺。

導致這個失誤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以爲中國不懂法律，輕視了四千年的中國式法治傳統，未曾深刻認識到中國沿著這個專制法治軌跡慣性運行乃無可避免的事。大家知道，中國歷史上的法家，一開始就説明白了是為專制君主服務的，代表人物韓非子論法、術、勢，其中的術，就是帝皇術，專門保護君主對付心謀不軌的臣子；其所謂法，則是對付人民的，説白了就是鎮壓機器。西漢自武帝以降，實行的管治是「儒表法裏」，只有宋朝的某些皇帝表現好一些，卻被中國史家譏為積弱。文革後期搞「儒法鬥爭」，法家更上層樓。《基本法》就是這個專制的法治傳統主導下的產物。

民主派先行者的第二個失誤是以爲九七之後的一段時間裏英殖時期的法律實踐大體上得以延續乃《基本法》發揮威力，殊不知那不過是中國的韜晦計加上國際大形勢底下的產物。這個錯誤看法加深了部分香港人和很多外國政要對《基本法》的美麗誤會，以致遲遲未能瞭解到在這部中國法律的控制之下，香港的危機早已深植不明白原來裏頭的開明條款非常脆弱，最後不堪一擊，而香港在法律層面基本上無險可守，要靠其他非常困難、代價非常大的辦法。如果早一點明白《基本法》的終歸不濟事，民主運動的策略和抗爭手法會有早一點的進化。幸好，去年的矛盾爆發，終於暴露了這個真相，不僅香港人知道，全世界也知道了。

上面三段文字，分別從情、理、法三方面回望去年的香港，所發生的事，其影響所及，俯拾即是，上周六四悼念表現出的質變，便是其中之一。面對中國的步步壓迫，香港的社運，從爭取民主向追求獨立的更根本層次進化、變形。那是民主派自己無意也無法做到的，習縂、林鄭和他們的高官黑警勞苦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