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邏輯題：對話平台教訓篇】 1a. 在民主地方，例如法國對話平台，聚焦問題後能交由民主制度表決，可以換總統，可以換政制，可以換議員。 1b. 香港「對話」後，任何改變不可能由民間促成（否則運動根本不會出現），只能來自特首皇恩浩蕩，也就是不會有改變。 2a. 在民主地方，例如法國對話平台，能表述一切制度問題，像建立「第六共和」。 2b. 香港對話平台，一句KO「自治就不是一國兩制」，可能改變的只能是街坊議題。 3a. 在民主地方，對話就是對話。 3b. 在沒有民主制度的地方，只能依靠「行政吸納」來「代表」民意，說明最終的獨裁決定參考了「在社會具廣泛代表性的各界」，有了「民主元素」，而公告天下現場直播的「對話」，正是這種掩飾威權的「行政吸納」手段的一部份。 4a. 在民主地方，對話可以做agenda setting，但媒體不需要積極配合，因此散水成效緩慢，要做足一萬多場。 4b. 在沒有民主制度的地方，政府通過「對話」能搶奪agenda setting 權力，絕大多數媒體會積極配合，製做話題，令政府處於下風三個月後第一次反客為主。 #兩個月前提左 #經一事蔡一智 #對話平台 #hk #carrielam #antiextraditionbill

[#隨緣家書📖］香港特區政府表示，要仿效法國總統馬克龍處理「黃背心運動」的方法，搞「對話平台」、「落區對話」；同時繼續東施效顰港英對六七暴動的危機管理，一手軟、一手硬，一方面靠警察武力「止暴制亂」，另一方面派福利、轉移視線到「地產霸權」，以為這樣就可以「讓一切回復平靜」。21世紀還有這樣的研判、如此理解比較政治學，實在無奈。二十多年前，當時還是年輕才俊的克林頓爆冷擊敗老布殊當選總統，靠的是一句口號：「It’s the economy, stupid」；反之一個錯誤的斷症，同樣會一錯到底。當然，即使是馬克龍的危機管理，也是以消散民氣、多於真誠解決問題為目的，昨天《星期日明報》刊出法國博士生楊健偉撰寫的長文，就說明一切，很值得一讀。但即使是法國，黃背心也死灰復燃，何況完全不同的香港？ 1. 黃背心運動的導火線，始終是反對加燃油稅，然後變成反對取消「富人稅」，得到極左、極右一眾反精英力量全力支持，政府以經濟手段和「對話」疏導，符合邏輯。即使是六七暴動，導火線也是新蒲崗的勞資糾紛，未出現炸彈前也有一定群眾基礎，最終港英以福利社會回應（雖然建議其實在檢討六六天星事件時已經提出），加上主流民意普遍反對「解放」香港，結果浴火重生。但這次運動的導火線「反送中」，誰也知道是100%的政治議題，破紀錄的上街人數、破紀錄的持續性，涉及的stakeholders絕不止前線、絕不止青年，包括主流中產、中間派、無數經濟既得利益者。即使市民同時對經濟問題存在不滿，即使運動影響經濟，但就算成功處理後者（這本身就極難），也不代表前者的root cause不存在，反政府情緒只會依舊、焦點更集中，而且還會多出一批被打擊的人成為同路人。政府應該心知肚明，「反送中」為何能突破「反一地兩檢」的同溫層，關鍵之一，就是一位富商高調登報司法覆核，引來各界、國際的連鎖效應。假如被打擊的富商有大十倍的全球能量，又會如何？ 2. 政府此刻動員一切力量，要求各界登報表態「支持警隊止暴制亂」，這完全是下級公務員心態、官僚秘笈「瞞上不瞞下」的hea交功課。在還未禮崩樂壞的年代，任何人自然「反對一切暴力」，但客觀現實是「逃犯條例」雖然極不得人心，但在立法會依然「夠票」；未能強行通過，和6月12日的衝擊有直接關係，而6月19日卻有破紀錄200萬人參與遊行，當時沒有一個人「譴責暴力」，充份反映通過「肢體暴力」制止「制度暴力」，無論口中怎麼說，在香港已經有了廣泛民意基礎，甚至形成了一個check and balance的 informal mechanism。設想下次有爭議法案，例如《國歌法》、《23條》，或簡單至類似港視發牌一類單一事件，又是通過武力衝擊才令條例不能通過，主流民意難道不高興？自然不會。這不同法國，儘管議會代表以離地精英為主，但通過民主制度，畢竟也可以改變燃油稅、富人稅一類議題；但在香港的「議會」「制度」，經過二十多年的教育，不同陣營早已知道「屈機」的政治現實，武力衝擊成了制衡議會的last resort，最終更得到主流默許。此刻雞毛蒜皮計算一個入閘機有沒有受損，通過「對話平台」譴責暴力，而不檢討政治制度本身，只是自欺欺人。 3. 馬克龍的對話平台以消散民氣為目標，但過程中起碼真的大鳴大放，沒有任何敏感問題屬紅線，而在法國社會，就算討論帝國復辟、「時代革命」，也是a piece of cake。黃背心運動期間，也有人提出修改憲法，建立「第六共和」，引入更多直接民主元素、令選舉制度更有利基層，但慢慢通過對話，發現操作並不容易，而且一般人並未準備迎接改變，最重要的是黃背心組織者對制度性的未來，也沒有清晰願景，所以對話才有消散民氣效果。但在香港，官方的所謂「對話平台」有其預設前提，刻意按港澳辦、北京風向，劍指「經濟問題」、「上樓問題」、「青年上流問題」，而對真正的root cause輕輕放下；然而港人和法國黃背心不同，對香港的制度性結局、特別是2047年，有非常憂慮的願景，也早已提出了各種完善想像，只是這些想像只要一碰到紅線（及其一千米以外的外圍），就已經要止步，否則後果自負；而且在可見將來，紅線只會更紅、線條只會更粗，連提出討論也有這樣的下場，何況付諸實行？結果越是這樣「對話」，越是按官方劇本撰寫「研究報告」，越是掩蓋真正的矛盾，反抗只會更激烈；但另一方面，一旦真的大鳴大放，討論過後一些有相當民意基礎的選項，卻又落實不了，同樣難以善後。這些盲點，都是法國無需顧忌的。 4. 法國的對話局部奏效，在於對話起碼未有煽動新的仇恨；但假如特區政府通過對話，嘗試把民怨由政制、警察轉向經濟議題，這卻是馬克思主義所謂「以一種矛盾掩蓋另一種矛盾」，更大的危機只在後頭。要麼所謂「解決經濟問題」其實是全體既得利益者合謀，例如通過收回農地，反而重燃了市場對高地價泡沫的信心；要麼卻是針對傳統香港財閥，並以來自內地的「民族資本家」取而代之，就像針對國泰等非中資企業進行的針對性打擊一樣。但這只會把矛盾引回中港矛盾這個主軸：在這個全民調研、全民fact check、全民自媒體的年代，大家很快會發現在過去十年，新到香港的壟斷性既得利益者，究竟是哪些勢力，「留島不留人」令香港經濟換血之說，又會否只是空穴來風。 #全文見blog #france #yellowvest #hk #carrie

［#沈旭暉隨緣家書］經過三個月的群眾運動，特區政府終於由「暫緩」變成「壽終正寢」變成「動議撤回」《逃犯條例》修訂，也許算是回應了民間「五大訴求」的第一訴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雖然被視為援兵之計，畢竟也是零的突破，不少長輩都感到欣慰。但正如同一個政府過去多月不斷表示，爭論字眼不需要，即使動議獲最終通過，「壽終正寢」與「撤回」無分別，既然是一個一個「無分別」的讓步，又如何期望「暫緩」當下的劍拔弩張？假如政府的「四大行動」是回應的終章、而不是千里之行的微步，帶來的期望落差，只會適得其反。 有些「和理非」私下認為，應該「見好就收」。究竟民間怎樣會「收貨」、甚麼才是「實際」，並沒有水晶球可準確預測，但希望政府明白，整件事情的「root cause」並非經濟物質主導，也不是外國勢力主導，這些因素即使存在，頂多也是助因。當初民間對《逃犯條例》修訂顯示的高度不信任，實乃反映對近年「一國兩制」每天被扭曲的高度不信任，而這觀點其實特首本人心知肚明，否則不會以「中港矛盾」的角度，在立法會形容反對條例的聲音「全部都是廢話」。 怎樣可以簡單分析上述憂慮？ 「一國兩制」這概念不同西方的federation或federacy，正如北京強調乃「獨一無二」，具體表現在它涵蓋範圍的彈性：理論上，只要不是白紙黑字的「一國一制」與「港獨」，在中間的龐大光譜，都依然是「一國兩制」。假如這是海外例子，例如法國，一修訂憲法，就屬於全新的遊戲規則，此所以由「第三共和」到「第四共和」到「第五共和」，甚至黃背心運動也有人呼籲成立「第六共和」。但《基本法》作為香港實質上的「小憲法」（這名詞對北京而言也是政治不正確），卻屬於柔性小憲法，同一條文的執行方式，可以有龐大偏差。此所以1997年以來，同一個政治框架下生活的香港人，其實已經經歷了眾多不同朝代，只是名字上沒有改變而已，粗略可分如下： 一國兩制1.0（1997-2003）：當時北京對香港事務幾乎毫無參與，一切「河水不犯井水」，民間毫無港獨聲音，和港英後期的最初分別只是「換旗換督」，而董建華在全國的排名和實質地位，也遠高於現在的特首。可惜碰巧出現國際金融風暴，整個蜜月期並沒有轉化爲一般人的收成期。直到2003年出現七一遊行，北京的憂慮開始出現，開始調整香港政策。 一國兩制1.5（2003-2012）：北京雖然開始參與香港事務，但依然希望以公務員治港的實驗，多給予一次「港人（相對）治港」機會；取代董建華的曾蔭權曾豪言和中央「玩舖勁」，任內錄得至今最高的特首民望，而在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不用推國民教育，香港人的中國身份認同也創新高；其實即使是七一遊行時，港人的不滿也只是針對特區政府，北京的威望依然很高。但最後這任政府被批評為對國家安全議題把關不力、打擊地產霸權不力，曾蔭權的下場，更是令人欷歔。 一國兩制2.0（2012-2019.6）:梁振英擊敗唐英年當選特首，可看作中央對香港管治的一次路線大調整，強調土地問題是重中之重，希望通過在經濟議題造出成績，主打「民生」議題爭取民意；同時提倡加強國民身分認同及內交，改變過去十多年政府對「一國」的相對忽視，但以群眾鬥爭手法協助施政的風氣也開始出現。結果種種抗爭，因為政府路線的改變而激化，本土派逐漸成為氣候，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年的雨傘運動、2016年的旺角黑夜，都是對意識形態上越來越收緊的回應；而當和平爭取的期望完全落空，勇武抗爭的民意也開始形成，整個管治模式和2012年前相比，彷如隔世。但客觀而言，政府「只是」以親疏有別形式扶植政治新貴「革新」建制派的政治光譜，加速中港融合，其他手段的打壓雖然開始出現，但尚未成為制度的一部份。 一國兩制2.5（《逃犯條例》如果通過）：條例修訂之所以惹來破紀錄人數的激烈反對，數以百萬計的港人多次上街，比例上冠絕全球，因為它激起了港人的深層憂慮，拆毀了內地和香港之間的「兩制」最重視的法制防火牆，令香港社會及國際社會重視一切行之有效的規章，都被殃及池魚。無論者是否過慮、無論湯家驊如何辯解，民眾擔心「一國」層面的其他規則和潛規則，也會加速來到香港，乃客觀事實。假如修訂通過，香港可說進入了「一國兩制2.5」時代；而民間的「五大訴求」，無論內容是甚麼，歸根究底，其實就是「不要出現一國兩制2.5」；即使回不去1.0，最好也要是2.0之前。 理論上，「動議撤回」條例、特首及官員落區開展對話平台，應該是保證2.5暫時不會出現，但民間為甚麼不可能滿意？這是因為—— 一國兩制3.0（2019.6—）：6月大型群眾運動後，形勢急轉直下，不少人都被「點收科」這問題牽引，卻不為意一個超越2.0的威權主導、部份直接訴諸Rule by Fear的全新管治模式，已經全方位出現，特徵包括： （1）完全依靠警隊具高度爭議性的執法，處理政治問題及異見聲音，期間出現的7.21、8.31，以及幾乎每天可見的濫「捕」及濫「暴」，甚至員佐級協會直斥示威者為「蟑螂」等「仇恨語言」，都不是2.0時代所能看見。這自然不是說示威者沒有使用武力，但正因如此，民間才認為必須一個有法定權力、可以傳召證人及查看文件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查清一切，否則更不可能還原一切。 （2）黑社會公然介入政治議題，不少公眾人物無故遇襲 ...... #全文見blog #hk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