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28）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
（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法國《世界報》以「非常有用的白痴」來形容斯諾和某些特定的中國境外人士，真是恰當和妙於形容。「白痴」是指這些人很天真，容易輕信，不過就不是懷有個人利益目的去扭曲事實。「非常有用」是因為這些人沒有明顯的中共背景，不屬於中共宣傳機器中人，故較有公信力。中共數十年來，儘管在世界各地辦了許多隱性的「外宣」，但組織上、財務上隸屬中共，都受中共意識形態束縛，不敢大膽直面事實，難取信於讀者。「非常有用」還因為報導敘事的態度坦誠，生動並有可讀性。說是「白痴」，是作者自己被中共誤導、講自己相信的事，但其實是不了解專權政治的特質和內情。

斯諾1937年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令全世界讀者對中國共產黨改觀。抗戰開始後這本書以《西行漫記》的書名在中國風行，無數懷著愛國救亡心志的青年因讀了這本書而奔赴紅色根據地。中共以槍桿子和筆桿子兩大武器打贏內戰，建立政權，其中的筆桿子即輿論戰，得力於「非常有用的白痴」至大。但斯諾這本書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在大陸長期都沒有出中文版。原因是書中所述與中共建立政權後此一時彼一時的政策不符。比如書中指中共政權是某種民族主義形態，與斯大林式社會主義不同，這不符合中共宣稱是正統社會主義，尤其建政初期「一面倒」向蘇聯的國策；書中描述的革命史和毛澤東形象，與中共的歷史記敘也有偏離。在要求「絕對正確」的宣傳方針下，這本書的中譯本，只在斯諾1960年訪華時出版了「內部發行」版，目的自是要讓斯諾看到自己著作在中國出版，出自統戰需要。到21世紀，這本書才再在大陸發行。

從《西行漫記》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的廣泛發行、推動閱讀，到建立政權後對此書的冷待，就可以看到，對中共來說，「非常有用的白痴」最關鍵是「用」，也就是說，所有的文化產品、歷史記述、作者的認真寫作、個人的道德尊嚴，都抵不上一個「用」字。有用則取，無用則棄。

2020年6月24日，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奧布賴恩（Robert O’Brien）在一次演講中，承認幾十年來，無論是美國政界、商界、學術界，還是新聞界，都對中共有誤判，即「相信中國共產黨會變得開明，會滿足中國人日益增長的對民主的渴求」。並說「這個想法被證明是非常幼稚的。我們已經大錯特錯了。這種誤判導致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外交政策上的最大的一次失敗。」他所說的上世紀30年代這個時間點，正正就是斯諾的《西行漫記》出版的時候。可見這本書對美國政策、對國際局勢有多大影響。

1971年中美關係的突破，其國際局勢的背景，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建立在核恐怖平衡上的冷戰。美國面對主要對手蘇聯，又陷入越戰泥沼，而恰好中蘇對抗在1969年發展到珍寶島武力衝突的階段。蘇聯甚至向美國試探，如果以核武器向中國的核子基地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式的襲擊，美國會否保持中立，而得到的反應是美國堅決反對動用核武，不會袖手不顧，並立即向蘇聯本土134個城市、軍事要點、交通樞紐、重工業基地發出進行準備核打擊的指令。美國的反應遏制了蘇聯的盲動。而蘇聯對中國要進行核打擊的企圖，也促使美國在國際戰略上選擇與較次要的敵人聯手對抗主要敵人的策略。這是中美關係突破的時局背景。

中國在得知美國對蘇聯核打擊的反應後，在1971年四月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並同意斯諾發表與毛澤東的談話。美國國務院同時間宣布解除對中美往來的封鎖。於是，隨著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了美籍中國學者接二連三訪問中國的潮流。走在最先的是物理學家楊振寧。

他在美國解除封鎖後就到中國訪問了四星期，同周恩來進行了五小時的宴會。1971年9月21日，他在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作了一次「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的英文演講。《七十年代》很快地取得了談話錄音帶，並翻譯刊登在同年的十一月號。對中共的統戰來說，這個談話也真是「非常有用」。它帶頭引導了旅居外國的學者、作家、名人的訪華潮，以及紛紛在《七十年代》上發表他們在大陸被刻意安排的訪問中所得到的印象和感想。

這些學有專精的人物，不敢說他們是「白痴」，但卻肯定是在中共刻意安排引導下的見聞。在當時的風潮下，刊登這些訪問記亦有新聞價值，但在中共國內局勢翻覆變遷之下，專權政治的特性暴露，我覺得應該對讀者作出認識上的糾正，才是一份負責任的雜誌應有做法。（69）

圖1，楊振寧任教紐約州立大學期間，於1971年首次訪問中國，圖為他在紐約州大的辦公室；

圖2，《七十年代》早年，與老闆方志勇和督印人黎榮合攝。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927）
非常有用的白痴

1971年4月30日，美國《生活》雜誌發表了名記者斯諾（Edgar Snow，1905－1972）的文章《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當時一位親中的大學講師對我說，不要相信斯諾這篇東西，全篇都是假的。這位老兄一面在港大任教，一面也同我們聯繫，想為愛國事業做點事。他算是對西方文化有點了解的人，但受文革的宣傳洗腦，也無法接受毛澤東所講的不那麼符合文革宣傳的話。那麼更不要說當時香港和海外的一般左派盲眾了。

斯諾所記的毛澤東說了什麼呢？他說他雖不否定有個人崇拜，但搞得過分了，「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令人討嫌」，那些喊「萬歲」的人，有真心實意的，有隨大流的，也「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他說，歡迎美國總統尼克遜來訪，中美的問題必須同尼克遜解決。他說美國科學技術、工業發展領先世界，教育普及。中國應該學習美國把責任和財富分散到五十個州那種做法。他盛讚日本侵華，說「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日本佔領大半個中國期間，「我們搞了一個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他說中國的核彈只是一個小指頭，美蘇就各是一個大拇指。一個小指頭怎麼敵得過兩個大拇指呢？但據說蘇聯對中國還是有點怕，就像房間有幾隻老鼠，還是有人會怕的。

這些說法，今天看來不是什麼高論，但在文革極左思潮氾濫下，卻讓人難以置信。不是一直說日本侵華如何罪惡，中國如何無敵，美國如何是紙老虎，美國如何是中國不可妥協的敵人，毛澤東這樣的偉大人物千年一遇嗎？

斯諾是1970年8月到中國，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站在一起，12月18日同毛進行5個小時談話，12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毛與斯諾在天安門的照片，稱斯諾為「美國友好人士」。斯諾延至71年四月才刊出談話文章，表示「最近才能夠證實他（毛）不反對在不直接引用原話的情況下發表他的一些談話。」也就是說，斯諾的文章是在毛同意下發表的。

與此同時的71年四月，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這是打開中美外交僵局的第一波——乒乓外交。斯諾文章預告了中國有意與美國修好，這是第二波。7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會見毛澤東，與周恩來詳談，決定了美國總統次年對中國的訪問，是第三波。

這些事態的急劇變化，《七十年代》都緊緊掌握機遇，作大篇幅的報導和評論。其中最精彩的，是在九月號全文譯載了美國《紐約時報》副社長、專欄作家賴斯頓（James Reston，1909－1995）同周恩來的談話。賴斯頓是美國一流記者，他以尖銳的詞峰，與周恩來就聯合國席位、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印支局勢展開舌戰。不能說周恩來的回答令賴斯頓滿意，但至少對答如流，沒有迴避問題，也沒有被難倒。重看這個訪談，只能慨嘆在五十年後的中國，已經沒有一個外交人員可以達到周那樣的水平了，更何況他當時是處於毛澤東和極左思潮的擺布下。

西方和日本關於中美關係突破的深入報導及評論文章很多，《七十年代》倚靠《大公報》的曹驥雲（陶傑父親）幫忙選擇及翻譯。當時香港左派和右派的報刊，仍然未見有這方面的大量文章，去滿足讀者急切需要了解形勢的求知欲。右派因為對台灣國府不利，少碰這話題還可以理解，但左派就可能仍然擺脫不掉極左思想框架，而不敢大膽去報導與評論中國與「美帝國主義」趨友好。就像保釣運動開始時那樣。

這一年的九月，旅美留學生的五人保釣團經香港到中國秘密訪問。我被通知去同他們見面。這個後來被稱為「保釣第零團」的五人，是李我炎、王正方、王春生、陳恆次、陳治利。五人獲周恩來接見並長談。中國也是在這時候正式肯定了保釣運動。

據後來了解，周恩來是早前在《七十年代》上看到關於保釣運動的報導和評論，從而認識保釣和《七十年代》雜誌的。保釣和《七十年代》獲中共掌權者的青睞，改變了保釣的性質，也使《七十年代》更接近中共權力。保釣在海外，向親中的「統一運動」路線發展，是從知識人對體制和權力的對抗，轉為對權力的依附。《七十年代》獲中共重視之後，就更難以獨立輿論的姿態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了。

這既是《七十年代》的「成功」，也是我困惱的開始。

2021年5月3日，法國《世界報》說北京正在尋找「非常有用的白痴」以成為「新時代的斯諾」來宣傳形象。我在當年，可能也是「非常有用的白痴」。（68）

圖1，1970年10月1日，斯諾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

圖2，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會談。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在2月11號，WHO 發布了這一次從中國武漢開始流行的新型肺炎病毒的正式名稱，叫做COVID-19。而在此之前，中國的國家衛健委在8號就已經發布了官方的通知，將這個肺炎病毒正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而由它所引起的肺炎症狀則簡稱為「新冠肺炎」；但疾管署表示，為了與國際接軌，正式的名稱更改為COVID-19，使用的簡稱依然是「武漢肺炎」。

但讓我們來看看全世界各大媒體的文章。

法國世界報「新型冠狀病毒： 動搖中國體制的殉難者」
美國華爾街日報「世衛組織的冠狀病毒對應引起熱烈討論」
德國德國之聲「法國宣布歐洲第一起冠狀病毒-19死亡病例」
英國BBC「冠狀病毒：拜賽斯特村落時節艱困」
美國美國之音「冠狀病毒死亡數升破1800人」
自由亞洲電台「冠狀病毒散播時，熱門影片顯示新疆醫護人員載歌載舞」
還有很會批評中國的紐約時報「四個問題，解讀中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數字變化」

這些媒體，現在新發的文章，已經都不再使用武漢肺炎這個名稱了。反過來只要上Google搜尋「武漢肺炎」，幾乎清一色都是台灣媒體，在疾管署的網頁上，更大大的寫著，COVID－19 簡稱武漢肺炎。台灣就硬是不改。

雖然名字是小事，但我有問題的是，台灣跟全世界通用的說法做法不同，堅持要自己搞一套這件事。

很多人可能認為只是國內為了溝通方便繼續用「武漢肺炎」，在國際上我們確實是用COVID-19阿，而且WHO不只是防疫資訊不給我們，連六年也不給我們參加世衛大會。為什麼國際上不把我們當一回事，我們為什麼還要把他們的準則當聖旨？

但是國際準則什麼都不管，那要不要自己組東協？WTO？或是自己組聯合國自High好了。這不只是疾病名稱，而是台灣跟世界接軌的問題。我們節目訪問過工研院北美公司總經理王韶華，他專門跟國外科技公司打交道，己經有三十年了，我問他台灣的競爭力在那裡，他說最重要就是因為台灣跟美國公司做事的方法，邏輯比較像，溝通容易很多，少走很多冤枉路。這是為什麼我覺得想法，做法，說法，習慣跟國際上慣用的方式走一套是很重要的。

而且使用武漢肺炎也會有歧視的問題，現在世界各地都出現很嚴重排華傾向。

有一位在紐西蘭待了21年的華人，只是去買個東西，就被旁邊的大嬸怒罵說就是亞洲人帶病毒來紐西蘭。法國也有人被路上的車故意開過水坑噴的一身溼，然後也是被罵帶病毒。這種事情現在到處都是！

所以WHO才在2015年就提出了一個新疾病命名的規則，要避免使用有代表地理位置、動物、個人或人群的名稱，就是為了不要因為疾病出現歧視特定族群的情況。

像是愛滋病就曾經被紐約時報叫做「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男同性戀相關免疫缺陷」。如果一直都沒改，現在的同性戀權利一定會倒退十幾年。有一個疾病叫做「退伍軍人症」，到現在都還沒有改名字，你不特別去查不就是會覺得它都跟退伍軍人有關係嗎？

而且消除歧視只是一部分的功能，另一部分是避免大家產生不正確的認知。比如說2009年的H1N1，最早是叫做「swine flu 豬流感」，那時候就因為這個名字，讓很多人都還沒有搞清楚狀況，就直接撲殺了健康的養殖豬，還弄到全世界的豬肉價格暴跌，許多人的生計跟財產都受到影響。伊波拉病毒也是阿，如果當初是用最早爆發的村子來命名，現在在非洲那個村子的人都不用活了。

雖然大家可能認為武漢肺炎的武漢就是個地名，本身很中性，從武漢開始爆發也是事實，而且台灣早就都習慣這個名字了，與其要大家多花30秒看一篇為什麼要改名字的文章，還不如把時間拿來多洗手。但就這樣一直叫下去，未來更改的成本只會變得越來越大。

你覺得疾病有沒有可能造成歧視呢？台灣跟大家叫的不一樣，有沒有關係呢？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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