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設獨立調查機構，促進軍中人權保障——軍冤制度公聽會」
　
從行政院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2014年8月28日結束任務之後，軍中仍常發生意外、疾病或自殺死亡的案件。案件中，往往有家屬和軍方各執一詞、無法互相信賴的情形，也有深入調查後，發現事實與第一時間說法不同的狀況。
　
為了討論制度面如何讓事情能有公正客觀的調查，並重建軍民雙方的信賴，會期的第二天（2月2日），我舉辦了「常設獨立調查機構，促進軍中人權保障——軍冤制度公聽會」，邀請軍冤受害者家屬、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國防部、法務部與內政部役政署等機關進行對話。
　
#設立常設委員會 #制度化軍事冤案調查
　
吳景欽副教授首先指出，外部軍冤調查制度，是解決軍中案件調查疑義和信任的方法，並認為以台灣國軍將近二十萬的規模，有必要成立常設化的委員會。吳教授所屬的陪審團協會也曾經提出民間立法草案，將服役期間死亡、失蹤，或者心神喪失、重傷和軍中不當管教的事件納入調查範圍，並讓專家學者、公正人士和家屬代表參與，達成組織上多元性。吳教授強調，委員會必須有強制處分權，以避免形式化，最好還有司法背景甚至檢察官身分的調查官，讓組織更有專業性；且在調查結束之後，也可以考慮賦予委員會提起訴訟或補償的權限。吳教授進一步舉出曾經被發回偵查五次、最後交付審判，但還是不了了之的江國慶案為例，認為進行軍事冤案調查改革的同時，也需要進行司法改革。
　
胡博硯教授強調，處理軍中不當處遇事件，是轉型正義的最後一步。雖然國防部這幾年不斷地努力，但努力不只是軍方要對自己交代，更是要對人民交代。如果國防部花費時間心思的調查沒有人相信，也只是事倍功半。胡教授並舉出最近的司法弊案，認為有公正第三方在，才能取信大眾。胡教授也以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成立的歷史為例。運安會的前身行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是因為民眾不信任民航局的調查而成立，後來職權更擴張到各種交通運輸事故。因為運安會，交通安全調查的公正性才被建立。胡教授也舉出德國基本法的軍事監察使為例，建議可將相關事務交給一個專門的職位或機關，並可針對軍中制度問題提出報告，藉由第三方的監督反饋，獲得幫助機關改善的力量。
　
#癥結在於信任 #落實透明參與
　
洪文玲教授基於犯罪防治的專業，指出案件預防、危機處理和對家屬的事後協助是最大重點。
　
洪教授表示，軍中管理制度和外界差異很大，因此要理解是不是軍中管理制度、霸凌文化或體制造成問題。洪教授在研究訪談官兵時，就得知因為精實案等原因兵力縮減，造成基層及高層壓力很大，也讓休假不穩定或工作量越來越重，甚至做到不適任的工作，以及部分軍人因為人際關係或資歷而被欺負的狀況。洪教授也認為，軍方的輔導機制，要和家人加強溝通服役情形，不要讓父母親最後接到一句孩子自殺了，但對軍中的生活狀況完全不清楚。
　
在遺憾發生後，洪教授強調重點不在於苛責軍方，而是要追求真相。然而，如果相關程序不夠公開透明，家屬會不信任，也會有很多衝突和激烈情緒投射在軍方第一線的處理人員。洪教授並藉由犯罪防治理論中的中立化理論，指出軍方可能表示自殺是因為無法適應軍中生活等狀況，導致家屬在第一時間常常有軍方在推卸責任和傷害被否定的感受。然而，不論是自殺或者人為所致，也無論是出於人格特質或受到霸凌等因素，都不能否定死者身上受到的傷害。關於對被害家屬的協助，洪教授認為可以提供家屬免費法律諮詢、心理輔導機制以及社會救助。並建議可以考量像是犯罪被害人補償的制度，讓家屬能有救助的補償金。
　
關於設立軍冤委員會，洪教授指出，獨立調查機構的需求，是因為家屬無法信任軍方調查的結果。然而，如果軍人為了榮譽或不願意傷害同胞而掩蓋事實，獨立機構能否調查真相，也有問題，更重要的是第一時間尋求諸如警方等外部證據保全和鑑識機制。洪教授也期待，能用更建設性的方式，藉由軍方的再教育讓大眾重拾對軍方的信心。不要讓過去「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等想法，成為合理化折磨與虐待等犯罪行為的藉口。
　
最後，洪教授認為，建立獨立機構之後還需要建立信賴；而要建立信賴的因子，必須要修復軍方和家屬的關係。然而，軍方如果為了要維護「榮譽」而不願表示真相，修復關係就很難。也可能有人擔心說真話會害到同胞，因而良心掙扎。如果在修復式司法程序中能有保密機制，可以讓家屬能夠得到真相和道歉，也能讓家屬不會走得那麼辛苦。
　
#真相不能重現 #家屬負重前行
　
有許多家屬出席這場公聽會，從切身的經驗和感受出發表達看法。
　
2020年4月，發生了黃姓中尉自戕案。黃中尉的姐姐指出，黃中尉的案件遇到手機無法解鎖和監視錄影系統故障等困難，地檢署也作出不起訴處分。軍中調查的資訊不對等，導致沒辦法第一時間保全證據。因此希望有相關機制，不然難以調查真相。而家屬之所以希望成立獨立委員會，是因為軍中封閉獨立的特性。並且，檢察官軍事經驗不足，也相當依賴軍中的調查結果，因此只有熟知軍中文化的調查，才能深入剖析死亡原因。最後，她也質疑軍中死因調查欠缺第三方介入，讓家屬求救無門，並認為目前的體制會合理化軍人在軍中死亡的結果。如果不雙管齊下推動司法和軍中的改革，就會不斷發生同樣的狀況，家屬也得不到真相。
　
2012年發生的陳替代役男死亡案，讓家屬沉痛至今。陳媽媽表示，她想要的是真相，不是要撫卹，因此到現在仍拒領撫恤金，並質疑調查沒能查明相關疑問，以及事後役政署高層沒有積極溝通回應。陳媽媽也表示了對立獨立調查機構的期望。
　
2008年的蔡學良案，讓蔡媽媽投入軍冤行動的行列。蔡媽媽表示，在蔡學良死亡的第一時間，她就列出十項不合理之處，但沒有獲得回應。還有她的堅持努力，蔡英文總統最後指示行政院、國防部進行實彈測試，並推翻原本認為蔡學良是被步槍槍擊的判斷。蔡媽媽進一步認為，只有由家屬參與成立軍冤委員會，協助委員會的相關人員也必須獲得軍冤家屬的認同，才不會被吃案。
　
軍冤家屬丁爸爸表示，當初他的兒子是因為弊案而死，但當立法委員到軍中視察時，軍事檢察官竟然在電梯裡面恐嚇他不要亂講話，不然讓他一塊錢都領不到。丁爸爸同時指出軍中階級和貪汙等諸多問題，並感嘆大眾不知道軍中的黑暗。
　
2020年1月，蘇威宇因為部隊延遲送醫，成為植物人。蘇爸爸表示，在事情發生的時候，家屬都很恐懼，更不知道怎麼面對。他到處尋找方法和真相，也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蘇爸爸並質疑，事發後軍方以偵查不公開等理由，拒絕提供調查資料給家屬，對孩子有利的錄影更只有單張截圖；調查也不確實，每當家屬向上級提出質疑而有壓力，才有簡略的補充報告。從這樣的經驗出發，蘇爸爸認為有軍冤委員會存在的必要。
　
2004年，在陸軍高中服務的連上士因為不堪軍中壓力而燒炭身亡。連爸爸也控訴，連長當時不合理禁假、工作做不完，孩子也和他說等不到回家。並質疑當初軍隊說會進行相關協助，才會簽和解書，但事情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解決。到現在他已經七十幾歲難以工作，卻還要想辦法照顧將近百歲的母親。
　
嘉義縣議員何子凡議員也舉出親戚的故事。40年前，何議員的大伯於金門服役時死亡，軍方只表示是工事意外，阿公阿嬤也未能到金門認屍，只收到送回來的骨灰罈就不了了之。何議員並指出，除了設立常設的獨立委員會，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制度和資源上進行配置，讓第一時間能進行證據保全並釐清爭議。
　
#承諾進行內部改革 #尊重相關制度設計
　
國防部法紀調查處陳代處長表示，國防部近年有進行相關改革，從去年10月1日即試行軍風紀律改革專案，並在今年一月正式施行。有別於過去由單位自行調查，改革案建立了由上級單位調查的三級調查機制。而在死傷案件中，也讓家屬可以親自或指派律師見證調查經過，並根據案情邀請外部專家協助調查。此外，監察委員也對軍中案件非常關切，所以案件結束後都會將卷證資料送給監察院再進行調查。而如果相關制度立法通過，也會配合執行。
　
役政署替代役訓練班張副執行秘書表示，對於役男不幸的事件感同身受，也會尊重設置常設獨立調查機構的機制。張副執行秘書並表示，前任與現任署長曾經到場關懷慰問家屬，役政署也會協助家屬進行後續事宜。事發後，役政署也已加強相關制度設計及訓練，並設置意見反映信箱及專線，希望能及時解決問題，防範事故發生。
　
法務部法制司張科長則表示，涉及案件辦理的建議，會帶回給相關單位參考研究。至於軍冤條例，有待提出具體條文再表示意見。
　
#四年期待落空 #盼有實質進展
　
胡博硯教授、吳景欽教授和蔡媽媽都指出，在2016年洪慈庸委員、顧立雄委員就曾經舉辦過公聽會，也有法案提出，但在立法院的議程上沒有進展。吳教授並表示，陪審團協會在2020年底也開了軍冤委員會常設化的記者會，提出民間版條例草案，希望不要過了四年之後，還是在提出同樣的訴求。
　
#建置獨立調查 #重視民間意見
　
我認為獨立調查的意義，不只是家屬要找到真相，也是國防部要找到人民的信賴。現在的國防部和過去雖然有所不同，但是行政組織和方法更應該與時俱進。例如運安會、災害事故調查會和監所的外部視察小組等外部獨立機制，都可以協助機關避免同時是調查主體和被調查對象的問題，也避免和當事人或家屬發生緊張的關係，更能累積能量和經驗而專業化。而且，從國防部的角度認為不重要的問題，或許外部看來是重要的，如果有專責機構，才能避免盲點而提出改善。
　
最後，我也提醒國防部應該更重視家屬的意見，因為沒有人比家屬更在意這樣的議題。就如同日本福知山線出軌事故，家屬和JR西日本公司合作努力，改變了諸如要求列車準點等造成風險的作為。我也認為，只有藉由各方的努力，一起推動制度改變，才能發現真相，並避免悲劇一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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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黑暴本質就是「顏色革命」　市民勿被煽動參與非法遊行

議事堂

文：龔靜儀

在新冠疫情尚未完全緩和，以及限聚令仍然生效的情況下，民陣莫視香港社會急需先行處理疫情的迫切需要，「一意孤行」地在較早前申請於2020年10月1日在港島舉辦遊行。由於遭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民陣提出上訴，而遊行上訴委員會亦於9月28日晚上將有關上訴申請正式駁回上訴，當天4名委員也一致地裁定遊行會對「公眾安全及秩序」構成嚴重威脅。此外，委員會亦認為民陣提出的防疫措施不可行，故同意維持警方較早前反對遊行之決定。

無疑，根據《基本法》第27條，香港居民可享有「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不過，《基本法》第8條也列明 : 「 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因此，《基本法》第27條所訂明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並不是毫無限制的，香港市民在行使這些自由時，仍要遵守香港原有的法律。《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383章) 第17條清晰地列明了 :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

據悉，代表民陣的大律師黃宇逸曾在委員會上質疑，警方援引限聚令阻止市民遊行，是違反《基本法》保障市民和平遊行集會的權利，質疑要是限聚令是不容許任何遊行舉辦，本身就是一條「違憲」的法例。 從黃大律師以上的論據，可見他有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7條的內容作出過一併審視 ; 另一方面，他也漠視了限聚令之推行，是為了「維持公共衞生」，把部分人口中揚言的所謂「遊行、示威、集會」權利， 完全凌駕於香港社會急需先處理新冠疫情的需要， 其論點嚴重踐踏了絕大部分市民希望疫情早日過去、香港社會可以盡快重啟經濟，及大家得以日早重新正常生活的願望。 黃大律師如此言論， 實在與攬炒派由始至終堅持要「攬炒」全香港，如出一轍 ! 綜觀自回歸至今，香港法院曾經處理涉及《基本法》的多宗案件中，其中多為下級法院裁定法例「違憲」，但最終均被上級法院裁定「無違憲審查權」。事實上，根據《基本法》第158條，《基本法》的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即本港法院並無所謂的「違憲審查權」。 無怪乎不久前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在撰文批評香港司法界諸多弊端時，也正確地指出了部分律師及法官之公然「巔倒《基本法》」。

2020年10月1日是中國國慶，正值是年的中秋節， 本來是香港社會一個雙喜臨門、喜氣洋洋的日子。 近日疫情稍為緩和， 正當廣大香港市民以為可以安心享受一個和諧節日之際， 突然又傳來民陣計劃在10月1日舉辦遊行申請之「噩夢」; 至民陣的遊行申請先後被警方及上訴委員會否決後， 卻有網民發起當天舉行六區集會， 以反對國安法、反對健康碼、聲援12逃犯等作政治訴求 ; 其後，更有激進暴力分子發起「月夕行動」，聲言重啓「黑暴運動」，呼籲支持者在各區堵路、縱火及破壞「藍店」、攻擊警署，甚至慫恿同路人非法購買槍械等。此等言論，正是赤裸裸地「公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 至於攻擊執法機構和警員的恐怖行為，更絕對是對《香港國安法》及本地法律的公然挑釁。

不少普羅市民歡度節日的雅興， 頓時被那一小撮自私自利的黃絲分子，粉碎至蕩然無存。 那班堅持在今時今日仍然在香港搞事的黃絲分子， 明顯地未明白及接受《香港國安法》已經「利劍高懸」， 中央及特區政府絕不容許亂港分子繼續肆意妄為。而香港警方亦已部署大量警力嚴陣以待。正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於9月30日舉行的「香江賀國慶 中秋喜團圓」 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周年大會致辭時所言， 國家的日益強大，使香港免於墮入「顏色革命」的深淵，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國安法》，讓香港結束了「港獨猖狂」、「黑暴肆虐」的動蕩局面，迎來了「由亂轉治」的重大轉折 。

駱惠寧主任「一針見血」地道出， 「黑暴運動」的本質，就是「顏色革命」。 要是由外國及境外勢力在幕後操控和推動的「顏色革命」在香港推行成功， 並在香港成功地扶植了一個「親美政權」， 屆時唯一的受益者只會是美國， 香港也只會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中， 及只會步烏克蘭的戰火連年、 經濟衰退、滿目瘡痍。 如此一來，「東方之珠」最終會淪為「亞洲子宮」。今時今日， 仍然打算繼續「攬炒」香港的人士， 理應停下來，細心想一想，大家真正熱愛香港， 為何還要「執迷不悟」地去破壞、「攬炒」香港 ?

就黑暴在網上號召於10月1日發起之「月夕行動」，警方已迅速地於9月28及29日採取行動，先後拘捕3名男子，他們均為社交通訊軟件平台的成員，涉嫌煽動他人參非法集會及縱火等。據悉，3人曾在今年8至9月期間，在網上發表煽動他人作不法行為的言論或信息。 是次拘捕足證香港警察的嚴謹及果斷執法 ; 任何人士之以身示法，最終結果，必定是法網難逃 。 另一方面， 近日在不少案件中，上訴法庭都對下級法庭輕判黑暴的案件，予以撥亂反正， 將刑罰提升至合理水平， 例如獲裁判官水佳麗輕判18個月感化之15歲在街頭投擲汽油彈的「優秀嘅細路」， 高等法院上訴庭批准律政司的上訴，並將該名被告改判入勞教中心。 而3名男子早前就2019年7月沙田新城市廣場反修例示威，承認暴動罪，案件於2020年9月24日在區域法院法官胡雅文席前進行判刑，案發時16歲的中學生被判監3年4個月，24歲被告及51歲被告則分別被判囚4年。胡官在判刑期間正確地指出「3名被告並非各自犯案，暴動罪嚴重在於他們一同犯案，共同支持行為，每人的罪責是一樣，強調判刑要具懲罰性及阻嚇性，被告的背景及一時衝動下犯案的因素，法庭考慮份量並不重」。

始終，任何情況下參與暴動， 均有機會需負付上極沉重的法律責任， 且要留下「案底」，抱憾終生 ; 負面影響之大，決非如攬炒派立法會議員所言般去「開展一個更精彩的人生」。所有打算未來參與黑暴活動的人士，敬請「三思」， 謹記「後果自付」，應當機立斷地「回頭是岸」。

作者為執業大律師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責編：Whon
編輯：Drain

【時間到了就等於沒犯罪？】

桃園縣縣長劉邦友 1996 年遭人槍殺，到了 2016 年傳出追訴期快將屆滿，也在那個時候引發許多人討論，追訴期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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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到了就沒事了？

其實追訴期的正式名稱叫做「追訴權時效」，是指在經過一段時間過後，國家不得追訴特定犯罪。

根據《刑法》第 80 條規定，不同犯罪類型有不同的追訴權時效，比如你犯的罪最重本刑是一年未滿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那追訴時效就是 5 年。

如果超過 5 年檢察官沒有起訴，那麼就算之後證據確鑿，檢察官只能做不起訴處分，就算起訴了，法院也只能判決免訴。

那為什麼需要追訴權時效這種規定呢？犯了罪不是就應該接受處罰嗎？

這個問題學說上有許多說法，我們不一一列出來，只以法務部的說法舉例。針對江國慶案涉案軍官，檢察官因為過了追訴期而不起訴時，法務部曾經說明過這個規定存在的理由，我們就來看看：

「這種制度的立法理由，係尊重因時間經過之事實狀態，如果相隔過久，證據早已滅失，導致蒐證困難，刑罰之目的難以達成，反因時間無限延伸而生法律關係之不確定。」

簡單來說，時間過得越久，證據越可能找不到或不能用，這樣會很難確定到底是誰犯罪，而且如果讓司法機關無限期的追訴，那麼法律關係就會一直處在不確定的狀態。

更何況司法資源有限，總不能所有案件都要做到底，畢竟也是要有人辦新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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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證據滅失的論點，或許是過去的證據蒐集技術，跟保存證據的能力比較不好，所以證據可能隨著時間而滅失。但隨著技術進步，這個問題也可能獲得解決。而且也有學者認為，就算證據會滅失，法官也可以直接作出無罪判決，「追訴期」並不是最好的方法。

不論正反意見如何，法律仍然需要面對現實的考量，因為劉邦友案、彭婉如案等著名懸案，在 2016 年時媒體都傳出追訴期將屆滿，所以許多立委提案修法，希望將追訴期規定放寬。

歷經 3 年時間，在 2019 年 5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第 80 條的修正案，犯下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追訴權時效是 30 年，但若發生死亡結果，可以無限期追訴。

除此之外立法院也一併把《刑法施行法》修正，讓修法之前還沒到期的案件通通適用上述的「無限期追訴」但書。

回到劉邦友案，其實在 2016 年媒體報導追訴期屆滿後，桃園地檢署發出新聞稿回應，所謂「追訴權時效消滅」是指追訴機關不在法定期間內追訴的情形，然而地檢署這 20 年間仍持續偵辦劉案，因此本案並沒有「追訴權時效消滅」的問題。

那你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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