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這篇文章，詳述了當年研究過程，以及遭受到珍愛藻礁團體攻擊的過程，以及他們不尊重科學數據，只是要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黃俊翰／實際參與過藻礁研究案的真心話
https://udn.com/umedia/story/12755/5304647

我在2012～2013年參與過桃園縣政府藻礁委託案的調查工作，當時桃園縣政府正在研擬桃園沿海藻礁該如何劃設保護（留）區，必須透過具體數據，來作為劃設依據。而這個案子就是從一個完整年度（四季）的整合研究案，全面檢視桃園沿海的藻礁生態、海岸模式分析、水文模擬、水質分析、甚至在地人文需求，來提出完整的相關數據。

#這本是一個科學及綜合評估的問題
當時珍愛藻礁團體主張使用文資法的「自然保留區」，但因為當地仍有傳統漁業活動，而且文資法的管制相當沒有彈性（當時濕地法尚未實行），不一定適用生態變動幅度大的沿海及水域環境 *註1，所以研究工作團隊提出使用 動保法 劃設「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建議，並做兩者法規的分析比較，最後獲得縣政府採用，並在2014年7月公告「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
但這個結果不符合珍愛藻礁團體的期待，認為我們搶走他們辛苦多年來的成果、搶走話語權，也因此開啟了他們言語暴力攻擊的無限循環。

敬悼曾文賓教授，兼談台灣砷中毒研究對全球衛生的貢獻

曾經獲頒「醫療奉獻獎」的花蓮慈濟醫院榮譽院長曾文賓教授，前晚安逝家中，享嵩壽98歲。他是台灣烏腳病研究的先行者，也是一位「教學、研究、服務三卓越」的內科教授。我曾經向他請益過烏腳病與皮膚砷癌的研究，他的仁心仁術、誨人不倦令我景仰欽佩，他是享有「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的學者！

烏腳病(圖1)是盛行在台灣西南沿海的北門、布袋、學甲、義竹等鄉鎮的地方病。烏腳病一開始並沒有明顯症狀，只有手腳末端會因血液循環不良，感到麻痺、發冷及發紺等症狀，受到壓迫就會產生刺痛感，有時亦會有間歇性跛行。病情進一步惡化，會產生劇烈疼痛，讓活人生不如死，常會痛到顏面變形、身體扭曲。此時症狀為腳趾發黑、潰爛、發炎，甚至變成壞疽再自然脫落。症狀更嚴重者，腳部可能完全壞死，只能以手術切除。

該地區早從1920年起，就有零星的烏腳病病例發生，被稱為「自發性脫疽症」，當時患者不多而未引起注意。直到1954年才由高聰明、高上榮兩位學者，以「特發性脫疽」發表於《台灣醫學會雜誌》。1956年臺南縣安定鄉復榮村傳出神秘怪病，當時全村553人，有490人出現皮膚色素沉著症、掌蹠角化症，才引起衛生單位注意。當時就把復榮村村民，集體遷至3公里外新建的大同村。

1960年，基督教芥菜種會創辦人孫理蓮，在台南縣北門鄉設立免費診所，又稱「憐憫之門」，治療烏腳病患者。免費診所最初設在王金河醫師診所，由王金河出力，孫理蓮出錢。埔里基督教醫院的謝緯醫師，每週從埔里來為病患免費動手術。他們還教導截肢患者編織草蓆、竹簍，讓他們有獨立謀生的能力。孫理蓮、王金河及謝緯免費醫治病患近25年，被稱為早期烏腳病醫療的「鐵三角」，謝緯和王金河也獲得醫療奉獻獎，表彰他們的仁心仁術、視病如親。

不過，他們三人無法確定烏腳病的病因，對於烏腳病的預防束手無策！於是邀請台大研究團隊(圖2)前去調查。烏腳病盛行鄉鎮靠近海岸，淺井水質過鹹不適飲用，當地居民引進挖掘深井的方法，以粗徑竹筒連接打入地下100~200公尺，汲取低鹽分的深層地河水飲用。陳拱北和吳新英教授調查發現，只用深井的村里，烏腳病盛行率最高；併用深井和淺井的村里，盛行率較低；只用淺井或地面水的村里，並沒有任何烏腳病例發生！

國防醫學院的戚以徵教授和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的Blackwell教授調查353名烏腳病病例和353名健康對照，發現在過去15年間，100%烏腳病病例都使用過深井水，健康對照只有66%使用過深井水。我的研究團隊，比較241名烏腳病病例和759名健康對照的飲用深井水年數，發現飲用深井水年數越長，罹患烏腳病的風險越高。

陳拱北和吳新英教授進一步發現，深井水砷含量的中位數值是0.78 ppm；淺井水砷含量的中位數值是0.04 ppm。曾文賓教授在烏腳病盛行地區，調查了37村里的40,421居民的烏腳病及皮膚癌盛行率，發現飲用水含砷量越高，罹患烏腳病(圖3)與皮膚癌(圖4)的風險也越高。美國環保署引用曾文賓教授的研究數據，修定飲用水的砷含量標準為50 ppb。

從1985年起，我的研究團隊發表慢性砷中毒引起的各種疾病的系列研究，發現慢性砷中毒會引起肺癌、腎癌、膀胱癌、前列腺癌、肝癌等內臟癌，缺血性心臟病、腦梗塞、高血壓、微循環障礙、頸動脈粥狀硬化、小血管疾病、勃起不全等循環疾病，白內障、眼翳等眼科疾病，以及糖尿病、行為發展遲滯、和周圍神經病變等。這些疾病的風險，都和飲水砷濃度、累積砷暴露量，呈現劑量效應關係，砷暴露量越高，發病風險越高！由於台灣砷中毒引起內臟癌的研究數據最完善，美國環保署再次引用台灣數據，進行健康風險評估和成本效益分析，重新訂定飲用水砷含量標準，由原本的50 ppb 降為10 ppb。

張之洞的學問怎不如福澤諭吉管用｜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作者：程萬軍

晚清中國，在學問上聲望最高的官員，既不是科舉落榜生袁世凱，也不是一生沒留下一本像樣著述的李鴻章，而是準狀元郎、官至總督的清流領袖張之洞。

政見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進。品性上，清廉自律。學問上，著述頗豐。在很多讀書人心目中，是官學雙豐、時代大師級人物。

就政治派別而言，張之洞總體屬於晚清洋務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務比李鴻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論水平也高於李鴻章。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多干吏，理論不成體系，而洋務派中唯一像模像樣的文字東西，是張之洞作品《勸學篇》。

《勸學篇》主要寫了什麼？其中心思想可用書中一語概括——「中體西用」。何謂「中體西用」？張之洞在《勸學篇》闡述得比較清楚，即：在中國傳統政體政教不變的情況下，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實現強國。

具體說來，什麼是「中體」？那就是帝制儒教。堅持中國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堅持傳統國家核心價值觀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則主要指歐美「火器」，堅船利炮，先進的軍事裝備。

張之洞的《勸學篇》，為他在國內圈了大量的粉絲。其中不乏一些學術達人。比如，張之洞帳下有個幕僚名喚辜鴻銘，是個翻譯家，精通多門外語，號稱學貫中西，但卻是「中體」的堅定維護者。後來清廷被推翻後，他堅持不剪辮，以「小辮學者」著稱。

辜鴻銘喜歡辯論，可謂張之洞手下的「首席辯士」。作為能言善辯的「文化怪傑」、香帥的擁躉，辜鴻銘不遺餘力地為「中體西用」之「洞見」鼓吹，留下了不少辯論「佳話」，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訪清國，南下拜會張之洞，香帥令辜鴻銘隨同出席，並令辜將他的成就——儒教經典教材《論語》英譯本送給伊藤博文。張之洞和辜鴻銘本以為，收到此禮的日本客人會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卻對辜鴻銘一通搶白：

「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並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言以對。

這段舌戰辜鴻銘引以為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縱橫天下，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佔據了上風。但從本質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卻是明顯的詭辯。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混為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並論?如果說孔子的理論是永恆的，那麼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該長盛不衰才是，怎麼被放棄儒教的蕞爾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張之洞、辜鴻銘的「學問」到底管不管用，歷史早已給出答案。

甲午戰爭爆發前，身為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對大清戰勝日本非常樂觀，「小日本、窮日本」是他的日本觀。為此，他曾向急於求戰的光緒皇帝提出不戰而勝之計：「只要我們召回公使禁止對日貿易，這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就會陷入窮境。用不了一年，他們就會不戰自亂。所以我們強化海禁就夠了。」

事後證明，張之洞之計，就是個笑話。

有人評價張之洞是個巧宦，勸學也不過是投機、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來，張之洞的勸學更像東施效顰。因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學者出版了同名書作《勸學篇》，二人「撞書」了。

不過，卻不存在抄襲問題，而只是暴露水平問題。因為日本的這本勸學，不僅對東方國家學西方之本釐清，而且還把東方「人的近代化」說得通透。

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現行日本最高面值紙幣：一萬日元上的老人頭——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比張之洞大兩歲。出身士族。與張之洞不同，福澤諭吉雖是一位士人，卻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沒任什麼官職，但這卻成為露臉的事。因為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獨立。

福澤諭吉的初學是漢學。他的父親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漢學家。福澤諭吉出生時，父親剛剛得到了一部名為《上諭條例》的漢籍，於是給他起名「諭吉」。福澤諭吉家學淵源，少年時除了《史記》《漢書》《戰國策》之外，曾經讀過十一遍《左傳》。但最終他對漢學卻「恩將仇報」。自青年時代開始學習「蘭學」起，他就對漢學產生了疑慮，尤其25歲時遊歷歐美之後，就成為徹底的西學者。

1885年，五十歲的福澤先於張之洞十年，發表了著名的《勸學篇》，見識之深刻後者望塵莫及。

比如對民權的認識，張之洞認為萬萬使不得：「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而福澤諭吉則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來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沒有上下之別的。就這些人的基本權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區別的。所謂基本權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維護其財產和珍視名譽。」

還有對做官的態度，張之洞以為是青雲之志，而福澤諭吉則認為，要緊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個人獨立：「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這是福澤諭吉《勸學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國人以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福澤發表《勸學篇》時的日本雖處維新之中，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願做官，就是要給年輕人打個樣，「做獨立的榜樣」。

福澤諭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猶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他認定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於強民，而強民的標誌，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

福澤諭吉把東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歸結為孔子儒教的遺害。所謂「青雲之志」就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輕人能從這種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顯然，福澤諭吉對傳統儒教是持排斥態度的。他稱儒學系東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脫離實際的學問」。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像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拋棄漢學與儒教傳統，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說，「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實用知識就是洋學，即西方科學。他大力提倡學習的西洋科學，與張之洞不同，其科學含義並不侷限於科技，而是涵蓋社會科學，相比數理化，福澤對法學、社會學等西學更為推崇。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受他影響，明治政府維新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誌性口號。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幹。這個「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層建築方方面面。

堅決不做官、做獨立榜樣的福澤諭吉將著書辦學辦報視為自己三大事業。如今有著「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的日本慶應大學，就是他在1858年時創辦。現在日本發行量很大的報紙《產經新聞》，也是由他在1882年創辦的《時事新報》合併而來的。

福澤諭吉的辦學宗旨是「獨立」。慶應大學的校訓是「獨立自尊、筆比劍強」。

他的辦報方針依然是「獨立」。「獨立不羈、不偏不倚」是《時事新報》公佈於眾的辦報精神。福澤諭吉說：「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為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為敵人而排斥之。」

日本維新時代，教育家、報人福澤諭吉發揮了點石成金作用，用他的書、學校和報紙，催生了一批「近飛日本」的青年精英。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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