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過勞，山也過勞」
－－高山環境退化，搜救人員過勞：向山致敬一周年檢討記者會
　
去年的今天，行政院長蘇貞昌宣布「向山致敬」政策，全面開放台灣美麗的山林，未來，除了國安因素及生態保護區域外，政府不應再以危險為由，禁止或限制人民進入山林，國人能夠自由親近山岳環境，不再需要「爬黑山」。
　
同時，行政院提出「開放山林」、「資訊透明」、「便民服務」、「教育普及」等五大政策主軸，強調未來將簡化入山管理及申請、並提供更完善的山屋營地、步道、指示及山區通訊系統，推廣各級學校山野、戶外教育，並呼籲登山者也要為自己的安全負責。
　
身為一個山友，站在空間解嚴，親近山林的角度，我們肯定開放山林的政策方向。然而，政策上路一年後，許多問題逐漸浮現。
　
今天上午，我與廖子齊 新竹市議員很榮幸能夠邀請到
雪羊視界 Vision of a Snow ram的黃鈺翔、登山補給站負責人蔡及文、山谷登山會發起人蔡日興，討論高山環境退化與搜救人員疲於奔命的現況，一起來探究解決方法。
　
#搜索業務應朝專業組織化發展
　
首先，學生時代就是山社一份子，到目前還繼續爬山的廖子齊指出，開放山林加上疫情無法出國，造成登山人數的大量成長，同時推升了山難救援的數字，讓本來就相當吃緊的搜救人力，更加過勞與疲憊。
　
目前，山難搜救機制以消防單位為主力，其他單位雖然也會出人支援搜救行動，但消防員還是負擔最重，同時消防員還要負擔其他勤務業務，結果就是讓消防員疲憊不堪、過勞加劇。
　
為什麼會讓消防單位疲於般命？原因在於，山域中「搜索」落難者的位置，和已知位置後投入「救援」，兩種任務性質和所需技能略有不的，但現況下，消防員兩件事情都要做。
　　
為減輕消防人力負擔，以及加強台灣山岳救難搜索的專業能量，政府應思考，未來將兩者由不同的組織負責並合作。消防員仍負擔投入人力救援的工作，山域搜索的專業累積，應逐漸改由其他組織承擔。目前，民間已有組織及專業人士參與搜救行動，未來或可考慮以行政法人或民間單位等適合的組織形式發展。
　
山谷登山會發起人蔡日興進一步解釋，在山上根據受難者可能的移動蹤跡，判斷去哪裡找人的「搜索」，和能使用搬運吊掛，安撫及給予第一時間的施藥急救的「救援」，其實是需要不同的技能及知識的。能夠執行搜索的工作，最基本應該具備登山探勘的能力，若再加上蹤跡觀察與分析，符合資格的專業人士恐怕不多。
　
他認同長遠來說應該將搜索獨立出來減輕消防負擔，但人才的培訓應是當下的第一要務，目前可以考慮將消防單位執行搜索工作的參與時間，明訂在地方自治條例中，減輕其工作負擔。
　
#維護山野環境總量管制立法
　
疲累的不只是搜救人員，更是我們的山野環境。
　
許多知名的高山景點，例如嘉明湖戒茂斯、阿里山眠月線鐵路、水漾森林等地，在網路美照的宣傳推波助瀾下，吸引大批登山客造訪。
　
原就十分脆弱的環境與生態，容受力有限，有些地方可能行走人次多一點，就會讓路徑侵蝕裸露的程度增加，短期不易恢復。
　
同時，登山客遺留的廚餘、排遺、衛生紙等生質類垃圾，在高山上低溫環境下，腐化分解的速度遠比平地的環境要慢，造成環境髒亂。而遺留的廚餘，更可能會影響山上動植物的食性與習性，對高山生態系造成負面影響。
　
我認為，未來應以統計資料與科學證據，根據山域的環境容受力上限，設定登山客總量管制機制。
　
目前的登山路線及景點，雖然在國家公園區域內，尚可依「國家公園法」依法裁罰與管理，但仍有為數不少的熱點不在國家公園內，而是在林務局及其他單位管轄的國有林與公有林。目前的法律，並沒有授權讓主管機關能夠積極地實施總量管制與裁罰，行政院應該積極研擬相關機制與修法。
　
雪羊則補充，開放山林至今的所有亂象，可以說都源自於「人數超載」。以眠月線、水漾森林、加羅湖、奇萊南華、戒茂斯、小溪營地而言，本屬開放或默許的區域，加上社群媒體與商業團大肆廣告行銷，吸引眾多人潮前往。卻因本來沒有總量管制、環境維護人力，而使遊憩品質日漸低落。
　
反觀，熱門依舊的玉山，卻因為有總量管制的庇護，而未因登山狂潮受到影響，仍維持著既往的遊憩品質與環境，說明了總量管制的必要。
　
除了納入總量管制，同時政府要給山域管理單位更多預算和人力，讓熱門地點能加派人力駐紮管理。
　
#登山商業團納管遏止成本外部化
　
這些超載的旅客，許多是由名義上「個人自主揪團」，實際上已發展成「類旅行社帶團」的團體帶上山的。這些登山團收取費用，專業領隊、嚮導一應具全，還有幫忙揹登山裝備甚至提供煮食服務的協作者(或稱揹工、挑夫)。
　
我認為，朝商業團並非壞事，但如果營運形態既已接近旅行社，就應該以法律納管以保障團客登山安全及權益。同時，為防止商業團為求利益去剝削協作者、長期佔用特定景點營地或山屋位置，排擠個體戶使用權益等成本外部化效應，登山商業團模式應逐步納管，以保障消費者權益及永續登山環境。
　
#深化山野戶外教育強化風險意識
　
山上的行為，反映的是山下的教育和素養。然而，目前學校和社會教育推廣的山野、戶外教育，仍然相當有限。
　
登山補給站負責人蔡及文表示，開放山林後，政府能盡量做到登山環境友善，但登山者自己要負責很大部分的登山安全。這是登山自律的精神，也是登山者應有的公約。
　
要做到自律，就必須準備好自己，就是要從登山教育的面向去培養。他認為，政府在登山教育上能夠精進的地方包括：管理單位應可更明確揭露步道風險程度及個人應做的準備；建立登山教育專業人才的培訓機制及人才庫；國中小的戶外教育，也要更重視「風險管理」的課程；輔導各登山協會或商業登山公司辦理登山安全訓練；救難單位也要教育民眾如何正確使用搜救資源。
　
廖子齊舉例，以新竹市而言，2019年全市僅7所學校提案。部份學校在推動過程中，缺乏正確的登山觀念與專業支持，規劃出來的活動可能無益於學生正確認識山林，甚至在登山活動中會有危險。
　
她曾聽說，有小孩子明明已經有疑似高山症症狀，卻仍在老師同儕家長的鼓勵下堅持登頂，這樣的行為卻被當作正面教育範例，不但不適當，還很危險。應該讓教育部與林務局共同合作，由林管處熟悉在地山區的專業人士，協助學校規劃活動及設計教案，推廣更適切的山野教育。
　
這個記者會，只是個起點。我們會繼續邀集相關部會，從搜救、生踏、管理、教育等面向，解決「人也過勞、山也過勞」的困境。謝謝今天來到現場的登山界朋友。

記者不止報導

「大家已經愈來愈不需要傳媒，不管是紙媒或者是數位化，對於那種傳統有記者、有編輯，專業團隊形態的傳媒，愈來愈不需要。」台灣聯合報udn.com總經理李彥甫一針見血。所有大型紙本媒體在網絡年代都備受衝擊，聯合報也全力發展數碼資訊，然而更大是定位問題：「傳媒現在做的事，並不符合社會期望。」
他相信媒體不單是資訊守門人、問題觀察者、更可以是「議題領航員」，甚至「改變行動家」。二零一一年聯合報系開始策劃「願景工程」，記者有新角色，像採訪中心副主任梁玉芳就多了一個身份PM(project Manager)。
梁玉芳要管理的項目是「小心，歧視！」，除了報導台灣的單身歧視、肥胖歧視、族群歧視、性傾向、老年歧視等，比較英國美國的情況，還前往加拿大採訪當地反歧視團體。「通常記者報導了就完成任務，台灣人說『打了就跑』，新聞往往只有一天時效，印在報紙、登在網上，都很快消失，政府只要撐過這風頭就可當沒事。」梁玉芳接著舉辦論壇，就不同歧視議題展開討論；邀請兩位小學教師編寫反對歧視的教案，免費上載到網絡；聯絡性別教育協會的教師會員，加強學校教育……
「我們要解決的是社會結構或政策的問題，並不只是針對個案。」梁玉芳認為刊登可憐個案再讓讀者捐款並不足夠，媒體提出問題，也可以提出答案，並且能夠促成社會各部門一起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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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香港一場農業論壇遇到梁玉芳，她下一個項目是「食物革命」，興致勃勃送我一本橙色小書，裡面有三年來十八個「願景工程」個案，出訪多達二十三個國家。我翻著很好奇，記者要成為「改變行動家」，似乎超出香港一般對媒體的理解，如何評量報導成效？會是報館的額外收入嗎？上周剛好到台灣出席國際會議，就去她報館採訪。
總經理李彥甫坦言聯合報一直思索轉型，集團由王氏家族擁有，最後也是由王家拍版：「老闆找了幾個朋友訪談，都說希望透過傳媒令社會改變，剛好我們幾個主管也有一樣的想法。」
依然是報館慣常的由上而下：期望記者改變社會的「願景工程」，背後的「願景工作室」由最高層統領，社長擔任執行長，委員包括總編輯、主筆、總經理、副主任等十二位，每年舉行策略會議擬定專題，每月討論。
記者可以提案，但不是所有都能選上。「被選上是成就，同事會較勁。」梁玉芳也有份挑選記者，通常是已有幾年媒體經驗，可以策劃安排整個項目，文筆不錯，有能力到海外採訪。
無論香港或台灣記者，大部份都在考慮轉行，「願景工程」似乎可以是留下的動力。李彥甫說：「有些記者覺得每天去寫八卦或者官方新聞稿，不是自己想做的，薪水已經比其他行業少，總得有點社會理想。」「把記者變狗仔，我們也跑得沒人家快，那不是死路一條？」梁玉芳也說一些政治記者特別想做「願景工程」，不是天天報導「口水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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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項目的採訪時間可長達三、四個月，希望繼續跟進兩、三年，期間由同組記者分擔原有採訪工作，一星期約有三天做項目，兩天替同事班，兩天放假。換言之沒被選上的記者，工作量會增加，三年來集團約六百位員工，有兩成不同程度地參與「願景」。
選題目標是能夠產生正向改變，以文字照片影音網路動畫等多媒體報導，成效評量包括：是否達到原定的改變？社會正面回響？能否持續追踪報導？循環產生新議題？
這是「願景工程」其中一個看到成果的專題「公路正義」:
2011年台灣有2117人因車禍死亡，當中約一成是行人，車禍原因第一是醉酒駕駛，第二是未有依規定禮讓。報館記者於是出訪車禍死亡率極低的荷蘭、新加坡、日本，並且採訪台灣車禍罹難者家屬、專家學者，最後提出三個具體建議：教育、工程、執法。而在同一天，報館二十三份地區報紙一起報導當區的交通黑點，交通部馬上回應，一些運輸公司亦主動再培訓司機。
2012年台灣車禍死亡人數1959，2013年1838人，醉駕死亡人數創十二年新低，期間立法院修法提高司機醉駕和肇逃的刑罰。

總經理李彥甫指出「願景工程」三大好處：「對社會帶來好改變，盡傳媒責任，對內部員工帶來改造，有成就感；而集團最大得益，是商譽。」他很坦白，「願景」沒有聘用額外人手，出差辦活動等一年四五個項目開支僅僅二千萬台幣（約五百萬港元），把這筆錢拿去打任何廣告都得不到這樣的品牌效果。
這些好處，都直接與銷售和收入無關。「我從數字上看不出關係，報紙讀者數字在跌，紙媒再努力也沒用。」他也強調「願景」不會收取費用，縱使與政府或機構的目標一致：「我們有些報導是有收入的，可是『願景』反過來會出錢，例如報導的社會企業，報館幫忙宣傳辦活動。」有企業看中「願景」的形象希望贊助，但集團拒絕。
「不是我們清高不要錢，我們只是不在這一塊賺錢。」他解釋聯合報集團還有教育、網購等生意，不用太擔心報館賠本。
正向報導，社會叫好，記者有動力，老闆有臉子，但不可能所有新聞都是「好人好事」吧？「報館還是有其他記者負責『爆料』，監察政府也是本份。一間報社有不同的記者才多元化。」李彥甫補充。
也許就像「願景工程」一方面落力策劃「為青年尋路」，「讓青年開路」等令青年人充權的專題項目，但報章也曾以全版篇幅批評社運學生陳為陳為廷「沒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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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對記者來說，報館期待報導有影響力，總好過把資源徵求讀者爆料；報導目標是帶來社會改變，也遠勝增加刊物銷售或者廣告收入。梁玉芳就顯得幹勁十足，近年我很少遇記者對工作這樣有期望。
梁玉芳說「願景工程」踏入第四年，希望發展成「願景合作社」，結合民間團體辦活動和媒體的宣傳能力。「 比如說，我們正關切的城市農園、學校營養午餐、食農教育，台灣有好多團體已做出許多成果。我們就會思考作為有報紙/網路/電視/行動載具平台的媒體，可以做什麼讓議題往前推一步？」
她同意這是一些傳統記者不會去碰的「外務」，但這些「外務」是與報導一脈相合。
她相信記者是時候站出來，拉著其他單位一起爭取共同的理念和主張：「我們不再是傳統定義中的『純』記者，而是想讓台灣更好的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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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我當記者, 其中一個關鍵的轉變 是2000年採訪台灣教育改革
去台灣訪問多間新理念學校, 回來採訪香港新的辦學團體, 除了連續寫了五期<明報周刊>封面故事, 報館出書, 辦講座.... 記者不是寫完就算, 可以追住議題, 繼續報導, 甚至一起行動帶來改變.
剩食, 農耕, 綠色生活... 到近年的生死教育, 人口老化, 未來我會有更多行動.(今日23/5下午三點在goodlab會分享~)
坦白說，不知道能走多遠，但這是我的方向
謝謝大家一直支持！

原刊:
蘋果日報
上篇
http://hk.apple.supplement.nextmedia.com/…/20150516/19587259
下篇
http://hk.apple.supplement.nextmedia.com/…/20150523/19933467

聯合報[願景工程]
http://vision.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