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以為孩子們就不懂事，那些不願意瞭解和思考政治議題的大人，可沒資格剝奪孩子學習成為一個公民的機會。

「事發當時，的確有些人質疑組織使用兒童的適當性，連SCLC組織成員Wyatt T. Walker黑人牧師一開始也反對，後來他轉成支持的說法「黑人孩子，在獄中五天，會比在隔離學校上五個月，獲得更好的教育」很具說服力，加上美國社會尚有自知之名，知道若想質疑孩子參與抗議的適當與否，得先面對公權使用不當暴力的事實譴責，因而使得那些微詞相對的晦暗。」

【Children’s Crusade-- 那一年兒童上街頭改變了美國】

近日，親子共學團成員帶孩子上街反核一事，讓大家討論兒童究竟是不具公民效力、該被保護（禁聲禁看）、排除在街頭外的個體？還是可以在事件內跟著大人觀察、學習與發聲的主體？我個人其實很高興我們有了具體事件讓我們有機會進入這些層次去討論。

當我聽到王委員的發言，出口動機不是因為兒童暴露在公民抗議場域遭受不當執行的公權力（被警察用語言挑釁與水柱威脅）對待而譴責警察，反倒先譴責共學父母拿孩子來當人肉盾牌，並以「利用兒少」威嚇其行違法時，她訴諸自己作為聲援兒童安全的正直性已薄弱。而當鄉民拿出多年前，她如何形塑同是在公民抗議場合裡的兒童所說的話，前後一對比，可議之心更顯露。

簡單說，如果在核能爭端這件事上，她曾因政府與黨團多次「違法」、戕害民意的行為先站出來譴責，或者她有勇氣先以「國際人權組織的標準」譴責明顯因執行過當的公權力危及在場婦幼安全時，那我願意尊敬她作為一個兒童工作者身份發言的用心。但如果，她那些兒少法的字詞，只因她個人立場，依情勢受她隨意取景「微調」解釋的話，那麼，我不免懷疑：到底是誰在利用兒少？

「兒童」一詞，是不是僅被「大人」拿來當成政治權力買賣的籌碼，或是政治秀場上的配角而已，眼前這些線索皆可供公民思索、論述，並繼續監督。

關於兒童上街頭，我要來講個真實的故事，或許有助我們思考其中爭議，如孩子在公民事件中的角色，究竟只是被動被大人形塑、利用？還是能主動觀察、創造？

<回到1963那一年….>

不少人知道，1960年代，美國的馬丁．路德．金恩在非裔美人的民權爭取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促成黑人要回民權的關鍵人物，但那些年還有許多重大事件促成後來的成果與他的聲望，大眾多沒機會瞭解，例如1963年一場在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罕大城市所發生的，後來名為「兒童聖戰」Children’s Crusade的大遊行。

1963年四月，金恩與SCLC民權組織在種族歧視最嚴重的伯明罕發起示威抗議，第一波行動有數千非裔美人上街示威，許多人被逮捕，包括金恩本人（該次是他第13次被捕）。16日，他在監牢裡寫了一篇名為＜從伯明罕監獄寫的信＞的文章，公開呼籲人民，對於政府不公的律法，每個人都有道德責任進行非暴力的公民抵抗運動。

當時，獄外的夥伴仍想辦法如何繼續進行訴求，其中James Bevel想到一個辦法，他跟夥伴計畫號召國小與國中的孩子參與遊行訴求，他們先到學校辦了一些工作坊，跟學生們說明「非暴力抗爭」的策略及理想所在，再招募自願參與的孩子。

因為這個機會，許多用慣了破舊東西的年幼黑人小孩，才明白原來白人學生用的都是新書、新足球；才知道長大後的他們，即將面對許多因隔離政策帶來的羞辱與歧視，例如廁所、公車要做黑白區隔，黑人不能在市中心工作或被店家服務等。年紀大一點的少年，已提早感受這份社會不公，從工作坊中明白他們有憲法保障的應得人權。不少他們的師長，已受夠了種種規範帶來的惡意歧視，也從旁支持遊行計畫。

五月二日活動當天，超過千名未成年的兒童與少年，離開學校，湧現在伯明罕市街頭。其中一間高中，有教職人員關起大門防止孩子上街，但學生們還是爬牆出去到指定的教堂集合。孩子們約五十人一組成群出發，前往市中心前進，口中唱著<我們會得勝>We Shall Overcome這首歌。

他們遊行的目的地，是伯明罕市長辦公室，孩子要向市長陳情，他們反對居住城市實施的隔離政策。

孩子們很和平的表達訴求，但他們並沒有受到和平對待。第一天，就有好幾百個孩子被警察逮捕入獄，最小年齡有六到八歲的幼童。這些唱歌走路的孩子，並沒有因此害怕，因為他們早有心理準備。

伯明罕市立監獄，立刻湧進數量遠超過監獄可容納的「犯人」，他們不哭鬧，還彼此哼歌打氣。

當時負責警力佈署的是伯明罕公安部長Bull Connor，他早已因強勢執行隔離歧視政策而惡名昭彰。因為監獄已超載，隔天Connor更是下令警察，直接用消防車的水管、警棍與警犬，對付遊行的孩子。

五月三日，市區街頭又出現了上千個孩子集結，他們隨著步伐，高喊口號：
「我們行走，為了自由。Walk, Walk, Walk, Freedom, Freedom, Freedom」。

但消防車的強力水柱，不讓他們行走，不給他們自由。孩子們的衣服被高壓水柱給撕破，女孩們被水柱直接推上了汽車車頂。他們一團團縮在街頭角落，但警察仍不放手，上頭命令他們要把孩子往前推扯，讓他們看警犬凶狠惡鬥的模樣，要孩子們心生恐懼。

不少孩子的確被警察的舉動嚇到了。而這些鏡頭，隔天上了美國各大報頭條。

儘管，孩子們沒料到政府會用水注、警棍與警犬對待他們，但仍有許多孩子繼續自願出來加入示威遊行。五月四日、五日，許多孩子走向監禁許多孩子的市立監獄去，他們拿著訴求海報唱著歌，繼續他們的非暴力遊行。

五月七日，因示威被捕入獄的大人與小孩已有兩三千人，當天監獄光是發放早餐，就花了四小時。

街頭照片陸續登上美國各大報，電視新聞也播放警察怎麼對付弱者的影像。《紐約時報》以「國家恥辱」來形容伯明罕警察的行動。伯明罕市府受到各方譴責的輿論，包括來自白宮的壓力。地方官員終於答應要見民權活動的領導者，五月十日，他們有了初步協議。市府答應廢除種除隔離政策，並答應釋放所有在遊行中被抓的人。

一兩個星期後，伯明罕官方的教育委員會仍不願示弱，宣稱那些參與「兒童聖戰」的小孩都將被學校休學或退學。為此，SCLC與民間組織立刻訴諸司法，五月二十二日，聯邦地區法院表示支持官方決定，但同一天，上訴法院則否決該案，並譴責教育委員會的行為。

事發當時，的確有些人質疑組織使用兒童的適當性，連SCLC組織成員Wyatt T. Walker黑人牧師一開始也反對，後來他轉成支持的說法「黑人孩子，在獄中五天，會比在隔離學校上五個月，獲得更好的教育」很具說服力，加上美國社會尚有自知之名，知道若想質疑孩子參與抗議的適當與否，得先面對公權使用不當暴力的事實譴責，因而使得那些微詞相對的晦暗。

金恩博士他自己，在「兒童聖戰」籌劃時已從監牢釋放出來，雖然他對兒童上街頭的點子有所猶豫也趨於沉默，只是低調同意讓孩子平和示威。後來，他對於該行動的成功仍表示驚訝讚許，他說：「我今天倍受啟發與感動，我這輩子從沒看過任何像這樣的場面。」

伯明罕這場民權戰役的成功，提供強大的後續動力，讓金恩博士八月時能於華盛頓大遊行後，在林肯紀念堂前，對著數十萬支持者發表了他舉世轟動的「I Have a Dream」演說。該年，他獲選為時代年度風雲人物，隔年1964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同時，美國也通過1964年民權法案，為美國人權史立上一個漂亮的里程碑。

<五十年後….>

去年，是「兒童聖戰」五十週年，伯明罕的民權學院（Birmingham Civil Rights Institute）特地舉辦「兒童聖戰」展與三天的研討會，許多當年參與的孩子都受邀出席分享。他們回憶當時街頭盛況，口氣仍充滿許多驚奇，有些人說當時即使父母不要他們去，他們還是去了。而且一點都不後悔因參與被關進監牢幾天，因為，他們知道機會來了，他們可以做點什麼，為他們自己、別人與後代爭得自由與尊嚴。

《紐約客》雜誌，特別為此做專題報導。現任Aspen學院副主席的Eric L.Motley 博士說，當年是他祖父要他坐下來逐字朗讀金恩那封從獄中寫的＜從伯明罕監獄寫的信＞一文，他重述當時金恩如何在一般報紙的空白處寫這封長信，再藉由一名勇敢的黑人獄卒鋌而走險的私運出來給金恩的律師，而獲得報紙刊登。Motley參與了遊行，並說：「那件事成為我往後一生的羅盤，指引著我生命的方向。」

致力美國兒童權的兒童的辯護基金（Children’s Defense Fund）主席M. W. Edelman也說：「伯明罕兒童，面對殘忍的消防水柱與殘暴的警犬，毫無畏懼的勇氣與堅定的畫面登上美國各大頭條，翻轉了大眾，讓人民轉而支持這項為正義而戰的民權運動。」

當年15歲因此做五天牢的Gwen Gamble 回憶說：「要不是當年這些孩子上街要求改變，因抗議而入獄。我真心不相信今日我們得以享有這些，我也敢說不會有今日的歐巴馬。」

事實證明，當年，是數千名兒童與少年走上街頭，迫使當權者不得不正視黑人的公民權，最終放手獨占的白人特權。孩子們參與聖戰，是因為那些大人願意給他們機會理解真相，是因為孩子明白他們該為什麼發聲，他們清楚自己是為「和大人共同享有的未來」一起負責並爭取權益，而不是被大人所利用。

伯明罕現任的市長William A. Bell 正是一名非裔美人。

<還沒過完的2014年….>

當一個弱者（任何手無寸鐵的人民其實都是弱者，更何況是女子、孕婦或孩子）因不斷被當權忽略擺弄，做好某種打算站在街頭怒吼時，卻被裝備警察以水砲、盾牌、警棍與「立刻撤離這裡，不然就進堅牢」威脅恐嚇時，弱者便有了機會思考，當下他會自問究竟要就此罷手換取「他明天個人的自由」？還是要為了「他與後代子孫長遠的集體自由」堅守街頭？

1963年五月的伯明罕與2014年四月的台北，相隔51年，兩者的共同點是：
真正讓孩子陷入險境、對孩子以暴力恐嚇相向的，是權力的一方，而不是抗議的一方。

外表柔弱的人民，可能因全身溼透的衣物或目睹人民保姆的恐怖手法而寒顫，但他們面對心中這份抉擇時，醜陋的公權力只會強化他們對抗不義的決心。即使是一名孩子，也會因此成為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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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Joan Baez唱的We Shall Overcome
1963 當年Baez也有在華盛頓大遊行中演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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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於馬來西亞的華人導演廖克發，而後來台就讀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學習電影製作。第一部紀錄片是尋找曾為馬共、身影曖昧模糊的祖父的《不即不離》，原為劇情片《菠蘿蜜》做電影背景，是以對馬共議題進行田調。但隨著他浸淫日深，素材累積的份量足夠，也就自成一部紀錄片。

馬共至今於馬來西亞仍是禁忌話題，廖克發採訪的對象大多不在馬來西亞，散居於泰國、中國與香港，過著不斷轉換身份的生活，隱藏著身世與革命的故事。 單純想要理解祖父為何加入馬共的廖克發，在《不即不離》完成的過程裡，持續發現當年左派運動是年輕人為了生命的迫切所需，對抗日本以及英國的殖民，想要更有尊嚴與自由，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很自然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選擇。

廖克發認為，對政治事務的冷漠冷感，其來有自，並非所謂個人的選擇或立場，而是有一個久遠的脈絡發展──當推進、創造理想社會的人們沒有受到重視，其犧牲完全被扔擲於國家與歷史的敘事以外，未曾轉換為正義時，後來的人也就在長期的審查與壓抑中，被訓練、教導成無法信仰正義，難以想像更好也更平等的可能。 從回溯自身家庭到發掘整代馬共人淹沒歷史的《不即不離》，也就開啟了廖克發的第二部紀錄片《還有一些樹》，由馬來西亞1969年後見於郵件的戳章，進行對種族議題的深刻探討。

馬來西亞社會大致可分為馬來人、華人、印度人與原住民等。馬來西亞在脫離英國殖民獨立建國時，簽署了馬來人享有經濟與教育等的優惠特權，華人與印度人則是能享有公民權的協定。 而華人與馬來人種族衝突的513事件，肇因於反對黨在1969年全國選舉頭一回超越執政黨政府得票率，大肆慶祝遊行，引發馬來人的反感，也上街示威，最後演變成戒嚴，與及大規模屠殺事件。該戳章所註明的禁止散播謠言，即是不允許討論、質疑該事件，乃至馬來人在馬來西亞的特權。《還有一些樹》透過訪談與歷史資料，耙梳了513事件的始末，同時也凝視種族政策最底層受害者原住民的困境。

廖克發發覺，在華人被馬來人以及政府軍警慘烈殺害時，也知曉華人內部的自相殘殺，甚至及於華人對更少數，尤其是原住民族的剝削與壓迫。他乃對自己提問，會不會他也同樣是一名種族主義者？主要是他警省到，自身總是從華人是種族主義受害者的角度去思維，而罔顧其他被華人既得利益下的邊緣民族。而如此疑惑更拉高視野地思維著樹（自然環境）與人類的關係，特別是為了經濟開發，對原住民棲息地、森林的砍伐，透過樹的靜默與見證與原民祖先的洞穴探勘，也就隱隱有人類對自然的態度不也是種族主義作為的體會。 廖克發從幼年熱愛看牛仔電影說起，其時他對正義的想像，就是那些槍殺印第安人的西部牛仔皆是英雄。直至成人看了《與狼共舞》方才瞭解，印第安人是被壓迫的對象。

換言之，影像所造成的偏見遠大過於關於正義的探索。 廖克發強調，任何太方便、簡化的敘事跟立場，都是危險的。拍紀錄片必須有疑惑，明白沒有一種面向可以是全面性、全客觀的紀錄。活在複雜的世界，必須有多重、多部的聲音。單一故事永遠不夠，需要有很多故事與作品，討論同一個事情。說故事的權力掌握在誰身上這件事情，得保持懷疑。紀錄片工作者不能牢牢握住這種權力不放，要能時時刻刻反省自身的意圖與認知。這也是為何廖克發會謹慎對待受訪者，要重複確認他們是不是願意將受訪內容公諸於世。

小檔案

廖克發，1979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實佻遠（Sitiawan）。就讀於國立新加坡大學商業學系，卻熱衷於文學創作以及出國遊學，曾獲大專文學獎。畢業後任教於新加坡小學四年後，來台學習電影製作，2011年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兩部作品曾獲得台灣金穗獎最佳學生影片，曾獲最佳導演，並在2015年釜山國際影展獲得超廣角亞洲最佳短片。編劇作品長片劇本《菠蘿蜜漫長的飄香等待》，根據祖父二戰時參戰的生命故事改編，獲優等劇本獎；被選為2015法國南特影展，台北劇本工作坊。成立蜂鳥影像有限公司，製作劇情與紀錄影片。參與2013年的侯孝賢導演執導的金馬學院。曾任臺灣國家地理頻道攝影師。

拍攝的電影多與東南亞華人有關，其中紀錄片《不即不離》因涉及有關馬來亞共產黨的敏感歷史，在馬來西亞被全面禁演。2019年以劇情片《菠蘿蜜》入圍第56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同年紀錄片《還有一些樹》也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創辦人：馬立群　　監製：王姿佩 採訪：沈眠 攝影／後製：馬立群 作品提供：廖克發　　場地提供：倆人攝影棚

新型冠狀病毒，現在全球死亡人數突破SARS紀錄了，大家對中國民眾的刻板印象，一向是一致團結對外，對言論自由不怎麼在意。但這次情況卻不太一樣，因為發生李文亮醫師的事件。

這位李文亮醫生是誰呢？我先科普一下。在去年12月，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34歲的武漢市中心醫院李文亮醫師30日在他自己的150人醫學院同學群組裡，說華南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正在隔離中，沒想到被截圖po上網，幾天後他就被公安找去「喝茶」了。

李文亮獲得訓誡書一張，上頭寫著：你的行為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超出法律容許的範圍，公安機關希望你中止違法行為。「你能做到嗎？」否則將受到法律制裁，「你聽明白了嗎？」都說成這樣了，能聽不明白嗎？李文亮醫師只能乖乖畫押，就這麼「被噤聲」了。

隨後他投入防疫工作，直到1月10日醫院接收了一名確診病例後，他就開始出現發燒症狀，兩天後住院，但當局依舊堅稱沒有人傳人也沒有醫護感染。中國當局一直到十天後，也就是一月二十日才首度承認有人傳人的現象。

李文亮則是一直拖到2月1日才終於確診，而這也成為他的最後一條發文。他在這條微博發文裡說今天核酸檢測結果陽性，塵埃落定，終於確診了 最後甚至還有一個表情符號，如今看來格外令人不捨。李文亮最終在二月六日病逝。

李文亮病逝後，網友封他為「烈士」醫生，認為他只不過是說了真話，做了正確的事，卻被迫認錯，當局欠他一個道歉。2月6日晚間消息傳出時，媒體紛紛報導，連WHO都推文哀悼，沒想到隨後中國當局又封鎖消息，施壓各界刪文，改口「全力搶救中」。根據英國BBC報導，2月6日當天深夜，《環球時報》和《人民日報》等幾家陸媒率先披露李文亮死訊：死亡時間晚間9點30分，沒想到隨後《環球時報》改口說，李文亮性命垂危，已被裝上葉克膜全力搶救中。

現場記者和醫護，向BBC和其他媒體透露，「政府官員已經介入」，官媒被要求更改報導，說李文亮仍在接受治療，一直拖到隔天2月7日清晨三四點，大家都在睡覺的時候，官方才允許媒體發布李文亮死訊，稱他2點58分離世。

從李文亮心跳停止後才被用上葉克膜進行基本毫無意義的搶救，到他接受搶救的時間一再更新，死亡的訊息一再被否認，這場鬧劇讓中國民眾看傻眼，很多網民痛批官方「政治性搶救」，「李醫師竟然必須死兩次，國家恥辱！」「死後3小時才開始救，厲害了我的國！」還有人大罵官員是狗官，「還李文亮的命來！」

中國政府試圖壓制輿論，上演搶救「屍體」的戲碼，本來是為了平息網友們的質疑聲浪，反倒引爆了人民怒火，網路上要求言論自由、公開疫情真相的呼聲，排山倒海而來！

「一個健康的社會 不該只有一種聲音」

這句話是李文亮生前接受《財新雜誌》專訪時說的，現在已經廣為流傳。此外，北大教授「張千帆」為首的多名教授也發起連署，要求把李文亮心跳停止的2月6日訂為國家的「言論自由日」，網友創立微博話題「#我們要言論自由」，點閱數超過200萬次，底下還有5500條帖子，有人說：「大家都憋了好久，今天終於爆發了。」

不過5個小時之後，這些言論統統被刪光，甚至連義勇軍進行曲都被禁播。

欸？這不是中國的國歌嗎？原來是第一句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被網友拿來當作號召，關注李文亮事件，結果不久後就遭到網站刪除，原因是「含有激進時政或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李文亮的死訊被證實之後，他的名字還一度從搜索榜消失，原來在中國有個慣例叫做「生前封口、死後封網」。

雖然隔天武漢官員終於公開表示「深切哀悼」，這樣還是沒有辦法平息怒氣，甚至還有人質疑李文亮是”被病逝”，說李文亮的父母都被治癒活下來了，而他只有34歲，年紀輕輕怎麼會撐不過去呢？認為李文亮提到「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踩到中共當局地雷，「黨要你死，你不得不死。」

這一點中國醫療專家澄清，病情急轉直下是因為「炎症風暴」導致多重器官衰竭，這也是許多病患的死因。這一次的來自中國民眾自己的批評聲浪，讓許多外國媒體不約而同指出李文亮之死，可能撼動中共政權。

李文亮事件讓很多人聯想到2003年時，SARS疫情升溫，軍醫「蔣彥永」認為官方低報確診數據，把真實情況告訴外媒，引起輿論高度重視，但事後傳出蔣彥永夫婦在前往醫院途中被當局「帶走」，疑似受到軍方內部審查。之後更被軟禁在家、限制出境，也被禁止受訪。

中共當局在重大災害後封鎖消息、打壓言論，最後引爆民怨，已經不是頭一遭。2008年中國四川大地震，遇難人數至今成謎，北京當局給出的數字是69227人，但現場搜救團體和民間組織都認為，死亡人數至少30萬，官方挖個洞填滿遺體，隨便給個數字，再逼人民「積極展開新生活」。面對外界質疑救災實情、捐款流向，要求調查豆腐渣工程，更是充耳不聞，就連教會悼念活動都遭到禁止，結果引發第一次強烈公憤。

三年後，浙江溫州發生動車追撞事故，車廂脫軌墜橋，現場宛如人間煉獄，兩輛車上一共載了1630人，當局竟然只花了不到8小時就宣布搜救結束，效率實在驚人，不少人擔心還有一堆罹難者甚至生還者在裡面，官方卻直接找來好幾輛挖土機推倒、拆解、就地掩埋車廂，中國網友全部驚呆了，上微博大罵冷血官僚毀屍滅跡，到底在殺人還是救人，嗆官方「你刪一篇，我就再發一篇」！批評聲浪排山倒海，但北京當局的解決辦法是「加強網路監管」。

兩次事件點燃的憤怒情緒，和要求真相的聲浪，的確都隨著時間逐漸消退了，《紐約時報》報導也指出，習政府過去7年來不斷打壓律師、記者和商人，讓敢說真話的人比以前更少。

不過這回連一些官員和企業高層都罕見表態，發表一些被認為是「不滿政府」的言論，顯示中共的宣傳機器已經不再像過去那麼有效了。中國網路評論人侯志輝認為，以前很多人可以置身度外，但這次不一樣。這是在說，地震是地域性的，動車你可以不坐，但面對病毒，是要怎麼樣置身事外？

以前中國政府跟民眾的默契，是民眾交出言論自由，來交換政府照顧民眾，但這次中國在新型冠狀病毒上的處理，的確讓很多民眾開始對這個安排產生動搖。

我一向都認為，民權是要自己爭取的， 台灣也是在許多像鄭南榕這樣的前輩的犧牲下，才有今天的民主。中國爭取言論自由的動力，也必需要是自發的，這不是國際壓力可以逼出來的，李文亮有可能是這股自發運動的開端嗎？非常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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