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的學問怎不如福澤諭吉管用｜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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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萬軍

晚清中國，在學問上聲望最高的官員，既不是科舉落榜生袁世凱，也不是一生沒留下一本像樣著述的李鴻章，而是準狀元郎、官至總督的清流領袖張之洞。

政見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進。品性上，清廉自律。學問上，著述頗豐。在很多讀書人心目中，是官學雙豐、時代大師級人物。

就政治派別而言，張之洞總體屬於晚清洋務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務比李鴻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論水平也高於李鴻章。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多干吏，理論不成體系，而洋務派中唯一像模像樣的文字東西，是張之洞作品《勸學篇》。

《勸學篇》主要寫了什麼？其中心思想可用書中一語概括——「中體西用」。何謂「中體西用」？張之洞在《勸學篇》闡述得比較清楚，即：在中國傳統政體政教不變的情況下，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實現強國。

具體說來，什麼是「中體」？那就是帝制儒教。堅持中國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堅持傳統國家核心價值觀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則主要指歐美「火器」，堅船利炮，先進的軍事裝備。

張之洞的《勸學篇》，為他在國內圈了大量的粉絲。其中不乏一些學術達人。比如，張之洞帳下有個幕僚名喚辜鴻銘，是個翻譯家，精通多門外語，號稱學貫中西，但卻是「中體」的堅定維護者。後來清廷被推翻後，他堅持不剪辮，以「小辮學者」著稱。

辜鴻銘喜歡辯論，可謂張之洞手下的「首席辯士」。作為能言善辯的「文化怪傑」、香帥的擁躉，辜鴻銘不遺餘力地為「中體西用」之「洞見」鼓吹，留下了不少辯論「佳話」，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訪清國，南下拜會張之洞，香帥令辜鴻銘隨同出席，並令辜將他的成就——儒教經典教材《論語》英譯本送給伊藤博文。張之洞和辜鴻銘本以為，收到此禮的日本客人會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卻對辜鴻銘一通搶白：

「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並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言以對。

這段舌戰辜鴻銘引以為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縱橫天下，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佔據了上風。但從本質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卻是明顯的詭辯。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混為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並論?如果說孔子的理論是永恆的，那麼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該長盛不衰才是，怎麼被放棄儒教的蕞爾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張之洞、辜鴻銘的「學問」到底管不管用，歷史早已給出答案。

甲午戰爭爆發前，身為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對大清戰勝日本非常樂觀，「小日本、窮日本」是他的日本觀。為此，他曾向急於求戰的光緒皇帝提出不戰而勝之計：「只要我們召回公使禁止對日貿易，這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就會陷入窮境。用不了一年，他們就會不戰自亂。所以我們強化海禁就夠了。」

事後證明，張之洞之計，就是個笑話。

有人評價張之洞是個巧宦，勸學也不過是投機、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來，張之洞的勸學更像東施效顰。因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學者出版了同名書作《勸學篇》，二人「撞書」了。

不過，卻不存在抄襲問題，而只是暴露水平問題。因為日本的這本勸學，不僅對東方國家學西方之本釐清，而且還把東方「人的近代化」說得通透。

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現行日本最高面值紙幣：一萬日元上的老人頭——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比張之洞大兩歲。出身士族。與張之洞不同，福澤諭吉雖是一位士人，卻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沒任什麼官職，但這卻成為露臉的事。因為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獨立。

福澤諭吉的初學是漢學。他的父親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漢學家。福澤諭吉出生時，父親剛剛得到了一部名為《上諭條例》的漢籍，於是給他起名「諭吉」。福澤諭吉家學淵源，少年時除了《史記》《漢書》《戰國策》之外，曾經讀過十一遍《左傳》。但最終他對漢學卻「恩將仇報」。自青年時代開始學習「蘭學」起，他就對漢學產生了疑慮，尤其25歲時遊歷歐美之後，就成為徹底的西學者。

1885年，五十歲的福澤先於張之洞十年，發表了著名的《勸學篇》，見識之深刻後者望塵莫及。

比如對民權的認識，張之洞認為萬萬使不得：「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而福澤諭吉則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來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沒有上下之別的。就這些人的基本權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區別的。所謂基本權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維護其財產和珍視名譽。」

還有對做官的態度，張之洞以為是青雲之志，而福澤諭吉則認為，要緊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個人獨立：「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這是福澤諭吉《勸學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國人以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福澤發表《勸學篇》時的日本雖處維新之中，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願做官，就是要給年輕人打個樣，「做獨立的榜樣」。

福澤諭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猶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他認定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於強民，而強民的標誌，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

福澤諭吉把東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歸結為孔子儒教的遺害。所謂「青雲之志」就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輕人能從這種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顯然，福澤諭吉對傳統儒教是持排斥態度的。他稱儒學系東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脫離實際的學問」。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像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拋棄漢學與儒教傳統，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說，「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實用知識就是洋學，即西方科學。他大力提倡學習的西洋科學，與張之洞不同，其科學含義並不侷限於科技，而是涵蓋社會科學，相比數理化，福澤對法學、社會學等西學更為推崇。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受他影響，明治政府維新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誌性口號。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幹。這個「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層建築方方面面。

堅決不做官、做獨立榜樣的福澤諭吉將著書辦學辦報視為自己三大事業。如今有著「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的日本慶應大學，就是他在1858年時創辦。現在日本發行量很大的報紙《產經新聞》，也是由他在1882年創辦的《時事新報》合併而來的。

福澤諭吉的辦學宗旨是「獨立」。慶應大學的校訓是「獨立自尊、筆比劍強」。

他的辦報方針依然是「獨立」。「獨立不羈、不偏不倚」是《時事新報》公佈於眾的辦報精神。福澤諭吉說：「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為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為敵人而排斥之。」

日本維新時代，教育家、報人福澤諭吉發揮了點石成金作用，用他的書、學校和報紙，催生了一批「近飛日本」的青年精英。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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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蜜腹劍 | 諺語新知

「口蜜腹劍」比喻一個人嘴上說得好聽，事實上內心險惡，處處想陷害別人。最初出自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肉腰刀》：「李公雖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劍也。」後來《資治通鑒》中寫道：「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成為了大家熟悉的成語。

到底李林甫（683-753年）做了什麼，才會有如此負面的評價呢？李林甫出自李唐宗室，雖然他的家世不算太顯赫，但是憑著皇室血脈和依附身為秘書監的舅父姜皎，李林甫很快就在宮中站穩陣腳，開始逐步向上爬。在唐代科舉選材的制度下，在宮廷中有不少真才實學之士，李林甫雖然也略通字畫，但是學識上遠遠比不上。但是論拍馬屁、耍心機的實力，卻是冠絕官場，他用盡方法結交了所有唐玄宗的親信宦官和妃子們，經常注意打聽皇帝的消息。只要他知道玄宗打算要作一件什麼事，就會馬上去做，一切都以滿足皇帝為先。等到玄宗向他提起時，他已經做好了。所以玄宗很喜歡他，認為他很能幹。逐漸就爬上宰相之位，並一做就是19年。

雖說李林甫做到宰相，有權有勢，但是他還是十分忌憚那些有才能的人。於是，就經常用計陷害他們。例如當時左丞相李適之性情疏率，李林甫就故意對他說：「我聽說華山出產黃金，如果能大量開採，就可以富國裕民，可惜皇上還不知道。」轉個頭，李適之就真的向玄宗報告華山有產金的事，而且建議早日開採，以裕國庫。殊不知，此時李林甫說：「這件事我早知道了，因為華山是帝王之氣所集中的地方，如果開採的話，怕會對皇室不利，所以我考慮了很久，還沒有敢向皇上報告。」

不過，除了挑撥離間、阿諛奉承外，被後世稱為「奸臣」的李林甫是否真的一無是處呢？哪倒未必。其實李林甫在任期間，曾經大力整頓冗官現象，編訂《長行旨》改革地方財政，又在京師設置常平倉解決長安長期的缺糧情況，編訂《唐六典》等。雖說不是什麼大事，但是至少辦事並無疏漏，謹慎落實。《舊唐書》就有評價到：「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恆度。」只不過，李林甫其人不但心胸狹窄，還如此攻於心計，導致不少有能之士都無法獲得重用。難怪死後，落得如此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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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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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農曆五月五日「端午節」，就來聊聊端午節的由來吧！

關於端午，華人世界裡原存在著多種傳說，只不過到後來，原始神話與習俗被充滿人文色彩的歷史傳說所取代，而成為今日吃粽子、划龍舟、紀念詩人屈原的端午節。

關於端午節的起源，根據文獻記載，一說「競渡」（划龍舟）起源於越王勾踐，而吳地（今江浙一帶）端午則源於紀念對吳地有巨大貢獻的伍子胥（吳王夫差聽信太宰伯嚭讒言，賜伍子胥刎劍自盡，復用鴟夷革裹著遺體，於五月初五棄錢塘江中。其後越王勾踐果然滅吳，後世人歎伍子胥有先見之明，乃於是日供食祭祀誌念。），此二者均以競渡作為儀式；另外，《後漢書》提及漢代在岑南蒼悟（今廣西），百姓在五月五日於東城門上，令幼童著潔服起舞，追念以誠信、孝道治郡的蒼悟太守陳臨。這些傳說都僅在某一地域流傳，而傳布最廣、影響最大的，仍以端午源於屈原之說為主。

事實上，把屈原與端午習俗聯結已是魏晉以後的事，據近代學者聞一多（1899-1946）考證後認為，端午節的起源與龍有著密切的關係，乃古代吳越民族舉行圖騰祭的節日；昔日楚越民族主要分布於今日的江、浙、閩、湘、桂等省，有「請龍」的習俗，即朝拜、祭龍之儀式，每年舉行三次，並以五月的一次最為盛大，故推估此即為端午的由來。

根據聞一多的推論，楚國一直是個重鬼信巫的國家，而任三閭大夫，掌管王室屈、景、昭三姓宗族事務的屈原，自是精通巫儺文化之人，從其作品裡不乏對龍的描寫可以看出，他對龍有著深厚的感情，且在其辭作中可發現在當時，龍不僅是圖騰，更被視為能導引凡人進入彼岸世界的靈物，因此屈原選擇在端午這個祭龍的日子投江自沉，以求自己的魂靈能駕馭神龍，如其所言「駕八龍之婉婉兮，陟步皇之赫戲」而升騰仙界。

西元前305年，屈原反對楚懷王與秦國訂立黃棘之盟，但是楚國還是徹底投入了秦的懷抱，屈原憤而辭官自疏，離開郢都，流落到漢北。

屈原在流放期間，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在作品中洋溢著對楚地楚風的眷戀和為民報國的熱情；其作品文字華麗，想像奇特，比喻新奇，內涵深刻，成為中國文學的起源之一。

西元前278年，秦國太尉白起揮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絕望和悲憤交集之下，於五月五日懷大石投汨羅江而死。傳說當地百姓駕舟渡江，將粽子投進江裡餵魚，以防止屈原的遺體被魚所食，後來逐漸形成端午特有的儀式。

以後每年的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人們便會以吃粽子、划龍舟競賽，來紀念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而這天也被定為詩人節。

1953年，在莫斯科舉行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決定將屈原列入「世界文化名人」，號召全世界人民紀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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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鰲魚花插

中國文物的造形和紋飾種類繁多，除了追求藝術美感之外，往往也會藉此表達祈求萬事順遂、吉祥如意的願望。這件在16-17世紀時，以白玉雕琢而成的鰲魚花器，利用魚躍龍門的圖樣來傳達吉瑞的意義。

頭上長角、留有長鬚的鰲魚，是中國古代「龍生九子」傳說中，九種長相不同的龍子之一，是一種擁有龍首鯉魚身、可以幻化為龍的一種神獸。

而魚躍龍門，則是古人將從自然界中觀察到的魚類迴游奇特生態，比喻為數載寒窗苦讀的士子，在科舉應試中第之後，即可一夕躍升為朝廷命官的光榮景象。

這件白玉鰲魚花插所描寫的，就是魚躍龍門後正要蛻化為龍形的階段。仔細看，鰲魚白色的腹部上，其實還攀附著另一隻體型較為微小的螭龍。

雕琢這只白玉鰲魚花插的玉匠，利用玉石天然的色澤，巧妙地展現出鰲魚由水中奮力跳出，那種活靈活現，栩栩如生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