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尖名校合併醫學大學 才是正途

鄭丞傑／台北秀傳醫院執行院長、中山醫學大學董事（台北市）

行政院7月同意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兩校合併案，兩校預計明年2月1日起合併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報系資料照

最近國內醫學教育的兩大新聞，應該是陽明和交大即將併校，另一則是清華、中山、中興、元智四所大學均申請新設學士後醫學系。

國內醫師人力是真的不足，還是問題在於分布不均而非不足，或是其實人力足夠，只是因為醫療環境欠佳而出走海外、出走他行、出走醫美，值得深入探討。如果問題不在人力不足，則增設再多的醫學系恐怕也無濟於事。

由於壽命延長和醫療科技進步，加上國內醫療照護品質提升，醫師人力需求增加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由於對抗新冠肺炎使得全民長期在公共場所戴口罩，意外造成今年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都大幅減少，如果未來多數人養成在公共場合戴口罩的習慣，則新進兒科、耳鼻喉科醫師人數的增加是否需要管控更嚴？由於人工智慧的發展，未來影像醫學科、病理科，甚至有些臨床科醫師是否需要減少人力增加的速度？這些影響因素都值得主管醫學教育、醫療政策的公部門，和各專科醫學會深入討論。

另外，除了牙醫師外，台灣有五萬多西醫師，但是另外有七八千個中醫師，他們提供了許多民眾醫療的另類選擇，如果醫師與人口比例的計算不包括中醫師在內，則與實際狀況多少會有脫節。

醫學院教學設備昂貴，而國內的大學學費又長期偏低，如果只靠學生學費，全國的醫學院都是入不敷出的。為什麼大家一窩蜂搶呢？因為醫學相關系所就業率高，招生容易，抗少子化能力強。醫學研究論文影響係數高，可以大幅提升大學的國際排名。何況只要有附設醫院，日後自然會在經濟上回饋大學。

日前公布的下年度政府總預算，排名第一的國防預算比第二的教育預算多出一千多億。可以想見在國防預算極可能繼續攀升下，教育經費會日益捉襟見肘，因此繼續廣設醫學院是明智之舉嗎？一個小小的島國已經有十三所醫學大學或大學醫學院了，難道我們要重蹈過去廣設大學的覆轍嗎？

中國大陸在廿一世紀初，江澤民指示大學併校以提升國際競爭力，以上海為例，上海第一醫學院併入復旦大學，第二醫學院併入上海交通大學，兩所名校有了醫學院，學術論文馬上暴增一倍，高影響係數的論文増加更多，世界大學排名提升。另外一個好處是醫學院和其他學院的交流合作，產生許多新領域的論文和研發產品，學生選課當然也是更多元。

中山大學有意併高雄醫學大學至少十多年了，中興大學和中山醫學大學雙方都有強烈的合併意願，只要教育部鬆綁公私併的法規，兩案都有機會水到渠成，都是一加一大於二。清華和元智也可以嘗試找醫學大學併校。併校之後，這些頂尖大學的世界排名都會大幅提升，學術競爭力也更強。

如果國內醫師人力的確需要增加，那麼可以在辦學績效良好的大學每校適度增加十個錄取名額，在目前每年只收四五十個醫學生的慈濟、馬偕、輔大、義大，以及高醫大學士後醫學系，各多招收十至廿名，教育部再給予適當的補助，這樣不是比新設醫學院簡單有效多了嗎？

周末講座報名截止時間為明天中午喔！
報名資訊在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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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丹麥的助產師與醫師共同照護制度】

丹麥數度成為世界上快樂國家的榜首，2016年去參訪時，丹麥又是那年世界最快樂的國家[12]。雖然這樣報告來自社會文化、經濟、制度許多面向的指標，但我總覺得順勢溫柔的生產方式，讓新生命與新家庭在愛的氛圍誕生，一定也有很大的助益。

第一家參訪的醫院，是Nordsjællands Hospital, Hillerød分院。帶我們參觀的Hanne Brix Westergaard 醫師，同時也是丹麥婦產科醫學會的副主席、歐洲婦產科醫學會的代表。不同於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的成員以男性為主，到歐洲婦產科醫學會的官網查看，可以看到女醫師多於男醫師的景象[13]。Hanne醫師告訴我，歐洲國家在生產照護邏輯與技術上，與美國有諸多不同。醫學生女性的比例近十年顯著的增加，到我參觀的那年，醫學生女性已達80%。醫院中的女醫師比例都超過六成，而醫院中婦產科醫師與助產師的人數比為1:2。女性在一般科醫師(GP)那邊確認懷孕之後，就會轉由助產師產檢與照顧，低風險孕婦整個孕期至生產都不會見到醫師。在所有醫院的產房，「水池」是基本設備，雖然不一定每個產婦都在水中生產。

同一家醫院第二位拜訪的是婦產科主任Peter Hornnes醫師。我詢問醫院會陰切開執行率為何只有10%左右，是否因為助產師是生產的第一線。Peter醫師回答我「會陰切開執行率下降，是世界趨勢，與這個國家是不是廣用助產師無關。」當我告訴他台灣的會陰切開執行率高於80%時，他非常訝異，同時是FIGO(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成員的他，建議台灣政府應該請FIGO的專家來演講，協助改善。提到產科的照護，他說道「孕產照護，必須將懷孕視為『正常』的生理現象，但醫療從業人員必須有篩檢出『異常』，也就是『疾病』的能力。」提到醫師與助產師的共同照護，他說：「當產婦由低風險轉變為高風險，呼叫產科醫師協助，責任就轉移了，但仍然是共同照顧產婦。」「產科醫師是在資深助產師照顧下成長的。」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Peter醫師認為產科醫師的職責是當助產師的後援、支持她們。所有剖腹的個案，開刀的原因在晨會中會受到檢視，團隊的討論、明確的臨床指引，可以降低剖腹產率。他認為助產師是「守門員(gate keeper)」，助產師的所有職責，都受到專業嚴格的定義，協助所有婦女獲得健康。

在同一家醫院，我們還訪談助產部主任，同時也是丹麥首都區域助產師代表Birgit Plough。她與我們分享在丹麥成為助產師是相當競爭的，考大學醫學系與助產系的錄取標準相當。丹麥全國居家生產率3-4%，一般大眾還是將醫院與安全畫上等號，所以助產師的執業場所以醫院為主。「讓媽媽相信自己，孩子也會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是助產師要協助產婦們達到的目標。在丹麥助產師們面對的挑戰，是年輕一代對科技的相信與依賴。雖然丹麥的生產是由國家全額給付，但是醫院的產前教育是產家自己付錢的。產婦們接受產前教育不只具備生產知識，還要相信自己的身體。

丹麥生產場所的轉變年代與台灣相當接近，1973年是個分水嶺，以前有問題的生產才會進醫院。但是很大的不同是助產這項專業並沒有隨著生產場所的轉移而消失，1983年丹麥有了新式助產師(newly trained midwife)。助產師對於「該做」與「不該做」，以及該轉介的時機，是非常清楚的，“Keep the hands off”是丹麥助產師很重要的照護邏輯。在丹麥助產系學生畢業後就業率幾乎百分百。

第二家參訪的是Holbæk Hospital。帶領我們參觀的是Lone Krebs醫師與助產主任Anne F abricius。她們也提到1972年，丹麥有很大的社會制度改變，但助產專業並沒有改變。在丹麥婦產科醫師都在醫院工作(公醫制)，沒有婦產科醫師開診所，但是助產師可以開業(助產所)，助產師照顧婦女的生產是國家法律賦予的權利。國家與各醫院都有完整的指引(guideline)，專業的分工，每個人都知道該怎麼做。她們認為個人自主的時代已過，〝team around women〞助產師與醫師組成團隊照護婦女的健康，團隊的品質是非常重要的。也因為有完善的臨床指引，於是產家不需要生產計畫書，醫院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品質指標(quality indicator)。「不需要競爭時，事情才會是原本應該有的樣貌。」是Lone醫師深切的提醒。「最重要的，是讓『正常』的事維持『正常』」。Anne提到，以往助產師與社區的關係是緊密的，現在不同了，隨著生產大部分進醫院，孕期照護是以婦女為中心的個別化照顧，若助產師遇到問題，轉介其他專業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丹麥陰道產後6小時出院，剖腹產後兩天出院，所以Anne提到助產師的照護，還包括產後訪視的部分，「讓產婦不覺得回家是孤獨的，產後的訪視非常重要。」「支持的力量，讓產婦看見自己的能力。」在在都呈現丹麥以婦女為中心的照護邏輯。

我們還訪談了獨立開業的助產師Anne Mette Tonning，Anne原本在這家醫院工作，因為喜歡助產師提供居家生產服務時，與產家更熟悉與信任的關係，於是決定獨立開業。Anne提到兩者花費的落差，居家 16,000 DKK (73,374 TWD) ，醫院生產 22,000 DKK (99,377 TWD)，對國家來說也省錢 (用2019.11匯率換算)。在丹麥居家生產是女性的基本權益，是國家提供給婦女的基本保障。少去醫院的繁複的文書作業，Anne認為居家助產師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照顧產婦。提到「每個產婦產後都是充滿自信的。」我也看到了Anne對這個職業的自信與驕傲。

第三間參訪的是Rigshospitalet Hospital。Rigshospitalet是丹麥最大的醫院之一，也是哥本哈根最專業的醫院。帶我們參觀的Jcob Lykkeu醫師，當時伴侶剛生第三胎。他們的第一胎是在醫院由助產師接生，第二胎是請提供居家生產服務的助產師到家裡接生，第三胎是在助產師的協助下由Jcob醫師自己接生。問Jcob醫師為何沒有從第一胎就自己接生，他回答「低風險的陰道產不是產科醫師的專業啊！還是要讓專業的來。」與前兩家醫院相同，每天的晨會先討論全部的產科個案。Jcob醫師提到在醫學中心剖腹產率並不會比一般醫院高，「不是指派工作，而是團隊合作。在醫學中心的照護目標，是在更完善的醫療條件下，盡量達成陰道產的目標。」團隊合作是丹麥醫療進行的重要原則，每家醫院的工作人員都不斷提及。

經過丹麥之旅的洗禮，更加確定自己要在台灣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建立起穩定的醫師與助產師共同照護方式。

12. World Happiness Repot https://worldhappiness. report/ Accessed April 11, 2020.
13. 歐洲婦產科醫學會官網 https://www.ebcog.org/Accessed February 25, 2020.

台灣醫學Formosan J Med 2020;24:3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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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陪伴好友居家生產與接生，是阿萍醫師做溫柔生產的起點。
這五年來，從成立好孕工作室做產前教育，到成立台北市目前唯一的助產所，到協和婦女醫院建立起完整助產師與醫師共同照護模式。好孕團隊仍然繼續前進，尋求讓生產更美好的各種可能性。
兩天四堂課，是這四年來的總整理。思考模式的轉換、創業的歷程、接生技術的典範轉移、兩百多個新家庭用充滿愛與美的方式誕生，都將與大家細細分享，邀請大家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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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網址：https://reurl.cc/YlLbRa
活動網址：https://reurl.cc/RdApL6

報名人數：每堂課40人額滿
***四堂皆報名者，享有名額優先權***

協辦單位：高雄 芒果咖秋
上課地址：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400號(左營孔子廟內)

照片 與Hanne 醫師的合影

趁著今天國際助產師節即將尾聲，來跟大家分享最近寫的一篇文章裡，丹麥生產制度參訪的整理。

2016年結束8年全職母親的生活，重回職場，診所院長答應我做溫柔生產，但體制內沒有助產師的位置，我不可能每個產婦都將自己化身為產婆照顧，於是興起了發展「助產師與醫師共同照護」模式的念頭，於2016年成立了好孕工作室，推行產前教育以及生產時助產師一對一的陪伴，到2018年成立好孕助產所，助產師的舞台才算架設完成。這一路建構的過程，2016年的丹麥行，給我非常大的啟發。那年與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施麗雯助理教授，一起到她的研究田野做訪談。在丹麥，助產師是接生的主力，生產場所無論選擇在醫院或是居家，都有完善以產婦為主體的照護方式。當生產出現「異常」狀況時，直接啟動醫師與助產師的共同照護。丹麥的助產學會有四百多年的歷史，而婦產科醫學會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所有婦產科醫師在受訓過程中，都謹守著專業的界限，「醫師介入低風險的生產，只會帶來災難。」是在丹麥訪談的婦產科醫師，不斷跟我強調的。

【他山之石：丹麥的助產師與醫師共同照護制度】
丹麥數度成為世界上快樂國家的榜首，2016年去參訪時，丹麥又是那年世界最快樂的國家[12]。雖然這樣報告來自社會文化、經濟、制度許多面向的指標，但我總覺得順勢溫柔的生產方式，讓新生命與新家庭在愛的氛圍誕生，一定也有很大的助益。
第一家參訪的醫院，是Nordsjællands Hospital, Hillerød分院。帶我們參觀的Hanne Brix Westergaard 醫師，同時也是丹麥婦產科醫學會的副主席、歐洲婦產科醫學會的代表。不同於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的成員以男性為主，到歐洲婦產科醫學會的官網查看，可以看到女醫師多於男醫師的景象[13]。Hanne醫師告訴我，歐洲國家在生產照護邏輯與技術上，與美國有諸多不同。醫學生女性的比例近十年顯著的增加，到我參觀的那年，醫學生女性已達80%。醫院中的女醫師比例都超過六成，而醫院中婦產科醫師與助產師的人數比為1:2。女性在一般科醫師(GP)那邊確認懷孕之後，就會轉由助產師產檢與照顧，低風險孕婦整個孕期至生產都不會見到醫師。在所有醫院的產房，「水池」是基本設備，雖然不一定每個產婦都在水中生產。
同一家醫院第二位拜訪的是婦產科主任Peter Hornnes醫師。我詢問醫院會陰切開執行率為何只有10%左右，是否因為助產師是生產的第一線。Peter醫師回答我「會陰切開執行率下降，是世界趨勢，與這個國家是不是廣用助產師無關。」當我告訴他台灣的會陰切開執行率高於80%時，他非常訝異，同時是FIGO(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成員的他，建議台灣政府應該請FIGO的專家來演講，協助改善。提到產科的照護，他說道「孕產照護，必須將懷孕視為『正常』的生理現象，但醫療從業人員必須有篩檢出『異常』，也就是『疾病』的能力。」提到醫師與助產師的共同照護，他說：「當產婦由低風險轉變為高風險，呼叫產科醫師協助，責任就轉移了，但仍然是共同照顧產婦。」「產科醫師是在資深助產師照顧下成長的。」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Peter醫師認為產科醫師的職責是當助產師的後援、支持她們。所有剖腹的個案，開刀的原因在晨會中會受到檢視，團隊的討論、明確的臨床指引，可以降低剖腹產率。他認為助產師是「守門員(gate keeper)」，助產師的所有職責，都受到專業嚴格的定義，協助所有婦女獲得健康。
在同一家醫院，我們還訪談助產部主任，同時也是丹麥首都區域助產師代表Birgit Plough。她與我們分享在丹麥成為助產師是相當競爭的，考大學醫學系與助產系的錄取標準相當。丹麥全國居家生產率3-4%，一般大眾還是將醫院與安全畫上等號，所以助產師的執業場所以醫院為主。「讓媽媽相信自己，孩子也會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是助產師要協助產婦們達到的目標。在丹麥助產師們面對的挑戰，是年輕一代對科技的相信與依賴。雖然丹麥的生產是由國家全額給付，但是醫院的產前教育是產家自己付錢的。產婦們接受產前教育不只具備生產知識，還要相信自己的身體。
丹麥生產場所的轉變年代與台灣相當接近，1973年是個分水嶺，以前有問題的生產才會進醫院。但是很大的不同是助產這項專業並沒有隨著生產場所的轉移而消失，1983年丹麥有了新式助產師(newly trained midwife)。助產師對於「該做」與「不該做」，以及該轉介的時機，是非常清楚的，“Keep the hands off”是丹麥助產師很重要的照護邏輯。在丹麥助產系學生畢業後就業率幾乎百分百。
第二家參訪的是Holbæk Hospital。帶領我們參觀的是Lone Krebs醫師與助產主任Anne F abricius。她們也提到1972年，丹麥有很大的社會制度改變，但助產專業並沒有改變。在丹麥婦產科醫師都在醫院工作(公醫制)，沒有婦產科醫師開診所，但是助產師可以開業(助產所)，助產師照顧婦女的生產是國家法律賦予的權利。國家與各醫院都有完整的指引(guideline)，專業的分工，每個人都知道該怎麼做。她們認為個人自主的時代已過，〝team around women〞助產師與醫師組成團隊照護婦女的健康，團隊的品質是非常重要的。也因為有完善的臨床指引，於是產家不需要生產計畫書，醫院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品質指標(quality indicator)。「不需要競爭時，事情才會是原本應該有的樣貌。」是Lone醫師深切的提醒。「最重要的，是讓『正常』的事維持『正常』」。Anne提到，以往助產師與社區的關係是緊密的，現在不同了，隨著生產大部分進醫院，孕期照護是以婦女為中心的個別化照顧，若助產師遇到問題，轉介其他專業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丹麥陰道產後6小時出院，剖腹產後兩天出院，所以Anne提到助產師的照護，還包括產後訪視的部分，「讓產婦不覺得回家是孤獨的，產後的訪視非常重要。」「支持的力量，讓產婦看見自己的能力。」在在都呈現丹麥以婦女為中心的照護邏輯。
我們還訪談了獨立開業的助產師Anne Mette Tonning，Anne原本在這家醫院工作，因為喜歡助產師提供居家生產服務時，與產家更熟悉與信任的關係，於是決定獨立開業。Anne提到兩者花費的落差，居家 16,000 DKK (73,374 TWD) ，醫院生產 22,000 DKK (99,377 TWD)，對國家來說也省錢 (用2019.11匯率換算)。在丹麥居家生產是女性的基本權益，是國家提供給婦女的基本保障。少去醫院的繁複的文書作業，Anne認為居家助產師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照顧產婦。提到「每個產婦產後都是充滿自信的。」我也看到了Anne對這個職業的自信與驕傲。
第三間參訪的是Rigshospitalet Hospital。Rigshospitalet是丹麥最大的醫院之一，也是哥本哈根最專業的醫院。帶我們參觀的Jcob Lykkeu醫師，當時伴侶剛生第三胎。他們的第一胎是在醫院由助產師接生，第二胎是請提供居家生產服務的助產師到家裡接生，第三胎是在助產師的協助下由Jcob醫師自己接生。問Jcob醫師為何沒有從第一胎就自己接生，他回答「低風險的陰道產不是產科醫師的專業啊！還是要讓專業的來。」與前兩家醫院相同，每天的晨會先討論全部的產科個案。Jcob醫師提到在醫學中心剖腹產率並不會比一般醫院高，「不是指派工作，而是團隊合作。在醫學中心的照護目標，是在更完善的醫療條件下，盡量達成陰道產的目標。」團隊合作是丹麥醫療進行的重要原則，每家醫院的工作人員都不斷提及。
經過丹麥之旅的洗禮，更加確定自己要在台灣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建立起穩定的醫師與助產師共同照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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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國際護助年 #助產師節快樂 #每一個產家都需要助產師不一定需要醫師 #謝謝所有夥伴們的相互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