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的童話故事》—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之二

她成長於童話般的森林小鎮。

那裡距離柏林開車約一個半小時，有著湖、運河、古老建築、綿延翠綠的森林與遼闊無邊的天空。

所有童話故事必備的佈景，都在她的故鄉。人們以為成長於德東地區的人，必然是孤寂拘謹或者不安的；但梅克爾回憶她的森林莊園成長史，「沒有陰影」。

柏林圍牆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築起，當時梅克爾才七歲；但梅克爾並未感覺自己的世界被分割。

她總是坐在學校廁所的馬桶上，偷聽收音機報導西德內閣誰當選誰上台的消息；在森林莊的家中，她們一家收看西德的一切，自小梅克爾即對西德歷任總理的名字倒背如流。童話故事的故鄉，使這個女孩習慣「慢慢且安靜的生活」，並「與生命和平相處」。

梅克爾成為「主導歐洲」的女人之後，人們急著尋求她「領導魅力」的答案。

自二〇〇五年出任總理至今，她度過了金融海嘯、歐債危機；當經濟崩潰沖倒世界多數執政黨時，梅克爾在上屆選舉時仍繼續高票連任，毫無對手。她成功的秘訣是什麼？

她看起來如此猶豫，如此盤算，一旦出手卻堅定立場，不因外界聲浪而動怒或動搖；她的人物圖像一向讓外界抓不住，說不準。

梅克爾和所有廿世紀我們熟悉的政治巨人如此不同，話語平淡，不以「勇者」自居，卻往往創造驚奇.... 她的政治有另一種想像，一種淡淡的香味，至今成謎。

她太不像傳統政治人物。

有的時候，我很想把丘吉爾從天上抓下來和梅克爾對話； 前者充滿熱情、勇氣、文采、智慧、滔滔不絕。丘吉爾留下了太多名言，而執政至今已經十六年的梅克爾，人們幾乎無法從她長達十六年的公開談話中摘錄一句，啟蒙人生。

二〇一四年，梅克爾代表歐洲巨人的角色在中國清華大學演講，學子們對她充滿期盼。一個德東出身的人物、物理學家，女性；跨越了層層圍牆，統治著世界文明的搖籃： 「歐洲」。 尤其那些穿著體面的歐洲貴族們，例如薩科奇、卡麥隆，無論衣著品味多麼「優雅」，在梅克爾媽媽有點肥胖臃腫的身軀前，都像一群毛毛躁躁的「足球男孩」。

清華大學的年輕人忍不住崇拜，等待著，等著她開口。結果除了德語發音的隔閡之外，她全無抑揚頓挫的口音，平淡的內容， 「可持續發展」「二〇一五議程」.... 提了二十多回，最終學子在梅媽媽平靜的演說中，一一沈入「搖籃曲」，一場「不可持續的昏迷」，半數學生半數時間睡著了。

或許在一個快速且庸俗的媒體年代，這樣的政治人物，才能生存。

你找不到一個標題，可以斷章取義她的話語。

她極少表態，語焉不詳；商業又醜陋的現代媒體文化，在她身上真榨不出太多好處。

於是研究梅克爾的書籍撰寫她的內容總是有若墜入迷宮，除了「猶豫、搖擺、小碎步」等形容詞之外，人們大概只能以討論她和普丁見面時「不喜歡他的狗」來吸引讀者的眼球。

翻閲梅克爾的成長過程，我注意到這個女孩自小「正向」的特質。即使在東德禁錮的年代，她也不覺得自己少了什麼。

是的，世界有一道圍牆擋住了前往柏林、巴黎、西方的路；但世界這麼大，另外半個地球已足夠一個森林莊長大的女孩探險。

當蘇聯控制德東，甚至派軍駐防她的故鄉時，梅克爾在這個蘇聯境外最大基地感受的不是「母親的心臟被入侵者插了一根刀柄」，她利用機會與穿著制服的駐防士兵練習俄語；而且感覺頗有「異國情調」。

梅克爾的俄語無懈可擊，這不只使她當上總理和普丁談話流暢無比（包括表達不喜歡普丁的狗），也使梅克爾獲得了「俄文最佳學生」的獎賞；小小年紀她被送到東德各地旅行，尤其「前進莫斯科」。

在莫斯科，她買了第一張披頭四的唱片；十年級左右，和朋友背著背包於中歐四處火車旅行。

才十五歲，她已去過布拉格、布達佩斯、保加利亞、以及黑海之濱巴圖米（Batumi）的海水浴場。即使對西方有所渴望，小梅克爾告訴自己：「倫敦大概和布達佩斯很相似吧！」

對於東德的威權控制，高中快畢業的梅克爾，有了第一次田園態度外的「放肆」，她找了一堆同學共同演一齣戲： 「莫三比克自由運動」，內容反抗外來葡萄牙佔領者（諷蘇聯），而且故意以「英文」高唱國際歌，接著朗誦詩句：人應該追求自己，「否則只是一條坐在圍牆（柏林圍牆）上的哈巴狗。」

她有技巧地「打著紅旗反紅旗」，但態度搞笑。這是小梅克爾政治上第一次的「表態」，方法：在政治敏感邊緣擦槍，但方式幽默。

她佯裝可愛，最終完成安全的叛逆任務。

閱讀梅克爾的一生仍然是有趣的，總可以在平凡中找到一點跳躍的煙火；好像在一望無盡的森林田園中，突然遇見了一匹色彩鮮豔的馬車。

例如她的本名叫Angela Kasner ；如今舉世聞名的Angela Merkel，梅克爾（Merkel）姓氏來自於她的第一次婚姻，丈夫烏里西·梅克爾（Ulieh Merkel）。

她很愛這個男人嗎？以致於第二次婚姻不改姓、一輩子也以「梅克爾」之名附身、名滿天下嗎？

事實答案是她第一次結婚時年僅廿三歲，烏里西是一位物理學家，倆人認識三年後結婚；結婚的理由非常務實，按照當地規定只有結婚才能分配住房。這一段婚姻四年後破裂，倆人形同陌路，Angela回憶她「幾乎在一夜之間，從倆人東柏林共有的房子搬出去」，留下震驚的烏里西。

這個看似「平穩」的女子，在處理個人婚姻事件時，可沒有許多人描述的「猶豫、搖擺、小碎步」。

她直接，她了當。而她離婚了卻不改姓，因為：許多資料需要重填，麻煩。

梅克爾這輩子最大的恩人是她的政治恩師柯爾，柯爾總理把她帶到了政治大位；但當柯爾後來陷入政治獻金醜聞時，向來「聽話」「安靜」「穩重」「小女孩」的梅克爾，居然向他發出了公開決裂信；並且以秘書長的身份從此一躍接任柯爾，當上基民黨黨主席。

這正是「梅氏」童話故事的特徵。

她看起來那麼乖巧，與俄羅斯士兵聊天，愉悅地學習俄語，遊歷莫斯科。但必要時，她會「咬人」。

她和東德許多開放的人有不同也相同，渴望西方價值，但很務實地多數時刻妥協於既有框架。

柏林圍牆倒塌前， 梅克爾惟一對西方的憧憬是：六十歲以後，盼到西方一遊；僅此而已。

但她的一生平凡中始終藏著特例，如一隻隱居於森林中的豹子，必要時跳起來捕捉獵物；平日則安於餵養，表現不強求，不掠奪。

而這正是她成功的方式。

這「平凡的例外」 ，使她的政治對手總是低估了她。

梅克爾把政治及人生看成如物理學般線性的過程，她常形容自己喜歡妥協勝於衝突，所以多數時刻沒有鮮明的個人色彩。

但總有例外，而且每次都是例外讓她得分。

例如處理敘利亞難民事件。

在此之前梅克爾的形象是不近人情的冷酷撙節女王；但當歐洲難民湧入時，她改變了過去德國二十世紀「屠殺者」的形象。德國正在崛起，過去的包袱從此卸下，她使用各種手段結盟，阻止德國種族主義另類選擇黨崛起，公開斥責他們無恥：然後，她留下一個新名片給廿一世紀的歐洲領導國：德國。

從此德國的代名詞是人道主義大國，在敘利亞危機時，德國共接納並安置了120萬難民。

這並非天真。

她深入思考德國國內穆斯林人口已佔4%，早有激進份子；於是她「例外」地放手一搏，決定開放近一百萬二十難民進入德國（佔約德國人口1%），他們可以合法接受教育，可以合法工作。

從此「梅克爾」及「德國」是人道主義的象徵，穆斯林的朋友，柏林總理辦公室中的梅克爾才是真正的現代「自由女神」。

她以物理線性的概念理解某些移民衝突仍會持續，但長期德國需要一個新的符號，一個溫暖的標籤；捨別一次大戰、二次大戰中侵略國的永久印記。

她更明白穆斯林激進主義形成的歷史背景，梅克爾相信遏阻激進極端主義的方法不是佔領、戰爭、或是空襲；而是在最關鍵時刻，對穆斯林表現出愛、同情與包容。

在國內，她聯合反對派，面對如此的困境。選後她慷慨地捐棄恩怨，與社會民主黨組成大聯合政府。

當她決定放手一搏，她看的是長遠的歷史。未來的德國，過去的德國。

地方選舉一輸，她先辭去黨主席，再表態不再尋求連任，化解當下排山倒百的壓力。

當她再次站到平凡的對面，「例外」那一邊.... 責罵她的聲音慢慢小了。

六年之後，難民不是危機，他們融入德國社會，提供人口紅利，補足工廠、服務業、基層勞動力不足。

她不戀棧權位，16年的總理生涯，她知道何時該總結？用什麼方法總結！

因此當2015年敍利亞難民危機導致德國民意分裂時，她不擔心政治後座力，她知道一旦勇於捨去權力，她會有足夠的線型時間與空間，證明接納廣大敘利亞等地難民，對德國是一件好事 。

六年過去了，梅克爾把歐洲及西方已疲倦但應接不暇的反恐、反穆斯林，改成正向的童話故事；最終不只讓德國在國際形象中得到「了不起」的掌聲，並為德國高齡社會注入新勞動力，尤其與穆斯林關係達到一種可能的和解平衡。

而大西洋另一端，美國正在棄守阿富汗。

於是，那隻看似平凡保守，卻偶爾例外勇敢、精明的豹子，田園中，再次躍起。

如今所有她曾創造的故事，已近尾聲⋯⋯留下六年前反對她、逼她下台的人開始恐懼：沒有梅克爾的德國，會是什麼？

梅克爾教了我一件事：或許成功的民主政治就該多一點點無聊。因為那代表細膩、耐心、妥協、寛容與堅持併存：沒有也不該有簡簡單單的吶喊口號。

＃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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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爆出累積確診２２例，分別於５／２５有３人確診，５／３１有２人、６／６日１人、６／８日１人、６／１０日１人、６／１２日１人、６／１１日１人、６／１２日１人、６／１３日３人、６／１４日２人、６／１８日３人、６／２０日２人、６／２１日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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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是萬華的大型市場，或者說，是北台灣最大的家禽零批場，只要是萬華人，沒人不知道這個地方，無論是做生意的還是一般家庭，都來過這裡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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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驚訝的是，當萬華人陷入一片恐慌之際，ＰＴＴ柯糞的反應是，「累積確診」不對，怎麼可以把５／２５日算到今天上，這是在製造恐慌，實在讓人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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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柯糞們是把過往以來至今累計的確診數，全都算在５／２５日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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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曾說過，確診數要看趨勢，５／２５日不過３人確診，從６月到現在，累積的２１人數字，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直到前天，都還有人確診，ｐｃｒ是有延遲的，這些數字，都還在通報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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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是什麼「拿過去的數字算在今天的帳上」，而是「今天的數字跟過去一直有關連，不曾停止」，同一個地方，一直不斷出現確診數，就代表那個地方仍然有隱藏的傳播鏈，只是還沒被發現，尚未大爆發而已，神父希望，柯糞不要跟柯文哲一樣，士林長照了４８確診３死，他才學到了一課，恩，原來武漢肺炎是有潛伏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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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別忘了，北市府只有在６月９日、１１日、１８日三度出動快篩隊到環南市場快篩，共篩７８０人，有２人確診，但快篩率僅占攤商工作人數２８００人的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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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和北農有密切往來，原本排６梯次篩檢，剩３次，後面梯次的攤商篩不到，自治會長要求全都篩，市政府竟回「要支援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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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攤商排了３次隊，才找到自己的名字，市場處的回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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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不是每個人都有，是攤位抽幾位出來做快篩，沒有你的名字，就自己去外面做快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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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萬華環南市場的確診趨勢，就是一直都有人確診，內部有許多隱藏感染源，ａｎｄ，柯文哲所謂以打游擊戰的方式，殲滅感染源，原來就是打到一半，跑掉，然後當作這地方沒事，他已經做完該做的事了，感染源被殲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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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記錯的話，６／１９日，柯市府關掉了剝皮寮快篩站，黃珊珊稱「萬華已不算是熱區」、「剝皮寮將設置這段抗疫過程紀錄，讓民眾知道萬華非常努力地在這場戰役中讓疫情降下來，功不可沒！」北市府則說，「在北市不斷努力下，萬華的盛行率已經明顯下降，證明當時的決策相當正確而及時．」柯文哲親赴現場，致贈醫院和醫護感謝狀，然而，後頭斗大的紅布卻相當刺眼，「謝謝柯市長、黃副市長，剝皮寮快篩站功成身退．」不知道是要謝謝醫護，還是謝謝他們自己，彷彿萬華的疫情已經終止，防疫馬到成功，一切歌舞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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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一時間，環南市場仍然出現確診，北農的群聚正在發生，然後是士林長照機構，差不多就是烈火正在熊熊燃燒時，一群人卻聚在外頭開營火晚會，他們高聲慶祝，屋內的火災已經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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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令人想起中共的防疫模式，疫情蔓延之時，馬照跑，舞照跳，當確診數不斷攀升，卻稱疫情「可防可控」，要人民「相信政府相信黨」，然後開始「武漢加油」，各種「抗疫英雄」出現，最後，直到現在，中國面對各國的質疑，居然大喊「武漢團隊應該得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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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看似在激勵武漢人，同理武漢人，實際上，是在遮掩真相，逃避自己的責任，要武漢的人們擱置懷疑，相信疫情已經結束了，問題已經解決了，不准抱怨，不要有聲音，於是武漢人的痛苦和懷疑，全都隱沒在一群正能量的打氣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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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打，越洩氣，越加油，越鬱悶，當所有人堅信問題已經不再發生，真正受苦的人，卻無法發出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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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父說，萬華人，不要窮到只剩下打氣加油的聲音，不要冤枉到被各種滿溢的糖蜜，堵塞自己的嘴，那不是歌頌，是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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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疫苗，是安慰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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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自己的安危，和政客的利益掛在一起，任由他們代替你說話，任由他們來詮釋你自己，儘管那可能是好聽的，看起來和你站在一起，為你打抱不平，事實上，是為了掩飾自己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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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話語，都有兩種意涵，而那背後，往往都別有深意，說著「功成身退」，其實是「功在他，資源可以撤了」，當剝皮寮撤的當下，前幾天無論在環南，還是北農，篩不到的都會叫你自己去篩，你自己去篩，去哪篩呢？去剝皮寮，然後就關門了，這顯然是第二十二條軍規，全世界沒有快篩站是只做３６天就「功德圓滿」，沒有一個確診數破千的區域是３６天後「不再是熱區」，沒有病毒還在潛伏的時候，疫情還沒穩定的時候，就說要撤走，因為「附近商家和居民認為生意受影響，連署希望遷走快篩站．」然後市府「從善如流」，這些打蛇隨棍上，就是欺民眾不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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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站，就是疫情嚴重之處的眼睛，因為快篩的邏輯，就是在風險處高的地方，才準確，才能避免偽陰偽陽的問題，就算疫情緩和了一些，這個眼睛仍然必須監看著，避免再度爆發，如果為了附近人的生意，觀感，就可以當作撤掉的理由，這就好像生病的人撤掉了自己的眼睛，以為看不到，就沒有事了，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犧牲整個萬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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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趣的是，剝皮寮將轉型為疫苗注射站，這是令「撤站」難以反駁的，環南市場快篩篩不到，也是因為「要支援打疫苗」，你不但不能反對，還得點頭贊同，因為打疫苗是好事阿，但是快篩還是要做啊，用好事來掩蓋壞事，一向都是柯市府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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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才知道，為什麼柯文哲整天嚷嚷著要疫苗了，因為打疫苗這件事，是最沒有成本的防疫方法，什麼都沒做，就喊著「打疫苗」，好像已經做了什麼一樣，不斷的要疫苗、索取疫苗，還可以掩蓋自己製造的問題，就連北農和市場處，別人問他，有做什麼防疫措施？呃，有阿，我有爭取疫苗，出一張嘴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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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賊頭賊腦式的防疫，上行下效，當柯文哲終於說出了新戰術，「北農爆發群聚確診，４０００人若要每週快篩可能太慢，因此全部抓去打疫苗」，稱這是「暴力處理」北市爆發士林長照機構群聚，接下來的戰略，就是「將太難處理的就先打疫苗」，把疫苗當成治療劑，這就像內射了以後才開始戴保險套一樣，疫苗產生保護力是在兩周後，就算打了再多人，也沒辦法遏止當下的傳播鏈和已經得病的感染者，當這個戰術動到了遊民身上，遊民也要優先打，就可以知道，這不是在打疫苗，而是在打麻醉劑，柯文哲施打在眾家媒體和市民腦中，產生了「阿北很會做事」的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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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疫苗，是不能阻止當下正在傳播的病毒，只有快篩、疫調、匡列、隔離，才能阻止傳播鏈，在北農事件爆發前幾周，中央曾經要求北市府在北農設置快篩站，柯文哲的理由是「剝皮寮快篩站就在北農旁邊，所以才不設．」他說，自己是醫學專業人士，行不行他很清楚，旁邊就有快篩站，直接帶去剝皮寮做就好，沒有必要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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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身就是在吐痰，又是一個瞞天大謊，剝皮寮和北農，一個在北，一個在南，相隔將近３公里，走路要半小時以上，而你自己就說北農的人來自全台各地，請問不設快篩，走路到剝皮寮，是要給鬼篩嗎？關了以後，出事又把剝皮寮團隊調到北農去，這不是在自打臉嗎？有何專業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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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模式的防疫，並不適用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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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共模式，第一，就是口號式的防疫，無論是什麼冷區殲滅戰，熱區圍堵戰，同心圓掃描，精準疫調追殺，再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台北做得到清零，這些都是在務虛，而不是務實，當市場處或北農，都開始柯文哲化了，別人問他做了什麼，他們說，我有畫同心圓阿，這就跟當初美中台三角型差不多，都是在麻痺大眾，我都處理好了，這裡已經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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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放任著疫病不斷蔓延，傷口不停潰爛，問題不停惡化，人們卻當作沒這回事，因為他說，他已經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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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有一位ｓ小姐接受政論節目的訪談，她說，她媽媽在北農工作，是個派遣工，然後，突然有天，她周遭的正式員工突然都不上班了，她以為是請假，於是她向往常一樣繼續包著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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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問ｓ小姐，沒有人告訴她，那些人都已經確診了嗎？ｓ小姐氣憤的說，沒有，都沒有人說，她媽媽就繼續包著蔬菜，直到有天，發燒了，她覺得很不舒服，但是包裝很大量，需要有人做，她休息一天後，又回去工作，後來真的不行了，就躺在家休息，直到她的父親有天跌倒，送到醫院，然後，父親和母親都確診了，包括她的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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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越說越氣憤，直到主持人問，她的爸媽現在怎麼樣了，她的聲音才垮了下來，說，爸爸已經過世了，十天後就過世了，然後２４小時就火化掉，也見不到最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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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聲音很令人動容，那是從最堅強到最脆弱的那一瞬間，她說，這個病毒是專門欺負老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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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媽媽同事確診，她並沒有被告知，等到染疫後，也沒有人來做疫調，公司也沒有一通電話過來，彷彿她媽媽不存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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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無言以對的是，她媽媽的其他同事打電話過來，說端午節可以過來拿粽子，他們才知道，原來她媽媽確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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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問公司現在怎麼樣？她的同事回答，沒有什麼事發生，就像以前一樣營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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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個巨大而無視生命的機器一般，當有人捲入齒輪縫中，它看見了，無語，然後繼續轉動，發出嘎茲嘎茲的聲響，彷彿只是捲落了一小片鐵屑一樣，這一個被包裝得好好的芭樂，這一個，被隱藏得很好的，負責供應大台北蔬果的生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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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人，這就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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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情況，亦發生在台北各處，環南市場有攤商的女兒確診，父母照常去擺攤，市府沒有匡列，沒有篩檢，所幸自治會主動請他篩檢，然後他們自己消毒三天－這跟市場處說的每天都有消毒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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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發生在６月２０日的通報，抓接觸者、篩檢、消毒，全都是民眾自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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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長照機構，６月８日出現確診者即通報，９日機構自費快篩，篩出一位確診者，衛生局僅在電話一端遙控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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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日出現第三位，１４日發現事態嚴重，開始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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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是，台北市知情後卻不做疫調、隔離、全院快篩，只有要求落實分艙分流、加強清消，事後卻指控機構隱匿，稱該機構並沒有通報、清空住民和清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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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像把自己應該做的事，直接轉嫁到對方身上，這令人想到台北市政府之前發新聞稿直接指控萬華基層醫院卸責一樣荒謬，這幾乎成為了他們的ｓｏｐ，惡人先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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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似乎也根本忽略了他們的指令不可行，一個機構根本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獨自處理一個群聚的疫情，他們好像在幻想，「恩，什麼都不做，他們自己就會變好」，他們只要像個客人一樣，在旁邊點餐提出需求就好了，分艙分流，長照機構沒有空間，分人照顧，沒有人手，接觸者需隔離，恩，去哪隔離？這些躺在病床上沒有自理能力的人誰管？這應該是公家機關要介入的事情，卻沒有積極介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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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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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甚至有要求長者們自己去快篩站，但長者都插管了，根本無法去快篩站，我們已經等了好多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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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所有住民的肺，像花火一樣，被點燃，噴發，喘息，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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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慘的還在後頭，副市長黃姍姍居然說，「北市衛生局全面接管未耽誤任何時間，全程都有向家屬說明，開說明會，無人有任何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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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出面痛斥，黃珊珊說謊，根本沒有說明會，他們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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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不能靠精神勝利法，烙的狠話一次比一次還狠，想的方法如此天馬行空，應該腳踏實地去做的，卻不必去做，柯文哲口中的每一次殲滅、殲滅、再殲滅，由副市長複頌，殲滅不了病毒，卻殲滅不少台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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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也不是靠自我安慰，我常說，這社會氛圍有點奇怪，不是極度悲觀，就是極度樂觀，極度悲觀以後轉變成極度樂觀，這是不正常的，引用一個瘋子當作是哲學家的話語，絲毫不查的媒體，傳遞自身自私的渴望，前幾天，還看到各大新聞台引用柯文哲的話語，說可以解封了，這是一種依據，市長說他會清零，可以開放電影院和美術館，呃，市長說，台北清零沒問題，麻煩的是同島一命，病毒會從外縣市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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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這媒體再怎麼不正常，或想解封想瘋狂了，或是缺乏編輯台，也不用如此，諸如此類的同心圓（其實是匡列）、冷區殲滅戰（其實是疫調），熱區圍堵戰（其實是篩檢），真的不用如此不學無術，不斷地放送這些柯學名詞來說得煞有介事，愚弄大眾，做為媒體，作為市長，請試著說人話，人民聽得懂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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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中國的防疫模式，就是剝奪你的認知，試圖掩蓋真相，使異議者、吹哨者禁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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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說，他對「北農群聚」這個用法有意見，他說，北農是陸陸續續感染的，不是群聚，北農組成不僅是萬華人，還有北北基，外縣市的人，不一定是在北農感染的，不要說北農群聚感染，沒那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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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不能說，群聚是群聚，取而代之的，就更多群聚，士林長照群聚，北藝工程群聚，環南市場群聚，群聚的概念被脅持了，群聚並不存在，如此一來，就是把群聚當日常，人們習慣各種各式各樣的群聚，就像看到小貓在街頭巷弄裡展開貓的聚會，小鳥聚在一起歌唱，那不是群聚，是美妙的交響樂，是城市的共鳴，關於病毒的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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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不能說，萬華是破口，很快的，整個台北都成為了破口－很不可思議的，北農、環南市場，都在萬華裡，當市長說著萬華不是破口，副市長要求別人道歉－破口消失了嗎？沒有，一個接著一個冒出來，為何？人們被鼓動否認事實，當作一種同情和維護，事實上，是被蓋布袋，在裡頭被悶殺，你要求他們做一點，恩，基本的事，他卻詫異地回答，我已經幫你制裁了污辱你的人了阿？當人們提出一點質疑和真相，他們說，你在污辱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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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各種群聚爆發的現在，一隻柯糞在市長臉書留言「謝謝阿北沒有拋棄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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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比悲傷還悲傷的故事，你的萬華不是你的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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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不能說，「我講一個比較慚愧的，其實全國２０幾個縣市民眾，現在是一起陪雙北在坐牢．」這位市長便開始指控，病毒都是外縣市帶進來的，北農的確診者都是在外縣市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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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北農被圍堵起來，變成不能碰觸也不能介入，不能評論也不能被認知，一種難以言喻的地帶，裡面的人惶惶不安，外面的人罵聲連連，但是那個地帶是模糊的，我們不能定義，也不能清楚裡頭發生什麼事情，因為，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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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在圍堵疫情，是在圍堵其他人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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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人需要的，不是在安危傾頹之間，強迫你堅強；不是在虛弱的時候，讚嘆你功不可沒；不是在你不安之時，欺騙你一切歲月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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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人需要的是，不要失去自己的感知，讓自己的危機意識被麻痺，不要讓真實隨著虛偽一同腐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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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偽善和同情與同仇敵愾，來掩飾一群人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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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疫之中，要避免的，是公正世界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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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對我是公平的，壞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若是別人發生了壞事，一定是他自己做了不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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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段，會造就檢討被害者，前段，「別人的不幸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則會造就一股莫名的自信，越到了危險的地方，越想像自己是安全的，屬於一種「擱置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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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成就這種「公平」，開始對每件事展開極度樂觀的想法，於是明明處於險境之中，卻還要完成一種「我執」，做跟平常一樣的事，或者是，去做你平常根本就不會去做的事，讓自己處於風險之中，也正因為完成了這種執念，每一個僥倖的心態，都成為了對自己的公正世界感到祥和的平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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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危險，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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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過每一個危險，讓自己更加危險，更感到安全，這是在測試這個世界，屬於一種極度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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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樂觀的假定，別人總是安全的，他們有能力，可以維護自己的安全，而這份假定，並非出自於同理，而是來至於自私，對方的安全建立在必須使我優先安全的想像上，換句話說，對方是為了我們而存在的，我們主動消除了對方真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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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看到報紙上的市場爆發了感染，儘管你很常去，我們會在看到當下篤定的說，「不對，我一定是安全的．」因為我去的地方是他邊緣的角落，儘管爆發感染，我去的地方，也一定是幸運的不帶有病毒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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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會簡單的去否定感染，想像那並不是真的感染，事情並沒有那麼嚴重，接著，我們會去否定別人去辨識他，當有人指出感染源，我們會抓著對方的手說「不對，那個地方並沒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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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公正世界觀偏誤，放在個人身上，是可以理解的，放在牽涉他人福祉的公職身上，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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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士林長照，對方通報了，但我想，「事情一定沒有那麼嚴重」，其實是「它必須不嚴重」，這是為了我自身的幻想，我堅信機構會處理的很好，他們會自己分流，分艙，他們會自己隔離，他們會自己篩檢，他們要自己出錢做ｐｃｒ，這對應的是一種幻想，「那個地方不會有病毒，不會爆發感染」，當這個幻想破滅後，對方根本沒有能力自己處理好自己，我們就會轉而破口大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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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農的事件，剛開始確診１８名員工，北農說當中有所謂的「人力公司派遣員工」，不能算是台北農產的員工，他的視野，基本上就把某些人排擠出去，沒有真正的蘇格蘭人，萬一他染疫，他就不是蘇格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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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柯文哲將北農確診者，區分為台北／基隆／新北是一樣的，他說目前為止確診的人台北市占不到一半，新北市、基隆市的一大堆；他說，疫調時他發現跨縣市疫調是一個問題，因為感染者戶籍不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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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因為人員感染後來到北農上班，可是其戶籍不在台北，所以在疫調時，他們發現這種跨縣市的疫調，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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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的疫調只侷限在台北，剩下的，就不關他的事，是他們自己的事，他從頭到尾，都不認為北農有爆發群聚－至於散出去會怎麼樣呢？假定他們都是安全的，他們會自己保護自己，或者不會那麼嚴重，這就是「壞事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採取的抉擇，當其他地方縣市拼命匡列自身和北農蔬果市場相關的對象，他卻當作這些人都不存在一樣，不屬於這裡，明明用常理來看，「擴散全台」這個更大的風險，無視，以至於產生跟正常情況完全不符合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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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也是相同的，只篩檢了３分之一的人，剩下的人呢？他們也是攤商，他們也繼續在市場，然後，仍然不斷持續出現確診，但這不重要了，我假定了「這樣就安全了」，「他們必須是安全的」，於是問題持續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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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風險存在一定的範疇，人們會正視他，測量他，並試圖解決，但當風險超過了一定的範疇，人們自然而然產生了防衛機制卻是，恩，那不會發生，我認定他是安全的，我假裝他是不用理會的，因為「去想會變得很麻煩」，「事情會變得很嚴重」，於是，採取的不是面對，而是逃避，不是行動，是停止行動，這是為了「繞過危險趨近於危險」，產生的，不理性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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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題放著，自然會消失，隨著時間過去，就會被遺忘，直到災禍發生，徵兆開始出現，這樣不理性的思維，採取的是否定事實，或者是，責怪所有企圖破壞這個和諧想像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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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指著每個破口，覆蓋以安全，我們下意識地認為，他會自然而然的轉變成安全，但是現實往往並非如此，問題放著不管，只會越來越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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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什麼當危機尚未解除，卻想像危機不會發生，一切都很安全，沒有什麼，是比這更危險的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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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座認知的棺材，而台北市長將他抬進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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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建議，中央指揮中心，趕緊介入台北，等到棺材板打開，那就來不及了，我說的白話點，請陳時中取代柯文哲指揮台北的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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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不只是台北人的願望，也是台北衛生局、疾管科，殷切的盼望，每個人心中都有顆大石，儘管不能說，但心理都知道答案是什麼，他們士氣嚴重低落，他們舉步維艱，他們害怕被市長臭罵，恐懼的心已經蒙蔽了他們的雙眼，綁縛了他們的行動，他們僅學著自保，回溯到避罰服從取向的嬰兒，這讓他們不敢也不願去看那些危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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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是在和時間作戰，每一分每一秒，病毒都在蠢蠢欲動，稍一不慎，就是歷史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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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的市長，似乎回到了原點，依舊還在嘗試錯誤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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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樣的學習和實驗背後，都是試圖呼吸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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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指揮中心介入台北的防疫工作，唯有如此，防疫工作才能重新啟動，萬華，台北，台灣，乃至於台北市長，才能獲得救贖，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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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笑稱，要寫一個關於殺人的故事，可用不著真的去殺人吧？不過對於茱麗葉．休姆（Juliet Hulme）而言，真的有過殺人經驗，或許真能帶來不少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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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要先從1954年2月開始談，時年15歲的寶琳．帕克（Pauline Parker）在日記上寫著：「為什麼媽不能去死？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死去，為什麼爸媽不能都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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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齡的寶琳．帕克與茱麗葉．休姆當時同樣就讀位於紐西蘭基督城的一間女校，兩人當時的關係堪稱形影不離，是最要好的朋友。然而，她們之間的出身背景卻有很大差距，寶琳是魚販之女，茱麗葉的父母則是來自英國的顯貴，她的父親受聘來當地擔任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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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兩人一見如故，茱麗葉並未因為家庭背景而覺得忌諱，經常帶寶琳回家玩耍。起先雙方家長都對兩個女孩的友誼不以為意，直到雙方的關係開始日漸緊密，連澡也要一起洗，對待彼此的態度宛如愛侶，家人開始有些擔憂，試圖拆散她們，至少要她們保持距離。在當時，同性戀在紐西蘭被視為一種禁忌、嚴重的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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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寶琳與茱麗葉到底是什麼關係？後來學者的觀察莫衷一是。但可以確定的是，兩個女孩從小都有嚴重生理疾病，寶琳罹患骨髓炎，茱麗葉則有結核病，或許正是同樣罹病的遭遇，使得她們更覺得親近，生命觀也與同齡人不同。她們甚至共同發明了一個宗教，這個宗教謝絕基督徒，擁有自己的天堂境地與獨有的聖人（多是好萊塢名流），稱作「第四空間（The Fourth World）」。而且不必等到死後前往，她們經常一同「造訪」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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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同生活在虛幻世界之外，寶琳與茱麗葉還共同撰寫小說，並想像她們構思的作品將會在好萊塢大獲成功。一起前往美國發展，成為兩個少女共同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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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茱麗葉的父母決定分居，父親辭下校長職位，雙親協議後，決定重返英國，並將愛女送往南非。寶琳得知後，也想要跟著去，但可想可知的是，她的母親堅決反對。寶琳於是向茱麗葉提出一同殺害她母親的可能性，這項提議獲得了茱麗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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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的日記上，寶琳寫道：「我們已經想好了，並對這個想法感到好興奮。當然，我們很緊張，但期待大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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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4年6月22日，她們決定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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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陽光明媚的下午，兩位女孩與帕克夫人在享用午餐之後到維多利亞公園的山丘漫步。茱麗葉先將一個飾品扔在地上，讓帕克夫人彎腰撿拾，寶琳隨即將預先準備好的──盛裝著半個磚塊的襪子──舉起重擊母親頭部。帕克夫人立刻尖叫倒地、面目抽搐，茱麗葉接手拿起磚塊狂砸。少女們原先預想能夠一擊斃命，沒想到卻足足花了20分鐘才將之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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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們確定帕克夫人斷氣後，隨即衝到山下，向一名小販經理誑稱母親跌倒，撞到了一顆石頭，必須請人救助。警長聞訊後到現場勘查，很快發現帕克夫人並非死於意外，她的頭骨被狠狠擊碎，共計有45處受傷，而兇器也很快被尋獲。警方隨後羈押了涉有重嫌的寶琳與茱麗葉，她們隨後也坦承犯行，只是寶琳為了保護茱麗葉，佯稱自己是獨力行兇，茱麗葉卻給予了不同的供詞，承認自己也有參與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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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新聞不僅在紐西蘭成為轟動的消息，也立刻成為國際頭條。兩位正值碧玉年華的少女，究竟何以動念殺害至親？精神科醫師雷金納德．梅德利科特（Reginald Medlicott）受聘替兩人做了詳細的心理衡鑑，同時詳細閱讀了她們的日記與著作。他的結論是，寶琳與茱麗葉確實處在嚴重的精神錯亂底下，而且是相互牽動的，兩人幾乎像是同一個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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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利科特甚至直接指出「她們絕對是瘋了」，並提及自己在探訪過程中遭到兩人嚴酷的污辱與咒罵，強調寶琳與茱麗葉的傲慢與自負遠遠超過正常人。他最後做出結論，明確指出在六月時，她們已經精神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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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便已經犯下罪行，寶琳與茱麗葉卻絲毫不認為自己應當負上任何責任。寶琳說自己唯一後悔的只有讓茱麗葉的家人造成麻煩，但是殺害母親乃是合情合理。茱麗葉也說，謀殺不僅是「正當的」，「殺害任何阻撓我們的人，也都是正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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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陸續傳喚多位精神科專家進行鑑定，結論不約而同指出兩位少女的瘋狂。在痛下犯行之前，她們就如同一般少女一樣表現出活潑與純真，但下一刻卻能拋下良知殺人，已經不是常人會有的舉動。報告亦指出，寶琳在作案前一天，對母親尤其熱情，表現善意。這些細節見報後，寶琳與茱麗葉被冠上「惡魔」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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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判當日，現場座無虛席。當犯罪細節被公開時，少女沒有任何反應，但當有任何被描述被她們認為侵犯了她們的虛榮心，寶琳與茱麗葉便會立刻出言反擊。出人意表的是，寶琳與另一名男孩有一段情的證據也被隨之公開，這尤其激怒了茱麗葉。而這很可能是她們此生最後一次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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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8月28日，法官作出宣判，認定由於兩人年紀太輕，不能判處死刑，又因為評審團不同意寶琳與茱麗葉患有精神疾病，他們不會被送入精神病院（然而，這卻符合了寶琳事前的期望）。兩人最終被判處無限期監禁，送進基督山監獄，並且分開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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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監禁時間僅有五年。有傳言說，釋放條件是兩人承諾不再與彼此見面，但政府後來否認了這個說法。原籍英國的茱麗葉被無條件釋放，她來到義大利與父親團聚，而寶琳經過六個月假釋，也完全重獲自由。至於後來兩人究竟何去何從，則又有了出人意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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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紐西蘭編劇法蘭．華許（Fran Walsh）向經常共同合作的導演彼得．傑克森（Peter Jackson）提出了將該案搬上大銀幕的構想。華許說在當時，兩位少女被媒體營造成世界上最邪惡的人，但她對於這些流於表面的報導有些不以為然，始終認為此事欠缺合理的解釋。為此，他們採訪了當時與事件相關的17位同學和老師，以及兩人的鄰居與家人，也向心理學家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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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日記內容，華許發現兩人其實富有超越非凡的想像力，以及獨有的幽默感，絕非只能以「邪惡」一語帶過。透過全國海選，他們找到了新人梅蘭妮．萊恩斯基（Melanie Lynskey）來飾演寶琳．帕克，而當時已經有過影集演出的英國演員凱特．溫絲蕾（Kate Winslet）則從175位女孩中脫穎而出，爭取到茱麗葉．休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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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部《夢幻天堂 Heavenly Creatures》（1994）問世，獲得全球性的成功，法蘭．華許與彼得．傑克森一同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提名，這也是兩人首次揚威美國，為日後他們再次合作的《魔戒 The Lord of the Rings》系列埋下伏筆。而凱特．溫絲蕾也因為這部作品，成功打響名號，開啟了輝煌的表演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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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擅長打造奇想場面的彼得．傑克森在《夢幻天堂》成功構築了一個屬於少女的私密幻境，包括由黏土構成的奇幻王國，還向出演《黑獄亡魂 The Third Man》（1949）的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致敬，以遊走與光明與陰影底下的人物隱喻角色關係。重點是，他試圖帶觀眾同理兩位少女的心理，而非一味妖魔化的呈現。兩位演員的詮釋尤其近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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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電影的成功對於兩位當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災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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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琳與茱麗葉的下落遭到媒體「肉搜」。1997年，紐西蘭記者在英國肯特郡找到了隱姓埋名的寶琳．帕克，她改名希拉蕊．南森（Hilary Nathan），在當地經營一個兒童騎術學校，皈依天主。她透過姐姐發表聲明，表示自己對弒親感到萬般後悔。據寶琳姐姐的說法，她花費了五年的時間才終於意識到自己鑄下大錯，後來決定遠離人群，試圖默默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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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更勁爆的則是茱麗葉．休姆的發展，她後來改名為安妮．佩里（Anne Perry），曾在美國與加拿大生活，後來搬到一個蘇格蘭的摩門教社區。她在1979年開始出版小說，並且很快成為一個成功的犯罪小說家，創造了名警探湯瑪斯．皮特一角（後續延伸了34集系列小說），並多次獲得文學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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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年之前，沒有人知道她就是茱麗葉．休姆。在電影問世前，她不得與她的經紀人會面，安妮．佩里鎮定地對他說：「請坐下與我談談，有一些關於安妮⋯⋯但你所不知道的事情，我得坦承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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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3年為止，她已完成超過40部小說，作品在全球銷售達千萬冊，小說《No Graves As Yet》（2003）曾登上《紐約時報》銷售排行榜。安妮．佩里依然是一個成功的作家，但她的聲譽確實因此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作品銷售量也有下滑趨勢。她始終試圖挽回自己的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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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接受採訪時，她向《衛報》記者坦言自己確實「有債要還」，但卻也試圖將責任轉嫁在寶琳身上，指控寶琳當年威脅她若不幫忙就要自殺。她也談到了《夢幻天堂》上映之前，自己的身分遭到揭露時所感到的恐慌，安妮指出「這一切都不公平，我為重返社會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全部遭到了抹殺」，並且埋怨編導沒有事前請求她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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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安妮．佩里表現的「懺悔」卻未必讓大眾買單，在紀錄片《Anne Perry: Interiors》（2009）當中，她一再將罪刑歸咎在寶琳身上，並且誇張化地表述自己在未成年時遭受監禁的「苦難」，與其說是加害人，她更認為自己是一名受害者──在不情願的情況下協助殺人的無辜少女。這個被害者形象反而使她更顯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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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佩里不常受訪，但每次談及此案，都是一概切割態度，例如在2006年，她承認自己的確癡迷於與寶琳的關係，但否認自己是同性戀者。在2012年，她在受訪時提到自己在監獄的經歷成為了創作養分。並說自己已經負起了責任，不需要再為了過去的行為懲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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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成為更好的人，並確保自己也能原諒別人。這意味著『遺忘』，不要帶著怨恨。這不容易做到，但你得學會。如果你相信寬恕，那就請寬恕所有人。」安妮．佩里說道：「除了繼續活下去，我別無選擇。我肯定不是第一個有這樣遭遇的人。我只希望，天啊⋯⋯都快60年了，我們讓事情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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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針對這些發言，寶琳本人沒有再做出任何回應，其家族成員也沒有予以反駁。事實上，有些觀察者指出寶琳與茱麗葉當時都能很快全身而退，除了她們尚未成年，很大原因是她們的白人身分，以及茱麗葉的特權家族背景。不過後續的發展，也反映了兩人確實存在明顯的階級鴻溝，寶琳在小鎮低調討生活，而茱麗葉卻成為暢銷作家，享有富裕的生活以及舉足輕重的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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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年近八十的安妮．佩里為了希望讓自己的小說影視化，遷居到好萊塢。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只有一部關於她的小說改編的作品問世，是一部名為《The Cater Street Hangman》（1998）的電視電影。在目前力求政治正確的時代，導演、演員涉及性侵會面臨除名懲戒，遑論原作者曾經殺人，因此目前顯然沒有公司對翻拍她的作品表明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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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談論這起「帕克-休姆謀殺案」（Parker–Hulme murder case）的相關影視作品與紀錄片遠多過安妮．佩里的作品，除了上述的《夢幻天堂》之外，還包括更早一步拍攝的法國電影《Don't Deliver Us From Evil》（1971）與多部舞台劇。連《辛普森家庭 The Simpsons》都曾在第20季第9集的《Lisa the Drama Queen》（2009）鬆散地改編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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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們常掛在口邊說，你要寫一個關於殺人的故事，用不著真的去殺人吧？但安妮．佩里不僅真的殺人，還將經歷轉化為自己的作品。有一點她說得沒錯，她不是文壇第一個曾經犯下殺戒的名作家，有類似經歷的還包括曾撰寫《裸體午餐 Naked Lunch》（1959）的弒妻作家威廉．布洛斯（William Burroughs），才氣縱橫的奧地利作家傑克．溫特維格（Unterweger）甚至是一名連續殺人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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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可以帶出很豐富的議論。安妮．佩里能以年少無知為由逃離社會大眾的公審嗎？抑或更生人難道只有隱姓埋名一途，沒有機會選擇重生？再來，創作者的私德究竟與它的作品有無直接相關？當然，這已是老生常談，或許永遠沒有標準答案。對於是非的論定，只能交給讀者自己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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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上，圖右為茱麗葉．休姆，圖左為寶琳．帕克；圖下為《夢幻天堂》劇照，圖左為飾演茱麗葉的凱特．溫絲蕾，圖右為飾演寶琳的梅蘭妮．萊恩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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