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其次，刻意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他認為２２８事件是『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省籍對立剝削．他表示，１９４７年２２８事件爆發，當年國民黨接收台灣，外省人壟斷了所有的權位．果若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他的父親怎能有此機會擔任官派首長？」
　
「陳建仁的這場演講，刻意偽裝家族是２２８事件受難者、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這場謬誤不實的演講，不但扭曲了２２８事件及威權時代的真相，也彰顯一個知識分子袒護當權者的墮落，更著實豎立蔡政府的新威權．」
　
這什麼墮落文章？提及事實叫做操弄族群對立？要戰陳建仁祖宗八代就算了，順道扭曲二二八真相？
　
二二八本來就跟省籍衝突脫不了關係，國民政府來台就是實行殖民統治，「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這本來就是事實，說是實行殖民統治，怎麼會讓本省人位居高位？就算讓本省人當官，其動機為何？難道不是效法清廷以番制番，來個以台制台？這不就是過往外來獨裁皇權對於本土居民的高壓手段？不就是為了靖綏所以採取的統治方法？如同中國共產黨在人大安插的台灣省代表，藉以加強殖民統治與侵略他人的正當性？
　
難道說，港人林鄭擔任特首，就等於「中國政府沒有排斥香港人，重用香港人？」林鄭鎮壓反送中運動，是站在香港的人角度著想，還是站在中共的立場？林鄭的自主性有多少？能代表香港人嗎？她是當作樣板宣傳，還是讓香港人自己當家作主？我們可以用林鄭來合理化中共對香港的暴政嗎？可以用香港本土警察攻擊香港民眾，說明他的行動是自願的？他們樂意這麼做？可否將真兇中國政府下的明明白白的指令，扮演的角色徹底去除？香港人自己殺死自己？說中國政府制定的國安法是為了「護國、保港」？
　
如果不行，怎麼會拿陳建仁的父親當過官派首長，所以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沒有「追究台灣人民的政治忠誠，剝奪他們參與公職的權利？」
　
真敢摸著覽趴說，二二八「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　
　
不如這麼說，要是陳的父親有所抵抗，或者說，拒絕擔任，違背黨國意志，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本土人士擔任國民黨的官，就不會面臨到黨國的壓迫？　
　
難道要效法李敖的說法，因為有少數外省人被毆擊，所以變成「臺灣從光復 以後，從日本人手裏，我們中國重新把它拿回來以後所發生的一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一個嚴重的衝突」、「台灣人殺外省人」、「軍人並不知道誰該殺誰不該殺，有一些臺灣的人，張三跟李四的不對，張三就鼓動軍隊去殺李四，所以嚴格的說起來，最後的殺來殺去的局面是臺灣人殺臺灣人」、「台灣人自己殺死自己」？
　
這是部分替代整體的謬誤．
　
按照李敖的說法，外省人被殺了十天，死了數萬，但警備總部紀載的的外省人死亡人數為５２人，然後李敖說本省人死亡數字是炒作，所以把受害者的數字驟減，被波及的人數誇大，所以整體就變成「元凶是台灣皇民日本兵」？
　
這種被害者當成加害者，加害者變成被害人，國民黨無罪，蔣介石鎮壓暴民的黨國史觀，不就跟陳儀的記者會和黨國報紙專門強調外省人傷亡，遮蓋自己暴行無異？
　
迫害外省人的又是誰？不分本省外省一齊鎮壓的始作俑者又是誰？不就是外來殖民政權嗎？警備總部之下的忠義服務隊，在台灣實行反間工作，專門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利用黑道流氓在各地製造混亂、燒殺擄掠，製造派兵的藉口，這怎麼不提？所以忠義服務隊利用黑道或吸收台灣學生，滲透台灣民間，可以說成是讓本省人當官，「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因為忠義服務隊隊長許德輝是本省人？林頂立這個「半山」是軍統裡的本省人？
　
誰收買他們的？誰指揮他們的？誰下達命令讓他們去殺害手無寸鐵的學生？
　
「柯遠芬引導監察委員兼監察院特派臺灣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遍倒在廣場上的數百具屍體說：這些就是昨晚進攻這個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楊亮功無言．後來楊亮功對他的跟隨人透露：倉庫附近並沒有戰鬥過的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又沒有攜帶武器……這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就是昨晚在市內各派出所維持治安，而機槍步槍齊響以前，被憲警，林頂立的『行動隊』和許德輝的『忠義服務隊』所拘捕、押到圓山倉庫前面廣場，被國軍擊斃的．」
　
誰使百姓為了自保互相舉報？誰用利益誘惑他們讓他們互相殘殺？
　
警備總部接收了西本願寺，以「整理情報」、「收集情報」之名，進行逮捕、監禁、拷問之實，結果把外省人歐陽可亮給捉進去，稱他為「３４號」．
　
「一種叫做『跪鐵鍊』的拷問，是教犯人坐上鐵鍊，讓鐵鍊的凹凸不平，叫人疼痛不已．還有一種『踏木桿』，教人跨坐到一根削尖的木材上，然後由二個人用力從肩膀下壓，屁股嵌入木桿，痛的連尿都會閃出來．也有人陰莖被通電流，因而喪失生殖能力。聽說在詢問室的隔壁，一些被判死判的囚犯還被用來練習空手道呢．甚至曾經謠傳，死去的人的鬼魂經常出現．」
　
「他們說我和台灣共產黨的林樑材同謀造反，無論如何，都不能教我心服口服．我抵死抗辯．於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詰問我：『不然，你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我父親是外交官，我在北京出生，到國外留學過一段時間．回國後，任教於各大學」．
　
歐陽可亮在獄中，和其他獄友相識，旁邊有一人和他搭話，
　
「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
　
「沒問題，我叫歐陽可亮．我們大概沒救了吧？不過，像你說的，我也要拜託你，如果是你離開這裡的話，請把我的事情轉告大同的林挺生．」
　
「林挺生，他是早我一年的高中學長．」
　
「我不記得王育霖到西本願寺是十四日或十五日，不過確定是比我晚進去的．他什麼時候死的，我也不知道．到我離開西本願寺的三月底為止，他應該都還活著的．」
　
歐陽可亮不久就被釋放，他的太太向上海的吳元黎告急，吳元黎再向南京的父親吳鼎昌求援．吳鼎昌便直接打電話給陳儀，要求他「不要殺歐陽可亮．」
　
但是其他同在獄中的人，可就沒那麼幸運．
　
歐陽可亮出獄了以後，又被姚虎臣勒索，即是當初關押他的警備總部第二處處長，他身兼三個職位，訓練總隊長和綠島集中營主任，專門懲戒流氓，本身的行為卻跟流氓沒兩樣－甚至比流氓還惡劣，他把放出去的人又捉了回來，向他們勒索贖金．
　
和歐陽可亮一同被姚邀請的，還有林挺生、林子畏，林子畏是「全民日報」的社長，批評陳儀被威脅，於是將全民日報頂讓給林頂立．
　
「你們都是台灣有名的大企業家－」　
　
姚虎臣說，　
　
「和你們比起來，我不過是一介武夫．台灣呢，比我想像的還難治理，而且物價又貴．只靠陸軍少將的薪水，不容易生活的喲．」
　
「所以，要和你們打個商量，」、「能不能請你們各別寫張借據給我？」
　
我們四人互相看來看去．

「借據？是說我們向姚處長借了什麼東西嗎？」林挺生問，
　
「沒錯，中國的作風是以黃金幾兩計算的．物價波動這麼厲害，金錢是會貶值的．」
　
於是被關押出來的人們，又紛紛被勒索黃金，簽下借據，可謂將一條牛剝兩層皮，歐陽可亮被迫要繳交一百兩黃金，其他人兩百兩．
　
「這話真是欺人太甚．不正面向我們勒索，變成是我們償還向他告貸的債務，真是狡滑」
　
書中如此形容，
　
在這個勒索完成後，姚心滿意足地找來樂隊唱戲，聲音太大，驚動了隔壁的台灣仕紳劉明，他不認識姚虎城，卻認識歐陽等人，他不知道他們正被這群「阿山兵」綁架著．
　
「像這樣咚鏘吵雜，一點也不像你們的樣子．隔壁的人根本無法談事情．我正在招待教育廳長許壽裳，討論成功大學昇格登記的重要事情．你們能不能安靜一點，拜託！」
　
姚虎臣聽了，勃然大怒，他跑去隔壁討面子，對著劉明吼「劉明，你知道有天，不知道有地嗎？知不知道我是誰？警總第二處處長姚虎臣，就是我．」
　
「聽好，明早十點之前，來中山堂給我謝罪，否則，給我小心你們兩人的狗命！」
　
最後，劉只好找歐陽、林幫忙說情，諷刺的是，這兩人也是被威脅的對象．
　
姚在中山堂羞辱了劉一番，稱看在歐陽、林的面子上，饒他一命．
　
「然而劉明並不就此平安無事．沒多久，不知因何罪名，他被警總逮捕，判了十年徒刑．此事報紙也曾刊登過，相信還有人記得吧？他一日不少地在砂石場整整服刑十年．
　
教育廳長許壽裳更可憐，竟被暗殺了．」
　
姚虎臣就是典型「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的代表，他囂張跋扈的嘴臉，連同為外省人的教育廳長許壽裳都不放在眼裡，連歐陽可亮都能加以威脅，至於同為他眼中羔羊的人們，顯然也有差別待遇，至少在西本願寺被關押的本省人，不一定等得到打給陳儀的一通電話．
　
所以，若要將當時被迫服從的人們，或者被當作工具，有利用價值的本省人，為了自保而屈從，服務於外省權貴的仕紳階級，反而當作一種證明，稱陳建仁的父親擔任官派首長，所以「當年國民政府不但沒有排斥曾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反而更加重用」，而把數百數千被殺台灣菁英當作不存在，這是去語境的謬誤，陳建仁的父親當然很幸運，他能生存下去，不代表國民政府屠殺壓迫，實行階級剝削的事情不存在．
　
接著將責任轉嫁到陳建仁身上，說他「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
　
這種就是黨國文宣看太多，才會產生的去語境的謬誤，維護真兇，合理化暴行的見解．
　
只有白癡才會在香港人被中國鎮壓以後，說香港人講中共的暴行是誇張中共的過失，故意不提中共建設香港的功勞．
　
簡單直白問一句，你會在看到被害者被強暴以後，要他提起加害人曾經多愛自己？為他做了多少事？
　
噁心透頂．
　
這篇墮落的文章透露出許多謬誤，實在讓人難以吐槽，居然會有媒體刊登這種謬論，並且指稱他人犯了謬誤，所以都是假的，並合理化自己的謬論為真，簡直是謬論謬論，謬誤學家的謬誤．
　
「他父親只會講台語，不會講國語(普通話)…」，說陳的家族經商，是漢語化家庭，陳的父親不會中文，怎麼當官？
　
這依然是個謬誤，陳說的是語言，不是文字，外省族群來台灣，來自中國各省，就不是使用同一種語言了，蔣介石的母語也不是北京話，就連蔣介石帶來的官兵，也不少聽得懂台語，陳所敘述的原文是，
　
「陳建仁也提到，１９４５年起，父親陳新安擔任官派的旗山鎮長，有一天鎮長辦公室突然遭許多軍人闖入，配槍軍人還將刺刀對準陳新安，要求『搬出去！』但陳新安只會說台語，不會說普通話，因此以台語反問『什麼叫「出去」？』不料對方回嗆『我槍斃你！』一度引發緊張對峙，所幸後來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才順利化解僵局．」
　
聽得懂不代表會說，會說不一定說的很流利，會聽不一定聽得懂全部，說陳的父親是漢語化家庭，不會中文怎麼當官，這就是訴諸純潔的謬誤，北京話不等於中文，漢語化家庭不一定會說北京話，至於陳父所當的土官，實際上是為了統治者方便統治台民，那顯然會台語的實用性大於北京話．
　
我們看看歐陽可亮所敘述的另一個情境，
　
「學生當中有人對軍隊明白表示不滿，和他們起了衝突而被毆打．我連忙趕去道歉，教訓學生，平息軍隊的怒氣．那種情況之下，不這樣做，就無法救那些學生．另外有些學生不知事情原委，看到軍人打開倉庫拿米，大叫：『阿山兵搶我們的米』
　
從福州調來的二十五師獨立旅團，有不少士兵聽懂台灣話．就在學生大聲喊叫的時候，一個士兵突然拔出手搶，當場射殺那名學生．那種殘酷的景象，至今仍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就可以知道，當時使用的語言情境，十分複雜，如同姚虎臣聽不懂台灣話，身邊卻有可以當翻譯的軍官，他依此跑去問責仕紳，陳父如果做官，應也有類似會北京話的同僚，而陳所稱「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應也是凸顯這個語言衝突的實際情境．
　
而如果不會中文，就不能當官，這不就是「外省人壟斷權位」的最佳例證？依此邏輯，台灣人不會中文，當不了官，那多數權位不就由會中文的外省人擔當？
　
簡直通篇自打臉．
　
說國民政府重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不曾排斥，不如說，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被殺死、冤枉關押的有多少？當官存活跟被殺的比例為何？
　
光講幾個例子，當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的宋斐如被拖去大直槍殺，依據歐陽可亮所述，
　
「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也是在大直被槍殺．淡水中學的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體育老師等多人，也都被載到大直槍斃．花蓮出身的國大代表張七郎，他的台北住宅遭受襲擊，全家遇害．蔣渭川被便衣收押時，利用機會從後門逃走，可是，他女兒卻當場被射殺身亡。此外，遭受毒手的人數，難以估計．在三月十三日這一天被逮捕的人當中，大概只有我倖免於死吧．」
　
所以這個「重用」到底怎麼個重用法？這些當官、不當官的，是如何死的？怎麼會用「國民黨重用台人」、「陳建仁父親當過官派首長」一筆畫帶過去？
　
被迫害過的人當不了官？當官的一定不會被迫害？這又是一個簡單邏輯，光講文中的蔣渭川，國民政府派武裝警察攻擊宅邸，謂「我們奉命要來槍斃你」其女蔣巧雲當場慘死，兒子松平則重傷，此後一年蔣渭川逃逸，直到丘念臺向政府作保，蔣渭川方才出來．
　
蔣渭川在吳國楨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後，被聘為民政廳長，甚至當到內政部次長，吳國楨，外省人，以公開大膽地與蔣經國激烈爭執而著稱，他是親美派，蔣介石任命吳國楨，「以利用吳國楨『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爭取美援」，吳國楨擔任臺灣省主席期間，致力於推動台灣地方自治、農業改革，允許某些地方官員職位由普選產生，可以看出二二八屠殺後，外省統治集團內有其他派別對台灣人有不一樣的態度，事實上，屠殺完後，蔣隨即派白崇禧來台「宣慰」，然後嘉獎屠夫彭孟緝，這也是獨裁者的雙面手法，也意味著他們害怕台人再次反抗，一群外省集團要以單純的鎮壓來治理台灣，或者在政治上完全隔離台灣人，那是不可行的，因為這是台灣人的島，島上都是台灣人，而且還要看外國的臉色，必然要有其他分化、懷柔的手段，而這些手段不會是擦拭血跡的白布－全世界都知道，二二八屠殺是不義恐怖統治，就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他們心裡有鬼，他們畏罪，害怕暴行被揭穿，公諸於世．
　
吳國楨作為實質建設台灣的人物之一，不久就被控以貪汙批鬥下台，吳公開批評政府「一黨統治」，指出臺灣當時政治的六大問題：一黨專政、軍隊政戰部門、特務問題、人權問題、言論自由與思想控制．吳在美國雜誌用英文發表《在台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的文章，「在台灣每年的預算中，美國人提供了３０-４０億美元，用來創造一個極權國家」、「國民黨之經費，非由黨員之捐助，乃係政府，即國民之負擔，這種國庫通黨庫做法，除共產集權國家外，實為今古所無．」
　
曾有作家劉宜良欲寫「吳國楨傳」，卻被蔣經國下令國防部情報局局汪希苓指派台灣黑道刺殺，此即著名的「江南案」．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為了確保自己的獨裁統治，連外省人也不放過，至今仍有人把被他們驅逐出去的人所做的事，當作獨裁統治的建樹，說什麼「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二二八是「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這種諂媚威權統治的言語，企圖將暴行除罪化，堪稱知識分子的恥辱．
　
事實上，沒有這個外來殖民政權，台灣也有本事能獨立建國，台灣本身經日治時代的洗禮，早有超越中國本土的進步和現代化，以及自己治理自己的台籍菁英，掌握經濟的仕紳階級，是蔣介石敗逃到台灣，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使一切都變了調．
　
當時美國亦可以扶植其他本土勢力，或者是讓較為開明的如吳國楨之流掌權，這都能避免蔣介石一干外省統治集團荼毒台灣的現況，而他們留下的迷思，依然在統治某些人的腦袋，企圖搬弄是非．
　
到底是台灣確保了外省族群以及外省統治集團的生存，還是他們在「反共、護國、保台」？是台灣保護他們還是他們保護台灣？平心而論，你突然闖入別人花園將草木踐踏殆盡，這會是「保護」嗎？將國共爭端帶到台灣，用反共之名屠殺台灣人，樹立權威，這叫「反共」還是「毀台」呢？
　
然後「護國」是護哪個國？鬥爭的是哪些「國民」？哪些人被劃定於該國之外慘遭殺害？
　
「陳建仁竟然附和台大獨派教師陳翠蓮的 『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主張」
　
如今看來，實在可笑，中國人反台獨，滯台中國人亦反台獨，從１９４５年至今，當真沒學到一點東西，一點教訓，一點懺悔，自外於台灣之外？
　
我只看到，當初姚虎臣囂張跋扈的嘴臉，到現在還浮現在進步的台灣社會．
　
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把反抗的人殺光了，留下了「順民」，強迫他們服從自己，為其所用，否則便死，現在，「順民」的後代不願服從了，開始述說真相，就開始批鬥他，說他的祖輩也拿了黨國的好處，怎麼能不服從，說黨國的壞話？
　
好像當過奴隸，就必須當一輩子－連連子子孫孫都必須當下去，世世代代陪他們一起說謊．
　
一旦提及事實，就說他在操弄族群對立．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灣後，滿懷期望的臺灣人原本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在台灣政治方面，行政長官陳儀本人不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還身兼軍事大權，權力之大較過去的日本總督有過之無不及，而政府的中高級職位幾乎由外省人壟斷．行政長官陳儀以下九個處的十八位正副處長之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自大陸返台的臺籍人士（即宋斐如，歿於二二八事件）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位臺籍人士，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仔」，並不受台灣人歡迎．根據１９４６年１１月由長官公署發表的統計，簡任及簡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０.８２％；薦任及薦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６.６３％，而且在極少數的薦任、簡任級臺籍人士當中，大陸返臺的半山就占據裡面的７０％．」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到底誰在操弄省籍對立？
　
恐怕不是陳建仁，而這些１９４７年至今，仍然揮之不去的威權遺緒，只要有人提及２２８，他們便跳針２２８是人們取之不竭的提款機．
　
至於他們是什麼？恐怕是獨裁者的殺人硬幣．
　
獨裁者每殺一個人，就投一枚硬幣，這些硬幣會大聲歌頌獨裁者的美好，並強調他們殺人如何合理，台灣人如何不知感恩，嚷嚷著扭曲真相去扭曲真相．
　
就像硬幣上那一抹微笑一樣，他們凝視著那一毫釐的慈悲，而歡愉．
　
他們在萬人塚裡尋找一枚完整的指節骨，盛讚獨裁者的溫柔，在那些堆疊的屍首的後代裡，尋找數不盡的邪惡，用以憎恨，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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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三名穿著遊騎兵制服的軍官與一名中情局幹員仔細檢查背包。最後，只獲得簡單戰利品：十二捲底片、二十張以彩色筆修正過的地圖、一個壞了很久的手提收音機、兩本行事曆與一本綠色筆記本。
　
兩本行事曆引起轟動。軍官瀏覽細小字跡所寫下的內容，並確認那是日記本，日期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所學校被用來當成背包主人的監獄，稍後，在這所學校的門口，設立了一個臨時實驗室，一名中情局幹員翻拍日記內容。所有的物品，由一名上校負責以直昇機送到玻利維亞的首都拉巴斯。
　
那本綠色筆記本，寫了一系列的詩篇，彼時似乎未激起太大的興趣。
　
數小時之後，背包的主人埃內斯托．格瓦拉司令，在無花果村（La Higuera）的小學校遭處決，而從他身上搜刮得來的個人物品則被瓜分。
　
切的日記轉了幾手之後，存放在玻利維亞軍情局辦公室的一個保險箱，配合一項辨別日記真偽的計畫。辨別真偽的計畫尚未完成，玻利維亞內政部部長即偷走日記備份，並將之帶到古巴；自此，《玻利維亞日記》（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在全球發行了無數個版本。
　
一九八○年代中期，切的日記再度成為新聞焦點。英國著名拍賣公司蘇富比宣稱即將拍賣切的原版日記，預估其價值有二十五萬英鎊。切的日記如何落在蘇富比手中？玻利維亞政府展開調查，結果很快指向玻國前獨裁者路易斯．賈西亞．梅薩（Luis García Meza）將軍，他將原版日記賣給一名「巴西人」，那個「巴西人」再將日記賣給英國一家藝廊。或者那個「巴西人」只是充當路易斯．賈西亞．梅薩的中間人。一九八四年六月，蘇富比放棄拍賣日記，一方面由於玻利維亞政府的不斷控訴，另一方面則因切的遺孀公開指責。
　
即使走過那段充滿爭執與喧嘩的歲月，切在兩本行事曆上所寫的日記，或多或少還能精準呈現原貌。第三本筆記本的命運，就是那本有綠色封面的筆記本，則為奧祕的歷程。內容是切在玻利維亞戰役期間所寫的詩？或是切在最後幾年所抄錄的詩？他對哪些詩人情有獨鍾？還是一本混合兩種可能性的詩集？那些詩代表某種密碼嗎？而綠色筆記本在哪？
　
　
Ⅱ

二○○二年八月的一個早晨，切的老友J.A.，一個從未被懷疑過的同伴，在我的桌上放了一疊影本，說道：
　
「這是什麼？誰的東西？你可以辨認字跡嗎？」
　
我翻閱著。不禁打起哆嗦。看似切親筆書寫的文件。是嗎？從哪裡取得？我請他給我兩天時間來辨認。
　
我將這疊影本帶回家，比對切親筆書寫的各種文件：玻利維亞日記的片段、一九六○年代初期的信函影本、告別菲德爾信函的傳真、剛果日記的修正稿。顯然，那是切的筆跡。
　
我慢慢檢視那一百五十頁，我不否認，尊敬之心油然而生。儘管這麼多年來我與切相當親近，但切從未停止讓我驚訝與感到意外。
　
那是一本詩集，多半有標題，或註記系列詩篇的號碼，但缺乏作者的資料，除了其中一首標示著「L. Felipe」之外，毫無疑問，係指在晚年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作家里昂．菲利浦（León Felipe）。大部分的詩可辨識。為何切不厭其煩地抄下這些詩？或背誦這些詩？為何會省略作者？為何將詩抄在這本綠色筆記本裡呢？
　
的確，這就是那本在玻利維亞遺失的綠色筆記本。如何輾轉來到這裡？
　
我重建了背包內物件所發生的故事。綠色筆記本與其他物品一起落入玻利維亞軍情局的手中，但不在路易斯．賈西亞．梅薩意圖賣給蘇富比的贓物之中。事情的來龍去脈漸漸釐清，近年有人從軍情局的保險箱內偷走，或拷貝複本。
　
切何時寫下這本綠色筆記本？
　
書寫的時間很可能在一九六五年剛果行動後，在切離開三蘭港（Dar es Salaam）之前；或是他在布拉格的漫長等待期間，籌備古巴畢納德里約（Pinar del Río）軍事訓練之前，即那為了玻利維亞行動所進行的預備訓練。筆記本的封面印有阿拉伯文。難道是他在一九六五年離開坦尚尼亞之前買下？
　
毋庸置疑，筆記的部分內容完成於玻利維亞行動期間。有一張照片，用放大鏡細看，好像切攀登在樹枝上守衛，同時在綠色筆記本上書寫。那幾個月，他的背包裡會放哪些書並不是祕密，而我在筆記本所辨識出的詩人，也是那些書的作者。
　
是抄下？還是憑記憶默寫？我在自己的書房查證，也比對我熟悉的詩篇。沒錯，是切抄下來。如果憑記憶默寫，不會準確記得一段四行詩是以分號結束，或者記得一句詩被強制切成兩行的特定方式。
　
那麼，為何省略作家資料呢？這些都是切相當喜歡的作家，難道是他的幽默大膽作風？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遊戲？（我熟悉這些作家，為何還要放上他們的名字？）也許他想，半認真，半開玩笑，將他的筆記本變成私人文件，僅能以他自己的密碼進出。或許那是一種記憶方式？抄下詩，然後背下來。無論如何，那是一本選集。
　
那是一本切的選集。一本個人的選集。
　
　
Ⅲ

切一生大量閱讀詩。許多軼聞皆有記載。例如有一次，他寫信給醫學院的同窗好友蒂塔．殷方提（Tita Infante）：「與其說我自暴自棄，不如說我正處在悲觀時候／……／一旦臨時陷入那種情境，我的解決方式是喝一些瑪黛茶，讀兩句詩。」
　
在青少年時候，在那段經常忍受氣喘病之苦的時光，由於被迫長時間不動，他在書堆裡，找到一個可以遁逃的平行世界。聶魯達與波特萊爾（Baudelaire） 的《惡之華》（Las flores del mal）應該是他對詩的初戀，令人好奇的是他閱讀法文版的波特萊爾。十五歲時，他與魏爾倫（Verlaine）、安東尼歐．馬恰多（Antonio Machado）相遇在詩中。同時，他也發現了甘地（Gandhi），而令他感動不已。朋友記得他從那時起，便朗誦聶魯達的詩，也朗誦西班牙詩人的作品。一首四行詩一直與他如影隨形：「那是謊言／而謊言變成悲哀的事實，／聽見妳的腳步聲／踩在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馬德里。」
　
一九五二年，他二十四歲，去了波哥大，在那裡遇到一個哥倫比亞的學生領袖，兩人談政治，也聊文學。切向他表示，已讀過聶魯達所有愛的詩。哥倫比亞學生於是向他挑戰：
　
「二十首……」
　
切毫不猶豫回答：「今夜我可以寫下最悲傷的詩句。寫，例如……」然後繼續。
　
兩年之後，在墨西哥的一處監獄，他寫一封家書給父母：「假如因任何我無法相信的理由，導致我不能再寫信，且面臨生死攸關境地，請把這幾行字當成告別信，沒有優美的辭藻，卻是肺腑之言。我一生在跌跌撞撞中找尋真理，在這條路上，已有女兒相伴，她延續了我生命，而我也終止了這個循環。從此時此刻起，我不會視我的死亡為挫敗，只是像辛克美（Hikmet）一樣：「唯一隨我進入墳墓的痛苦／乃一首未完的歌。」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墨西哥那幾天，切被迫轉入地下行動，「因為墨西哥政府犯了一個大錯，相信我紳士般的言論而釋放了我，並要我在十天內離開墨西哥。」他往返於墨西哥城。偶而回家看女兒伊爾蒂達（Hildita）時，對她朗誦一首安東尼歐．馬恰多獻給李斯登（Listen）將軍的詩：「我的文字從山林到海洋：／假如我的筆等於你的槍／我將自快樂指揮官殞歿。」那七個月大的小女娃看來很喜歡馬恰多式的音律，因為念完詩句後，她就哭鬧，要求再念。
　
在馬艾斯特拉山區（Sierra Maestra）進行游擊戰時，切建立了一個運輸網路，替他將馬蒂（Martí）的書，以及荷西．馬利亞．艾雷迪亞（José María Heredia）、荷楚蒂斯．德．阿維亞納達（Gertrudis de Avellaneda）、賈布列．德．拉康賽西翁（Gabriel de la Concepción）、魯本．達利歐（Rubén Darío）等人的詩集運到山上，替換他常閱讀的那本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所寫的哥德傳。從一張照片可看到切斜躺在一間茅屋裡，讀著這本記傳，身上蓋著一張毯子，嘴巴則叼著一根粗大雪茄。
　
一九六一年一月，他擔任革命勝利後的工業部部長，在一次採訪中，他向伊戈爾．曼（Igor Man）透露：「我憑著記憶認識聶魯達，我在床頭櫃上放著波特萊爾，用法文來讀他。」切還承認，在聶魯達的詩作裡，他最愛〈獻給史達林格勒的新情歌〉（Nuevo canto de amor a Stalingrado）。
　
我曾寫時光與水／我曾描寫哀痛與它的紫色／我曾寫天空與蘋果／現在我要寫史達林格勒。
　
他的伴侶亞蕾伊達．瑪奇（Aleida March）回憶說：「在空閒時刻，在一個會議與下個會議之間的空檔，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途中，他隨時閱讀。」
　
如今有一個圖像更有效證明這些事實。在良加瓦蘇（Ñancahuazú）遭玻利維亞軍方沒收的膠捲中，有一張照片，照片中的切攀上一棵大樹，應該是正執行那沒完沒了的守衛工作，手裡捧著一本詩集。
　
　
Ⅳ

切一生不僅大量閱讀詩，他也以創作者身分玩味詩藝，曾經親近詩，也曾遠離詩，總是十分重視詩。我會說，他太過於重視詩。他從不滿意自己的作品，認為他所寫的詩沒什麼價值，因此從未付梓出版。
　
他應該在青少時期就寫詩了，但是今日我們所知道的那些少數詩篇，是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間，他旅居瓜地馬拉與墨西哥時所作。那段時期的詩，是一個角色轉型的完整歷程，著迷於那個以某種方式等待他的大千世界，也醉心於前哥倫布時期的遺跡。
　
在一九五五他寫下：
　
大海以她友誼之友召喚我／我的牧場 ── 一個大陸 ── ／溫柔且不朽地展開／彷彿薄暮中的一只鐘。
　
再以另一首詩看這類主題：我獨自面對無情的夜／以及那令人厭倦的金錢壓力／歐洲以陳年酒之聲召喚我／受到金髮美女，博物館收藏品的鼓舞。／在新興國家的號角中／我迎面接受影響／那馬克思與恩格斯之歌。
　
歐洲，拉丁美洲，革命，令人好奇的是還有前哥倫布世界。他對帕倫克（Palenque）的著迷可從一首詩表露無遺：什麼力量讓妳矗立那裡幾世紀／依舊活潑動人宛如處於青春年華？在工作結束後，怎樣的神吹起／妳石碑的生命氣息呢？
　
他在墨西哥從醫，某次為一個名叫瑪麗亞的婦人看病，婦人患有與氣喘相關的呼吸疾病，病情相當嚴重。婦人與女兒及三、四個孫子住一起，套句墨西哥當時的說法，她的去世「不好不壞」，但他因婦人的不幸感到難過，儼然個人的罪過，於是寫了一首詩：
　
老嫗瑪麗亞，妳將逝去／我想嚴肅對妳說／妳的生命是一串充滿痛苦的玫瑰念珠／沒有愛人，亦無健康與金錢／只有飢餓與妳共享。
　
這是一首鬆散的詩，慢慢地從婦人的不幸開始描寫，鋪陳到醫院的診間，以及氣喘所引起的死亡，出現醫生雙手的溫柔窘態，為了向老嫗保證而緊握著她的手，帶著希望的男性低沉聲音，那最熾熱與最陽剛的復仇，就是妳的孫子將生活光明。詩以「我發誓」（lo juro）的誇大方式收尾，將lo juro以大寫呈現，然而聽起來真誠。
　
在墨西哥那段時間，他所寫的詩中，有一首係在秋雷歐（Choleo）農莊完成，當時他正在農莊接受軍事訓練，也許那是他最糟的詩作之一。那是一首獻給菲德爾的史詩，詩中最大的美德反映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著迷於古巴領導人激發了阿根廷醫生（走吧，／黎明的熾熱預言家，／透過隱祕的通訊小徑／解放你如此熱愛的綠鱷魚）；另一方面是他嚴肅地承諾參與革命計畫：假如途中遭武力埋伏，我們要求一塊有古巴淚水的裹屍布／以覆蓋游擊隊員的骨骸／在通向美洲歷史的過程。／就這樣。
　
他從未將這首〈走吧，黎明的熾熱預言家〉送給菲德爾。顯然，他不認為那是一首好詩，也不想讓這首詩被當成留念之用。
　
數年之後，《綠色橄欖樹》（Verde Olivo）的總編輯里昂內．索多（Leonel Soto）出版了這首詩，切氣急敗壞寫了一張便箋警告給他，在未獲得同意的情況下不該出版他的詩，更何況「那些詩句糟透了」。切認為，他的詩屬於個人。還有一次，巴爾多．里亞達（Pardo Liada）提議出版他的詩，或在廣播中朗誦，切開玩笑似地威脅他，會將他槍斃。
　
很可能他在生命尾聲之際仍持續寫詩，只是這些詩從未公開。
　
　
Ⅴ

切在綠色筆記本內所收集的六十九首詩，只有一首標明作者，就是第六十五首〈偉大冒險〉，在詩的尾端寫上「L. Felipe」。其他六十八首並未標示作者。
　
我開始著手，擬出一張我知道切喜歡的作家名單，結果相當龐雜，我共找出了五十位作家。
　
我可以求助於知識淵博與熟背詩篇的朋友或專家。我確定羅貝特．費南德茲．雷塔瑪（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應可很快幫我解開大部分的謎團，然而這項挑戰卻令我著迷。隨著古老的福爾摩斯式閱讀，我採用了嚴謹的邏輯：刪除了不可能，再從所留下來的……我先辨認十五首我熟悉、或者有印象的詩。塞薩爾．巴列霍的〈黑色傳令兵》。聶魯達在《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中的第二十首〈今夜我可以寫下最悲傷的詩句〉與〈一首絕望的歌〉，以及那首知名的〈道別〉。塞薩爾．巴列霍在《淒美》中的另外兩首詩：〈在那個角落〉與〈今夜我下馬〉。尼可拉斯．奇彥的幾首詩：〈我不知為何你會認為〉、〈先賽瑪亞〉、〈一隻長長的綠鱷魚〉。再加上里昂．菲利浦的那首詩，切早已標示出作者：「時光流轉四百年……」
　
原則上確定了四位詩人：巴布羅．聶魯達、尼可拉斯．奇彥、塞薩爾．巴列霍與里昂．菲利浦。對我而言，這是第一步。以這四位詩人為指南，我開始查閱所有不在這裡面的詩，把最有疑問的辨認工作放到最後。有些詩的辨識相對簡單，我直覺有些詩來自《漫歌》，有些可能屬於里昂．菲利浦，或是十分相近的模仿者，有些是巴列霍式的句子，有些則為奇彥的加勒比海頌樂。由於我對有些選集較陌生，因此必須借助於巴列霍、聶魯達與奇彥作品全集的各種版本，並從家父的書房裡搜括所有里昂．菲利浦的書。
　
或許這項工作對一個專家來說輕而易舉，但無法享受這麼多的工作樂趣。一個星期之後，包括幾個晚上，在露出黑眼圈與呵欠連連的情況下，這六十九首詩已被我辨別出六十七首，那剩下的兩首稍後再進行。
　
在過程中，我踩到了幾個陷阱，切省略了兩首詩的標題，其中一首抄在不同的兩頁上，中間夾著另外一首詩，兩首詩都只抄了片段，而一首詩接著另一首詩，沒切分。
　
切的詩選集終於釐清。
　
筆記本收錄了巴布羅．聶魯達、塞薩爾．巴列霍、尼可拉斯．奇彥與里昂．菲利浦的詩選。只有這位四位詩人，沒再多一位。令人好奇的是，詩並未按作家的順序排列，甚至沒有順序可言（一般選集採用年代順序方式）。換言之，切在讀這四位作家的詩集之際，不加區別即同時抄錄下來。起初，可看得出連續性：一首巴列霍的詩，一首聶魯達的詩，一首奇彥的詩；這樣的連續性重複了八次。我思索這樣的連續性是否暗藏著密碼，然而連續性不久後被打斷，之後便察覺不到任何次序。
　
有些詩令我茫無頭緒，日期看來不一致。奇彥的〈阿空加瓜山〉出版於一九六七年的詩集《宏偉的動物園》，不過先前即於一九五九年，在古巴的《革命星期一》（Lunes de Revolución）刊登；因此，這首詩應該曾出現在某本選集裡，或者切可能保留了當時的剪報。第二個疑惑在於里昂．菲利浦的《喔！這把破舊小提琴》的那些詩，詩集於一九六五年底由墨西哥經濟文化基會出版社（FCE）所發行。但是一點都不意外，里昂．菲利浦可能寄了一本到古巴，在展開玻利維亞游擊戰之前的短暫軍事訓練期間，有人再將書帶到畢納德里約基地，轉交給切。
　
切所抄錄的詩篇中，僅有些微修改：奇彥的〈姆拉妲〉使用了古巴人的口語拼音，切修改了口語拼音，將「dise」（說）改成「dice」，把「cobbata」（領帶）改為「corbata」，以「narices」取代「narise」（鼻），「veddá」（真相）則變為「verdad」。
　
還有最後一個疑惑，切最愛聶魯達的那首〈獻給史達林格勒的新情歌〉，為何排除在選集之外？為何巴列霍那些有關西班牙內戰的詩也不在選集之中？這些都是憑記憶的了解，我得屏除這樣的論點，因為他也喜歡聶魯達的情詩，而這些情詩收錄在選集裡。因為某些理由，他必須排除那些詩，留下空間給柔情的詩篇與親密的反思。或許那是他生命最後兩年的一首必要對歌，而那兩年籠罩在一場革命旋渦裡，革命事業卻轉眼成空。
　
面對日常生活中的冷酷，詩彷彿避風港，提供了個人，與美洲、西班牙的歷史視野。
　
　
Ⅵ

一九三八年，祕魯詩人塞薩爾．巴列霍在滂沱大雨中死於巴黎，那天是一個星期五，並不是他所預言的星期四，而當時切才九歲。在選集裡的四位詩人當中，切唯獨不認識他。雖然在他活著的時候，切也許曾經讀過他的一些詩，尤其那些獻給西班牙內戰的詩。
　
巴布羅．聶魯達是他青春時期的詩人。在一九五五或五六年間，他住在墨西哥時，曾寫過一篇有關《漫歌》的廣泛評論，裡面寫著，那些詩包含了「公義的暗喻」、「高雅的純樸」，他並將這部作品評為「詩意美洲最高尚之書」。一九六一年一月，當時切擔任國家銀行總裁，他接見了聶魯達，聶魯達在一本《漫歌》上簽名且送給他；自此，那本《漫歌》便在床頭櫃上陪伴他。
　
尼可拉斯．奇彥與切之間的友誼深厚，他是第一位受邀參訪拉卡巴良（La Cabaña）司令部的詩人，切的第八縱隊於古巴革命勝利後即駐守在那裡。一九五九年二月，尼可拉斯．奇彥為游擊隊員舉辦了一場詩歌朗誦會。他曾獻給切一首我個人覺得相當笨拙的詩。（儼然聖馬丁的純潔之手／伸向平易近人的馬帝，彷彿植物的拉布拉他河前來／與卡屋多河的河水及柔情匯合，／如此格瓦拉，聲音粗獷的高卓人／獻給菲德爾他那游擊隊員的鮮血。）
　
切住在墨西哥期間，認識了西班牙詩人里昂．菲利浦，當時他流亡墨西哥城。瑞卡多．羅赫（Ricardo Rojo，1923-1996）回憶在一家咖啡廳內的一場聚會，交談中，西班牙詩人與阿根廷流亡年輕人翹著腳，兩人露出破損的鞋底。那場聚會應該在阿根廷醫生烙下深刻印記，在古巴大革命勝利後，切反覆提及里昂．菲利浦，寫信給他，並寄自己的文章給他。
　
這三位當時仍在世的詩人，並不知道自己在切的背包裡，伴著他進行最後的戰役，以文字向他道別：
　
聶魯達在《世界末日》（Fin de mundo）的〈為英雄之死悲傷〉（Tristeza en la muerte de un héroe）寫著：我們經歷了這部歷史／這場死亡與／我們那被封存的希望復活／我們選擇了戰鬥／並見到旗幟升揚／我們知道那些沉默者／是我們唯一的英雄……
　
奇彥在〈切司令〉（Che comandante）寫著：不是因為你已殞歿／而是你的聲音微弱了／一匹火馬／支撐著你那游擊隊員的雕像／在山區的風雲之間。
　
里昂．菲利浦有一首詩提到駑騂難得的馬嘶，而切一直很喜歡唐吉訶德的這匹馬，在這首詩裡他寫道：你一直是使徒與福音傭兵，也是勇敢與田徑男孩，會跳出致命的三級跳遠。
　
　
─── 巴可．伊格納西歐．達伊波二世《切的綠色筆記本》序
　
　
　
2018台北國際書展首賣
南方家園出版《切的綠色筆記本》
淡江大學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
自西語原文翻譯
　
定價360元
書展期間單書79折 NT$284
雙書75折 NT$270
2018年2月14日通路全面上市

【反對派涅姆佐夫遇刺　莫斯科民眾上街悼念 （附普京部份反對者下場列表）】

《BBC》三月一日報導指出，莫斯科市中心成千上萬民眾，手持蠟燭、鮮花來到涅姆佐夫被槍殺的地點，悼念俄羅斯反對派政治人物鮑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他於週五遭槍擊四槍致死。

異議人士涅姆佐夫原本預定於週日（三月一日）的莫斯科，舉行一場抗議遊行，如今該項不克履行的遊行，成了追悼的紀念活動。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曾前對週五發生的槍殺事件表達譴責，認為刺殺行為「嫌惡與冷酷」，並誓言將找到兇手。然而，涅姆佐夫的盟友指這是一宗「政治謀殺」，與涅姆佐夫反對普京以及烏克蘭的武裝衝突有關。

週六（二月廿八日）入夜時分，在莫斯科大橋（Great Moskvoretsky Bridge）附近的槍殺地點，已經堆疊了一米高的花海。有卡片上寫著「我們都是涅姆佐夫」（或是用法語寫著「Je Suis Boris」），藉以表達對於涅姆佐夫的聲援與不捨。

BBC記者莎拉．雷恩斯福（Sarah Rainsford）在莫斯科現場報導指出，涅姆佐夫被槍殺的地點，鮮花已經堆積如山，不遠處就能看到俄國的政治中心克里姆林宮。人們將花束綁在橋欄和路燈的欄桿上，也有人貼上照片，手寫的海報和詩歌，其中一張是用紅色墨水寫道：「鮑里斯，他們被你嚇怕了」、「你為俄羅斯的未來而歿終」在路邊，一名男子獨自站著，他手持一面橫幅，上面寫著：「四顆子彈打進你的身體，也同樣擊中了我」。

前來悼念的很多人都相信涅姆佐夫的政見，是導致他遇害的主因；他們也認為總統普京將民族主義的火焰煽動到了危險程度，以致政治異議者，如今都被視為叛國者，即所謂的俄國「內部敵人」。

其中一名打算參加遊行民眾巴狄耶夫（Alexander Badiyev）說：「這（刺殺行動）是普亭下令的，毫無疑問。他們向我們表明了，反對他們的人將會有怎樣的下場」。反對派人士加爾佩林（Mark Galperin）表示：「人們都害怕支持我們的運動。反對人士每天都受到威脅，鮑里斯（即週五遇難者Boris）也不例外。但他們阻止不了我們」。

一些歐洲外交官也到遇害現場獻上花圈。前英國駐俄羅斯大使布倫頓（Tony Brenton）告訴BBC說，現在「俄羅斯有一股政治混亂的氣氛」。「這種氣氛之下，使得很多恐怖的右翼退伍軍人組織，開始浮上檯面；類組織很可能就是鮑里斯遇害的兇手」。

五十五歲的涅姆佐夫在上周五晚上曾在一家餐廳中與女友安娜．杜麗茨卡婭（Anna Duritskaya）共進晚餐。當地時間大約晚上廿三時四十分左右，兩人步行穿過大橋，前往涅姆佐夫的寓所的途中，一輛白色轎車駛近，導致涅姆佐夫身中四槍身亡。

【普京反對者的悲劇下場（根據BBC資料整理）】

莫斯科家中（二OO三年四月）

自由派政治人物謝爾蓋申科夫（Sergei Yushenkov），於家中遇刺身亡。

莫斯科（二OO三年七月）

從事調查採訪的俄國記者彼得羅維奇（Yuri Shchekochikhin），經歷十六天的神秘疾病後亡故。

莫斯科醫院（二OO四年七月）

富比士雜誌俄羅斯編輯保羅．克列布尼科夫（Paul Klebnikov），於莫斯科遭開車經過的歹徒射殺，於醫院中過逝。

莫斯科公寓（二OO六年十月）

從事調查採訪的俄國女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vskaya），在其公寓寓所附近遭射殺亡故。

倫敦旅館（二OO六年十一月）

前俄羅斯上校間謀特利特維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後來流亡歸化英籍，於倫敦旅館喝了含有高濃度劇毒金屬釙的茶水，經歷近三週纏綿病榻後亡故。

英國自宅（二O一三年三月）

俄國商人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一度為普京崛起俄國政壇的抬轎者，後來轉為普京批評者，其後流亡英國，被發現死於英國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