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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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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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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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晚上好長篇文章分享～寓意深遠

世上只有一種成功，就是用你喜歡的方式度過一生。不泯然於眾，只遵從內心真實的感受，欣然向前。

明末年間，有一副畫傳到了著名的收藏家吳洪裕手上，他把這副畫看得比命還重。去世前，跟家裡人說了句：

這幅畫我得帶走，你們把它燒了吧。

家人看著吳洪裕死前最後一口氣都咽不下去，只好當他的面開始燒這幅叫《富春山居圖》的畫，侄子吳靜庵趕到，一把將畫從火盆里奪出。

畫燒成兩截，前半截為《剩山圖》，後半截為《無用師卷》。

畫這副畫的人是一個元朝人，叫黃公望。

01

公元1269年，黃公望出生於江蘇常熟。

他是那個時代最大的loser，從小讀遍四書五經，考科舉，到了45歲，才在浙西廉訪司當了一名書吏。

官還沒做幾天，他的上司張閭，因貪污舞弊掠奪田產逼死了九條人命，朝廷抓了張閭，順道把黃公望也抓了。

等黃公望出獄時，已經過了五十歲。想想這一生，也快走到了盡頭。

元朝的一天，黃公望正在屋裡寫字，做官的朋友來了。

跟他說： 「去我府上做書吏吧！」

黃公望把筆一放，說了句：做官，不去了，不去了，你趕緊回吧，我也要出門了。

官場朋友問：你要去哪？

黃公望答：當道士！

黃公望門也不鎖，拂身而去，從此浪跡天涯。

那一天起，黃公望便開始向人生莽原出發，與過去的生活徹底決裂。

他不再討好誰，也不再將時間浪費在無聊的人、無聊的事上，他過極簡的生活，並有乘風破浪的氣勢。

一個人真正的成熟，是從懂得認識自我開始的。

在古代，50歲已是人生暮年，也許等待黃公望的除了死亡，也就剩下死亡了。

可死亡從來不是人生最可怕的事情，人生最可怕的事是人未老，心已死，心死了，時間也會跟著死了。

對於黃公望來說，他的人生盛宴才僅僅是剛剛開始！

02

黃公望學畫畫，想到了就立馬去學。

他來到大畫家王蒙那裡，王蒙是大畫家趙孟頫的外甥，棄官隱居於浙江餘杭的黃鶴山。王蒙一看黃公望都年過半百了。

就擺手說：你都五十了，還學什麼呢？太晚了，回去吧！

黃公望並不在意，悶頭就學，在任何人看來，這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可是黃公望卻偏偏在紙張上出發了。他每天坐在一塊大石頭上，盯著對面的山看，一看就是幾個小時，眼都不眨。

幾個月過後，黃公望畫畫大有長進。王蒙不解，跟著他身後去看。每次都看到黃公望坐在大石頭上紋絲不動，像個死人。

後來實在忍不住了就問：「你每天都坐在大石頭上，幹什麼呢？」

黃公望說：我在看山看水啊，觀察鶯飛草長，江流潺潺，漁人晚歸。

王蒙說了句：那你繼續看吧！

之後的29年里，黃公望走遍山川，遊歷大江，走哪看哪，極度專注，沒有人知道他去過哪裡，好像他的行蹤是一個永恆的謎。

但是只要他安靜下來，整個世界好像都是和他無關的。

03

元朝至正七年，這一年黃公望整整79歲。

那是一個秋天，落葉繽紛。黃公望和師弟無用，從松江遊歷到浙江富陽。
只見富春江面，江面如練、漁歌唱晚，他跟無用說：我不走了，我留下來畫畫。

無用說：你自己留下來，沒有人照顧你怎麼辦？

黃公望一個人坐下，氣定閒神。不管無用師弟如何勸他，他也紋絲不動。
無用師弟只好一個人獨自雲遊去了。

79歲的黃公望在富陽住下，每天都是一個人，孤零零地到富春江邊看山看水。

一天中午，黃公望來到城東面的鸛山磯頭，坐在富春江邊的礁石上，拿出紙筆，對著江岸開始作畫。突然背後有人一把將他推入江中。

推他的人是黃公望以前的上司張閭的外甥汪其達。

當年黃公望在監獄里供出了張閭的罪行，汪其達懷恨在心，這恨一裝心裡便是30年。查到黃公望的行蹤後，就偷偷下了毒手，要致黃公望於死地。

黃公望掉進江裡，差點沒命，這時正好有一個樵夫路過，扔了擔子跳入江中，把黃公望救了起來。

樵夫古道熱腸，跟他說：既然有人要害你，你這麼大年齡了，又不能自保，我家住在江邊的山上，你住我家吧。

黃公望步履蹣跚，跟著樵夫踏上了沿江而下的驛道，走了不到十里路，來到一個叫廟山塢的山溝裡。

當登上一道山梁，眼前出現了一片凸起的平地，零星住著七八戶人家。

此處三面環山，一面臨江，酷似一隻淘米的竹編筲箕。黃公望舉目四望，此處山巒起伏，林木蔥籠，江水如練。整個富春江盡收眼底，景致奇美！

04

黃公望就此住下，一住就是四年。這四年里，天一亮，黃公望就戴著竹笠，穿著芒鞋出門，沿江走數十里，風雨無阻。

遇到好景就停下來畫，心隨念走，身隨緣走，在他刪繁就簡的人生里，所到之處皆為風景。

人真正的成熟，就是明白每天發生在我們身邊的99%的事情，對於我們和別人而言，都是毫無意義的。

黃公望就是這樣的人，他只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自己關心、傾注的1%的美好事物上。

周圍的人看著黃公望都說：這個老人，都快死的年紀了。每天還活得匆匆忙忙，何必呢？

而對於黃公望來說，死是一件並不著急的事，他每天快要忙死了，忙著做自己該做的事。總是有畫不完的畫，寫不完的字，走不完的路，看不完的景。
他是真忙，忙死了！

除了畫畫，黃公望常常接濟村裡人。

有一次，他拿出一幅畫，落款「大痴道人」，讓樵夫帶到城裡去賣，並囑咐：沒有十兩銀子不要出手。

樵夫一聽，這張皺巴巴的紙要賣十兩銀子，覺得這老人准是想錢想瘋了。當他來到集市，鋪開那張紙。立馬有買家過來，掏出十兩銀子，買了就走。

樵夫很吃驚，自己就是砍一年的柴，也掙不到十兩銀子啊。

這以後，黃公望每兩三個月就讓樵夫去賣一幅，賣畫所得全部接濟村民。這個村被黃公望的畫生生包養成了小康之村。

05

黃公望80歲那年，開始正式畫《富春山居圖》。

他要在這副畫中講述一條河流的一生，他要在這幅畫中，講述時代和人類的悲喜。

對於別人來說，畫如此大畫，本來就是艱難的，更何況是一個80歲耄耋老人呢。

可對於黃公望來說，他做每件事從不管別人如何評價，我高興，我開心，這就夠了，我就是要在紙上出發。

雖然我已80歲，難道就應該「泯然於眾」，內心的感受才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富春江的四面，有十座山峰，峰峰形狀不同，幾百棵樹木，棵棵姿態迥異。

黃公望踏遍了富春江兩岸，背著畫卷帶著乾糧一路前行。漁舟唱晚，樵夫晚歸，山林寂靜，流水無痕都變成了他人生的注腳。

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人用了四年，和河流真正的對話。對話中，可以說富春江讀懂了黃公望，黃公望也讀懂了富春江。

《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局部

06

四年之後，黃公望84歲，被後世稱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的《富春山居圖》全部完成。

在這幅畫里，有蘇東坡想看的「遠山長、雲山亂、曉山青」，
也有屈原想看到的滄浪之水，可以濯吾纓。
黃公望彷彿聽到河流喜悅的聲音。
也聽到了河流哭泣的聲音，
聽到自己科考時的得意，
也同樣聽到了他46歲時坐牢的痛苦。

畫中，黃公望把人藏在山水之中，畫里有8個人，一般的人只能找到5個。
在黃公望看來，人在山水之中，不需要被別人看到，領悟與回顧，人的一生，其實就是也無風雨也無晴。

600多年前，80歲的黃公望用了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完成自我。

和我們普通人相比，黃公望也許是苦悶的，沒有燈紅酒綠，也沒有推杯換盞的聲色犬馬，而人的生命中最承受不起的不是勞苦、不是疲憊，而是輕浮，輕浮得沒有生命的重量、沒有生命的價值。

黃公望也是幸福的，在這副「遠山長、雲山亂、曉山青」的畫里，他找到了整個世界。

現實生活里，我們常常聽別人說自己年齡大了，無法前行。

其實真正牽絆自己前行的原因不是年齡大了，而是懶惰和懷疑。真正要出發的人，隨時出發，便會海闊天空。

作家三毛說：「等待和猶豫是這個世界上最無情的殺手。」你一直在等一個最合適的時機做你想做的事，然後又一直在猶豫中虛度時光。

試想一下，當我們在80歲的時候，還有沒有勇氣為自己準備新的追求，還有沒有勇氣做選擇，還能不能真的堅持做一件「不死不休」的事兒？

前半卷《富春山居圖·剩山圖》
尺幅：縱31.8釐米，橫51.4釐米

後半卷《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全卷
尺幅：縱33釐米，橫636.9釐米

07


當黃公望將《富川山居圖》畫完，他長舒一口氣，重重將筆扔入江中，長吁這一生，我完成了。

這些年，他的師弟無用到處找他，公元1353年，無用師弟終跟隨著賣畫的樵夫找到了黃公望。

當看到巧奪天工的《富春山居圖》時，無用師弟熱淚縱橫。

而喜極而泣的黃公望則不發一言，悄然在畫卷題字，舉手將自己用了全部生命完成的《富春山居圖》，贈予無用師弟。

四年的嘔心瀝血，黃公望毫不在意，與其獲取浮名，不如一場君子之交。

與現在的人相比，黃公望才是真的灑脫，也是真的曠達，他像是一個種花的人，種下、施肥、然後用數年之久等待花開，花開一瞬，他卻將花摘下，舉手贈予他人。

真正的曠達就是享受追求的過程，而從不在意結果的得失。

真正的灑脫是廣廈萬間，我夜眠不過七尺，良田千頃，我日食不過三餐。我想要的很少，心滿意足，這就足夠了。

一年後，黃公望長笑而逝。至今依然可以想到，663年前，一位元朝的老人離世，在離世時，臉上一定無比安詳，面帶微笑。

他的一生毫無遺憾地走了！

08

故事講完了嗎？

並沒有！

黃公望離世之後，這副畫的經歷更加離奇。

明朝的某年某月，這幅畫到了江南四大才子沈周手裡，沈周視為珍寶，可在一個深夜，畫作竟不翼而飛，然後就在歷史上徹底消失了。

又過了一百五十年，順治七年（1650年），《富春山居圖》突然出現在著名收藏家吳洪裕手上，在他收藏上萬件藏品中，唯獨只愛《富春山居圖》。把畫看得比命還重。

病逝之前，奄奄一息的吳洪裕躺在床上，吃力地向家人吐出一個字： 「燒！」
家人看著吳洪裕最後一口氣都咽不下去，只好當他的面開始燒《富春山居圖》，就在畫投入火盆的時候，侄子吳靜庵趕到，一把畫將畫從火盆中拽了出來。

可惜這幅畫已被燒成兩截，前半截，稱之為《剩山圖》，後半截稱之為《無用師卷》。

兩幅畫輾轉多位藏家手中，歲月沈浮，在民間若隱若現。

1938年，《剩山圖》進入浙江博物館。
1948年，《無用師卷》輾轉到達台灣。從此《富春山居圖》前後兩截分隔兩地。
2011年6月1日，距離吳洪裕燒畫那一年，整整過去了361年。

《富春山居圖》的兩截，《無用師卷》和《剩山圖》才在分別之後，正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重新遇見。

兩岸的文化人說這叫： 「山水合璧」！

這一切，就像一個人的命運，生死別離，天涯斷腸，就如杜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故事到此講完了，講故事的人最有心，聽故事的人總動情。

複製品《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和《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疊在一起合成一卷的局部圖
原畫有《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右半部分在裝裱時加上題詞，兩卷無法合一

09

600多年過去，當年80歲的黃公望在富春江畔駐足，然後用了整整用了4年，只做了一件事。

今天，學會了如何生存的我們，卻遠沒有學會如何生活。我們迷失在了手段裡，卻忘了不論多大的事業，真正的目的是為了生活。

如何才能找到自己，其實答案就在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里。

今天我們學習黃公望，是學習選擇。

生活有兩條路，一條是社會要求我們走的，一條是我們自己想走的，你只有堅定內心的選擇，並奔赴向前，才能活出真正的那個自己。

今天我們學習黃公望，是學習等待。

在匆忙的生活中，試著放緩自己的腳步，讓等待變成一種心態，一種態度，只有坦蕩如水時，你才能看到最美的東西。

今天我們學習黃公望，是學習灑脫。

讓自己灑脫地安靜下來，聆聽自己的心跳與呼吸，我相信，只有這樣，你的生命走出去時才不會慌張。

今天我們學習黃公望，是學習尋覓。

若你還算年輕，你還敢不敢沸騰一下血液，綁緊鞋帶重新上路，敢不敢勇敢一點兒面對自己，去尋覓那些能讓自己內心強大的力量？

然後，此生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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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分享～～～❤️❤️❤️
（文有點長～有耐心看完的好棒棒）

什麼是文化？

1。一位叫 Judy 的空姐，在飛機上服務，常會遇見各種大咖和明星。

但這些大咖和明星都沒給她留下什麽深刻印象。

直到有一天，她遇見了劉詩詩，那一天，劉詩詩坐的是頭等艙，飛機落地下完客後，Judy去整理頭等艙時，赫然發現劉詩詩座位上的被子竟然疊得整整齊齊。

Judy一下子就被電到了，大都頭等艙的客人，都是把被子揉成一團，扔在腳底下就走了，沒想到劉詩詩竟會疊放整齊，她好感動。

坐頭等艙的，一般都是富豪或有身份的人，但是會疊好被子的人卻少之又少，偶爾有一個，空姐就會感動半天。

2。陪媽媽逛街時遇到一位流浪歌手，聽完一曲後，我走過去，隨手把五元錢扔進了帽子。

但接著，媽媽的舉動讓我大吃一驚。。。

她走到帽子跟前，蹲下身子，輕輕將兩個硬幣放進了帽子裡，並微笑著向流浪歌手點頭示意。

我媽沒有唸過多少書，但這一刻，我實在輸她太多。

對比這幾件事，我想起了白岩松的一句話：

一個人有沒有文化，並非看他的學歷有多高，有學歷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沒學歷的人，也不一定沒文化。

讀很多書，擁有很高的文憑，和有沒有文化，有時完全是兩碼事。

3。有一次，他跟著老總去談業務，午餐時，便在酒店點了一桌菜。

吃飯中途，服務生端上一道特色菜，老總禮貌地說：「謝謝。我們不需要菜了。」

服務生解釋：「這道菜是免費贈送的。」

老總依然笑著回答：「免費的我們也不要了，吃不了，很浪費。」飯畢，老總將吃剩的菜打了包。

回公司途中，老總將車子開得很慢，好像在打量什麼，他正納悶時，老總把車停了下來，拿起打包的食物，下車走到一位乞丐跟前，雙手遞了過去。。。

什麼是文化？這就是文化。

文化就是根植於內心的修養。

4。周末，一華人帶著侄兒去澳洲雪梨外海捕魚。

每撒下一網，總有收獲。可是每次網拉上來後，那華人總要挑揀一番，然後將其中大部分魚蟹扔回大海。

他侄兒不解：好不容易打上來，為啥扔回去？

華人回答：「符合規定尺寸的魚蝦才可以捕撈。」

他侄兒說：「這在公海，誰也管不著你呀？」

華人淡淡一笑：「不是什麼都要別人來提醒。督促的。」

什麼是文化？這就是文化。

文化就是無需提醒的自覺。

5。什麼是自由？

很多人的理解就是：

自由就是由著自己，無拘無束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這樣想的人，還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美籍華人作家林達寫過一本《歷史深處的憂慮》這本書呈現了一個事實：美國既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最不自由的國家。

有一次，他陪中國朋友遊覽美國大峽谷。

朋友拿起可樂罐，就想扔進大峽谷：這麼深的峽谷，不幹點什麼多可惜呀！

林達嚇了一跳，趕緊制止道：「這是違法的。」

世界上最自由的美國，其實處處充滿了不自由。

如：在大街上拿著打開的酒瓶是違法的。

孩子哭鬧，家長上去就一巴掌，更是違法的。

連在辦公室講黃段子，也是違法的。

很多中國人不理解，美國為何有如此多約束？

其實正是因為這麼多約束，才造就了美國的自由。

哲學家穆勒說：「約束是自由之母」

個人的自由，須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自由。

什麼是文化？這就是文化。

文化就是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

6。曾經有一位智者，他教導他的弟子，打碎了玻璃製品，要把碎片裝入垃圾袋，並用筆在上面寫道：裡面是玻璃碎片，危險！

這樣，撿垃圾的人就不會劃傷手指。

喝飲料之後的礦泉水瓶子，也要倒空擰緊。

這樣方便廢品回收者的收集。

你問我什麼是文化？這就是文化。

文化就是為別人著想的善良。

上廁所的時候，要想到下一個上廁所的人。

扔垃圾的時候，要想到下一個收垃圾的人。

…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想到下一個人。

7。戲劇家-夏衍臨終前，痛得十分難受。

秘書說：「我去叫大夫。」

正在他開門欲出時，夏衍睜開眼睛，艱難地說了一句：「不。。。。。不是"叫"。是"請"。。。。。。。。。。。」隨後昏迷過去，再也沒有醒來。

不是叫，是請。。。

夏老改動一個字，卻憾動了一幢樓。

梁啟超怎麼去世的，大家知道嗎？

他死於當年協和醫院的醫療疏失，醫生把本該切除的左腎，誤切成了右腎。

臨死前，梁啟超不是咒罵醫生，而是叮囑家人：「千萬別跟媒體說，不要公布。老百姓剛剛開始相信西醫，如果讓他們知道我的事，難免就會退卻。」

夏老。梁老，才是真正有文化的人。

一個真正的文化人，應具備四種素養。

根植於內心的修養。

無需提醒的自覺。

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

為別人著想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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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在進步，人也要跟著進步，進步的不該是脾氣，而應該是自身的修養與文化。

文中說到：一個真正的文化人，應具備四種素養：「根植於內心的修養」、「無需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為別人著想的善良」

其中「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讓 笑遊人間想到一句最討厭的廣告詞「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自由並非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應該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前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才能稱做自由，若不顧他人的權益，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那這種不叫自由，叫自私。

看文以自省己身，讓我們都成為一個有文化的人。（網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