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他不養小孩，小孩憑什麼姓他家的姓，小孩也有一半我的血統，我可以讓小孩改跟我姓嗎？」

真的，以前相信虎毒不食子，怎麼可能有父親不養自己的小孩？後來事務所的婚姻事件辦多了，才發現，不但有，還真不少，甚至為了不讓自己的收入或財產被強制執行，脫產的脫產，退勞保的退勞保，就是一毛錢也不出。

結果，不少單親媽媽（畢竟多數家庭，小孩還是都跟父親的姓）把心一橫，乾脆跟對方劃清關係，想讓小孩改姓自己娘家的姓，可以嗎？

首先，我們要提醒大家，

不管是改姓還是單獨監護，生父的血緣關係依舊存在，假設單親媽媽這方過世了，依法監護權會自動回歸到生父身上，而子女繼承到的財產也會因此被生父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管理，並無法由單親媽媽立下遺囑來指定其他監護人，而必須要由單親媽媽屬意的親人於單親媽媽不在世時聲請指定監護人，才能由其他人譬如說外公、外婆等來當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

如果單親媽媽擔心的話，可能要透過信託或遺贈的方式來杜絕，而我們昨天說的由繼父收養未成年子女也是種方式，但就看法院會不會裁定准許了。


當然，以上的狀況換成單親爸爸也是同樣適用，當然不是鼓勵大家狠心斷絕血緣關係，而是提醒遇到不負責甚至家庭人格狀況很糟的生父或生母，的確有這層顧慮存在。


我們來看看民法關於改姓的規定，是訂在第1059條第5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女之請求，為子女之利益，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

一、父母離婚者。


二、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

三、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不明滿三年者。

四、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情事者。」

所以通常一般最常見的聲請改姓的事由就是其中的一跟四，而以父方不付扶養費的狀況最多。


雖然在民國92年間『姓名條例』曾經修正為：夫妻離婚，未成年子女姓與行使親權之父或母姓不同者，可以改姓。也就是說單獨監護的一方可以把小孩改成跟自己姓。但民國96年時又再度修正刪掉這一款。理由是不必於申請前告知或獲得非行使親權者之同意，致非行使親權者深感不受尊重；且未成年子女如不願改姓，而行使親權者仍執意為之者，反而影響未成年子女之人格發展。

當然，我相信那些氣前夫不養小孩的單親媽媽一定很不能認同。

不管如何，現行的規定就是回歸民法，即使是在單獨監護的狀況下，如果對方不同意配合辦理改姓，則必須要離婚或對方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時，依子女的利益來聲請，過程會開庭，甚至會有社工來做家庭訪問，確認家庭狀況是不是改姓對子女比較有利，聲請人也可以聲請傳喚證人來證明小孩子的教養狀況。

最常見的原因就是前夫都不來搭理小孩，而小孩跟娘家這邊的親戚相處很親密，認為改姓有助於小孩未來跟娘家這邊的人彼此的認同。

我們來舉幾個改姓成功的例子：

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家親聲字第231號裁定

審酌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早已於91年間離婚，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丙○○、乙○○、丁○○與聲請人甲○○同住，並由其照顧，依附關係密切，相對人已多年未給付子女扶養費用，亦未委託相對人父母親給付扶養費用，復未曾主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顯未盡保護教養義務，而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丙○○、乙○○、丁○○到庭表示希望改從母姓，認對其等現處家族之認同感、歸屬感之建立較為有利，從而，聲請人本件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台北地方法院104年年度家親聲字第140號裁定

兩造於103年7月31日協議離婚，嗣於103 年10月27日約定ＯＯＯ親權由聲請人行使或負擔，惟相對人離婚後即於103 年10月28日返回大陸地區，迄今未曾回返台灣，不惟未給付任何扶養費用外，亦未曾聞問關心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聲請人在職證明書等件為證，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對人入出境資料及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查明屬實，另審酌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對聲請人進行訪視，其評估與建議略以：被監護人出生後，相對人未善盡教養及照顧責任，兩造於103 年間離婚後，相對人未曾主動關心被監護人生活狀況，亦未負擔任何扶養費用，被監護人與相對人親子關係生疏且無情感依附， 被監護人亦希望透過改成聲請人姓氏能給予被監護人重新建立新生活，經評估被監護人變更從聲請人姓氏，有助於增進被監護人權益等語，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04年9月24日新北社兒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訪視報告在卷可稽。本院認相對人自離婚後，未盡其扶養子女之義務，且ＯＯＯ自小由聲請人照顧至今，依附關係深厚，聲請人親職功能良好，並無照顧不當之處，基於未成年子女對自幼生長家庭之認同及生活和諧美滿之考量，認為ＯＯＯ變更姓氏為「李」對其較為有利，揆諸前開說明，應准聲請人變更子女姓氏之聲請。

縱然改姓並無法斷絕與生父、生母間的血緣關係，但有時候改姓也的確影響了某些人傳宗接代、是不是自家血脈的刻板印象，其實對某些家庭來說還是蠻重要的。

譬如說離婚單親的女性或許將子女改為娘家姓，有機會讓子女得到更多來自娘家的資源，無論如何，還是希望這些舉動都是為了子女著想，而不要作為雙親間的報復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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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香港一國兩制已死

中央急速國安立法，壓制香港反國安七一遊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6月30日以全票通過《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法》六十六條，旋即送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布實施。這是在全國人大先前於五月底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後約莫一個月的時間，而且法律草案未對外公布亦未見公開聽證和審議。

7月1日，自2003年以來持續17年的反對國安立法大遊行，被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以疫情限聚令為由禁止舉辦，民間人權陣線譴責香港政府限制公民自由，雖放棄主辦，則仍由泛民主派議員，以化整為零的做法，號召民眾以個人名義上街。結果當天就爆發了首日的《港區國安法》違法事件，拿中華民國國旗、拿「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標語的，都遭警方逮捕，原因是涉嫌觸犯了《港區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或分裂國家罪。而在這一天之前，香港和所有的民主國家一樣，都是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維護以和平方式表達的政治主張的。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從這一刻起，香港已經被關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鐵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已被宣告死亡。

香港國安公署架空香港行政與司法

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港區國安法》，已在香港特區政府之上設立了具有法定實權的太上港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在此之前，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雖然公認性質形同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支部，但畢竟基於《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對於香港的高度自治，還是要有所收斂和尊重，然這一次依據《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設立的國安公署，則是通過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共同建立的協作機制，對香港政府的國安工作進行監督與指導；更者，只要報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依《港區國安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香港國安公署就可以就涉外或重大國安刑案插手刑事偵查，職務行為不受香港特區管轄，而且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均由中央政府指定，進以排除香港本地審檢機關的司法管轄。程序適用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除了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港區國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保障犯罪嫌疑人有權委任律師辯護外，其他的刑事人權，凡涉及國安事由者，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受到嚴重限制，比如通知家屬、羈押期限、公開審判等等。港府在香港人民反對下宣布撤回的《逃犯條例修正案》，涉及犯罪嫌疑人移送中國大陸司法管轄的相關惡法，都從《港區國安法》變本加厲地借屍還魂了。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規定香港國安公署機構人員由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聯合派出，此主要為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武裝警察總部、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情報局、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工作部聯絡局、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 等部門，中共中央另設有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指揮黨政安全部門，由習近平親自擔任主席，可知香港國安公署是習近平核心的耳目，香港政府官員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下誰人膽敢不忌憚三分？香港警務處為辦理國安事件，也成立了國家安全處，作為國安公署的業務配合執行部門，而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是可以從香港以外地區聘請人員協助執行國安職務，如果未來有各省市國安人員進駐到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未來恐怕也無需大驚小怪了。

首任香港國安公署署長為鄭雁雄，2011年底他在廣東省汕尾市中共委員會書記任內，境內烏坎村發生村民抗爭村有土地遭村官倒賣事件，汕尾市黨政部門調動鎮暴警察包圍烏坎，因香港中外媒體廣為報導，驚動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後事情才和平落幕。由此可知鄭雁雄是典型的共產黨黨官，敵視群眾運動，態度寧左勿右，不熟悉媒體生態，迷信暴力鎮壓。這樣的人，如何讓香港的官員或公民菁英群體感到信任和尊敬，是一個大問題。

《港區國安法細則》製造白色恐怖

《港區國安法》雖然嚴重侵害香港的高度自治空間，儘管如此，還是要中央政府批准，香港國安公署才能偵辦司法案件。在一般情形下，香港國安犯罪由香港自行審理，與一般刑事司法不同的是，承審裁判官或各級法官人選由行政長官指定，是否屬於國安案件或涉及國家秘密依行政長官證明而認定，是否排除陪審團參與審理由港府律政司長決定。由行政機關決定法官人選、案件性質和裁判方式，這已根本破壞了司法的獨立性。在這一情形下，對於警察或檢察部門偵辦案件中所必要的強制處分令狀，我人就難以期待法官能做好把關的角色。儘管如此，香港特首便會同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不到一周便公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再擴大警務處的司法警察。香港由法治社會一夕變身為警察國家。我們對共產黨的專制本質很清楚，但香港本地官僚墮落如此之快，則出人意外。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的是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辦理國安事件的準則。首先，它將香港法律中有關於重罪偵查的規定，延伸到國安犯罪。港府對外辯稱《國安法細則》都只是現有法律的彙整，錯，過去香港沒有國安犯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是讓過去香港憲制保護的行為變成重罪。《港區國安法》新訂的國安犯罪有四種：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國安法細則》讓香港警察在偵辦國安犯罪中再增加了過去所沒有的七種權力：

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處所、車輛、船隻、航空器以及其他有關地方和電子設備；

二、要求涉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的人員交出旅行證件或者限制其離境；

三、對用於或者意圖用於犯罪的財產、因犯罪所得的收益等與犯罪相關的財產，予以凍結，申請限制令、押記令、沒收令以及充公；

四、要求信息發佈人或者有關服務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協助；

五、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織，外國及境外當局或者政治性組織的代理人提供資料；

六、經行政長官批准，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涉及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人員進行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

七、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與偵查有關的資料或者管有有關物料的人員，要求其回答問題和提交資料或者物料。

這七種國家特別警察權力只有通訊監察和秘密監察才需要受到批准，但有權批准的竟是行政長官，臺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對於通訊監察的發動，必須「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核發」，而依《刑事訴訟法》，在內亂外患等涉及國安犯罪的偵查中，搜查、限制出境、保全程序、命令交付證物等警察權力，也都和前該通訊監察擁有同樣的制衡機制，不是警察自己說了算。

垂範臺灣與劍指臺灣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計，原本就是為了垂範臺灣，而先行實施於香港的。習近平所謂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種種說法，也說明了香港內地化後，下一個要處理的，就是臺灣。

《港區國安法》國安犯罪中與臺灣有直接關聯的，就是分裂國家罪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港區國安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之一的，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罪：

一、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

二、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

三、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轉歸外國統治。

今年七一大遊行的逮捕行動，證實了承認中華民國存在事實的言行，都會涉嫌分裂國家，所以不一定要主張香港獨立，在香港主張臺灣或西藏獨立也會構成國安犯罪。

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規定於《港區國安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條文為：「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均屬犯罪：

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

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第二十九條第三款復規定第一款涉及的境外機構、組織、人員，按共同犯罪定罪處刑。

香港原本是一個自由城市，也長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反共力量的前哨，香港公民社會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合作、接受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行之多年，所在多有，但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概念與一般民主國家不同，從不以客觀上是否已達重大公共危險的事實為斷，而是以行為人內心的政治立場和思想主張作為判斷基準，今在香港實施這種習近平思想總體國安觀，乃有侵害《國際人權憲章》普世保障之思想言論自由之情事，以及犯罪構成要件不明確的嚴重問題，這則必然導致香港的國安認定和各國的巨大落差，香港人民個個人人自危，不存在免於恐懼的自由。

不但如此，《國安法細則》還以行政命令形式訂定行政刑法，對於不配合警察偵查行為者給予罰金或監禁之形式制裁，也根本就違反了罪刑法定主義，這是一向以法治著稱的香港令人不可思議之處，舉例而言，《國安法細則》規定警務處處長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向外國政治性組織或臺灣政治性組織，或外國代理人或臺灣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該組識或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內，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處長提交指明資料，包括在香港的活動及個人資料、資產、收入、收入來源及開支。若外國及臺灣的受行政處分人未依香港警務處長要求提供資料，除非可證明已經盡力或有非可能控制的原因，否則一經定罪，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六個月；而若涉及提供虛假、不正確或不完整的資料，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兩年，但有理由相信有關資料是真實、正確及完整則屬合理辯解。

以香港與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往來之密切，香港警務處自然要將國安調查範圍伸展到香港以外，問題是，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人士與團體並無義務對香港政府提供資料，難道一旦拒絕的結果，就是日後被定罪判刑，或是被香港警察全球通緝嗎？各國政府或民間機構為了避免誤觸香港法網，如果沒有外交豁免權的保護，其所可選擇的因應之策，最終就只能是撤離香港，斷絕與香港的各種合作關係。

而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香港本地人士，極有可能遭到限制出境，並在未來遭到逮捕審訊與定罪判刑，這是香港人無可脫逃的悲運。

臺灣的作為

香港原本是亞太地區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際公民社會的重鎮，今後隨著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地位不再，位於香港的各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及人員，都將可能因被懷疑涉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而不堪國安騷擾被迫離開，同樣是華人社會而且擁有憲政保障的臺灣，應當致力於爭取取代香港的國際節點地位，只是我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在臺工作有最低薪資新臺幣約四萬八千元的要求，對於非營利組織來說，這一薪資水準遠高於國內一般水準，因而也就會降低國內聘僱香港非政府組織人員來臺任職的意願。

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工作者和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也都已是可能涉嫌國安犯罪，而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的群體成員，也都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短期政治庇護的條件，所以只要未被限制出境，香港政治難民入境居留的情形會逐漸上升，他們的生活照顧和安置都需要解決，這未必要全部依賴政府處理。針對我國人力需求狀況，修改《勞動基準法》，就不同行業別給予彈性薪資空間，利用香港移民來補充我國的人力短缺，也讓香港移民在臺灣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人生，應當是政府救援香港的最為務實和可行的辦法。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本文原刊於NOWnews今日新聞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

歷經長達三天兩夜的逐條表決大戰，終於通過共113條的【國民法官法】

想知道你是哪種類型的法官嗎？
歡迎底下截圖留言！讓大家知道吧！

司法院國民法官互動式體驗網站
http://social.judicial.gov.tw/LayJudge/hotissue/?utm_source=fb&utm_medium=post&utm_campaign=cjgame&fbclid=IwAR3tM8QpBbRJjX0z1yI-oOn_TJL9H0mguMEvobR9mH2orZuxAX6vz9_SW0c

為什麼要推國民法官？
應該要從「人民與司法信賴的距離」有多遠說起，大部分人民不喜歡也不太願意進法院，若不得已進入法院，無不期盼獲得公平正義，但卻仍有司法判決結果出來與人民認知情感差距過大，而引發社會譁然，時有耳聞，因此造成人民長期對司法信賴度低落、不滿，且職業法官雖通過考試及受過司法專業訓練，但社會經驗上跟一般人民的社會經驗可能有差距，由人民擔任國民法官和職業法官一同審判，藉由國民多元觀點與專業法官的雙向交流，不僅能讓判決視角更全面，也能促進相互理解，進而讓全民願意信任、支持司法，使司法判決更符合人民期待。

各黨團立委都有推出其支持的版本，大致可以區分如下：

大陸法系參審制，通常賦予參與審判人民一定的任期，被選出的人可能在任期內參與多個案件的審理，而人民的職責就與法官一樣，一同認定罪責與量刑，採用國家例如德國。

英美法系陪審制，逐案隨機選任出參與審判的人民，於案件審理程序結束後，被選出的人民即解除審判職務，人民和法官是彼此分工的，由人民專責獨立決定罪責，認定有罪時再交由法官專責量刑。採用國家例如英國、美國。

我國的「國民法官法」則是擷取參審制及陪審制各自的優點：

1. 國民法官逐案隨機抽選：在每個個案都進行國民法官選任程序，先隨機抽選大量候選國民法官到庭確認有無資格及能否全程參與後，再從中隨機抽選6位國民法官與3位職業法官共同審理和判決，因國民法官來自社會各界，能提供更多元的觀點於審判中。

2. 卷證不併送：就是俗稱的起訴狀一本主義，檢察官在起訴時只提出起訴書，不會一併將卷宗、證物送到法院。等到審判庭時，專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們才第一次接觸到證物，讓證據調查重心集中在法庭上，也避免審判者因為提前看到證據資料，對案情產生先入為主的預斷，而無法客觀參與審判，立於對等立場討論。

3. 證據開示制度：就是在審判之前，檢察官必須先向辯護人揭露他手上的卷證資料，辯護人也要向檢察官揭露將來要聲請調查的證據，讓檢辯雙方可以藉此預作訴訟上的準備，確保雙方武器對等，而不會在開庭時措手不及，造成審判過程的不公平。

4. 證據調查當事人進行：證據的調查由檢辯雙方來主導進行，負責審判的國民法官與專業法官作為公正超然的第三方來聽取兩造主張，做出公正客觀的判斷。

5. 與專業法官同桌合審合判：國民法官與專業法官可以相互討論，交換意見，形成兼顧多元民意與法律專業的判決結果。

6. 全程參與事實認定與量刑：國民法官不但可以參與、共同認定有罪、無罪，還可以參與決定量刑要多重，在整個審判過程中，都能反映國民對於案件的意見及正當法律感情。

7. 可以直接或間接訊問當事人：國民法官可以直接或請專業法官訊問證人、鑑定人、被告及被害人，不僅讓國民法官對於案件的疑惑可以即時釐清，更能彰顯國民法官來自百工百業、多元背景，透過國民法官所提的問題，從各種角度釐清、分析案情，做出正確的裁判。

或許有人會問，為何民主進步黨在75年11月10日第一次全代會時，把陪審制放入行動綱領，現在卻又不支持陪審制呢？除了臺灣逐漸民主化、轉型正義已法制化下，時空背景早就不同外，民進黨作為目前的執政黨，在草擬法案時及決定政策方向時，必須謹慎衡酌國內的審判體系、司法教育系統以及人民觀感，否則很可能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為避免使我國上從司法實務，下至教學體系受到嚴重的傷害，如此重大的司法改革千萬不能躁進，必須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進行，且在施行六年後可以憑藉著成效評估報告，針對相關問題提出修正與討論，如此一來，才能在邁出改革的一步的同時，避免失足。在這次臨時會中，不論是何種版本，每種版本都有其角度及理由，我想沒有最好、最進步的制度，只有最因地制宜的制度，如何貼近我國現行社會的法律文化，並合乎民眾的期待與需求，就是最符合我國的制度，因此大家為此皆絞盡腦汁，希望得出最接我國地氣的版本。

司法權回歸人民
「主權在民」、「天賦人權」的觀點最早出自盧梭著作《社會契約論》中，盧梭是啟蒙運動時期重要的思想家。我國總統與立法委員各自代表行政權及立法權，均由我國人民透過投票選舉而出，換言之，行政權和立法權係人民主權意志的展現，而依照「國民法官法」，人民只要年滿23歲，在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繼續居住滿4個月，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等原則上都能成為國民法官，除非有其他法定不能被選任的事由，而案件適用範圍上，所犯「最輕本刑10年以上」或「故意犯罪造成死亡」的刑事案件（除了少年刑事案件與毒品案件之外），雖然不能一步到位，使更多案件類型納入規範內，但畢竟這是我國司法制度上的重大改革，每一步都必須走的謹慎小心，每一個案件都不允許有所閃失。

雖然亦有人擔心職業法官會帶來權威效應，然而絕大多數的法官，其實都相當克盡職責，何況現行《法官法》，已強化「法官監督淘汰機制」，以外部多元參與、程序保障周全、懲戒流程加速的方向，打造勇於負責的監督淘汰機制，對少數傷害司法公正性的不適任法官，有效加以課責。

我國司法改革並非一蹴可幾，而「國民法官法」是數十年制度推動的經驗累積，並在司改國是會議的共識基礎上，歷經各方意見的蒐集與民意的探詢，再經過立法院公聽會、委員會及協商等過程的溝通審議，採納容了不同制度的優點，是現階段最接我國地氣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

我希望「國民法官法」在112年1月1日正式施行前，應盡速完成法庭配置及相關人員之訓練，並補足模擬過程所遭遇之問題，尤其在各項法律用語及案情資訊的說明，都應例行白話文運動，使用淺顯易懂的文字說明，使國民法官更快融入工作，期待「國民法官法」能確實縮短「人民與司法信賴的距離」，落實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