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失敗主義〉

作者：陳韋安

香港教會近年出現「基督教失敗主義」（christian defeatism）的風氣。所謂「失敗主義」，意指全然接受失敗，毫無反抗掙扎，舉手投降。「基督教失敗主義」比「失敗主義」更糟糕。因為它錯誤地將「失敗主義」的精神美化為屬靈美事。

首先，基督教失敗主義以失敗為美。他們認為，失敗乃是跟隨基督、十字架、窄路、困苦的記號。因此，他們認為，失敗不僅是基督徒正常的遭遇，更是基督徒的屬靈美事。失敗不僅是正常的，更是應當的。當然，某程度來說，基督教失敗主義是成功神學的反動力。它拒絕成功神學錯誤地追求成功。不過，它卻本末倒置地以失敗為榮。

另一方面，基督教失敗主義也是「基督教民粹主義」（christian populism）。基督教民粹主義強調基督徒的普遍性，強調沒有屬靈超人，反而歌頌基督徒的軟弱，甚至以此為普羅大眾的屬靈標準。「我只是普通基督徒，靈命不是很好。」「我只是教會小傳道，講道有很多缺點。」當然，有誰不軟弱呢？不過，甚至，他們不只以自己的軟弱誇口，他們更以自己的軟弱與失敗當作武器。

基督教失敗主義最大的問題是，他們以自己的失敗來推翻別人的成功。基督教失敗主義者將自己的失敗歸咎於世界、制度、甚至教會體制的不義，卻沒有任何改變現狀的打算。久而久之，失敗成了自義：我愈是失敗，就愈顯世界對我的不公，更突顯自己為主受苦。同時，這邏輯的反面更是可怕：你愈是成功，就愈顯得你愈邪惡。因此，建制總是邪惡的；大牧師總是腐敗的；有名望的總有不可告人之隱情的。如此，失敗打倒成功，軟弱高於剛強，nobody壓倒一切。

我不是為成功說好話，更不是推舉成功。事實上，基督信仰沒有歌頌成功，也沒有歌頌失敗。

或者說，問題的關鍵不是「成功」還是「失敗」，而是為著甚麼成功？為著甚麼失敗？贏甚麼？輸甚麼？成功本身是沒有甚麼可歌頌的，因為成功在本質上是沒有價值的。成功乃是從「潛在性」（potentiality）變成「實在性」（actuality）。因此，重點不是「成功」本身，而是成功了甚麼。自己成功了？革命成功了？正義成功了？追求成功本身是沒有錯誤的。因此，成功神學的問題乃是錯誤地追求個人財富與世界目標的成功，認為俗世的成功乃是屬靈的祝福。

同樣，基督信仰也不歌頌失敗。十字架不是失敗的記號。相反，聖經常強調，十字架是基督戰勝世界的記號。「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八37）「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33）基督得勝——這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信仰根基。從尚未發生的「潛在性」轉變為「實在性」，正是上帝國度的降臨。因此，「失敗」本身沒有值得可歌頌的。邏輯理應相反：因為基督的得勝，俗世的失敗全然不足掛齒。

因此，「真正不計較輸贏的人，才可以坦然無懼地爭取輸贏。」這是本文的主旨。

我強調，我不是那種膚淺地追求成功卓越的人，也絕對無意要故意詆毀失敗的人。事實上，稱呼別人「失敗」——無論是真失敗還是假失敗，本來就是一件很不禮貌、很不舒服的事。然而，我只想指出一個問題：如果有人用自己的失敗來咒詛別人的成功，甚至借用失敗來自我為義，這正是「基督教失敗主義」的問題。

基督信仰不歌頌個人的成功，也不神聖化自己的失敗。相反，基督徒理應是世上最能經歷失敗的人。或者，讓我更直接的說，基督徒是世上最懂得輸的人。不過，何謂「懂得輸」？讓我們先探討坊間一些錯誤的看法：

一）否定失敗的存在。這本來是一句很勵志的說法：「失敗不存在」、「沒有人是失敗的」、「沒有輸這回事」。當然，這說法的意思是，不能用「失敗」標籤任何人。這是正確的。沒有人配得上永久的「失敗」標籤。不過，沒有「失敗」這標籤，並不代表要否定失敗的存在。失敗是存在的。我們無需亞Q精神地無視、否定失敗的存在。虛構出一個沒有失敗，全然勝利積極的世界觀，其實是不必要的。相反，誰否定失敗的存在，誰就正正離不開失敗的陰霾。

二）將失敗正義化。這可能受到近年文化的影響——主流總是邪惡，邊緣卻是正義。無論是史村翔的日本漫畫《流氓俠醫》、人們對流行普及文化的批評、抑或弱勢社羣的關懷，正義與「邊緣」、「弱勢」逐漸成為同義詞；相反，因着Donald Trump、教會的Megachurch 現象、高官權貴的批評，成功與邪惡逐漸扯上關係。因此，不知不覺，所謂「懂得輸」，就是甘於失敗，甚至鎖定失敗乃是正義的必然結果；相反，誰萬一成功了，成為主流了，誰就被扣上腐敗的帽子。

我認為，基督徒是最懂得面對失敗的人——不是基於成功神學，不是亞Q 地否定失敗，也不是屬靈地美化失敗。基督徒不被成敗所困擾，所以才會真正地努力改變成敗。

十字架告訴我們「輸的藝術」。我們可以輸。我們絕對可以直接面對失敗。正正因為我們可以輸，我們才會嘗試爭取勝利。真正「輸得起」的人，首先必需是曾經願意爭取勝利的人。誰不計較成敗，誰就一開始已經非常計較成敗了。因此，基督徒是認真地爭取成功，卻快樂地接失敗的人。這是「唯獨恩典」的人生，贏了是恩典，輸了也是恩典。基督徒人生是一場「恩典遊戲」。這遊戲要求我們盡心、盡性、盡意地玩。但是，盡力的同時，我們卻不可忘記，它仍然是一場遊戲。這正是基督徒人生的熱血與淡然——努力地玩，卻不被成敗所困——無論是自己的成敗，還是別人的成敗。

邱吉爾曾說：「成功就是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卻不失熱忱。」（Success consists of going from failure to failure without loss of enthusiasm）丘吉爾沒有為「成功」下定義。他所講的「成功」，是「經歷失敗的熱忱」：努力、熱血地追求成功，卻承認、接受每一次失敗，卻繼續承認自己渴望成功。這熱忱，正是基督徒對生命的熱忱。

因着這份來自上帝的熱忱，基督徒不會對成敗犬儒。「真正不計較輸贏的人，才可以坦然無懼地爭取輸贏。」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阿根廷靠自己還是撐不下去了。不到20年，第二次求援。
一戰之前，阿根廷可是世界級強國呢 !

之前的文章，點名了幾個新興市場的問題
最近這一週，情勢又更加確定了~

中美貿易戰停火後，你應該關注的是「石油！」
https://www.potawang.com/you-should-focus-on-oil-after-the…/

新興市場首當其衝

因為原油價格上漲受害的還有其它的新興市場。特別是那些本來就有長期經常帳逆差的國家，例如阿根廷、土耳其、印度、印尼、巴西等等，而反應在這些國家的經濟層面上，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貨幣貶值。

這個時候，政府可以直接無視，但可能會出現輸入性通膨，如果出現了嚴重通膨，那最後可能就必須走到緊縮貨幣一途。那如果不想讓貨幣貶值，就必須要賣出外匯存底來支撐匯率，但這麼一來就是減少了基礎貨幣，也等於是變相的緊縮貨幣。最糟糕的是，如果像阿根廷那樣止不住血，最後就只能外匯干預、升息一起來，而現在阿根廷的利率已經升到駭人聽聞的40％了。

而當石油價格與美元同步上漲，對於這些新興市場來說更是雪上加霜，這也是現階段我認為風險最高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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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經濟危機過後，阿根廷人將匯率暴跌、赤字高企、資本瘋狂流出歸咎於IMF；在阿根廷，IMF幾乎是危機和高利貸的同義詞。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332247

科技的使用不但縮短了資訊傳播的時空，也使得工作中的溝通方式更為多元複雜。今天小編懷萱來分享的是MPlus｜云閱讀日前節選《縮時社會》這本書中的章節，作者利用田野觀察的方式，發現了資訊通訊科技並非對工作的干擾也不是造成工作行為改變的主因，而是人們日常工作慣例中的一部分。在台灣職場，談到科技通訊產品對於工作過勞文化的「貢獻」，我們常會馬上聯想到Line如何讓工作滲透到「下班後」的生活中。所以換個角度，是不是正因為科技成為人們日常工作慣例的一部分，所以科技雖然帶來了生活模式的改變，對許多人來說工作量與時間不但沒有縮短，反而拉長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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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研究直接衡量電郵超載是否以及如何強化員工對於高壓的體驗。通常研究者談到壓力時，會主張是電郵增加了工作時間；難怪有份針對知識工作者在高科技公司的優秀個案研究就格外引人注目。這份研究發現，人們不管工作量多寡，都會把他們體驗到的壓力歸咎於電郵，更遑論有其他通訊活動會惡化他們的工作量跟壓力感。換句話說，電子郵件不只是壓力來源，更是人們在生活中體驗到的過勞文化象徵。該份研究的作者甚至主張，「電子郵件扮演起時間壓力的代表性科技時，能分散人們的注意，使他們不注意到工作生活中的其他不堪負荷來源。」

　　這份研究的目的是解開電子郵件是日益增強的壓力來源，卻又同時讓人們能控制自己的工作跟減少負擔、藉此減緩壓力的矛盾結論。所以，為什麼員工只把壓力歸咎於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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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我將科技視為工作的不可分割部分：科技是一種組織慣例，跟機器一塊受到塑造。這種人機互動有很大部分取決於人們賦予它的區域偶然事件意義，因此員工如何解讀多重模型媒體的「干擾」，就是關鍵所在。知識工作者如今待在資訊通訊科技無孔不入的環境裡，而這些科技會製造出即時、多重、永遠存在的事件並要求員工處理。這些由科技擔任中介的互動，已經不能單純表達為分裂、壓縮時間的持續干擾來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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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這份研究時得監看受訪者，記下所有工作活動段落─記錄其本質、地點、時間長度和使用的科技類型。干擾被定義成讓人們改變工作段落的原因，不論是回應電郵通知、電話來電或有人造訪員工的桌子都包括在內。如果工作段落的改變跟外部刺激沒有直接關聯，就會被歸類為由員工自行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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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通訊科技的運用，似乎跟令員工工作日零碎化的短段落成了同義詞。人們普遍認定，科技是這些短段落的成因，因為科技中介通訊會打斷特定任務的工作。結果我的發現跟我的期望相反：人們在整個工作天下來不斷在改變工作行為，但這些科技並非主因。相較之下，開放辦公室來自其他同事的面對面干擾，每天平均會發生十二次。可是到目前為止，獨立工作段落的最大起頭者是員工自己─他們平均每個工作天會改變行為六十五次。

　　我們能從這裡推斷出哪種結論？其中一個解讀是，員工正在對充斥媒體的環境行使控制權，而且確實在善用資訊通訊科技的優勢，好實現他們的可配合性（availability）。這和資訊通訊科技主宰人們工作日的普遍認知有所出入。為了描繪更微妙的面貌，我們得把員工跟資訊通訊科技的關係擺在他們安排的日常工作慣例裡面。

　　工作日零碎化並非新現象；這在一九七○年代就被認為是管理職務的關鍵面向。真正嶄新的地方是，人們把心神放在科技中介通訊上的密集程度成了常態，也成了工作的不可或缺部分。今日的知識工作大體上透過中介通訊模式來安排，畢竟資訊和指令都是透過各種裝置跟員工的通訊技能傳遞。看這點就知道，大眾將中介通訊帶給員工的體驗視為真實工作的干擾，其實是不恰當的。

（引用自https://www.mplus.com.tw//article/1750?&dable=3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