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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失業 在 佳佳|女子生活實踐家 Instagram 的最佳貼文
2021-06-16 13:21:09
作者以「貨幣史」角度切入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左右,實體貨幣走入虛擬貨幣的過程。本著(已經把所學都還給教授的)偽歷史系學生,不免還是會對裡面敘述的事情感到懷疑,但是書本內的重大事件多少可以和史實互相對照,大家可以當作有趣的金融歷史書翻看。 我記得讀的過程、和書友討論時會一直不斷冒出來的想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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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7 18: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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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長一直催我早睡。他喜歡管我的作息,提倡早睡早起身體好效率還賊高。夜貓子我總是戒不掉對夜晚的著迷,凌晨才是屬於我的時光。
今天對我格外有意義,捨不得入睡,有一樁心事終於解決了。
十五年前,我在紐約的一家書店裡認識了一女孩,就叫她笑笑,中美混血。她是我同學的朋友,同學介紹我們認識。笑笑家境普通卻很上進,當時我還是一個對未來充滿希望想像自己也很上進的姑娘。我們一起參加座談會,聽成功人士高談闊論。
剛滿二十歲的她,就和初戀結婚了,兩人有一個孩子。她平日上學,歷史系,週末去書店打工賺錢,孩子多半是父母幫忙帶。
後來我有了卡債,她也有。她我不意外,養個小孩多貴啊。嚴格說來,她和她老公自己的心智成熟度也還是孩子。我們共同許願未來,只要把卡債還清就能迎接美好。她的孩子總會長大、我的醫藥費總能還清。
幾年後她又生了一對龍鳳胎,而我大學剛畢業,我們都很忙碌減少了聯絡。是疫情讓我們重逢了。去年夏天紐約疫情猖獗,我產生了關心朋友們近況的念頭。可我得到的卻是各種壞消息,嚇得我縮了回去。
笑笑一開始說她過得還行,我們寒暄了幾句後結束了對話。一星期以後,她開口向我借錢。她說她老公兩年前開始身體不好就沒了工作。她卡債積欠太多,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疫情爆發後她同時失去了兩份工作。所以她急需錢。
我自從許多年前借錢給朋友後換來心碎的結局,此後絕不借錢,只給錢。沒有期待就不會有傷害,控制好金額上限只給不借。但是我會問清楚細節再給錢。可能是我職業病犯了,在我一連串詢問下感覺事情不妙。
紐約作為左派陣營,對於這種生了三個孩子的單薪家庭提供的協助不會太少。除非是沒有身份或沒繳稅記錄,不然疫情期間政府發放的失業補助和各機構提供的物資應該能讓他們維持生計。卡債的事情慢慢處理。
我主動提出可協助笑笑申請補助的建議,還幫她打給了機構洽詢。結果我被她罵多事、不肯借錢就算了。這一幕讓我有點錯愕,當年那個充滿理想的姑娘去哪兒了。事後我甚至有點自責,是不是太冷血。
今早滑臉書,見到當年介紹我和笑笑認識的那位同學發了一則控訴文,沒有指名道姓可我知道她講的是誰。大意是該同學在五年間,共借了三萬美金給某位好友度過難關。好友不僅沒還錢,還責備她借太少。同學去她家催還錢,一時情緒激動用馬克杯弄碎了她家的玻璃,被好友報警控告騷擾。疫情後的紐約,沒錢的是老大。為避免官司纏身,同學同意以六千美金私下和解。
好心借三萬,加碼再賠掉六千。這年頭,當個熱心腸人類真難。
前幾日我躺在床上回想起過去這兩年因疫情失去的親人、朋友、經歷的那些鳥事,竟產生感謝疫情讓我領悟人生的想法。之前我寫文記錄疫情期間我的感想,粉絲留言提問「為啥每個感想都和錢有關?」
因為危機考驗人性,人性的弱點又十之八九藉由金錢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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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歷史系失業 在 吳敦義 Wu, Den-Yih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三個感謝 一聲抱歉
今天敦義在「誠品信義店」舉辦《堅毅之路 吳敦義》新書發表會,馬總統、王院長、林伯豐董事長、張平沼董事長、台北市蔡炳坤副市長、新竹縣楊文科縣長、還有多位立委、貴賓到場,看到這麼多好朋友來參加,真是非常高興。但是,因為疫情之故,還有許多想來的朋友,無法讓他們來到現場,對此感到非常抱歉。
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 敦義從政近五十年的回顧。經歷漫長的政治生涯, 敦義從二十五歲的青年,邁入壯年,頭髮也從「黑」變「白」,但從來沒變的是對國家、對人民,始終如一的忠心。
回首近半世紀的從政歷程,敦義無論擔任二任八年南投縣長、二任八年半高雄市長、行政院長,我主要的施政信念就是讓人民安居樂業、幸福平安。在蔡英文執政這幾年,相信大多數國人都深感「不安」,一是擔心兩岸無法和平,民心不安,二是疫情嚴峻下疫苗之亂人心不安。希望蔡英文總統多多體恤人民之疾苦以及人民之所需。
在將近五十年的從政過程,敦義有三個感謝:
首先,要感謝故總統經國先生與《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老董事長。
民國五十七年, 敦義還是台大歷史系二年級的學生,在台大校刊《大學新聞》寫的一篇社論〈台大人的十字架〉,受到廣泛討論,經國先生看到這篇文章之後,就約見 我剴切勉勵,讓 我備感榮耀,後來並鼓勵我參選台北市議員與南投縣長;因為經國先生的知遇, 敦義才能順利從政。
而在從政之前,敦義於民國六十年預官一年自軍中退伍,寫了一封毛遂自薦的信函,獲得余紀忠董事長的賞識,讓我進入《中國時報》擔任市政記者;余董事長不但提供工作機會,在我當選台北市議員後,還讓我轉任有給職的報社主筆,可以全心全意問政、為民喉舌。
如今,經國先生與余老董事長雖然都已辭世有年,但我對他們的感念未曾稍減。
其次,我要感謝馬英九總統,他三次邀我一起共事,攜手為國民黨與國家、人民打拚。一次是擔任國民黨副主席兼祕書長,另一次是擔任行政院長,再一次是共同搭配競選第十三任總統、副總統。
馬總統的三次邀請,讓我有機會為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貢獻個人棉薄之力,也才有機會為人民、為國家做更多的服務,擔任行政院長時,不但兩岸簽署了ECFA及其他合計23項協議,帶動國家經濟發展,2010年我國台灣經濟成長率高達10.76%,失業人數也大量減少,國外來台觀光旅遊者亦每年淨增100萬人次,國家競爭力也衝到前所未有的佳績,在全世界排名第六。再一次感謝馬總統不嫌棄,讓敦義有共同治理國政的機會。
第三,我要感謝今天到場或未克到場的各界好友。無論是宗教界、農工商界、教育界,敦義都有許許多多的朋友,因為你們的鼓勵、支持與協助,讓 敦義的從政之路還算平穩。尤其是2017年8月我就任國民黨主席時,因為執政的民進黨,無理的迫害,黨產被凍結,必須四處張羅,每個月都要借貸二千多萬的經費,以支付黨部同仁的薪水與黨務開銷,幸好有多位好朋友「伸出援手」,才能度過資金難關;好友的情義相挺,這本《堅毅之路 吳敦義》目前也賣了三萬七千多本,這些隆情厚意我都銘記在心。
三個感謝之外, 敦義2020未能讓國民黨重返執政,也要表示抱歉。
國民黨2018九合一選舉,在22個縣市中,贏得了15個縣市長及19個縣市議長;但2020年大選,因為總統候選人6人都同意黨內初選採行全民調決定,給予綠營介入灌票的空間,以致未能反映真正的民意所歸,結果非僅總統大敗,即連區域立委亦被拖累,只有政黨票與民進黨平分秋色,令我遺憾之至,所以請辭黨主席,以負起全責。
2016年因有前車之鑑,2020的總統初選,當時 敦義與王金平院長對「全民調」都有所保留,但黨內主張全民調的聲浪高漲,加之所有參加初選的同志都贊成全民調,最後只好排除黨員參與,交付「全民調」決定。
因為總統初選方式一再嚐到苦果,雖然 敦義已不在其位,仍要特別提醒國民黨中央與支持者,未來總統初選是否仍要繼續採行全民調,一定要審慎評估。
敦義從政多年以來始終抱持「一心為民、一意為公」的信念,今後,無論榮辱、得失,依然不改初衷。感謝大家撥冗來參加《堅毅之路 吳敦義》新書發表會,在疫情還未歸零,大家更應注意防疫、保重身體,祝福大家健康如意,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