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祖與太祖｜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成祖朱棣是從淌血的靖難之役篡奪劇中，登上歷史的舞台。明成祖對海外政策態度上的改變，與他個人的因素有一定的關係。有人認為這是朱棣得位不正，篡立與殺戮的反激作用所致，甚至有學者認為，明成祖可能是一個癲瘋者。

在許多方面，明成祖可與他父親明太祖做比較。他們都具有雄才大略、猜疑心重，也擁有病態的殘忍性格。然而，兩人具有很大的不同點是，明太祖身為開國之君，對國內政治經濟給予細心的關注，對外政策卻是消極。其國策，基本上是在國內實行中央集權獨裁專政，經濟上重農抑商，使民勤於農桑，寧可選擇閉關自守，嚴密統轄其臣民。與明太祖不同的是，明成祖在對外政策方面卻比內政更發揮了積極性。除了他本身的個性，以及當時積累的國勢基礎之外，我們不難推測這是明成祖為了洗刷其「篡奪」壞名聲的意圖。

隱然地篡奪心理疑慮，反激了明成祖企圖利用對外偉業來轉移國內的視線，借由積極的外交手段以鞏固明朝之內政。建立偉大事功，創造萬邦來朝，君臨天下的盛世景況，構築一個以明朝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帝國之偉大盛世。如此盛景，提高了明成祖的威信，換取了得位的合理性。轉移國人目光，讓世人遺忘其篡位之殘酷記憶。

在處理邊境國家的對外事務上，明成祖更像是當年的元世祖忽必烈的繼承者。在南方，明成祖介入安南（今越南）陳、湖（黎）兩氏之紛爭，發動侵略戰爭，侵佔安南，置交趾布政司。縱然明朝統治安南期間實施一些不錯的政策，安南人民游擊反明的斗爭卻未曾間斷。明朝對安南的經營不易，至明宣宗時便放棄了這個得不償失的交趾布政司。

對北方，永樂八年（1410）至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一連五次親征蒙古。他不想消極地鞏固長城以防守，而是創造一幕幕空前絕後的皇帝親征漠北的積極政策。在第五次親征時，敵人遠遁，沒有交鋒，自己卻在永樂二十二年七月病死於榆木川（今內蒙古）的軍營中，結束了他65歲一生充滿欲望和不安的內心戰斗生涯。

對西邊的政略，明成祖派遣宦官侯顯，招撫格魯派第五代活佛宗喀巴，利用喇嘛教各派之權威，間接統治西藏。在東北之經略，則是在永樂七年（1409）招撫女真人，在黑龍江口的特林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

至於朝鮮半島，主張「反元親明」的李成桂自立為王，奉明朝為宗主國。在日本，正值室町幕府的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時期，日本與明朝的關係在這期間也大為改善。以「日本國王」之名的足利義滿，遣使來華，表示愿與明成祖合作，聯合剿倭。這個舉動讓明成祖龍顏大悅，嘉許足利義滿是「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國者也」，並賜予「日本國王」「龜紐金印」，這是當時明朝皇帝對海外藩屬最高等級的封賜。日本則從明朝的朝貢貿易中獲得大利。

與此同時，明成祖大遣使團出國，招諭各地。在西方陸路上，永樂二年（1404）帖木兒於東征中國的途中病死，避免了一場東西兩大強國的激烈沖突，此乃「天助」了明成祖。旋即，明成祖頻頻遣使往赴西域，其中的吏部員外郎陳誠就曾三次（1413、1416、1420）出使西域撒馬爾罕等地，促使西域17國遣使來朝入貢。

海外之遣使招諭，其最著者，非鄭和下西洋莫屬。鄭和下西洋每次動輒2萬餘人，數十艘大型寶船（或謂百餘大小船隻）的遠洋航行，其航行區域之廣，詔諭國家之多，甚而把朝貢圈擴大至印度洋的阿拉伯世界，文獻所及更提及麻林（地）、木骨都束等東非之地。不僅如此，明成祖亦同時多次遣使琉球（今日本沖繩），及派遣張謙等出使「東洋」的蘇祿（菲律賓）、渤泥等國，強化與該區域的友好關係。

總而言之，欲探鄭和下西洋的本質，我們必須回探明成祖以及明成祖所推行的一系列積極的對外政策。鄭和絕不是孤立的神奇壯舉。事實上，鄭和只是貫徹明成祖對外政策中，頗有績效的奉行者。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原來蓬佩奧嘅顧問有兩個華裔，難怪出手快狠準！

一、蓬佩奧智囊團

國務卿蓬佩奧的顧問團隊，加上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是對華政策的策劃者。

蓬佩奧團隊中包括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和兩名華裔學者余茂春（Miles Yu）和蔣濛（Mung Chiang）。

（一）、博明

國家安全顧問博明畢業於馬薩諸塞州大學，主修中文。他曾作為美國記者被派駐北京及香港，在中國大陸實地採訪七年，並遭到過中共的威脅。

（二）、史達偉

史達偉是一位歷史學者，並曾研究中國軍事現代化，長期在美國空軍服役，有超過35年的資歷。他還精通多國語言，包括中文、韓文和日文。

（三）、余茂春

余茂春是美國海軍學院東亞和軍事史系的教授。多年來，余教授一直在警告中共帝國主義進程，中共系統性的商業盜竊和作弊，以及中共的共產主義狂熱。

（四）、蔣濛

蔣濛1977年出生，2017年成為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工程學院（College of Engineering）院長，成為美國現代史上最年輕（年僅40歲）的重點學院領導人之一。2019年12月9日他被任命為國務卿科技顧問。他對美國之前的對華政策表示懷疑。

蓬佩奧周圍的這些顧問對中共非常了解，並以更具強勢和對抗性的方式制定對華政策。該智囊團還有很多錦囊妙計未被實施：

1.切斷港元與美元的聯繫

2.與台灣達成自由貿易協定

3.禁止中國共產黨員進入美國

二、美國國會·鷹派聯合會

美國國會的「鷹派」們也於7月27日和28日在華盛頓的川普國際飯店聚首，以制定針對中共的戰爭計劃。

《全球策略信息》（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報導認為，這次聯合會已經把中國（中共）視為敵人，並指控其在美國城市煽動毛澤東式的「文化大革命」，同時故意傳播病毒。

參加會議的包括：

1.地緣政治家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

2.白宮貿易和製造政策總監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

3.頭號中國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

4.參議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

5.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

6.參議員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

7.幾位志同道合的立法者。

三、行政部門：天啓四騎士

1.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恩（Robert O’Brien）

2.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

3.司法部長比爾‧巴爾（Bill Barr)

4. 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

財政部長· 史蒂芬·特納·梅努欽（Steven Terner Mnuchin)尚未出手，動向最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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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如此，但論民族性就是天差地遠，日本人靠的是與國家共存亡的死士心理，但中國人卻像某前市長一樣靠賭注和僥倖，自認為不想付出和犧牲就妄圖勝利，國難當頭沒有任何心理準備面對即將到來的巨變
走向珍珠港的前夜：中美如何避免戰爭？　　陶太郎 2020-07-19通過這幾天的文章，我發現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那就是中國民眾根本沒有對美開戰的思想準備，大多數中國人雖然急欲挑戰英美的霸權，但卻缺乏昭和時代日本人的戰爭決心，或者說他們試圖在正面挑戰英美的同時，卻幻想英美不敢對中國施加類似於1941年7月日本那樣的殘酷制裁，實際上，這樣的思維是站不住腳的。外交問題上，最容易釀成不可挽回錯誤的思維就是，總是傾向高估自己的膽量，同時刻意低估敵人的決心，特別是面對的敵人比自己更強大（或者敵人認為自己更強大）的時候，尤為如此。從去年開始，我就常常推薦很多體制內涉及外交部門的朋友，多多閱讀《通向珍珠港之路》、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的《使日十年》、日本前外長重光葵的《外交回憶錄》和《中日戰爭中的日英關係》這四本書，目標不是為了了解歷史，而是為了避免與美國的戰爭，如果我們真的想避免與西方戰爭的話。　　在這四本書裡面，集中闡述了外交工作的細節。即一個在遠東無可置疑的霸權國家日本，如何勇猛地激起遙遠的英美不遠萬里與之決裂，並走向戰爭？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對這些外交細節的記錄，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華盛頓最親日的商人如莫拉曼、政客摩根索如何一步步從維持對日貿易變成了力主對日禁運的強硬派，倫敦那些最親日的外交官，如西蒙、克萊琪，如何從日英親善的擁護者，最終變成對日戰爭不可避免的鷹派？我們絕不能將這一切外交災難的源頭歸結於日本精英的無能和傲慢，實際上，日本精英並不愚蠢，無論是他的軍部領袖，還是他的外交官，都是當時一等一的精英。近衛是日本貴族精英中最優秀的人才，西園寺最傑出的學生；佐藤賢了、白鳥敏夫從小都是頂級學霸，智商超人；松岡洋右學貫中西，聞名東洋。這些人沒有一個是蠢材，放在今天，都是清華北大哈佛耶魯最頂級的人才。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外交在他們的領導下依然在1941年7月走向了對美戰爭的邊緣，最終不得不硬著頭皮走向珍珠港。我們也絕不能將英美政客視為戰爭瘋子，蓄意挑起戰爭，以毀滅日本，實際上，無論是丘吉爾，還是羅斯福，他們都極端害怕與日本的戰爭，他們恐懼對日戰爭，但他們依然走向了戰爭。所以，雙方對戰爭的恐懼並不足以避免戰爭——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哪怕是到了1941年，英美政商界都真的很想在東亞跟日本做生意。　　“我向您保證，大英帝國絕無與日本開戰的企圖，英國人民對日本人民始終抱有如一的深情，請您務必轉達我的善意。”　　——1941年溫斯頓丘吉爾接見日本駐英國大使重光葵　　“對日外交的任何行動，都必須以避免戰爭為第一要務”　　——1941年3月，美國國務卿赫爾致電霍恩貝克　　然而，歷史的淵流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快，也將超出任何人的主觀祈願。1937年11月，在布魯塞爾討論日本遠東問題的會議上，美國是最不願意得罪日本的；但到了1938年底，當武漢勝後的近衛內閣宣佈在中國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時，美國就開始向蔣介石政府發出第一筆貸款，首次站向了日本對立面；1939年，當日本軍隊佔領海南和南海島嶼的時候，美國宣布廢除日美通商條約；1940年6月，當日本外長廣田宣布對南洋享有天然權利時，美國發動了對日本第一次禁運；1941年7月，當日軍進入印度支那南部時，英美對日本發動了海上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當對美談判無法成功之後，日本最終發現，他只能走向戰爭。　　從1937年11月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對日友好，到1941年11月南雲艦隊駛向珍珠港，歷史洪流的改變需要多久？不多，四年而已。這些年來，我翻看昭和日美外交史的時候，常常最想探明的就是最終迫使日美走向決裂的那個節點——譬如美國、英國、荷蘭、中國如何在1940到1941年建立扼殺日本的ABCD聯盟的？以及哪項事件促成了這個原本只有對話機制的架構變成了實際軍事外交協調？更重要的是，哪項事件促使英美下定決心不惜巨大代價發起對日本的毀滅性禁運？ ——要知道，英美對日石油禁運後，英國遠東油企、荷蘭印尼油企、美國西海岸油企幾乎全部瀕臨破產，並面臨著日本海軍的攻擊，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經濟自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我知道，今天的中美貿易談判，絕不同於20世紀的八十年代的日美貿易談判，當前的中美交涉，實際上類似於1939年7月-1941年12月7日之前的日美交涉——也就是說，當中美關係越過某個節點後，就必然會面臨類似於1941年7月的日美間巨大製裁風險，即雙方將不惜一切代價打擊對方，最終不得不走向戰爭。中國必須有這個危機意識，絕不能像當年昭和精英那樣妄認為不可能發生，那是和平人在準戰爭時代裡極端幼稚的認知。1938年8月24日，日本頂級經濟外交智庫專門在《日本經濟年報》（第38集，162-165頁）撰文中分析了美國對日本大規模禁運的可能性，基本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對此的樂觀預期，這篇文章認為：日本進口乃是美國加州原油企業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對日禁運將嚴重傷害當地經營者的收入；西太平洋沿岸大批廢鐵銷售企業純粹依靠日本的訂單維持，對日禁輸將激發他們的強烈不滿；至於日本對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生絲，美國也無力禁運，因為其國內企業短期內不可能找到替代國，禁止輸入會迅速傷及美國製襪業者，這是勞工密集行業。在日方看來，這些禁運都會造成極為不利的選舉影響，另外，日本智庫還認為，即便美國禁止輸入，日本還可以找到第三國轉運。
1940 年3 月23 日，針對美日無協議後的貿易情勢，時任日本首相的知美派米內光政發表公開講話，他表示：“美日兩國的經濟分離和相互禁運對雙方都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如果走錯一步，兩國就都要面臨危險。我不相信美國會冒險對日本實行全面禁運。”當年的日美談判實際上也分為兩次，1939年7月美國廢商約到1940年正式廢約，雙方主要進行的是經貿談判；從1941年7月美國對日本全面禁運封鎖和凍結資產後，日美進行的主要是政治、軍事、經貿談判，此時經貿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經貿問題，而是與政治、軍事問題掛鉤，美國提出了更為苛刻的條件，經貿問題與政治軍事捆綁。這與中美交涉其實是很相似的，未來，無論美國政府誰上台，我相信中國都會與美國進行新的談判，但這次新的談判將與2018-2019年的談判完全不同，經貿問題將會政治、軍事問題掛鉤，談判的艱難必將倍增，談判失敗的後果也將更嚴重。當然，我並不認為，當前中國一定越過了“南印度支那的外交節點”（指日軍1941年7月進入印度支那南部，迫使英美對日本進行海上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日本不得不在屈服與戰爭中抉擇），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中美外交，離這個風險點並不遙遠。　　凍結中國資產這個選項，在當前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建議並被討論，這就證明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威懾。　　在1940年2月，關於英美荷三國對日本發起海上石油禁運，當時來看，主要有三個難題：　　第一，大量英美荷油企將會破產，商界強烈反對；　　第二，荷蘭人不願意參與，恐懼日本攻擊；　　第三，英美不想與日本開戰。　　這三個選項在當時日本社會廣為熟知，也確實是事實，並極大阻滯了英美荷採取行動。但是，到了1941年7月，這些阻礙就全部被克服了。英國駐美大使法里漢克斯的回憶錄集中記錄了當時英美對日本毀滅性制裁是如何決定的。說來令人諷刺，美國財長摩根索和法里漢克斯吃飯，席間，摩根索嘲諷英國人對日本的妥協，並哀嘆蔣介石的困難，法里漢克斯反諷道，你們美國人不也在向日本出售石油嗎？摩根索沉默了一會兒，說道，“我們將切斷日本人的動脈”。兩天后，當英美施壓荷蘭人參與後，列強石油製裁令頒布，同時凍結了日本的所有資產。由於這條法令是突然襲擊，而且此前羅斯福還專門強調美國不會對日本進行海上石油斷絕，結果卻是如此令人意外，整個日本社會陷入恐懼，按照美國大使格魯的說法，每天前來求情的日本軍政官員幾乎踏破了駐日大使館的門檻，某位日本海軍將領甚至害怕得當場顫抖哭泣，是啊，一個天真傲慢的民族即將不得不在恥辱與滅亡中做出選擇，軍人的哭泣又能改變什麼呢？當歷史走到這個時候，昭和男兒如果不願意放棄大國雄心，那麼除了走向珍珠港，已經沒有其他出路了（與日本不同的是，蘇聯在美國的大規模禁運下，沒有選擇戰爭，而是放棄了統帥世界的雄心，走向了崩潰）。四年，改變世界足夠了。說起來，從2016年到現在，時間也不短了。　　日本不幸的教訓是什麼呢？當從2018年到今天，這麼多事情發生後，就絕不要太天真，絕不要以為不可能，絕不要認為英美很仁慈，絕不要認為英美很膽怯——歷史將會無情地嘲諷並打臉這種想法，1941年7月，當英美禁令傳來之後，面對全民的絕望，一位日本經濟學家切腹自盡，因為他曾向自己的國家保證，英美絕不會這樣做。　　在走向珍珠港的前夜，我們必須意識到戰爭是可以爆發的，不是我們願不願意，而是我們不得不。珍珠港不是一個空洞的歷史概念，而是存活在現實中的某個節點，她必須寄存在我們的頭頂，如同一柄懸劍。無論是為了戰爭，還是和平，她都能帶給我們無盡的幫助。　　那一次，大和民族選擇了拔劍奮起。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國難臨頭，美帝羅斯福傾巢出動，我昭和的男兒毫無懼色，決心討伐美帝，為天下伸張正義”——1941年11月，南雲艦隊駛向珍珠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