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任國民黨揆都收到中共賀電，僅有去年補選勝出的江啟臣未收到🤔

習思想成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學者批為僵屍抹粉

中共黨報《學習時報》周一發文，吹捧“習近平思想是21世紀 的馬克思主義”。有中國學者指出，中共為其政治僵屍塗脂抹粉，“李鬼捉拿李逵”，已經將馬克思主義“山寨”到荒誕的地步。

6月15日，中國領導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迎來了67歲生日。中共黨報《學習時報》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一文，為其送上賀禮。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校長何毅亭在文中寫道，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可以稱為“19世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鄧小平理論為首創成果和基本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可以稱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可以稱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

以“世紀”為尺度命名馬克思主義，他認為應該具備三個條件：理論研究對像是世界典型樣本；理論成果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理論實踐成效深刻改變現實世界。

北京獨立學者章立凡指出，面對西方與中國脫鉤趨勢，中共想借用老祖宗的理論維護政權合法性，然而現在是李鬼捉拿李逵，無產階級專政和政治經濟學都被拋得一干二淨，真正貫徹馬克思精神、為深圳佳士工人維權的北大學生卻遭受無情打壓。

章立凡：馬克思主義普遍破產，中共為政治僵屍塗脂抹粉

章立凡告訴本台，黨報這篇文章讓他聯想到文革時期，毛澤東思想被標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中共最大的問題就是執政理論不能自圓其說，這一點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得很清楚。想當世界的頭兒，本身就違背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遺訓，急於當頭，落到現在（全球）孤立的地步。拿出這套理論，就是給僵屍塗脂抹粉。”

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日前在一個座談會上，批評中共任意修憲、壓制言論，“完全成了一個黑幫老大”；並斷言，“這個黨本身已經是一個政治僵屍”，今年年底和明年初可能會迎來經濟崩盤。

章立凡介紹說，21世紀，中國幾乎是高調推崇馬克思主義的唯一標本，或者活化石：朝鮮現在推行主體思想、“白頭山血統”，馬克思著作在那是禁書；越南在努力尋求美國式的民主道路；古巴雖然名義上信奉馬克思主義，實際也更為接近西方的生活方式。

“習思想”於2017年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之後被相繼寫入黨章和憲法。那麼所謂 “習思想”到底沿襲了馬克思的哪些遺產？文中列舉了一系列龐雜的政治、經濟、外交理念和政策。比如，“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際交往觀、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但卻並未闡述“習近平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具體關系。

章立凡表示，馬克思主義一路被“山寨”，已經淪為“四不像”，真正沿襲其精神的是歐洲的社會黨國際（第二國際），比如英國走“費邊主義”的工黨：

“列寧搞了個山寨版，摘取了馬克思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這一套。傳到中國就是山寨版的山寨版，也就是‘溝馬’，山溝裡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山寨了他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還加上中國農民革命中的平均主義；鄧小平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走資本主義的路、搞市場經濟，實際上拋棄馬克思主義；江澤民講‘三個代表’也是改造馬克思主義，使共產黨變成全民黨；現任領導人的創新，可能是既利用毛澤東思想控制政權，又利用鄧小平理論、資本主義的經營，為紅色家族積累財富。”

姓資姓社？歷史如何終結？

中共黨報的這篇文章還提到，“有人宣稱‘歷史已經終結’，科學社會主義的巨大能量在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手中再度被激活。在習思想指引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將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決定性成就來雄辯地證明一個偉大結論——社會主義確實比資本主義好。”

1989年初，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歷史的終結》 (The End of History)，預測民主制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

幾個月後柏林牆轟然倒塌，福山聲名鵲起。然而，近年來中國的異軍突起也讓他的“歷史終結論”備受質疑。

在2020年5月最新發布的《中國是哪種政體》一文中，福山這樣評價習近平思想的徒勞：“‘習近平思想’是毛澤東《紅寶書》的蒼白替代品。除了普遍的中國民族主義外，習近平還沒有想出一種連貫的意識形態來激發追隨者的狂熱。”

福山還特別提醒，秦朝的極權統治只維持了十六年，最終被兩名中尉推翻；西漢恢復儒家治國，尊重教育，最終維持了五百年。

盡管如此，習近平卻掌握了歷任極權者都望塵莫及的技術工具，“學習強國”App取代了人手一本的《紅寶書》。社會信用系統、大數據、遍及各處的傳感器……，斯大林和毛澤東不曾享有這些監控民眾日常行動、語言和交易的利器。有鑒於此，福山認為，中國的變革很難起源於基層群眾運動，仍然要依靠黨的上游、內部民主化。

章立凡認為，現在的情況其實不能完全責怪現任領導者本人，在毛時代他只是個十幾歲的少年。一位紅二代曾經這麼表述，他是“不幸的這一代人”的標本，具備三個特點：知識結構不行；膽子大；還有自卑感，擔心別人的評斷。

2015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南海接見了福山。王岐山當時明確宣稱，“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就是中國的特色。”

談話結束後，車子經過北京的景山公園。福山指著景山說道，“那我來過，是明朝最後皇帝崇禎自縊身亡的地方。”

東京大學教授松田康博日前接受本台采訪時提出，中國目前諸事不順，更換中國領導人是給國家一個機會。蔡霞也認為，換人，中國才有希望。

一名因安全原因不願透露姓名的退休學者周先生則告訴本台，無論換人與否，無論李克強、王岐山還是其他人掌權，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中共最後難免走上蘇聯的老路，面臨嘎然“脆斷”的結局。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道 責編：何平 網編：洪偉

本新聞由自由亞洲電台提供

三十年來尋劍客 幾回落葉又抽枝

今年4月4日是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

7年多前，2012年12月4日，是中國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在北京舉行的各界紀念大會上，剛接任中共總書記、仍兼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發表講話，其中有一段說：「憲法只有不斷適應新形勢、吸納新經驗、確認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全國人大分別對我國憲法個別條款和部分內容作出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使我國憲法在保持穩定性和權威性的基礎上緊跟時代前進步伐，不斷與時俱進。」

中國憲法為要「緊跟時代前進步伐，不斷與時俱進」，在公布施行後的30年裡，修改了4次。2018年3月(在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之後)，全國人大又對憲法作了第5次修正。所以，在剛過去的30年間，憲法也是修改了4次。香港《基本法》頒布了30年、施行了超過22年，不用修改以與時俱進嗎？

實踐已變 條文未變

《基本法》的條文與時代脫節的例子，其實不難找到。例如特區政府自2002年開始推行的「主要官員問責制」，是《基本法》規定的政府架構裡沒有的。按《基本法》的規定，所有主要官員都是「公務人員」，而「香港原有關於公務人員的招聘、僱用、考核、紀律、培訓和管理的制度，包括負責公務人員的任用、薪金、服務條件的專門機構，除有關給予外籍人員特權待遇的規定外，予以保留。」(第一百零三條)問責制實行後，主要官員的招聘、僱用、考核、紀律、培訓和管理，已是跟原有制度完全不同的另一套。

還有，《基本法》列出的應由行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主要官員，包括「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但歷任行政長官從來沒有提名任何副司長，有關職位是否應該從《基本法》剔除？2008年開始各局增設了《基本法》沒有提及的副局長，他們並非由中央政府任命，但他們在相關局長缺勤時即代理其職責，行使局長所有的法定權力。這又是否合理合法？是特區政府的架構偏離了《基本法》，抑或前者已與時俱進，後者未有？

再舉一例。中央政府有3個駐香港機構，即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駐港解放軍。《基本法》對後兩者的設立和職責都有條文規定（第十三、十四條），唯獨對中聯辦完全沒有提及。這固然是由於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但以今天中聯辦在「一國兩制」實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由對它的職權缺乏了解而產生的爭議，在《基本法》裡應該繼續找不到這機構的存在嗎？

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10年前，在一個慶祝《基本法》頒布20周年的宴會上，時任中聯辦主任彭清華致詞說：「《基本法》規定的各項制度有效運作，依據《基本法》設立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依法有效運行；回歸以來，香港已經成功選舉產生了3 任行政長官，4 屆立法會；香港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帶領下，對香港實行有效管治；立法會制定了大量法律，通過了 12份財政預算案；司法機關依照《基本法》規定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維護了香港法治社會的聲譽。」

彭主任可能沒想到，香港「成功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沒有一位可以做滿《基本法》容許的最長10年任期；「成功選舉產生」的立法會，有多名議員被取消資格，至本屆任期結束仍不足規定的人數；沒想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列入了《基本法》附件三的一條全國性法律，拖了兩年仍無法通過本地立法實施；特區政府要立法會通過一條法律，引起社會長期動亂，政府被迫撤回立法；沒想到法官被辱罵，法院被塗污。如果他看到這些情況，還會說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有效運行，證明了《基本法》成功落實嗎？

欠缺機制 難以實施

中央政府近年一再強調要完善同實施《基本法》相關的制度和機制。事實上，22年的實踐說明，《基本法》有若干重要規定不能落實，由於欠缺有效的實施制度和機制。例如爭論了多年的「第二十三條立法」，《基本法》說了「應」做，那不做又如何？做不成功又如何？同樣，《基本法》也說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要循序漸進，最終達致有關條文規定的普選，又有甚麼實施的制度和機制？現在的說法是「重啟政改也沒用，因為不可能達成共識」；這樣就萛落實了《基本法》第四十五和六十八條嗎？

又例如，《基本法》說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觸(第十一條)，但卻沒有規定如果抵觸了有甚麼處理機制，除非抵觸的是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第十七條)。第一百六十條還說，「如以後發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有的法律與本法(《基本法》)抵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由誰去「發現」？「可」修改或停止生效？那麼不修改，讓它繼續生效，就不用處理？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有關香港的部分，也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建立或完善的制度和機制，包括中央對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制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制度等。

紀念《基本法》頒布30周年最有意義的活動，是探討《基本法》有哪些條文需要與時俱進，有哪些制度和機制需要設立和完善。

曾鈺成先生
前立法會主席、
香港願景計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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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氏曾任教於美國Bryant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深圳大學、香港樹仁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等多間學府，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客座教授、高級訪問學者；

2018年獲中國經濟思想史優秀（一等）著作獎，研究題目包括經濟思想、經濟史、政治經濟學，出版著作二十一部，論文三十餘篇。英國權威出版社 Routledge給予 "中國和西方頂尖學者（lea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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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氏曾任教於美國Bryant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深圳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等多間學府，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高級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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