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大的新聞之一,莫過於國民老婆-新垣結衣結婚的消息🥲,但在難過之餘我們還是要趁機來學一下日文😆,是有關老婆「奥さん(okusan)」的說法。
就如同大家知道的,日本的詞彙表現非常豐富,一個詞會有很多不同的表達方式,像是之前介紹過的「我」就有「私、僕、俺」等不同用法,但也展現了日本人嚴謹重禮...
最近最大的新聞之一,莫過於國民老婆-新垣結衣結婚的消息🥲,但在難過之餘我們還是要趁機來學一下日文😆,是有關老婆「奥さん(okusan)」的說法。
就如同大家知道的,日本的詞彙表現非常豐富,一個詞會有很多不同的表達方式,像是之前介紹過的「我」就有「私、僕、俺」等不同用法,但也展現了日本人嚴謹重禮節的文化。
今天要介紹「老婆」日文說法,常在日劇或時代劇中看到各種不同稱呼,像是:「妻(つま)、嫁(よめ)、「奧さん(おくさん)、女房(にょうぼう)、家內(かない)、かみさん」等說法,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有什麼不同吧!🔍
🌹「妻(つま)」:從明治時代婚姻制度建立開始,法律上就正規在使用,也是最常用、最得體的講法。
🌹「嫁(よめ)」:兒媳婦,新娘子。據說以前雙親將媳婦介紹給鄰居時,會說,我們家來了個「好女孩」,當時女孩的讀音為「め」所以「よい女(め)」慢慢的變成了「よめ」。
🌹「奧さん(おくさん)」:字源為「奥方」(裡面的房間),據說以前貴族會讓妻子住在最裡面的房間,之後對別人妻子的尊稱就變成「奧様」以及「奥さん」等說法,但不適合用來稱呼自己的妻子。
🌹「女房(にょうぼう)」:原本表示貴族家傭人使用的房間,在同齡的人之使用,女性通常不在場,有明顯的大男人主義在裡面,所以也不可稱呼別人妻子。
🌹「家内(かない)」:明治時代社會型態多為男主外女主內,所以,在外工作的男性用「在家的人」便用「家内」來稱呼自己的妻子,稍微謙遜一點的稱呼。
🌹「かみさん」:是由表示上司、長輩的「上様」變化而來。適用於與親近的人交談場合,較通俗的說法,不能用於與上司、長輩交談。
不過妻子還有別種說法,日本在有小孩的家庭,常常會用「ママ」「お母(かあ)さん」等來稱呼妻子,就像是中文的「孩子他媽」。
最後,來提中日文間有趣的差異。我們中文的「老婆」「妻子」「愛人」,在日文居然有其他意思喔!像是「老婆」指的是「老太婆」👵、「妻子」是指「妻子兒女」👩👧👦以及「愛人」是指「情婦」🌹,所以不要用錯意思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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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與未來](六之三)
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案,專家證人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作供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控方專家作供後,辯方向自家邀請的學者提出問題。今天較後時間,代表律政司的主控官向辯方專家學者提出盤問,雙方攻防火花四起,加上法官們的提問,法庭裡關於歷史、學術、法理辯論,討論層面甚廣。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在早上較後時間,開始向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提問。周天行戴着金屬框眼鏡,右手長期拿着原子筆,在擱在木架上的滿有螢光筆筆跡的文件上做筆記。每問畢一條問題,就會動手在文件上寫一點東西。
港大教授李詠怡(Eliza)這天穿了灰色線衫上衣,在上面加穿黑色西裝外套,她表情不多,語調大部份時間平穩,但有些時候,還是會表現出驚訝的語氣。
法庭是個講究用字精準的地方,然而當周天行以司法常用英語詞彙向社會科學背景的Eliza發問,雙方已經就問題的用詞爭辯起來。
周:「光時口號,梁天琦是創作者(creator)?」Eliza強調, “creator”只適用於聖經形容創造天地的上帝,但漠視了梁天琦參選之前,『光復」二字已經在社會上有人使用,故她認為應稱梁為 “improviser”(有二次創作的意思,或在前人的根基上再創作的含意)。
周:「Does slogans represent political agenda?」(口號是否代背後有政治議程?) Political Agenda可解作一些潛在政治訴求。
Eliza追問:「甚麼叫represent?」周天行於是提出兩個詞語代替represent. “regarded” “considered”. Eliza有點莫名奇妙,她回應道:「口號是口號,政治議程是政治議程,兩件事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最後不了了之。
在重點主題上,雙方糾纏良久。例如有一段,討論到「主權Regime」這個主題。周天行前請Eliza回答香港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Eliza答是。
周專員再追問:「若我問妳,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去光復主權,是否代表必然要推翻政權?(To reclaim the sovereignty from the PRC, does it necessarily mean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三位法官之中兩位,陳嘉信和杜麗冰均追問周專員:「那一個政權(Which Regime)?」周專員垂頭找文件約六秒,再說:「香港的政權。」
Eliza回答道:「這條問題很混淆,香港從來都不是獨立國家,何來主權?又何以光復?而且Regime在政治學上不只解作政體,也可用在經濟或貿易概念上。你問的『光復香港主權』和『推翻香港政權』是兩回事,我不知道怎樣把兩者放一起。」
周專員用十二秒再找筆記,改為問,即是把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Eliza回答:「『推翻政權』又和『分裂香港出來』是兩回事。香港從來都不是主權國,怎樣去恢復其主權呢?實在有點荒謬(absurd).」
Eliza說:「我有點被混淆,這裡有不一致之處。『光復』是關於『過去』,想回到一個舊的狀態;而『港獨』是『未來式』,我不知道如何把兩者放在一起。」
周再指,若說話的人從來不接受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呢?Eliza指:「這裡要涉及太多假設,才達致你所說的總結,對我來說 doesn’t make sense。」
過去,將來,今天的審訊,又再把法庭變成時光機,從1360年的元朝,再拉到近代中國史的文革,再提及到香港殖民地時代,再回到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脈絡。
上周五,辯方報告裡提及元順帝因為想花費修建皇宮,被臣子勸阻,稱要「光復祖宗之業」,Eliza指,元順帝說此話時仍在帝位,故認為「光復」不一定涉及推翻政權。
周專員今天追問Eliza,知否元順帝說這話的背景,正是元朝「紅巾軍」把蒙古皇宮燒毁,元順帝覺得失去了「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其中一個首都)感到羞辱,故「光復」是涉及祖宗國土之爭。
Eliza則認為,陳祖仁作為臣子寫此段文字,一直讀下去,並不是談及實質國土的失去,「業、大業、功業,不只是關於國土和政權,而是古時皇帝與皇朝如何看待皇帝正當性,就是作為天道承繼者,那個授權不只是談及土地,而是那個皇帝做了甚麼事跡。」Eliza說,她看了整篇古典,認為很清楚文中不「只是」談國土喪失。
然而,周專員曾經挑戰Eliza對中國歷史的理解。Eliza說,她在中學有讀中史科,但在大學副修世界歷史。周專員堅持要問:「妳有無正統的中國歷史訓練。」
Eliza反駁:「如果你想說,我只有中三程度的中史學識,我不會同意你的說法。作為學者,特別是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我們常要去參考中國歷史,因為香港很多的發展和中史有緊密關連。我懂得看寫中文亦會讀文言文,作為學者我有能力去理解中史。」
周堅持要問:「我問正統的中史訓練。」Eliza如此回應:「如果你硬要這樣問(If that’s how you like to put it.)我沒有教過中國歷史科,我博士研究也不是中國歷史,你可以說我『正規中史訓練是到中三』」。
而作為控方專家的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天打了紫藍色的間條領呔,整天坐在控方律師後,聽到他同意的觀點,有幾次認同地點頭。
劉智鵬曾經在他的報告中提及「革命」可以參考「文化大革命」之使用,是「文革」與「政治層面」有關聯的例證。然而Eliza卻反駁,「文化大革命不涉及政權更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被推翻或被取代。」
專員此時拿出一份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的文件。文件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於1981年公佈,為內地官方對文革定性的文件。
周專員把文件較後幾處,談及文革三個階段節錄,以英語讀出。文件內容節錄為:「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的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
周專員繼續以英語朗讀:「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1976年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革』這場災難。」
「煽動」、「內戰」、「奪取最高權力」、「叛變」、「篡權」等英文翻譯,由周專員讀了出來,在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庭空氣中飄揚。
周專員讀畢,問,這份文件,與如何理解「革命」這詞,有關聯嗎?
Eliza深呼吸了一口氣,慢慢回答:「你知道關於『文革』這課題,曾經有多少人出版了多少本專門的書籍,有多少人研究過?我認為要小心使用這資料。」
周追問下去:「這份資料有相關性嗎?」糾纏一會,Eliza答,「我不會改變我原來的看法(關於文革不是關於政權更替)。周再追問下去:「那妳認為文件那一部份不合乎事實或不準確?」
此時,法官彭寶琴插嘴:「周先生,你要再修正你的問題。」法官杜麗冰接下去:「李教授(即Eliza)沒機會從頭到尾看全份文件,她怎回答你?」彭寶琴再說:「她這方面的意見也不太有相關性。」關於文革的討論,就此打住。
另一個有火花的議題,就是關於在光復社區示威中,有示威者拿着殖民時代的港英旗揮舞。Eliza指出,她沒有訪問過拿旗的人,不能知道每個人心裡想甚麼,但以她的閱讀(decoding),揮旗的人對香港2010年初的狀態不太滿意,想把香港恢復到以前的社會秩序。
杜麗冰法官追問:「回到殖民時期統治?」Eliza回應:「或許是那種生活方式。」杜官接着問:「那是一樣的(統治和生活方式),想回到殖民地的生活,和回到英屬殖民地是一樣的。」
Eliza說,她不同意。「我猜測,人們對殖民地時代一些東西懷念,或許是經濟結構,文化符號,我不知道。例如1997年7月1日,香港由殖民地變成香港特區,在社會、文化、經濟上,不是突然產生巨變。」
Eliza以社科學者概念再重申:「想回復英治殖民地,和香港獨立是兩個不能共容的概念。」
陳官追問:「恢復殖民地不是必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嗎?」劉智鵬專家此時在座上點頭。陳官再說,即使他同意Eliza所說,但邏輯上不是不通嗎?
Eliza再表示:「在狹義上及技術上可以說是,但法理上甚麼是分離主義,並不是我的專長範圍。我會問,香港要回到殖民統治,現實上可能性是零,故此我認為,揮旗者是要表達他們對現況的不滿。」
三位法官,此時先後兩次把座椅退後商議。陳官表示他要「收回『同意李教授』言論的說話,而且這句話,亦不代表我們三名法官的看法。」然而不久,三官表示要休庭20分鐘。休庭後,陳官澄清他對Eliza證供的理解,並請她再詳細解釋。
Eliza表示:「這裡涉及三件事。一。殖民地時代的生活方式;二。殖民時代的政體;三。追求港獨。而我認為,二。和三。基本上有矛盾。」意思是,兩個訴求是不能同時並行的。
Eliza亦補充,控方專家劉教授曾指「香港自治運動」是「港獨運動」,她想澄清,「以我所知,香港自治運動是受到曾任嶺大助理教授的陳雲著作《香港城邦論》啟發,陳雲一度為該組織做過advisor,後來離開了,但他們不是追求港獨,而是追求保護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支持『一國兩制』框架和原則,追求高度自治,只是覺得一國兩制實踐起來不及他們期望。」
盤問到了最後,周天行專員花了長時間,追問在光復行動中,一些示威者拿着或喊過的口號,例如「驅逐支那罪犯」「大陸人番大陸」等。周專員指,示威活動中,明顯有「反中共」及「支持港獨」成份,問Eliza是否認同「光復」二字意思,要參考這些「客觀事實」。
Eliza說:「我要強調,這些活動中的確出現了很敵意的行為,對內地遊客和水貨客,而水貨客亦不只有內地人,也有香港人從事水貨活動。示威裡,有語言暴力(verbally abusive),很強敵意(very hostile),我認為這些口號很不恰當,富侮辱性,甚至涉及歧視(racist)。」
Eliza指,但示威遊行裡,參加的人多樣。她舉例七一遊行,每年遊行有不同訴求的人在其中,包括性工作者,性小眾,宗教團體,甚至乎外傭,示威者之間的訴求不必然一樣,甚至可以有矛盾。故此,她堅持認為,社區的光復行動,主要訴求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問題。
陳官追問,照片裡有人舉起「恢復英港。建立港人政府」口號,如何解讀?
Eliza答:「字面可解作『恢復英治時代香港』,但我們要問,這句不夠具體,『港人政府』究竟是指,『香港人由香港人去領導』(government led by Hong Kong people),還是『香港人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HK people)?」
Eliza說:「如此這般,表達意思不明。而很多示威者都有點『詞不達意』(not coherent), 他們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但他們憤懣很大,就弄一點東西出來表達一下。」
周專員沒有放棄去追問,為何光復社區的示威者要舉港英旗幟。他問Eliza:「妳說示威者有不滿,所以去舉旗。但他們為何一定要舉旗,他們可以找渠道去投訴呀,例如向立法會議員申訴。」此時,旁聽席爆出笑聲。
Eliza再解釋:「示威的作用,就是向政府發放訊息,表達民間訴求,他們為何不向立法會議員求助,我不知道。」
經過了2019年和2020年,香港的街道,示威活動幾近絕跡;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議員亦在DQ潮下集體請辭,多個議員相継被控及入獄,而立法會選舉辦法亦大幅修改,按中央及港府宣傳,這是「完善選舉制度」。明天李詠怡教授會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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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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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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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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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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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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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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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高等法院)
正規表達式中文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沈旭暉隨緣家書]林鄭月娥訪日賀禮之「東洋戰線」:日本也會醞釀《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嗎?
上週應日本學者谷垣真理子教授邀請,到東京大學演講分享香港最新形勢和國際地位,連同同場的倉田徹教授、阿古智子教授,都是日本的香港通,當日出乎意料的座無虛席,足見近年日本學界、政界、社會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多。期間谷垣教授派了她一位來自香港的碩士生接待我們,交談下,深感後生可畏,他研究日治香港如何影響今天的香港身份認同,正正填補了當下理解的空白,顛覆可期。眾所週知的是我一直不鼓勵朋友讀博士,但總有個案例外,他是很適合讀博士的特例,目前的研究方向,也十分切合香港的需要,因為此時此刻的亂世,正是香港涉外關係研究開花結果之時。須知在眾議院已通過的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案,最新版本有這樣一條:美國應鼓勵一眾盟國訂立類似保護香港的法案,其中一個被點名的盟友,正是日本。談及日本會否走向這一步,不少認識的日本學者都覺得不太可能、也研究不多,唯獨來自香港的錢君早著先機,認為無事不可能。當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是在他的同齡人大力游說下才成氣候,「日本戰線」如何開打,自然應該多了解屬於新時代的視角。
美國鼓勵各國盟友訂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其實日本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非無中生有,也不是美國最新版本的草案出現後才有人回應,而是早就有團體提出。該日版法案是由Youth Democracy Promotion Agency、Pnika、Code for Japan的代表理事共同提出的,三個組織的成員都相當年輕,當中以YDPA規模最大,以八、九十後的青年議員、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為骨幹,標榜跨黨派、政治中立,以網絡原住民身分,關注政治議題和人材培養;至於Pnika、Code for Japan,則較關心地方自治體議題。」
坦白說,這些團體,即使是日本人當中,除了關心政治的一群,大概也留意不多,但在政壇當中,他們對香港的關注,原來已掀起不少迴響:「6月13日,YDPA已發起聯署,要求日本外相表態反對香港的逃犯條例、及警察對群眾的暴力鎮壓;8月中,三個組織的代表理事共同發起聯署,要求國會議員就『日本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展開討論。直到9月2日,共有62名現職地方議員、7名前地方議員、10名知識份子及團體代表簽署,他們提到港日間也有《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或許能仿效美國,訂立日版的人權民主法案,雖然聲音還未正式到達國會,但『地方包圍城市』,正是日本政壇的常見操作。」
那具體而言,他們提議的日版法案是怎樣操作的?「這些團體其實未有詳細說明,因為在現階段,重點是令日本領袖更關注香港,比起具體執行,輿論效果和姿態似乎來得重要。但當然,他們為港人拋出議題,我們也應努力想想。首先,我想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框架性法案,配合現在的人權民主法案,令操作變得靈活,但仍是以取消政策法為殺手鐧;但日本沒有相關的對港框架性法案,只有航空、投資、刑事共助、租稅等協定,以及給予特區護照優待等零散的雙邊協議。透過日本政府的研判、該些協定和日常行政運作,香港才得到實然區別。假設制訂日版人權民主法案,而終極手段是取消各種協定,放棄對港實然區別,即使沒有框架性法案,也是可以的。但實際上,美國才是國際社會龍頭,她不承認香港,諸國跟隨,對方扣血;日本貿然行動,卻不見得各國會附和,對手無恙,反而自己扣血。」這觀察,正是上月我在這裏分析美國法案為何重要的佐證:一旦美國立法,其他盟友才有了仿效的框架,日本政府屆時無論是否願意、對自身利益有何影響,起碼也不得不回應。
「另一個日本立法的考慮是歷史包袱。假如日本國會高調討論、甚或通過法案,中國大陸恐重掀反日浪潮,按近期中日關係走向,和越來越對華低姿態的安倍晉三,日本是不會冒險的。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牌』在日本,可以成為繼釣魚台、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後,一張右翼政客有力製造嫌中情緒的功能卡,而且對日本及國際社會而言,『香港牌』本身沒沾上歷史的血腥和硝煙味,純是法治、民主、自由、現代合約精神的象徵。假設日本有謀士在選舉或想進一步修憲的情況下,以保障僑民、日資、自由、法治等名義打出『香港牌』,刺激中國反日情緒,製造國內一時嫌中的效果,政治家吃『人血饅頭』,那麼『香港牌』便確有其用處。」只是此法凶險,危及中國大陸的日僑和日資的安全,以此刻日本政客的老化和保守化,大概不會、也不應輕易鼓吹。背負歷史包袱的日本如要立法,還得先看美國,並須各國同時制定類似法案,以作掩護。
日本也是香港重要持份者
既然美國做才有效,日本跟隨又有風險,日本還有何動機考慮立法?「中共是何種性質的政權,香港是不是西柏林,中共在香港的行動跟日本在東亞、東南亞,以至世界的利益有何關聯等,他們必須有了研判,才能決定是否在可行範圍內幫香港,還是坐視不理。另一點是金融及企業據點的存活:雖然日本在香港的直接投資額僅佔其亞洲投資的4%,但日資銀行在香港的數量,差不多等於中韓台加起來的,在港日資企業數自2013年大概都排第一。這還未談檯底交易,像近年的《信用詐欺師JP:香港浪漫篇》、《馬賽克日本》等影視作品中,還是經常出現借香港『週轉』的想像,某程度上仍反映現實。假如日本朝野覺醒,明白到香港的真正功能,還是大有可為。」
然而不少對日本官員有第一手了解的朋友,都發現他們對香港的情況不太了解,知華派近年也是親北京專才主導,期待他們改變,會否緣木求魚?「微觀而言,官員及國會議員在公式場合發言拘謹是可以理解的。安倍在G20的關心大家都知,之後如公明黨眾議員遠山清彥,在北京見到中共中宣部副部長黃坤明,都只能說香港議題希望盡快和平解決之類的說話。不過在非正式場合,用一下香港議題,卻會有利部份政治人物增加人氣。像自民黨的眾議院議員長尾敬,其實已在網台節目討論香港情勢,雖然看來他未有掌握足夠資訊,但他在節目中得知元朗白衫人的存在後,已即時說要把這類電視台不大敢播的資訊擴散開去,亦表示想支持香港抗爭。有趣的是,他本身支持參拜靖國神社,還會親自去釣魚台海域視察的。還有幸福實現黨,他們在國會沒有議席,是小政黨,但早於六月已遊行聲援香港。而他們的宗教背景也是耐人尋味的。當然不只是右翼,連左翼的日共也很關注香港,他們亦有搞聲援運動。地方級別方面,像神戶市會議員,自民黨的上畠寛弘,曾在Twitter批評中國駐日大使館的『香港暴力』影片,『香港』一詞都不用提,就足夠旺場了。若遇上日本選舉,而香港抗爭仍未止息,日版法案的討論,或概括的撐港言行,都有機會令少數候選人加分的。」
日本打「香港牌」的四點建議
假設日本真的有你所說的動機去推動法案,那麼法案具體應如何操作?「我認為即使有日版法案,操作都會跟美版差很遠。首先談雙邊協定,譬如那條《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香港的對日直接投資餘額是世界第八位,日資在香港又有大量業務,林鄭說美版法案損人損己,很易反駁;但如果說日版是損人損己,則不無道理。該《投資協定》是97年6月簽的,日本在1989年亦跟中國簽署同類協定,比較之下,日本跟香港的條約寫明雙方享有知識產權保障,還有仲裁方面,兩份協議都說如一方先授權本地司法機關處理,便不能交予國際仲裁。但明顯若遇爭端,香港司法比大陸的可靠得多。免簽待遇亦然,按2019年6月數據,香港訪日旅客數,除中韓台外,比任何國家都多。貿易懲罰方面,即使港日2018年簽訂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制度相互承認協議,方便部份出入口貨物通關。但取消這類協議,在對港維持貿易順差的情況下,恐怕日本損己多於損人,而且港府夠膽的話也可以耍小手段。2004至17年間,香港是日本農林水產物的最大出口地,港府可用行政命令,重新禁止茨城、栃木、群馬、千葉的農產品進口,相反又可解禁福島農產品。還是那句,玩雙邊協定的話,龍頭美國損己可以大大損人,日本損己則不會有相同效果,很不划算。凍結資產方面,日本不是英美澳加,效果不大,但此項具針對性,仍有象徵意義。接著是取消對港輸出敏感技術。按日本政府分類,香港與中國同屬group C,並非『白名單』26國之一,故未見香港之特殊地位。假如執行上對香港的規管較寬鬆,有實然區別的話,那政府內部當然可以調整。」
如果分析正確,那日版法案即使能通過、又要無損自身利益,只能隔靴搔癢,那麼日本還能做什麼?「日本如果想保存香港,或在國內外打『香港牌』取利,現時應化整為零,不拘泥於一條法案:
第一, 民間團體及地方議員要持續討論法案。展示討論姿態也是行動一種。由民間智庫做研究報告,找出可行方案,再向國會議員游說。國會議員可按時機設立超黨派聯盟和研究會,甚至提上國會。除姿態外,亦須實際地預備當各國跟隨美國立法,日本不會落後於人,不跟隨是一回事,但想跟卻缺乏準備的話則未免狼狽。
第二, 禁止違反人權的香港公務人員入境,其親屬於留學、工作等長期在留,以及申請移民時,須跟一般人分開審核。此措施不牽涉整體經濟,針對性強,『香港少數公務人員不能去日本浸溫泉』這點,也難以刺激大陸民眾反日吧,而且「不去日本」本身就非常愛國了。即使日本不敢處罰,領事館及情報組應搜集和整理相關人物資料及其違反人權的證據,建立自己的情報庫。
第三, 向香港長期發出旅遊警示。日本人去不了香港,只會有點『殘念』,卻可刺激國內消費,振興地方觀光產業。
第四, 在留卡『國藉・地域』一欄,在『中國』(特區護照情況)或『英國』(BNO情況)後加括弧『(香港)』或直接改成『香港』,這是支持一國兩制的表現。外務省網頁在『港日關係的基本考量』中寫明,香港須要保持高度自治,貫徹法治精神,港日關係才有望繼續發展。故以『地域』去描述『香港』,政治正確,又彰顯日本對一國兩制的支持。而且據說97後初期,一直有寫『香港』的,卻不知何時被刪走了,你懂的。」
那些年的日港關係
比起游散的平民組織及其偶發聲援,除了發起聯署要求討論日版法案外,他們的具體行動,則要更宏觀的視野。「假設一般團體、公益財團,或大型企業研判,完整履行一國兩制有利自身長遠利益,他們須跟港人同步甚至要有超前的視野。坦白一點,就是萬一本土抗爭失敗,香港失去原有功能後的考量。所謂視野,也包含對香港內涵的理解,則支撐著制度的文化和現代倫理,如果他們明白這些內涵的移植和傳續對日本有利,那也是香港求存的其中一條小出路。初步可以增加專為港人學生而設的獎學金,吸引中層及基層人材來日。長遠應考慮設立港人國際學校。以朗誦背記教習中文的嶺南傳統、粵語跟漢文的言文分途、因粵語公用化、實然標準化而產生的,貼近書面語的雅正口語,都是漢字文化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是擁有深厚漢學傳統的日本所能珍惜的。香港傳統英文學校的現代性格,也能吸引一定的國際系或本地日本人。最後,那天我們在東大的講座,有學者建議以日本為中介平台,供各方對話。如果做到,當然樂觀其成。但親北京的愛國人士願意放下面子,接受日本這外國勢力的介入嗎?香港青年又是否會在明知跟對家講多無謂的情況下上大台呢?感覺在日本建立東亞的香港支援基地,反而貼合近代中日淵源。」
作為新生代學者,就整體的「日本戰線」,他百感交集。「我無疑是傾向同情及支持抗爭的,明白日本內閣官僚只能說些門面話,國會議員不敢多言,但地方議員可較自由表達,學術界盡可能把真實一面呈現和紀錄。日本民間有遊行、捐款、座談會,也有活動家上東京都廳展望層演奏《願榮光》,右翼的櫻花頻道也播出重編後的日語女聲版《願榮光》。無論如何,今次是重新令日本人了解香港的機會。一般平民無意識中感覺中港是有點不同的,但可以說他們對香港毫無認知。牙醫姑娘可以天真地問我香港不是國家嗎,很多人則無故問我台灣的事,因為你講自己是香港人,下一秒會被記錯成台灣人。東大精英也可以覺得港日關係研究好有趣,因為他覺得城市怎麼會直接跟國家比較呢。最普遍的,是直接當你是中國大陸公民。駐港日本領事明知很多港人不喜歡『被說普通話』,但我們每次入境,都被普通話同簡體字招呼,一般商戶更不用說。日本政府各部門有溝通嗎?企業有做市場調查嗎?還是入境旅客排第四的香港仍不足以獲得注意?以待客之道見稱的日本而言實在奇怪,當然跟日本接洽的香港部門也難辭其咎。日本政府應培養更多香港問題專家,遇上像今年的大事,總不能期待單憑中國問題專家,就能提供什麼真知灼見,畢竟香港是另一次元的問題。我想其他國家其實也是相差無幾的,只是我對日本抱有期望,總覺得他們是有能力和優勢,成為東亞中最了解香港的國家。」
後記
曾幾何時,登陸日本是香港、台灣各界的夢想,陳美齡、鄧麗君、翁倩玉在紅白演出,彷如今日GEM走上春晚,但隨著香港回歸、中國經濟崛起、韓劇也取代日劇,日本熱似乎早已淡卻。據說日本駐港領事館本來對林鄭政府頗有好感,乃至幾乎支持《逃犯條例》,幸好有一群新興日本「香港通」出現,才能令官員沒有那麼離地。「我們雙方都沒甚麼邪門的動機,日本需要高質素、具潛力,又擁抱文明價值的年輕人材,香港也需要能保存『香港人血脈』的地方。中國人材很多都能融入文明的日本,善良守法,但部份人有其心中的『國情』,政治人口學而言,畢竟仍拖著中共的長影。香港卻是台灣以外,最能符合日本知識型人材要求的地域:懂漢文善英語,學日文快,價值觀近,學歷及專業資格認受性高。在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升學,要具12年正規教育學歷,香港轉三三四學制後,來日升學銜接更為方便。日本如能趁機開發人材供應源,現在對香港抗爭的各種善意表態,都能成為精神上的賣點。假如香港立法會全面直選,日本是否能透過支持某些黨派或議員,使自己在中國掌握下的領土中唯一一個普選議會有話語權,現在便是關鍵時刻。牌面上,當然說是為了兩萬多個僑民和千幾間日資的利益,但實際上,也要考慮一下作為東亞民主大國的戰略定位吧。」說來,我也曾在日本的大學短暫交流工作,一直相信日本也是香港身份認同的同路人,漫漫長路,裝備自己,學好日文,也是其時,香港に栄光あれ。
答:錢俊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修士二年,正研究港日關係中的戰爭記憶問題及表象文化。
星期日明報 2019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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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宣言
序文
香港人民需要解除中國在香港的主權地位,令香港成為獨立、平等、有人權保障且自由民主的地方。建立為香港人民服務的政府是香港人民的最終目的。
前言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人人皆有生存權、自由權、免於恐懼的權利。政府需要人民授權而產生,政府需要服務於人民。任何權利的政府只要破壞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人民就可以獲得權利去推翻暴政。當政府一再濫用職權,利用國家機器消滅文化與自由,將全國人民置於極權統治之下。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
控訴
這些就是香港自中共建政後的真實情況,也是在官方歷史書上沒有記載的歷史。香港的主體人民是為了逃避中國共產黨暴政來到香港。於文革時期,大量的逃共難民到達香港。在八十年代,英國保守黨因為誤信鄧小平而出賣香港,成為香港今日淪陷之主因。為了證明中共在香港推動暴政,現把下列事實公正地向世界宣佈:
特區政府利用基本法剝奪香港人民的立法權利,對香港人民普選要求置若罔聞。利用功能組別控制議會的投票結果,以保證有利中共政府操控香港經濟、教育等不同方面及收緊香港自由的法案獲得通過。
中共政府為了維持其永續欽點特首的權利,故於人選與年齡上施加不合理的限制,更設立了一個親北京立場的選委會,推薦服務中共政權、危害香港法紀及自由的人成為特首。例如: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為香港過半數的人民所擁有,但除非自願放棄英國國民(海外)國籍,否則香港有半數的人都不能被選舉成為特首。而且,中共政府強加中國國籍於英國國民(海外)導致英屬香港人民不得獲得英國居留權。
中聯辦利用教育局審批教材,強推國民教育與施加各類對教育思想的控制,務求將香港學生洗腦至盲目服從中國共產黨。利用公立教育系統控制香港的教育資源,剝奪香港市民受良好正規教育的正當權利。
泛民主派去信要求北京政府重啟政改是出賣香港人民,港共政府再利用不同原因擴張警權,導致今日警察暴力失控。香港警察濫權嚴重,利用過分武力毆打被制服、甚至牙崩頭破血流的示威者,使用過期化學催淚彈,禁止救護員對重傷示威者進行急救等等都是香港警察逐步破壞香港法紀及人權的記錄。香港政府更派遣黑社會進行恐怖襲擊、無差別攻擊。香港警察勾結黑幫證據確實,卻受香港政府庇護。
港共政府控制了司法系統,香港已經到達了以言入罪的新階段。就算是表達個人立場的網上言論或言論,也有機會被拘控,警察更會騷擾與事件無關的家人,利用無盡的擔保續期去限制不同人士離港居住之權利,香港言論自由一直被打壓。更在許多案件中剝奪我們享有陪審團的權利。
港共政府早前於香港安裝多支監控燈柱,以監控香港人民的一舉一動,對示威者進行大搜捕,今後更或會增加社會評分制度,使香港成為像新疆般的大型監獄。
港共政府於主權移交前通過《公安條例》惡法,上千計的市民因示威而被捕,很多的香港人民更面對暴動罪的十年監禁,禁止出境與宵禁,警察的暴力已經違反了多項國際法。
中共高官利用稅收豁免,於香港購置物業以推高樓價。中共政府再利用企業於香港進行非法事務以逃避國際制裁,明目張膽地知法犯法。其中包括:對伊朗、北韓、委內瑞拉、塔利班政權的支持,對知識財產權利的偷竊。此外,更利用孔子學院等統戰工具滲透各國政府的決策與媒體。
香港人民曾經於2019年6月嘗試和平表達訴求。而我們得到的是政府以謊言蓋過警察濫用布袋彈、催淚彈、橡膠子彈去打壓和平示威者的事實
港共政府以環保為名對香港人民徵收不同稅項,再利用高地價政策提高香港樓價,建立天價的大白象工程,以向中共高官進行利益輸送。
港共政府以效率為藉口,廢除民選市政局。而且將公共權力私有化,且以此威脅營商人士的政治取態。
港共政府未經香港人民批準下於香港駐紮大量武裝部隊,以此恐嚇香港市民。
譴責
我們不是沒有顧念中國的人民,我們不能忍受中共利用一戰世界大戰巴黎和會後的極端主義作為官方的中華民族主義,於世界各國煽動仇恨與毀滅。共產黨員利用新式的白話文矮化傳統中文。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量的華夏文明書籍被毀,更於香港歷史教材中宣揚不符合現實的朝代論以取代帝國論。意圖將蒙古與女真文化偷換華夏文化,以達到將道家文化印度化與毀滅華夏文化之終極目的。因此,今日香港的獨立聲音是北平政府所造成的。現今,香港政府更聽從中共命令,利用不同政策配合藉口,企圖消滅廣東話文化,例如普教中、取消文憑試說話及聆聽卷等,進行文化清洗,已經完全違背“五十年不變”。
總結
當一國兩制及基本法賦予香港人高度自治及自由時,中共政府卻在收緊香港人權、民主及自由,特首林鄭月娥更聲稱一國兩制不代表香港自治,公然否定一國兩制的原訂條文,中共發言人有甚麼資格喝斥香港人不要“搞港獨”、“不要破壞一國兩制”呢? 很明顯地,一國兩制是個打壓香港人權、民主及自由的謊言。
因此,香港人民在此籲請世界各文明國家最崇高的正義,莊嚴地宣佈:香港以後不會再是共產黨領導,而是由香港的自由人民所領導。香港成為自由而且獨立的國家,解除效忠中華民族之義務,斷絕香港與中共政權之關係。作為自由獨立的國家,有權利進行宣戰、締和、結盟、通商和採取獨立國家理應採取和處理的一切行動和事宜。為了強化這篇宣言,我們懷著相信道家哲學的信念,謹以我們的生命、財富和神聖的榮譽,相互保證,共同宣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