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與未來］（六之三）

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案，專家證人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作供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控方專家作供後，辯方向自家邀請的學者提出問題。今天較後時間，代表律政司的主控官向辯方專家學者提出盤問，雙方攻防火花四起，加上法官們的提問，法庭裡關於歷史、學術、法理辯論，討論層面甚廣。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在早上較後時間，開始向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提問。周天行戴着金屬框眼鏡，右手長期拿着原子筆，在擱在木架上的滿有螢光筆筆跡的文件上做筆記。每問畢一條問題，就會動手在文件上寫一點東西。

港大教授李詠怡(Eliza)這天穿了灰色線衫上衣，在上面加穿黑色西裝外套，她表情不多，語調大部份時間平穩，但有些時候，還是會表現出驚訝的語氣。

法庭是個講究用字精準的地方，然而當周天行以司法常用英語詞彙向社會科學背景的Eliza發問，雙方已經就問題的用詞爭辯起來。

周：「光時口號，梁天琦是創作者(creator)？」Eliza強調， “creator”只適用於聖經形容創造天地的上帝，但漠視了梁天琦參選之前，『光復」二字已經在社會上有人使用，故她認為應稱梁為 “improviser”(有二次創作的意思，或在前人的根基上再創作的含意)。

周：「Does slogans represent political agenda?」(口號是否代背後有政治議程?) Political Agenda可解作一些潛在政治訴求。

Eliza追問：「甚麼叫represent?」周天行於是提出兩個詞語代替represent. “regarded” “considered”. Eliza有點莫名奇妙，她回應道：「口號是口號，政治議程是政治議程，兩件事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最後不了了之。

在重點主題上，雙方糾纏良久。例如有一段，討論到「主權Regime」這個主題。周天行前請Eliza回答香港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Eliza答是。

周專員再追問：「若我問妳，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去光復主權，是否代表必然要推翻政權？(To reclaim the sovereignty from the PRC, does it necessarily mean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三位法官之中兩位，陳嘉信和杜麗冰均追問周專員:「那一個政權(Which Regime)？」周專員垂頭找文件約六秒，再說：「香港的政權。」

Eliza回答道：「這條問題很混淆，香港從來都不是獨立國家，何來主權？又何以光復？而且Regime在政治學上不只解作政體，也可用在經濟或貿易概念上。你問的『光復香港主權』和『推翻香港政權』是兩回事，我不知道怎樣把兩者放一起。」

周專員用十二秒再找筆記，改為問，即是把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Eliza回答：「『推翻政權』又和『分裂香港出來』是兩回事。香港從來都不是主權國，怎樣去恢復其主權呢？實在有點荒謬（absurd）.」

Eliza說：「我有點被混淆，這裡有不一致之處。『光復』是關於『過去』，想回到一個舊的狀態；而『港獨』是『未來式』，我不知道如何把兩者放在一起。」

周再指，若說話的人從來不接受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呢？Eliza指：「這裡要涉及太多假設，才達致你所說的總結，對我來說 doesn’t make sense。」

過去，將來，今天的審訊，又再把法庭變成時光機，從1360年的元朝，再拉到近代中國史的文革，再提及到香港殖民地時代，再回到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脈絡。

上周五，辯方報告裡提及元順帝因為想花費修建皇宮，被臣子勸阻，稱要「光復祖宗之業」，Eliza指，元順帝說此話時仍在帝位，故認為「光復」不一定涉及推翻政權。

周專員今天追問Eliza，知否元順帝說這話的背景，正是元朝「紅巾軍」把蒙古皇宮燒毁，元順帝覺得失去了「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其中一個首都）感到羞辱，故「光復」是涉及祖宗國土之爭。

Eliza則認為，陳祖仁作為臣子寫此段文字，一直讀下去，並不是談及實質國土的失去，「業、大業、功業，不只是關於國土和政權，而是古時皇帝與皇朝如何看待皇帝正當性，就是作為天道承繼者，那個授權不只是談及土地，而是那個皇帝做了甚麼事跡。」Eliza說，她看了整篇古典，認為很清楚文中不「只是」談國土喪失。

然而，周專員曾經挑戰Eliza對中國歷史的理解。Eliza說，她在中學有讀中史科，但在大學副修世界歷史。周專員堅持要問：「妳有無正統的中國歷史訓練。」

Eliza反駁：「如果你想說，我只有中三程度的中史學識，我不會同意你的說法。作為學者，特別是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我們常要去參考中國歷史，因為香港很多的發展和中史有緊密關連。我懂得看寫中文亦會讀文言文，作為學者我有能力去理解中史。」

周堅持要問：「我問正統的中史訓練。」Eliza如此回應：「如果你硬要這樣問（If that’s how you like to put it.）我沒有教過中國歷史科，我博士研究也不是中國歷史，你可以說我『正規中史訓練是到中三』」。

而作為控方專家的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天打了紫藍色的間條領呔，整天坐在控方律師後，聽到他同意的觀點，有幾次認同地點頭。

劉智鵬曾經在他的報告中提及「革命」可以參考「文化大革命」之使用，是「文革」與「政治層面」有關聯的例證。然而Eliza卻反駁，「文化大革命不涉及政權更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被推翻或被取代。」

專員此時拿出一份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的文件。文件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於1981年公佈，為內地官方對文革定性的文件。

周專員把文件較後幾處，談及文革三個階段節錄，以英語讀出。文件內容節錄為：「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的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

周專員繼續以英語朗讀：「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1976年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革』這場災難。」

「煽動」、「內戰」、「奪取最高權力」、「叛變」、「篡權」等英文翻譯，由周專員讀了出來，在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庭空氣中飄揚。

周專員讀畢，問，這份文件，與如何理解「革命」這詞，有關聯嗎？

Eliza深呼吸了一口氣，慢慢回答：「你知道關於『文革』這課題，曾經有多少人出版了多少本專門的書籍，有多少人研究過？我認為要小心使用這資料。」

周追問下去：「這份資料有相關性嗎？」糾纏一會，Eliza答，「我不會改變我原來的看法（關於文革不是關於政權更替）。周再追問下去：「那妳認為文件那一部份不合乎事實或不準確？」

此時，法官彭寶琴插嘴：「周先生，你要再修正你的問題。」法官杜麗冰接下去：「李教授（即Eliza）沒機會從頭到尾看全份文件，她怎回答你？」彭寶琴再說：「她這方面的意見也不太有相關性。」關於文革的討論，就此打住。

另一個有火花的議題，就是關於在光復社區示威中，有示威者拿着殖民時代的港英旗揮舞。Eliza指出，她沒有訪問過拿旗的人，不能知道每個人心裡想甚麼，但以她的閱讀（decoding），揮旗的人對香港2010年初的狀態不太滿意，想把香港恢復到以前的社會秩序。

杜麗冰法官追問：「回到殖民時期統治？」Eliza回應：「或許是那種生活方式。」杜官接着問：「那是一樣的（統治和生活方式），想回到殖民地的生活，和回到英屬殖民地是一樣的。」

Eliza說，她不同意。「我猜測，人們對殖民地時代一些東西懷念，或許是經濟結構，文化符號，我不知道。例如1997年7月1日，香港由殖民地變成香港特區，在社會、文化、經濟上，不是突然產生巨變。」

Eliza以社科學者概念再重申：「想回復英治殖民地，和香港獨立是兩個不能共容的概念。」

陳官追問：「恢復殖民地不是必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嗎？」劉智鵬專家此時在座上點頭。陳官再說，即使他同意Eliza所說，但邏輯上不是不通嗎？

Eliza再表示：「在狹義上及技術上可以說是，但法理上甚麼是分離主義，並不是我的專長範圍。我會問，香港要回到殖民統治，現實上可能性是零，故此我認為，揮旗者是要表達他們對現況的不滿。」

三位法官，此時先後兩次把座椅退後商議。陳官表示他要「收回『同意李教授』言論的說話，而且這句話，亦不代表我們三名法官的看法。」然而不久，三官表示要休庭20分鐘。休庭後，陳官澄清他對Eliza證供的理解，並請她再詳細解釋。

Eliza表示：「這裡涉及三件事。一。殖民地時代的生活方式；二。殖民時代的政體；三。追求港獨。而我認為，二。和三。基本上有矛盾。」意思是，兩個訴求是不能同時並行的。

Eliza亦補充，控方專家劉教授曾指「香港自治運動」是「港獨運動」，她想澄清，「以我所知，香港自治運動是受到曾任嶺大助理教授的陳雲著作《香港城邦論》啟發，陳雲一度為該組織做過advisor，後來離開了，但他們不是追求港獨，而是追求保護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支持『一國兩制』框架和原則，追求高度自治，只是覺得一國兩制實踐起來不及他們期望。」

盤問到了最後，周天行專員花了長時間，追問在光復行動中，一些示威者拿着或喊過的口號，例如「驅逐支那罪犯」「大陸人番大陸」等。周專員指，示威活動中，明顯有「反中共」及「支持港獨」成份，問Eliza是否認同「光復」二字意思，要參考這些「客觀事實」。

Eliza說：「我要強調，這些活動中的確出現了很敵意的行為，對內地遊客和水貨客，而水貨客亦不只有內地人，也有香港人從事水貨活動。示威裡，有語言暴力(verbally abusive)，很強敵意(very hostile)，我認為這些口號很不恰當，富侮辱性，甚至涉及歧視(racist)。」

Eliza指，但示威遊行裡，參加的人多樣。她舉例七一遊行，每年遊行有不同訴求的人在其中，包括性工作者，性小眾，宗教團體，甚至乎外傭，示威者之間的訴求不必然一樣，甚至可以有矛盾。故此，她堅持認為，社區的光復行動，主要訴求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問題。

陳官追問，照片裡有人舉起「恢復英港。建立港人政府」口號，如何解讀？

Eliza答：「字面可解作『恢復英治時代香港』，但我們要問，這句不夠具體，『港人政府』究竟是指，『香港人由香港人去領導』(government led by Hong Kong people)，還是『香港人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HK people）？」

Eliza說：「如此這般，表達意思不明。而很多示威者都有點『詞不達意』(not coherent), 他們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但他們憤懣很大，就弄一點東西出來表達一下。」

周專員沒有放棄去追問，為何光復社區的示威者要舉港英旗幟。他問Eliza：「妳說示威者有不滿，所以去舉旗。但他們為何一定要舉旗，他們可以找渠道去投訴呀，例如向立法會議員申訴。」此時，旁聽席爆出笑聲。

Eliza再解釋：「示威的作用，就是向政府發放訊息，表達民間訴求，他們為何不向立法會議員求助，我不知道。」

經過了2019年和2020年，香港的街道，示威活動幾近絕跡；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議員亦在DQ潮下集體請辭，多個議員相継被控及入獄，而立法會選舉辦法亦大幅修改，按中央及港府宣傳，這是「完善選舉制度」。明天李詠怡教授會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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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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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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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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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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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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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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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高等法院）

#少年大相撲的鬥魂 🇯🇵
「幼稚園就開始鍛鍊的我，究竟為什麼熱衷於相撲呢？」相撲是歷史悠久且傳統嚴格的日本國粹，除了先天的體格天賦外、反覆而痛苦的高強度修行，也是每個職業力士的修練必經。儘管隨著社會的變遷與各種現代運動的流行，相撲作為日本「國家符號」的影響力，不斷陷入被時代邊緣化的自我恐懼；但在新生代的日本少年中，仍有許多年輕的鬥魂，仍持續燃燒著青春，往夢想巔峰的神聖土俵邁進——像是這組《路透社》紀錄照片中，10歲的江東少年熊谷毬太（Kumagai Kyuta），就是全家追夢賭上一切的「相撲少年」。

小學4年級的毬太，今年10歲，才正要開始發育的他，體重已達85公斤、是同齡小學生平均的兩倍以上。從幼稚園就開始接受父親的嚴格訓練，毬太不僅體格頗為將才，更是在白鵬盃「世界少年相撲大會」中，連續兩年取得同年齡組別的世界冠軍。

「我什麼也沒教他，這些都是毬太自己的天賦。」從小訓練毬太的熊谷爸，難掩驕傲地對《路透社》表示：「相撲需要天賦，而毬太正好擁有這樣的天才，他在同輩中已是冠軍級的少年選手，我相信他真的具有不一樣的特質！」

「我喜歡相撲...但為什麼呢？」孔武有力，但其實行為舉止仍和一般小學生一樣的毬太，害羞地表示：「我喜歡相撲——因為我喜歡擊倒年紀更大的對手的痛快感覺！」

熊谷爸表示，自己在年輕的時候，也曾是業餘的相撲選手，從小發現自己的兒子「可能是相撲天才」後，自己與全家族的重心、甚至是財產，也全部投入在兒子的鍛鍊培訓上——像是為了毬太的未來發展，熊谷一家特別搬到了東京的江東區，因為這邊從江戶時代就是相撲運動的心臟、許多有實力的部屋也都集中在此地；同時，作為爸爸的自己，也總是嚴格地親自訓練兒子，從基礎的重訓到田徑、游泳，父親都會親自督導毬太「照進度鍛鍊」。

「相撲不僅是比重量噸位，各種平衡感、爆發力與身體柔軟度的訓練，也都是重要的實力。」但雖如此，對於毬太這種少年選手而言，體重發育仍然是之後進階的關鍵。

毬太目前85公斤，為了維持相撲體格的進化，10歲的他平均每天熱量攝取約落在2,600~4,000卡路里，每天的食物費用，對於這樣的一般家庭也是一筆不小的定期開銷，但根據熊谷爸的說法：「毬太必須在小學畢業前，再增加20公斤...只有這樣，他才有機會被有名望的相撲部屋看中、成為新弟子修行！」

儘管力士的訓練之路是越早越好，但根據日本相撲協會的說明：現代社會的正規訓練，最低的年齡門檻也必須要國中畢業、完成義務教育者，才能成為相撲部屋的新弟子。其最基礎的規定門檻，是15歲以上、23歲以下，身體健康，身高167公分與體重67公斤以上者就有資格；但入門體格有沒有增重的訓練空間，似乎也是部屋在挑選弟子的其中一項重要指標。

「熊谷父子倆就這樣在下課後不斷訓練，爸爸會用成年人的身材不斷推倒10歲的毬太...有時倒地的孩子會喘不過氣，甚至流下眼淚，但嚴格的爸爸教練仍會直接要他站起身來。」《路透社》的記者團隊寫道
：「但熊谷爸爸似乎不認為這些超齡鍛鍊是對小學生的壓力，『他有足夠的個人時間，也有和同學一起玩，只是另外有他該作的相撲訓練。』」

「我從不賭博，但卻把一家人的全部人生，全部押在了我們家毬太的相撲天分！」熊谷老爸表示，自己與兒子的夢想，是有朝一日讓毬太取得「橫綱」的最高頭銜。但嚴苛而磨人的訓練，對於年僅10歲、還尚未正式加入相撲部屋接受訓練傳統的毬太而言，確實也難免有些挫折與自我困惑。

「相撲的鍛鍊是一種嚴格的修行，我想我不會用『享受』這個字眼來形容這段過程。」害羞的毬太，偷偷表示：自己有的時候確實也有想過「放棄相撲」的打算，但在一家夢想還有機會更上一層樓的現在，自己絕對會堅持下去。

Photo Credit：Reuters
圖一／訓練中的毬太。
圖二／被教練推倒的毬太。
圖三／爸爸規定自己要加課訓練的毬太。
圖四／和媽媽、姐姐一起共進晚餐，但一人要吃一大鍋火鍋的毬太。

#日本 #相撲 #熊谷毬太 #運動 #競技 #國技館 #火之丸相撲 #Japan #sumo #國際新聞 #udnglobal #轉角國際

仰韶文化 ——彩陶文化（約公元前5000—3000年）（二之二）｜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仰韶文化的發現
　　
1916年6月當瑞典人安特生教授在山西勘探銅礦資源的時候，偶然的機會讓他發現了一批古新生代的生物化石，這一發現結合當時礦藏資源勘探工作難以為繼的狀況，安特生教授以及當時地理測繪研究所所長丁文江先生隨即調整了工作重心，轉而進行對古新生代化石的大規模收集整理工作，同時這一工作也得到了當時民國農商部以及瑞典皇家的支持，於是，安特生先生的考古生涯自此也拉開了帷幕。
　　
仰韶文化主要分佈於黃河中下游一帶，以河南西部、陝西渭河流域和山西西南的狹長地帶為中心，東至河北中部，南達漢水中上游，西及甘肅洮河流域，北抵內蒙古河套地區。已發掘出近百處文化遺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較同一的文化特徵。
　　
仰韶文化遺址總面積近3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約2米，最厚達4米。1951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小規模發掘，發現這裡有四層文化層相疊壓，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 ─ 仰韶文化晚期 ─ 龍山文化早期 ─ 龍山文化中期。由於以彩繪陶器為特徵的文化現象首先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發現，故命名為「 仰韶文化」，從而使仰韶村遺址聞名中外。1961年3月國務院將仰韶文化遺址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中國歷史博物館組織中國和美、英、日等國的考古專家進行國際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發現了大量珍貴文物，其中最有價值的是數十斤5000年前的小米，說明中國農業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

遺址 　　

仰韶文化遺址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距縣城9公里。遺址北依韶峰，三面環水，風光宜人，山水秀美，土地肥沃，是我們祖先狩獵、漁牧、定居的理想場所。遺址從東北到西南長900餘米，從西北到東南寬300餘米，總面積約3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度２—４米，這種現像說明我們的祖先在此長久地過著定居生活。 　　

仰韶村遺址被發現後，引起了考古學界的高度重視，為了進一步了解該遺址的文化內涵、來龍去脈，新中國成立後，對該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工作，又先後進行了兩次。
　　
1951年6月，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河南調查團夏鼐等專家學者對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遺址進行了第一次發掘，發現有紅底黑彩、深紅彩的陶罐、碗、小口尖底瓶，以及龍山時期的磨光黑陶、壓印方格紋灰陶，帶流陶杯和繩紋灰陶鬲等。第一次的發掘研究工作是在1980年10月一11月和1981年3—4月間進行的，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同澠池縣文化館共同主持發掘，這次發掘進一步澄清了仰韶村古文化遺址的內涵，證實了該遺址含有仰韶和龍山兩個考古學文化、四個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層疊壓關係。第一期文化，屬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第二期文化屬豫西、晉南和關中東部地區仰韶文化的晚期遺存；第三期文化屬河南龍山文化的廟底溝類型；第四期文化為河南龍山文化的三里橋類型。仰韶村遺址經過新中國成立後的二次發掘，獲得了大量的遺跡、遺物，從而為研究我國社會發展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仰韶文化是黃河流域影響最大的一種原始文化，它縱橫二千里，綿延數千年，在世界範圍內來說，也是首屈一指的。漢族的前身「 華夏族」，最早就發跡於黃河流域，而仰韶文化遺址中諸多考古發現，如陶器製造、紡織做衣、繪畫雕塑、文字、曆法、宮室營建等等，同文獻記載中炎帝黃帝時代的創造發明相吻合。

工藝
　　
生產工具以較發達的磨製石器為主，常見的有刀、斧、錛、鑿、箭頭、紡織用的石紡輪等。骨器也相當精緻。有較發達的農業，作物為栗和黍。飼養家畜主要是豬，並有狗。也從事狩獵、捕魚和採集。各種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甕等日用陶器以細泥紅陶和夾砂紅褐陶為主，主要呈紅色，多用手製法，用泥條盤成器形，然後將器壁拍平製造。紅陶器上常有彩繪的幾何形圖案或動物形花紋，是仰韶文化的最明顯特徵，故也稱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製陶業發達，較好地掌握了選用陶土、造型、裝飾等工序。多采用泥條盤築法成型，用慢輪修整口沿，在器表裝飾各種精美的紋飾。陶器種類有缽、盆、碗、細頸壺、小口尖底瓶、罐與粗陶甕等。其彩陶器造型優美，表面用紅彩或黑彩畫出絢麗多彩的幾何形圖案和動物形花紋，其中人面形紋、魚紋、鹿紋、蛙紋與鳥紋等形象逼真生動。不少出土的彩陶器為藝術珍品，如水鳥啄魚紋船形壺、人面紋彩陶盆、魚蛙紋彩陶盆、鸛銜魚紋彩陶缸等。陶塑藝術品也很精彩，有附飾在陶器上的各種動物塑像，如隼形飾、羊頭器鈕、鳥形蓋把、人面頭像、壁虎及鷹等，皆栩栩如生。在半坡等地的彩陶缽口沿黑寬帶紋上，還發現有50多種刻劃符號，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質。在濮陽西水坡又發現用蚌殼擺塑的龍虎圖案，是中國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原始時代龍虎形象。
　　
中國的仰韶文化距今約五、六千年，這時的陶器是以紅陶為主，灰陶、黑陶次之。紅陶分細泥紅陶和夾砂紅陶兩種。主要原料是粘土，有的也摻雜少量砂粒。在仰韶陶器中，細泥彩陶具有獨特造型，表面呈紅色，表裡磨光，還有美麗的圖案，是當時最聞名的。細泥陶反映了當時製陶工藝的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所以考古上常將仰韶文化稱為彩陶文化。西安市半坡村發掘的彩陶盤也是屬於仰韶文化的產品。
　　
當時彩陶的製作，據分析主要經過四個程序。第一，常選用可塑性和操作性較好的紅土、沉積土、黑土等，經過淘洗和沈濾後成為較純較細的原料。從分析出土的彩陶片來看，泥質比後來的上等陶器並不遜色。第二，制壞。彩陶壞最初大多是手製。小型器皿是直接捏塑而成的；較大的陶器，其體部壞子，一般採用泥盤築法分兩段製成。粗壞製成後再裝上頸口，嵌入把手，制壞工序初步完成。其外形圓正規矩，對稱性很強，在器壁外有輪紋存在。這表明仰韶文化時期，已開始出現慢輪製陶。第三，彩繪和紋飾。一些較精細的彩陶，在彩繪之前，往往將陶壞放入極其細膩的泥漿中，讓它披上一層均勻的陶衣便於上彩。彩繪就是將有色的天然礦物塗繪在陶壞上。仰韶文化時期陶器的紋飾大多是用帶有花紋的木印板拍印上去的。第四，燒窯。從考古發掘的材料來看，仰韶文化時期的陶窯主要是豎穴窯和橫穴窯。它們都是由火口、火膛、火道、窯室等所組成，在火膛中燃燒起來的火焰，經火道到達窯室。這兩種窯，由於有了窯室，陶器不是直接在火焰上燒烤，已較原始的篝火式或爐灶式有了很大的進步。分析出土陶片的燒結狀況，彩陶的燒成溫度大約已達９５０℃。
　　
到了龍山時期（公元前２３００年左右，指的是在山東省章丘縣龍山鎮發掘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址），手工業製陶有了巨大進步。制壞方法廣泛使用輪制，造形精美，而且開始用高嶺土製白陶。在這個時期，人們已懂得利用燒成後期，窯內的氣體特性來賦予陶器以各種顏色。仰韶文化時期，陶器通常在氧化焰中燒成，陶質內的鐵大部分被氧化成高價價鐵而呈土紅色。到龍山時期，由於陶窯的改革，人們在陶器即將燒成時，一方面猛加燃料，同時封閉窯頂，致使窯內氧氣不足，陶器就在還原焰中焙燒，陶質內的鐵大部分轉化為低價鐵，使陶器呈灰色或灰黑色。所以龍山文化時期灰陶的產品最多。
　　
在商代出現的刻紋白陶和薄殼白陶，尤為出色。它們質地優良，刻劃精細，造型端正美觀，堅硬耐用。白陶之所以有這些優點，主要由於使用了高嶺土。高嶺土的主要成分是矽酸鋁，含鐵量低，質料較細，可塑性強，在高溫燒成後，外形潔白美觀。人們對高嶺土的使用和認識，與後來瓷器的發明有一定的聯繫。在陶器的外表若再著一層釉，不僅器表光滑美觀，而且便於洗滌，尤其是儲藏酒類的飲料，不會因滲透而損失。所以釉陶的出現，表明了製陶工藝的又一大進步。

到了商代的中後期，釉陶逐漸增多，表明人們已從無意識地發現釉料發展到有意識地配製釉料。對出土的商周釉陶進行的分析，證明當時使用的釉是石灰釉。即由石灰石或方解石等碳酸鹽加上一定量的粘土和其它物質配製成的。
　 　
建築
　　
仰韶文化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佈局，周圍有一條圍溝，村落外有墓地和窯場。村落內的房屋主要有圓形或方形兩種，早期的房屋以圓形單間為多，後期以方形多間為多。房屋的牆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裡面的，也有用木頭做骨架的。牆的外部多被裹草後點燃燒過，來加強其堅固度和耐水性。選址一般在河流兩岸經長期侵蝕而形成的階地上，或在兩河匯流處較高而平坦的地方，這里土地肥美，有利於農業、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
　　
聚落建築的佈局整齊有序。半坡聚落保存較完整，居住區在中心，外圍繞一周大壕溝，溝外北部為墓葬區，東邊設窯場。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遺跡，有一座大房子為公共活動的場所，其他幾十座中小型房子麵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佈局。仰韶文化居民死後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長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隨葬品，小孩實行甕棺葬。盛行單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佔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數不等，多的達80人。葬制中實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為中心的特點。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廣場的統一佈局，則表明當時維繫氏族團結的血緣紐帶根深蒂固。這些與母系氏族社會組織的特徵是相吻合的。
　　
地理分佈
　　
甘肅概況
　　
仰韶中期的發掘相對早、晚期顯得單薄一些，但仍可初步確立甘肅仰韶中期的界定標準，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間。它的主要文化特徵歸納如下：
　　
（1）遺址大多位於山谷中的河邊台地，隴東黃土塬的塬邊及溝壑也被先民選作居住地，對環境條件的適應生存能力比早期有所提高，海拔較高的甘南臨潭發現的此類遺存就是明證。已經發掘的三個重要遺址都是在早期遺存的原址之上擴展而成，調查發現的中期遺址往往含有早期遺存，顯示出早、中期一脈相承的親緣關係。聚落佈局因資料所限不甚清晰，但大地灣遺址表明，聚落內已存在多個處於相等地位的中心，社會組織呈現出多級分化的趨勢；
　　
（2）房屋仍為半地穴式建築，大地灣遺址中的房屋均為方形或長方形，師趙村發現一座圓形房屋遺址。大多在穴壁立柱，這說明穴坑之上已增設立面牆體，室內空間增大，採光也好，比早期房址進步。少數房址採用「 料姜石」作未加工的居住面，以此提高防潮性能。灶坑以圓形桶狀為主，出現雙聯灶，即前後兩個灶坑相通，表示人口及炊事活動的增加。房址可分為大、中、小型。大型房址面積近70平方米，出土眾多陶、石、骨器，並有精美彩陶，表明房址主人應是氏族首領。中型房址面積在25平方米—50平方米之間，可能是大家族長和未成年子女的居室。小型房址面積大多在15平方米—20平方米之間，當屬一般社會成員的居室；
　　
（3）陶窯均為橫穴窯，大地灣、師趙村均有發現。一般分為火塘和窯室兩部分，火塘是添柴生火之處，呈圓形或長方形，有火道通人窯室。窯室均呈圓形，周邊設環形火道，受熱較勻。火塘一般低於窯室，由下往上火勢自然加強，燒陶技術比早期有顯著提高；
　　
（4）本期墓葬資料甚少，按常理推測應有集中的公共墓地，但至今未見踪跡。不僅甘肅未見，其他省區也未發現。這一奇特現像或許表明了中期的先民們選擇了尚不可知的埋葬習俗。我省僅在大地灣發現3座零星墓葬，均為成人單身葬，其中1座側身屈肢，另2座仰身直肢。都有隨葬品，分別為陶甕和骨笄；
　　
（5）陶器以細泥紅陶、夾砂紅陶為主，還有少量的橙黃陶、灰陶以及褐陶。飲食器多為細泥紅陶，其中不少是彩陶，罐、缸、甕等炊器和盛儲器則以夾砂紅陶為主。器形以平底為主，少量為尖底，偶見圜底，這是陶器形制的重大改變，平底陶器終於基本取代了圜底器，在史前文化上首次成為主流器形。常見器物有斂口平底缽、曲腹彩陶盆、雙鋈盆、多孔盆形或缽形甑、雙唇口尖底瓶、弦紋或繩紋短頸罐、大口小底缸、曲腹甕等，器類較前複雜，大型器物增多。紋飾仍以繩紋為主，其次為弦紋和線紋，還有少量的剔刺紋、附加堆紋等。製陶以泥條盤築法為主；

（6）陶製生產工具以紡輪、陶刀為主，仍有少量的陶銼，形制較前複雜。細泥捏塑的紡輪增多，陶片改制的減少。陶刀形制更為規整，數量增多。陶製裝飾品仍是常見的陶環，但陶質細膩，小巧玲瓏，還出現酷似羊角的陶製裝飾品；
　　
（7）石器的形態和技術比早期有所進步，加工較為精細，如常見的石斧更為厚重，石鏟刃部更為鋒利，石刀鑽孔由近背部向中部轉移；
　　
（8）骨器種類、數量與早期相比有較明顯減少，表明狩獵在經濟生活中地位下降。出現不少精品骨鏃、骨笄。
　　
從文化特徵上可以看出，甘肅仰韶中期是在早期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而來，其陶器繼承了早期的許多文化因素，但又有明顯的變革，其經濟形態與早期大體相同，但狩獵比重下降。與陝西等鄰省同期文化面貌相比，差異不大，但有分化的趨勢，地方區域性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凸顯出來。

陝西概況
　　
在潼關縣境內，已發現的仰韶文化遺址，有兩處：
　　
一處是南寨子仰韶文化遺址。位於吳村鄉南寨子魚化屯小河和潼河交匯處，南高北低，東西寬約350米，南北長約1000米。這處遺址的文物，除部分灰坑因修築隴海鐵路受到一些破損，大部分尚保存完好。發現有高2。5米、長達30米的灰層一處，直徑3米到4米的灰坑11個，人骨架三個，出土文物有石斧、石鐮、石環，還有紅灰陶環，夾沙紅網墜的口、耳、底，有彩陶缽、紅陶盆、夾沙陶罐等的口和底，還有紅、彩陶片等。陶器飾多樣，有繪畫紋、網紋、水紋、繩紋、蘭紋和附加堆紋等。
　　
另一處是張家灣仰韶文化遺址。位於港口鎮張家灣圪岔路以西的二層高原（當地人叫二層台）上，東西寬約50米，南北長約100米。這處遺址發現有露出在南高紅2米的灰坑兩個。灰坑內有集中的草泥和紅燒土，抗日戰爭前夕至今，出土的文物陶器瓦甕、瓦罐、陶瓷瓦甕、陶片和石塊等。陶器紋近幾年有繪紋、畫紋、蘭紋等多種。
　　
這兩處古文化遺址，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具有人類聚居生存的優越條件。它們都是在1980年經省、地、縣普查文物小組發現鑑定的。出土文件收藏於縣文化館中。（二之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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