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節憶師恩

若要說少年慘綠時期的我有什麼至今還能夠令我追思感懷的人事物？張老師應該是眾多化育我之長者中之一位，憶及初次她慈藹地問我：「平日裡有看些什麼書？」那神情、那懇切，直至今日，都是令我側身西望並且感念不已。雖然如今和她已經渺隔雲泥，但對於她昔日春暖花開般地飛揚，以及對於中國古文學碧瀾滾滾般的激情，再看她所遺留的文章是如此地謙沖平淡，可說是文如其人。她的內涵修養可比早晨之花露，如冰片般的沁心可掬，那是一股不可言喻的含蓄與內斂，在性靈上，張老師在我那段青澀時期裡惠我實多⋯⋯。

張老師由於她家底淵源的關係，自幼對於中國之文學書畫嫻熟諳練，並且從問答中每每都有驚人之語，有別於他人之答。一陣子我因喜臨李邕之行書，原因在於其法書氣蘊雄偉、瀟灑倜儻，因此讀臨了一段時日。一日，問法書各大家於張老師，誰知她所崇者竟是南宋的宋高宗，當時她稱宋高宗之書法可說是歷代中國帝王中無出其右之選，她認為他的書法可用天下神筆形容之，問她為何有此說？她答：「宋高宗的字不僅圓渾秀潤，並且神似黃山谷，宋高宗尊重他事母極孝，後來追封為太師⋯⋯」除此之外，宋高宗對於一切的書畫家長處皆有深入之見，曾著作有《翰墨志》，內容見詳。

宋高宗的字遠遠超過他的父親宋徽宗，張老師因喜歡書畫，所讀、所看皆多，她搜羅了許多宋高宗傳世御賜朝臣的書法，每每臨讀，喜難自禁。除此，也從張老師處聽聞了許多名畫背後的典故。例如唐太宗當年是如何獲取王羲之的〈蘭亭序〉，無論是正史上的說法，或者是外傳之說，張老師皆洞明曉暢如明鏡般，並且如數家珍，我也因此更了解辯才和尚和他的師父智永禪師之間更清楚的實情⋯⋯。

張老師家翁有家族淵源於浙江藏書名家沈氏一族——粹芬閣主人，因皆同好於善本古書，所以往來頗密，因此來台後光是古籍、善本書就有百來箱，由此之故，每往張老師宅處時，除了陣陣書香沁人心胸之外，映入眼簾的盡是古書舊藏，光有抄本宋、元、明、清等便有難數之數⋯⋯。

張老師對我向來有玉汝於成之垂顧，特別是在國學基礎學養上用心良多。猶記得《永樂大典》一事，至今回想，其來有自，這部大類部頭的書是中國在當時集大成的重要編纂，張老師特別對此有所說明：「此部書之養成和《韻府群玉》、《回溪先生史韻》之參考有莫大關係。」並且說明舉例，以及當初明帝為何要編此書，中間經歷多少次之修改、重編，張老師也都傳神如繪般地清楚述說，對我有啟發蒙昧之大用。數年之後，深覺自身在歷史典故年代傳承深比同儕稍具通曉些，源自於那段時期張老師耐心發蒙極有關聯。

談到歷史，古人早有發詞說，十七史敘說難盡，更何況日後的二十四史，其餘中國尚有外史、別史等不知凡幾，即便世智聰辯如諸葛，或備有如炬般之慧眼，也無法一窺全覽。因此張老師當時建議最明智之舉便是一讀《資治通鑑》，可收上下五千年為一鳥瞰，並且可得圈玄撮要、通博群籍之妙，如今細想，張老師睿智過人。《資治通鑑》的確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編年史，無論小至匹夫，上達王侯將相，都可從司馬光這部大通史中取得所需要的任何資訊。這部書不但是世界之奇書，更是兵家自古以來所需要參詳之要典，尤其做為古代或現代之領導者、精神領袖所不可或缺之參考資料。其中長達一千多年的歷史秘辛或共所眾知的史料，無不兼容並包。我雖不敏，但從其中也獲益匪淺，如今雖然科技已臻雲端，但更是《資治通鑑》用於現代化人力、科技融合一體最佳之時刻，尤其在管理上，管理用人可收知己知彼、他山之石事半功倍之妙處。

俗話說「滴水之恩，湧泉以報」，更何況是師恩，一日為師，終生難忘，值此端午前夕，除了感念師德，更希望疫情期間，對於歷史有興趣之同好，居家公辦之餘，可以翻閱現代版的《資治通鑑》註解，一解心中之鬱塊煩悶，也可從中尋求古代人之睿智，或許集古人之仁言利博，對現代人來說也是一件美事。

王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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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岩城與羅越國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早在10年前，（馬來西亞）柔佛州文化遺產基金會 （Yayasan Warisan Johor） 在哥打丁宜（Kota Tinggi）的柔佛河沿岸進行考古工作，發現不少歷史文化遺跡。在柔佛河支流靈佑河（Sungai Linggiu）和興樓河（Sungai Endau）支流馬帝河（Sungai Madek）之間，他們發現了一個比柔佛廖內王朝，甚至是比馬六甲王朝還要早的古都詹帝本班（Candi Bemban），考古工作隊在那裡挖掘出一些中國宋朝的陶瓷器，以及羅馬時代的珠串。這座遺跡，可能就是古文獻所記之 Kota Ganggayu，距今有千年的歷史。

關於這座古城，泰國暹語稱為 Klang Kio，是「寶庫」的意思，後來訛傳成 Kota Ganggayu，這在爪哇古語中，意即「新鮮的水」之義。有意思的是，爪哇語「寶石」（galah）一字，阿拉伯語剛好就叫做 Jauhar 或 Johor。

關於柔佛千年古城的傳說，在11世紀暹羅和爪哇古文獻中已有蛛絲馬跡。學者推斷，11世紀柔佛曾叫「清水國」，也叫「寶國」。「清水」之「寶地」，這是柔佛原名的考索。許雲樵《柔佛考》一文有精闢的論證（文見《柔佛州中華商會聯合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特刊》，1977年，頁121）。

《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也有提及 Ganggayu。該書記載，Raja Suran 攻陷 Gangganagara 後，便至 Ganggayu 這個地方來。《馬來紀年》記說「此地本為一大國，建有黑石堡壘，到現在那座堡壘還兀立在柔佛河上游。國王名叫 Raja Chulan，是一位雄主，東方各國的王都臣服於他。」

Ganggayu 或暹語中的 Klang Kio，應是一個印度化的古城，是探溯柔佛早期古代史謎團的一個源頭。從事柔佛史研究頗有心得的溫士德爵士曾說，如果那座黑岩城能發現，或者馬帝河上的詹帝本班能，有印度化的古跡出土，或者能把柔佛河支流靈佑河旁的一些地名考證出來歷，那麼柔佛的早期歷史，便迎刃而解了。

靈佑河一帶出土中國宋朝瓷器和羅馬串珠，是有力的二重印證。這座千年古城的存在及其確實情況，有待更多考古發現。很可惜，這座古城遺跡據說如今已沉沒在靈佑水壩下。

2005年2月4日，《星洲日報》〈國內第15版〉報導馬來學者萊米仄羅斯對柔佛千年古城的揭露。報章引述萊米的話，根據他手邊的資料和考古學者的意見，柔佛千年古城可能是日本史書中所記載的羅越國都城。羅越國是室里佛逝的一個貿易據點。這則報導，讓我眼前一亮。羅越國在中國唐、宋歷史文獻中都有記載。

關於羅越國的中國正史記載，最突出的是宋代歐陽修所編撰的《新唐書》。該書〈地理志〉卷43下，撮錄有賈耽的《通海夷道》。賈耽是唐德宗貞元年間的宰相，曾任鴻臚卿，主持過與海外各國往來及朝貢事宜，對中國邊境及海外地理風土甚為熟悉。賈耽《通海夷道》記述從唐代廣州出航，經南中國海、越印度洋至西亞、東非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是一篇中西海上交通史非常重要的唐代文獻。其航程所提及的地名，歷來受到學者的關注。

在《通海夷道》的航程記述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到軍突弄山（今越南南部），又五日行至海硤，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即室里佛逝）。」

「海硤，蕃人謂之『質』」，伯希和考作馬六甲海峽，希爾特和 Gerini 則考作新加坡海峽。筆者從後者之說。「質」應是 selat 的對音。至於文獻中所記羅越國的地望，沒有太大異議，學界公認，羅越國在馬來半島的南端，亦即今之柔佛。

《新唐書》卷222下〈南蠻下．羅越國〉條中記說，羅越國在當時是「商賈往來所湊集，俗與墮羅缽底同。歲乘舶至廣州，州必以聞。」說明羅越國在中國唐代（大約迄今一千三百多年前），是島嶼東南亞海域相當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是海上貿易的商業中介地，是中國廣州「必以聞」的南海知名的港市國家。

羅越在《宋史》中仍有記載，元明清文獻卻不見記述，由此窺測，至元、明以後（即14世紀以後），羅越國可能沒落，甚至是消失了。這是一個沉寂了千年的古國。

50多年前，南洋學會的韓槐準在柔佛河沿岸做歷史考察，並撰有《舊柔佛之研究》（載於《南洋學報》第5卷第2輯，1948年12月）。韓槐準在柔佛河流域曾撿得不少唐代青瓷破片。如此推斷，早在唐代，中國與柔佛之間已有海上貿易的交涉。

至於羅越國，根據韓槐準的看法，是原始馬來人之Orang Laut（海人）的國家。「羅越」二字，唐代音讀作 La Wat，是馬來語 Laut一字的反切。羅越國便是「海國」。

另，《新唐書》記說羅越國「俗與墮羅缽底同」。墮羅缽底一般考證在今泰國湄南河下游地區，一說是今大城（Ayuthaya）；一說為今佛統（Nakhon Pathom），是蒙吉蔑人所建，受印度佛教南傳影響的國家。若說羅越國其俗與墮羅缽底相同，其文化元素不言而顯。

柔佛千年古城的存在，它肯定會比（只有600年的）光輝燦爛的馬六甲王朝還要早。當然，對於柔佛千年古城的探索，文獻與考古二重印證仍待加強。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漢書地理志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織絲的國家。早在東西交通的曙光時代，中國生產的絲綢織品就已銷往印度、波斯（伊朗）、阿拉伯和希臘的城邦，深受歡迎。對中國這獨有的優良手工業產品「絲」，有人稱之為「賽路斯」（seres）。而在印度人那裡，「支那」（cina）一名的由來，據說也是和絲絹的輸入有關。由於產絲而聞名，人們就以「絲」來稱呼這個國家。在古老的西方人眼中，「中國」，你的名字就叫「絲」。

絲綢貿易的運輸興販，在古代，有著名的「絲綢之路」。惟，除了我們熟知駝鈴狂沙中的陸上絲綢之路，事實上，還有一條更我們在地更為密切的，是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著名學者馮承鈞認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漢時有通道二：一為西域道；一為南海道。南海道之開闢或更在西域道之先。

這條南海道的海上絲路，最早被中國正史記錄下來。那就是班固《漢書》卷28下〈地理志〉的一段文字。它記述了迄今約兩千多年前的漢武帝時代，朝廷派遣宦官，聯同中國海商，從（今廣州以西的）雷州半島的徐聞、合浦出航，到印度東南岸黃支國（建志補羅）的一段旅程。途中，他們沿印支半島，船行五月，有都元國，又經邑盧沒國，至諶離國，又「步行可十餘日」，可到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再經「蠻夷賈船」轉送，二月餘，可到黃支國。返程，則經已程不國，到皮宗，再回中國。學界考證，這條從中國東南沿海至印度黃支國的航道，間中所經歷的「都元」、「邑盧沒國」、「諶離」、「夫甘都盧」、「皮宗」等，一般斷定都在今東南亞區域內。

從《漢書》這段文獻的記載，中國漢代的海商是帶了「絲綢雜繒」去南海和印度市易「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的。很明顯，這是一條以交易絲綢為主，粗具規模的海上絲路。當時，中國的航隻和航海技術或許還是很有限，航行週期相當長，可能只是沿海岸航行，而且航海貿易並不是「直航」，中途需轉搭「蠻夷賈船」，分程轉送，才能到達目的地。這是中國海洋長程貿易發展史的萌芽時期，我們應予客觀評價，不須過度曲解或誇大其原文原意。

由於這是中國海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獻，文中所提及的地名，中外學者曾多次反覆討論考證。海南大學周偉民和唐玲玲在其《中國和馬來西亞文化交流史》一書中更指出，《漢書》這一段文獻是有文字記載以來，有關東南亞的最早記錄，是東南亞歷史、馬來西亞歷史開始的文字紀程碑。中外學者對其所記的口岸和國家方位縱有爭議，但有一點是大家認同的，即當時中印之間的海上交通必定經過馬來半島。古代的東西海上交通，馬來半島是過境的必經之地，展現了其重要的地位。

關於文獻所記之「都元國」的方位，學術界歷來爭論分歧頗大。籐田豐八、費琅、馮承鈞和邱新民均認為，都元應在馬來半島東岸，而許雲樵更主說，都元國就是今馬來半島登嘉樓州的龍運（Dungun）。近來，周偉民和唐玲玲在登嘉樓幾次實地訪問，也支持許雲樵的論說（雖然周、唐也以為其論點目前還「顯得軟弱」）。此外，廈門大學韓振華考究，都元應是在越南南圻一帶。姚楠、陳佳榮和丘進等亦以文獻記載，船從徐聞、合浦出發，順風「船行五月」才到都元國為據，認為不可能是在馬來半島。因為船行要五月，其航行方式應是航海技術有限的沿海岸線航行，而不會是由南海順風直駛馬來半島，從而考訂都元國很可能是湄公河三角洲的某個城市。

縱然如此，暫擱置「都元」不談，對《漢書》〈地理志〉所記之「諶離」和「夫甘都盧」兩地的方位，大抵就沒有太大爭議，而且更顯重要。一般認為，諶離國在今克拉地峽東岸；夫甘都盧國則在克拉地峽的西岸。

在我們熟悉的地理知識裡，東南亞不僅有條著名的馬六甲海峽，實際上還有一個「地峽」。這個地方就在馬來半島北端，今天馬泰緬邊境之處。這地段特別狹隘，其窄處東西僅寬56公里，名為克拉地峽。

在馬六甲海峽的重要性尚未凸顯之前，中印海上交通主要是穿越地峽往來的。這在《漢書》〈地理志〉得到印證。因文獻記載中國船隊抵諶離國時，捨船上岸「步行十餘日」，才到夫甘都盧國，再從夫甘都盧轉搭「蠻夷賈船」航向印度的黃支國去。很明顯地，這裡所指，就是克拉地峽東西兩岸的地望。邱新民考據說「地峽通道實際上是東西航路第一紀程註腳」。

若說，中國古代文獻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東南亞，或是重建了馬來西亞古代史，這話一點也不假。馬來半島的歷史，在馬六甲王朝伊斯蘭化以前的印度化古國，多是集中在馬來半島的北部。像狼牙修（Lengkasuka）、北大年、吉蘭丹、吉打等，其考古遺跡是可以和中國古代文獻雙重印證的。

又，《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海上絲路航道的回程，印度商船的航行路線顯然與中國商船來航的不一樣。他們是從已程不國（一般考證是今斯里蘭卡）到「皮宗」，再至中國。「皮宗」究在何處？學術界也多有討論，大抵認為是在馬來半島南端。許雲樵認為，大概是指今柔佛和新加坡一帶，而多數學者以為是馬來半島南端柔佛西南外海的香蕉島（Pulau Pisang）。至今，該島仍是東西航線上，船隻由新加坡欲轉進馬六甲海峽的重要導航地標。

中國海洋發展史是有源頭的。華人的南來，不在於200年前的「賣豬仔」，也不始於600年前的鄭和下西洋。早在兩千年前，中國正史的典籍裡，早已記載了這些點點滴滴。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