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羅文嘉此人，也算是一時的逸才．
　
他在民進黨大敗之後，引進了林飛帆擔任副秘書長，使他加入民進黨，又獨排眾議，讓一干青年如吳怡農、謝佩芬、蔡沐霖、李問、賴品妤，成為選戰主軸，為民進黨注入了年輕的活水，選前的陰霾，彷彿不再存在，這些年輕人，重拾了民進黨的信度，不只象徵著政治大門為年輕人敞開，不再是老舊的派閥觥籌交錯的產物，更樹立起一座道標，不同於老邁國民黨的腐朽，即使標誌年輕人符號的政黨，時力、台民等等，也黯然失色，相比時力不成熟、喜好鬥爭的印象，或是台民葷素不忌，素質低劣，重視浮誇的外表、言行，而無內涵的利益集合體，他們的目的性明確，沒有國家定位，統獨都是假議題，專注於當下的享受，和眼前的前途，蔡璧如狂言，排入不分區名單人選，只是為了吸引肥宅票，簡直是對於「年輕人」這個名詞的侮辱．
　
他們提名年輕人，只是為了注重實質效果，年輕人最膚淺、重視感官刺激的那一塊，他們汲汲營營的「不能自主」的那一塊，只是為了選票，而利用年輕人而已．
　
民進黨的人選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吳怡農的「下架吳斯懷」猶言在耳，他們是真正能代表年輕人在意的東西，台灣的前途，國家的未來，性別平等、轉型正義....而毫無疑問，他們表現出來的，就是比誰都更在乎台灣的這件事．
　
年輕人不是不支持民進黨，只是需要一個「理由」，這些人，恰巧成為那個「理由」，在１１２４之前，被各項議題壓垮的民進黨，一例一休、同婚、年改，轉型正義，可以說是非戰之罪，明明是議題的發起者，理當受到年輕人的支持，卻在那不得不經歷的迂迴之中被投以欺騙的標籤，或者，任由民主進步黨及其支持者支付龐大的代價，守舊勢力的反撲、杯葛，挑起的一股厭憎，我們很驚訝地發現一些現象，應該屬於贊成方的人，卻與反對方一起共同譴責，雖說再怎樣的法案都能挑出一堆瑕疵，但也不至於，成為否定主軸，或否定即將實現的機會的理由．
　
其實這就是人性，就像一群人展露出討厭的態度，另一群人也不得不礙於那樣的厭憎，確保自己的安全－或者進行區別，恩，那不是我贊同的那樣，我贊同的是更好的，那個被「反對到底」的不算，其實明眼人都看的出來，將理想付諸現實實現就是這個光景－被一群人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對著，認為那動搖他們的公正世界．
　
而應該支持的人，他們面對的困境是，不想承認那個代價屬於自己，責怪對方搞砸了，會比較輕鬆，寧願切割屬於自己一塊完美的花園，這樣子，火燒光了民進黨，但我的花園依舊在，他絲毫無損，但事實上，人們都全然明白，那些燒毀外圍樹木的人，不只是在焚燒辦事不力的樹，也正在焚燒整座花園．
　
所以民進黨就成為兩面不是人，或者，「覺得不夠好」的人跟「徹底反對」的人，一起共同表達「反對」的窘境．
　
對於民進黨的支持者來說，他們發現樹不見了，而沒人來救火，他們或許不是打從心底的支持這些議題和政策，甚至有些和他們的想像和利益，相牴觸，他們在乎台灣的前途，也無法對自己選出來的總統，象徵台灣價值的本土派，日漸傾頹的模樣，坐視不理，於是令人難忘的景象發生了，對於花的美麗有崇高想像的人，不在花園裡面，反倒是對花的種種，不甚了解的人們，孤獨地站在那裏，拼命灑水，他們水桶中的水，所剩無幾．
　
而那些自詡頭號軍師的人，熱衷妥協的藝術，向著那些添柴放火的人，稱兄道弟，以為在計算什麼高明的生意，嶄露高超的政治手腕，事實上，對方做的生意是無本的，他只要多扔幾塊柴，就能多換幾張笑臉，多圈幾塊地，多找幾個人賠不是，在燒焦的土地上面，點名幾個「戰犯」，要他們離開，騰出位置來，好用來成為自己的肥料．
　
殺敵，０，自損，無數．
　
你可以為自己的無奈找各種解釋，但不用把割讓與逃避，當作一種功績．
　
羅文嘉若真的做了點什麼，就是找回年輕人，試著擺低著姿態，讓人從他身上跨過去，這成為一種橋梁，他唯一的敗筆，大概是薦舉了高嘉瑜，短視近利，摧毀了黨內的公正性，明知她是踩著別人的屍體往上爬，是當初那個跟著踐踏民進黨、蔡英文，或吳音寧，「這個政府，不夠真誠」、「如果我們現在心裡想的是說，鞏固我們現在的領導，不管府院黨的人士都還是換湯不換藥，還是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上，我覺得對民進黨而言，２０２０根本是緣木求魚」
　
「像柯文哲、韓國瑜，他們也是常常失言，但人民要感受的是說，你是不是用真誠的態度，你講的是不是真話，如果說總統出現在鏡頭前面都是照稿念，看不到總統背後真實的想法到底是什麼，當初為什麼力挺吳音寧，而如今又為何換掉吳音寧，這背後是什麼原因，到現在也沒有人知道，這個政府，不夠真誠，沒有告訴人民真相是什麼」
　
如果照著她的「真誠」，像著柯文哲或韓國瑜那樣，服膺於那種感受，搭乘著那股風向，說著親中的話語，卻不准他人用親中的眼光看他，說那是「愛台灣的」，說別人是「抹紅」、「搞意識形態」，反過來加諸別人的罪，若民進黨，或蔡英文，走那樣的路線，必然萬劫不復，別說２０２０，恐怕影響台灣的存續．
　
一例一休，政府管太多，柯糞吹捧他是為了勞工，很有趣吧，底下坐著的，全都是資方老闆．
　
同婚，「我投票時投反對，但我允許１２萬５０００人上街遊行」，奉行著「不表態的自由」，柯糞們，拿台北市政府有聲請釋憲，友善性平廁所，吹噓同婚都是柯文哲的功績．
　
年改，「確實有失信於民的問題」，轉型正義「現在好好的管他過去幹什麼」．
　
若蔡英文，像他這樣「真誠」，告知人民這樣的「真相」，乃至於跟著一起獵巫吳音寧，如今，她應該是被罷免的對象．
　
事實證明，她所有選擇是對的，她當初支持吳音寧，也是對的．
　
羅文嘉選出這樣的人選，不惜替其背書，顯然對民進黨而言，沒有賺到淨利，反而是負資產，而她的負面效應仍然在持續，無論是跑票稱按錯，還是把黨團罰單ｐｏ在臉書，都證明了，她只是在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做打算而已．
　
功過不能相抵，但整體而言，羅文嘉對於民進黨帶來的影響，好的影響持續，遠遠多過於負面的，而負面的影響原本就在，沒有他，她也會在那裏，而高嘉瑜之所以往危險親中候選人靠攏，而得不到任何教訓，是因為當初有許多人也犯了相同的錯誤，制定了錯誤的策略，走了錯誤的路線，只不過，沒人像她那樣，站在加害者的那方，譴責被害者，用相反的道理，去攻擊堅持正確的事的人，哪怕是黨主席、總統、北農經理，黨內同志．
　
打壓別人墊高自己，這樣的行為，跟柯文哲，並無不同．
　
與柯妥協，是一個層次，向柯文哲低頭，尋求合作，是另一個，跟著柯文哲一起，把錯誤當成正確，對著自己人，動則要脅，或者情緒勒索，除了違背政治倫理，更辜負了選民的期待，這是最下作的層次．
　
因為強盜過於凶狠，不得不低頭，獻上自己養的牛，期盼以他的肉換取家戶的平安，這是一個層次；把這當作理所當然的，跟著強盜一起搶自己的家門，恥笑牛的愚笨，在他身上踩踏，把他的肉丟在水溝裡，向強盜說，「我還可以幫你拿走更多」這是另一個層次．
　
仗恃著其他人曾選擇低頭，所以合理化自己的錯誤，綑綁彼此的利害關係，知道他人害怕回想起自己低頭，所以就以他們的畏罪，包覆自己踐踏他人的惡行，而為所欲為，絲毫不以為杵，要知道，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層裹著一層，當初發生了什麼，哪一層是不可饒恕的，哪一層是腥臭而不可聞問，人們清清楚楚，哪怕是上了高位，佔據了多少的視野，那樣惡意的記憶，都揮之不去．
　
羅文嘉令人津津樂道的事情，大概就是民進黨初選時扮演的角色．
　
他以一個淡出政壇的身分，在卓榮泰的邀約下，重回經歷敗選的民進黨，理當沒有什麼雄厚的政治勢力，不幸的，他又遇到了民進黨百年來未曾經歷的難題，賴清德挑戰蔡英文的連任，爭取黨內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為什麼說是百年來難得一見，台灣總統選舉史上，很少尋求連任的總統，被挑戰連任的機會，「被挑戰」也就意味著，他可能會被剝奪選舉的資格，換句話說，連被人民選票驗證的機會都沒有．
　
無論，他先前是多麼大的權力者．
　
但在國外的選舉，也不過就是尋常的景象，台灣的民主史非常年輕，解嚴以來，不過３０年矣，綜看民進黨的歷史，也只有陳水扁一人，有挑戰連任的經歷．
　
蔡英文方面，無論如何也不會容許一絲危機存在的可能，她是面臨高風險的，如同矗立在一條看似平坦的路，然，道路的兩旁，都是深崖絕谷．
　
至於賴清德，除了壓倒性的不利因素，公家資源，政治權力，或者說黨權，都不在他手裡，甚至他的同志們也早早選邊站了，賴所賴者，只有自己死忠的支持者而已．
　
當然，還有前頭所說的，那些孤單恪守花園的人，累積的不滿．
　
雖然在周玉蔻的專訪中，質問他「有沒有賭上政治生命結束的覺悟」，但事實上，眾所皆知，真正賭上全部政治生命的人，是蔡英文，如果她無法連任，更精確地說，連連任的機會都沒有，就被民進黨人自己淘汰，先前苦盡甘來的堅持，都會白費，包括一例一休、同婚、年改，轉型正義，或許這些政策會延續，但那會奪去她的冠冕，她執行了，承擔痛苦的那一段，但被否定，連連任的機會都沒有，歷史上的評價，就只是令人同情的失敗者．
　
她的政治生命，會真的結束，她不可能再去選立委或者縣市首長，因為她已經當過最高的職位，總統，而一個總統在自己任期中，因為政策的代價而失勢，即使事後證明她是對的，但無法連任也證明了，她連捍衛自己施政正當性的能力也沒有，不算是無能，卻是失能的領導人．
　
至於賴清德，在這樣渴切的願望中被逼迫，他也只是卑微的爭取對自己最後一點的公平性罷了．
　
卓和羅的角色就很有趣．
　
基本上，這兩方的斡旋是處於零和遊戲，一個是追求自己的完整，另一個是爭取一絲尊嚴，但那一點尊嚴出現，就會使另一方無法完整，不論怎麼做，結局都不可能是圓滿的，都不會有任何一方滿意．
　
在兩股強烈的意識之中，卓羅更顯得渺小，沒什麼政治實力，賴有來自民間的底氣支持，蔡則有年輕人和絕對優勢的政治實力．
　
他們一個勁兒的往「中立」裏頭鑽，神父必須說，這是正確的路線，要倒向蔡英文很容易，甚至是沒收初選，但是世人會怎麼說呢，蔡英文用不正當的方式，阻止了民主選舉，蔡英文破壞了民主，即使贏得初選，也會成為對手操作的目標，即使贏得勝選，也會成為她往後的陰霾．
　
最重要的是，破壞了民進黨內的公正，不管是善良的權力者，邪惡的權力者，都是權力者，在制度面前，權力者沒有善惡之分，若自認是善的，便可毀棄制度，那麼當惡的上去，他就會得到相應的理由，如此制度便不再是制度，而是成為權力者的工具，我們當然可以暫時相信善的人不會帶來危害，但若惡的人上去，他會得到無窮無盡為惡的權柄，而制度，沒有一點制衡的能力．
　
聽過最古老的美國謊言嗎？權力可以是純真的．
　
所以蔡英文無論如何都要通過初選的話，又不能為民進黨留下永恆的缺口，最好的辦法是，你必須讓制度的職掌者保有一點自主性．
　
證明，我是可以被制衡的，我是可以被選擇的，我仍然存在在制度之下，而不是制度之上－因為那上面什麼也沒有，我不需要對任何人負責．
　
一個無責任的領導者，如果蔡英文走到這一步，那她不配當個政治人物．
　
這就是所謂「與惡的距離」．
　
在還沒走到之前，還不算是「惡」，還有回身的餘地，正直的人也有被迫必須接近惡的時候，只要你確信自己是對的話，你可以走到惡前面拿一點什麼然後趕快跑回來，但如果跨過去，所謂「正直」，就不存在了，不能稱之為正直．
　
卓榮泰和羅文嘉，就是在扮演這個角色，哪怕他們勢單力薄，但仍可作為一些什麼，求取平衡點，這是件有趣的事情，如果披上無知之幕，你會看得更清楚的多，就像兩個小矮人，在巨人的拔河前，做一點什麼，試圖編織一條繩子，以免他們拔斷彼此的手臂．
　
對於某些蔡英文的支持者來說，他們可能是不討喜的，不過英團隊普遍有一個盲點，作為制度的競爭者，你理所當然可以盡情為自己做些什麼，以爭取勝利，但如果你要的是百分之百的勝利，那麼代價就很明顯，你也正在摧毀自己．
　
當你要做到完全的勝利，必然會侵蝕到制度的本質，把籃框調矮一點，罰球線加近一些，或者乾脆制定我一球等於五分，當你完全侵蝕掉比賽的話，雖然那球員不費吹灰之力可以得到勝利，但出了場外，最終背負代價的仍然是球員，那些出主意或善於動歪腦筋的人，他們在當下是有用的，但是他們的決定並不是考慮球員的將來．
　
誠如球員不會只打一場比賽而已，打球不是她人生的唯一，當她不再拿球的時候，最終承擔所有的都是她自己．
　
蔡英文不會一直是個總統，政治生涯只是她人生的一部分，如果在此留下一個話柄或汙點，當她退出政治的時候，卸下權力的盔甲，當初的老謀深算，都會成為她的百口莫辯．
　
能替她說話的是，裁判．
　
我們當初確實舉行了一場選舉，而我們盡力維持公正，不惜與她衝突，而我們的行為證明了這場選舉，具有公信力．
　
而不是她的經理，或者秘書．
　
卓榮泰和羅文嘉，確實守住了黨魂，也確保了最好的選項可以面臨最少的風險，只要他們的自主在那裏，我們就不能說，這場比賽沒有一點公正可言．
　
他們守住了理想性，也保有了現實的不得不然，我相信民進黨全黨上下，沒有人，可以在那個時候做得更好，或者敢上去做，那動輒得咎的事．
　
一個每個人都不滿意，但卻能接受的結果．
　
所以，我請各位ｂｒｏｔｈｅｒ，要明白這份衝突的意義．
　
這兩人的作為，明白地揭示了，民進黨不是一言堂，民進黨仍保有那份衝突的傳統，衝突並不是要消滅誰或使誰陷入萬劫不復，而是確保這個黨，無論面臨什麼困境，有些東西仍然一如往常．
　
未來大於現在，主體大於個體，就算是一個單純沒有實力的個體，也能保有他的自主性，沒有人可以侵害任何人的意志，每個人最後都能全身而退．
　
若多年過後，回過頭來，會發現這兩個小卒，做的是多麼艱難而且偉大的任務，不讓這個黨分崩離析．
　
所以神父說，羅文嘉是個人才．
　
倘若民進黨陷入危機，依然可以再度試著讓他上場救援，卓榮泰和羅文嘉，這是一個可以解除爭議，逆勢上揚的模式．　
　
當然，因著責任政治，蔡英文既然當了黨魁，那麼就應該任用她屬意的秘書長，這除了能讓她完全發揮，也可以讓她完全負責，若任用的人不是她屬意的，那麼，這個責任就不能釐清了，好比說，秘書長做了她不同意的事，或者是，出了事，秘書長不能共同承擔責任．
　
不過神父仍然必須提醒蔡英文，莫忘了初衷，也別忘了當初面臨的險惡，那個險惡並不全然是險惡而已，也伴隨著能周全自己的曙光．
　
而那個險惡的來臨，是必然的，那是對領袖的試煉，那個試煉的目的，只有一個．
　
那就是指引你更加無私，往更為他人著想的路途邁進，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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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於2月9日(當地時間)在美國洛杉磯杜比劇院舉行。 《寄生蟲》入圍了最佳影片獎、導演獎、劇本獎、美術獎、剪輯獎、國際電影獎(原最佳外語片獎)等六個部門的提名名單。

最終橫掃奧斯卡，獲最佳影片等四項大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國際影片。

電影裡，窮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為鏡像。同樣是夫妻，一子一女，卻一個在上流世界，一個在最底層的世界。另一組鏡像是，富人住在地上，窮人住在地下；富人生活在天堂裡，窮人掙扎在地獄裡……奉俊昊在電影中進行平行剪輯，使兩個空間發生的事件互相交織。

這種鏡像只看到了差別，而非本質上的相同。聖經中以上帝視角所展現的人的鏡像，首先需要從人有上帝的形象入手，不論你是窮人或富人，在本質上都是有著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在本質上有差異的不同物種。

電影裡，用一些核心詞來詮釋“寄生”，那就是自我為中心建構的“界限”......當人只出於個人好惡，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界限時，界限就成了一種災難和人與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小七 #寄生蟲 #界線 #貧富差異
http://ocfuyin.org/oc2019081903

*你對這座城市沒有感情，我卻愛它——電影《寄生蟲》
文/小七


5月30日在韓國上映的影片《寄生蟲》，榮獲第72屆戛納電影節最高獎“金棕櫚”大獎，這也是韓國電影首次拿下金棕櫚大獎。

《寄生蟲》剛開播時即在豆瓣獲9.3分，IMDB8.6分的驚人高分。對於導演奉俊昊，他首先被大眾熟知的是2003年執導的電影《殺人回憶》，影評人木二衛曾如此評價：“個體命運的悲劇和動盪不安的時局完整結合在一起……當最後所有矛頭都指向一個人時，希望又瞬間破滅，沮喪之至。” 當然，奉俊昊在社會階級問題的這一母題的延續性上，最直接的應該是他的前作《雪國列車》 。

而《寄生蟲》所要表達的，是在個人與社會整體間做出更深層面的寓言式的探討。


符號下的互為鏡像

《寄生蟲》講述了兩個身份地位懸殊的家庭的故事：宋康昊飾演的無業遊民父親基澤，讓寄託了家人生計希望的大兒子前往IT公司老總樸社長家應聘課外教師。陰差陽錯之間，低到塵埃的貧窮的一家4口，與高出天際的有錢的一家4口，發生了交集……

這部電影最初不叫《寄生蟲》，而叫《謄印》。什麼是謄印？按著字面意思，是指一種複制的圖印。奉俊昊曾在採訪中提到這來源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的藝術概念，為的是追求意外的趣味，進行意象的暗示性，是一種象徵與暗示，是符號。所以，理解這部電影，並不只是從人物本身理解，而是一種群體的鏡像，是個體的寓言。

很多人詬病電影劇情發展不合邏輯，例如富人的智商集體不在線，等等，其實並沒有註意到導演背後的意圖。在某種意義上講，越是扁平的人物，越具有代表性，才更大地凸顯了矛盾、差距以及諷刺。

電影裡，窮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為鏡像。同樣是夫妻，一子一女，卻一個在上流世界，一個在最底層的世界。另一組鏡像是，富人住在地上，窮人住在地下；富人生活在天堂裡，窮人掙扎在地獄裡……奉俊昊在電影中進行平行剪輯，使兩個空間發生的事件互相交織。

這種鏡像只看到了差別，而非本質上的相同。聖經中以上帝視角所展現的人的鏡像，首先需要從人有上帝的形象入手，不論你是窮人或富人，在本質上都是有著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在本質上有差異的不同物種。


不可逾越的界限

電影裡，用一些核心詞來詮釋“寄生”，那就是自我為中心建構的“界限”。出於愛而設置的界限是一種保護，如馬路上的斑馬線、紅綠燈；人和上帝之間有絕對不可僭越的界限；父母告訴孩子不能靠近火是出於愛而設的界限。而不恰當的越界，可以理解為寄生。例如啃老的年輕人寄生於父母；婚內的出軌行為是把本屬於夫妻間的盟約之愛，寄生於第三者。當人只出於個人好惡，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界限時，界限就成了一種災難和人與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

影片中，導演大量使用了“階梯”這個符號，強調頂端與底層的對比和界限。電影中，在富人和窮人之間，隔著一條陡峭階梯。階梯上面是寬闊的豪宅，下面是暗無天日的地下室，上面是天堂，下面是地獄……

導演甚至在電影的某些構圖上，借用玻璃的對角線分割強調階層的界限。例如，前保姆越過對角線拍醒富人妻子，然後再回到原來的區域。

富人爸爸也屢次提到越界。他開除年輕司機時，最恨的不是司機亂搞，而是沒有在自己的座位搞，偏偏越界到後排自己的座位上。新司機問他，應該還愛著自己的太太？富人爸爸表現的是一種面對越界的憤怒：我可以和你表面客氣、禮貌，但我們不是朋友，你是被剝削的階級。

導演在可看到的越界的基礎上，選擇了畫面上看不到的，卻深入骨髓的“氣味”來表達越界。電影中氣味是非常重要的誘因，承載了下層人對自我身份深深的自卑感。它帶有天然的貶低色彩，讓你想到貧窮、困窘、底層和不干淨。

它就像局限在某種界限下的烙印，如一個人的思維模式、生活習慣等。你能洗掉衣服的汗味，卻洗不掉已經融入血液的地下室的氣味。電影中底層的一家人，雖然改造並包裝了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但一場暴雨就能將他們打回原型。階級差異才是如影隨形的屈辱印記。


誰是寄生蟲？

隨處可尋的界限下，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富人？窮人？

導演的用意並非只是簡單的仇富，因為所選富人的角色並不是韓國財閥家族，而是辛苦打拼的IT人，導演在此拋出一個新命題——究竟是誰病了？

電影中的富人以為，他們的寬容和大度，是對窮人的恩賜。在其背後，是發自內心的對窮人的鄙夷，而窮人早就看透了這種偽善；電影中窮人可憐巴巴的背後，是市儈、奸滑和算計。他們找到各種藉口，為自己不道德的行為開脫，比如，如果我有這些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錢就是熨斗，能把一些褶皺都燙平了……

但是，電影最後仇殺衝突的開始，並非是窮人和富人，而是發生在兩個窮人家庭之間。除了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互害，還有窮人與窮人之間的互害。他們成為彼此眼中的寄生蟲，彼此厭棄，最終化為血雨腥風。

電影中，有一個令人髮指的細節。富人全家一直認為掛在牆上的是小孩子畫的自畫像，但畫中卻是孩子所畫住在“底層世界”的鬼、寄生蟲。它與全家福放在一起。導演藉此傳達一個核心思想：兩個世界“互為寄生蟲”。底層與上層世界，在本質上毫無差別。

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其實，真正的寄生蟲，是人的惡。這惡正如電影中的地下迷宮，自帶轉角，永無盡頭。這種惡共同存在於富人和窮人身上，但有不同的表達。富人強調守住特權和界限，窮人想越過界限，拼命往上攀爬，就連電影最後，兒子幻想買房子釋放父親，象徵階層的擁抱，象徵希望和答案。

但是，這只能是幻想，沒有答案。人之惡，正如電影中的“石頭”，電影說它是“甩不開的石頭粘著我”，這隱喻的是人不可抑制的慾望。所有人身上或許都會產生世界末日一般的瘋狂和焦慮，但所有人都強迫自己填平自己的深淵。

奉俊昊說：“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盡力去反映TA所處的時代。”電影只是一種藝術手段，它只是把個體命運和社會真相以寓言的形式，展現給觀眾。它沒有能力去解決如此尖銳的社會問題。

但現實往往比電影更讓人絕望，人生的無奈是無出路的嘆息。因為有時，固有的被惡禁錮，就再無法打開。



約拿的界限

聖經裡記載了一個“升級版”的越界的故事，就是約拿的故事。亞述帝國殺戮以色列人，上帝卻讓先知約拿向他們傳福音，對於一個如此愛國的先知，這絕對是不可跨越的界限。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參《約拿書》1:3）約拿於是選擇逃跑。

可上帝定意要成就他自己的事。他使約拿經歷了風浪，被人扔進海中，被迫在魚腹裡生活了3日。上岸的約拿，仍不太情願地走向了尼尼微城。當尼尼微人聽到福音而悔改時，聖經中描寫約拿的反應：

“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華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耶和華說：'你這樣發怒合乎理嗎？'”（《約拿書》4:1-4）

約拿不但暴怒，還指控上帝是邪惡的，還當場求死！提摩太·凱勒在《諸神的面具》中寫道：“因為人心的本性是自以為義，所以很自然會覺得自己的文化與階層特色比別人的優越，但是這種自然的傾向，卻為福音所抑制。”





越界的憐恤


約拿的故事在這裡戛然而止。上帝在挑戰帶著階層優越性的約拿，同時也給出了最終的答案。上帝的回應是：你對這個城市沒有感情，但是我卻愛他們。

“耶和華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幹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約拿書》4:10-13）

凱勒牧師在《生活中的偶像》中說：

“幾個世紀之後，有一個人說他就是那最終極的約拿(《馬太福音》12:39-41)。當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他離開了那至高也是最舒適的環境，為了要來服事那些不僅可能會傷害，而且必定會傷害他的人；然而為了要拯救他們,他不只向他們傳道，更為他們犧牲了性命……

約拿只是看起來好像會死在魚腹中，但耶穌卻是真正地死了，而且也復活了。這就是耶穌所說的'約拿的神蹟'(參《馬太福音》12:39)……約拿是被丟到風暴中的海裡，而耶穌則是上了十字架最終極的風暴…… ”

上帝暗示約拿，他會用一種約拿不願意的方式，去愛這個世上強大卻失落的城市。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裡，藉著這位真正越界的“約拿”，來成就愛的委身。

世界的規則是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上帝卻“道成肉身”，“越界”成為卑微的人。影片名為《寄生蟲》，或許或多或少有階級歧視的意味，但聖經中有一處記載著​：“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詩篇》 22:6），很明顯，這指向了受難的基督。他因著愛，賦予我們生命相同的​盼望和慰藉。​

上帝越界的憐恤，才能成為這世界的答案，也成為《寄生蟲》最終的出路和亮光。不只是寓言，而是真實的恩典。（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你對這座城市沒有感情，我卻愛它——電影《寄生蟲》
文/小七

5月30日在韓國上映的影片《寄生蟲》，榮獲第72屆戛納電影節最高獎“金棕櫚”大獎，這也是韓國電影首次拿下金棕櫚大獎。

《寄生蟲》剛開播時即在豆瓣獲9.3分，IMDB8.6分的驚人高分。對於導演奉俊昊，他首先被大眾熟知的是2003年執導的電影《殺人回憶》，影評人木二衛曾如此評價：“個體命運的悲劇和動盪不安的時局完整結合在一起……當最後所有矛頭都指向一個人時，希望又瞬間破滅，沮喪之至。” 當然，奉俊昊在社會階級問題的這一母題的延續性上，最直接的應該是他的前作《雪國列車》 。

而《寄生蟲》所要表達的，是在個人與社會整體間做出更深層面的寓言式的探討。

符號下的互為鏡像
《寄生蟲》講述了兩個身份地位懸殊的家庭的故事：宋康昊飾演的無業遊民父親基澤，讓寄託了家人生計希望的大兒子前往IT公司老總樸社長家應聘課外教師。陰差陽錯之間，低到塵埃的貧窮的一家4口，與高出天際的有錢的一家4口，發生了交集……

這部電影最初不叫《寄生蟲》，而叫《謄印》。什麼是謄印？按著字面意思，是指一種複制的圖印。奉俊昊曾在採訪中提到這來源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的藝術概念，為的是追求意外的趣味，進行意象的暗示性，是一種象徵與暗示，是符號。所以，理解這部電影，並不只是從人物本身理解，而是一種群體的鏡像，是個體的寓言。

很多人詬病電影劇情發展不合邏輯，例如富人的智商集體不在線，等等，其實並沒有註意到導演背後的意圖。在某種意義上講，越是扁平的人物，越具有代表性，才更大地凸顯了矛盾、差距以及諷刺。

電影裡，窮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為鏡像。同樣是夫妻，一子一女，卻一個在上流世界，一個在最底層的世界。另一組鏡像是，富人住在地上，窮人住在地下；富人生活在天堂裡，窮人掙扎在地獄裡……奉俊昊在電影中進行平行剪輯，使兩個空間發生的事件互相交織。

這種鏡像只看到了差別，而非本質上的相同。聖經中以上帝視角所展現的人的鏡像，首先需要從人有上帝的形象入手，不論你是窮人或富人，在本質上都是有著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在本質上有差異的不同物種。

不可逾越的界限
電影裡，用一些核心詞來詮釋“寄生”，那就是自我為中心建構的“界限”。出於愛而設置的界限是一種保護，如馬路上的斑馬線、紅綠燈；人和上帝之間有絕對不可僭越的界限；父母告訴孩子不能靠近火是出於愛而設的界限。而不恰當的越界，可以理解為寄生。例如啃老的年輕人寄生於父母；婚內的出軌行為是把本屬於夫妻間的盟約之愛，寄生於第三者。當人只出於個人好惡，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界限時，界限就成了一種災難和人與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

影片中，導演大量使用了“階梯”這個符號，強調頂端與底層的對比和界限。電影中，在富人和窮人之間，隔著一條陡峭階梯。階梯上面是寬闊的豪宅，下面是暗無天日的地下室，上面是天堂，下面是地獄……

導演甚至在電影的某些構圖上，借用玻璃的對角線分割強調階層的界限。例如，前保姆越過對角線拍醒富人妻子，然後再回到原來的區域。

富人爸爸也屢次提到越界。他開除年輕司機時，最恨的不是司機亂搞，而是沒有在自己的座位搞，偏偏越界到後排自己的座位上。新司機問他，應該還愛著自己的太太？富人爸爸表現的是一種面對越界的憤怒：我可以和你表面客氣、禮貌，但我們不是朋友，你是被剝削的階級。

導演在可看到的越界的基礎上，選擇了畫面上看不到的，卻深入骨髓的“氣味”來表達越界。電影中氣味是非常重要的誘因，承載了下層人對自我身份深深的自卑感。它帶有天然的貶低色彩，讓你想到貧窮、困窘、底層和不干淨。

它就像局限在某種界限下的烙印，如一個人的思維模式、生活習慣等。你能洗掉衣服的汗味，卻洗不掉已經融入血液的地下室的氣味。電影中底層的一家人，雖然改造並包裝了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但一場暴雨就能將他們打回原型。階級差異才是如影隨形的屈辱印記。

誰是寄生蟲？
隨處可尋的界限下，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富人？窮人？

導演的用意並非只是簡單的仇富，因為所選富人的角色並不是韓國財閥家族，而是辛苦打拼的IT人，導演在此拋出一個新命題——究竟是誰病了？

電影中的富人以為，他們的寬容和大度，是對窮人的恩賜。在其背後，是發自內心的對窮人的鄙夷，而窮人早就看透了這種偽善；電影中窮人可憐巴巴的背後，是市儈、奸滑和算計。他們找到各種藉口，為自己不道德的行為開脫，比如，如果我有這些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錢就是熨斗，能把一些褶皺都燙平了……

但是，電影最後仇殺衝突的開始，並非是窮人和富人，而是發生在兩個窮人家庭之間。除了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互害，還有窮人與窮人之間的互害。他們成為彼此眼中的寄生蟲，彼此厭棄，最終化為血雨腥風。

電影中，有一個令人髮指的細節。富人全家一直認為掛在牆上的是小孩子畫的自畫像，但畫中卻是孩子所畫住在“底層世界”的鬼、寄生蟲。它與全家福放在一起。導演藉此傳達一個核心思想：兩個世界“互為寄生蟲”。底層與上層世界，在本質上毫無差別。

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其實，真正的寄生蟲，是人的惡。這惡正如電影中的地下迷宮，自帶轉角，永無盡頭。這種惡共同存在於富人和窮人身上，但有不同的表達。富人強調守住特權和界限，窮人想越過界限，拼命往上攀爬，就連電影最後，兒子幻想買房子釋放父親，象徵階層的擁抱，象徵希望和答案。

但是，這只能是幻想，沒有答案。人之惡，正如電影中的“石頭”，電影說它是“甩不開的石頭粘著我”，這隱喻的是人不可抑制的慾望。所有人身上或許都會產生世界末日一般的瘋狂和焦慮，但所有人都強迫自己填平自己的深淵。

奉俊昊說：“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盡力去反映TA所處的時代。”電影只是一種藝術手段，它只是把個體命運和社會真相以寓言的形式，展現給觀眾。它沒有能力去解決如此尖銳的社會問題。

但現實往往比電影更讓人絕望，人生的無奈是無出路的嘆息。因為有時，固有的被惡禁錮，就再無法打開。

約拿的界限
聖經裡記載了一個“升級版”的越界的故事，就是約拿的故事。亞述帝國殺戮以色列人，上帝卻讓先知約拿向他們傳福音，對於一個如此愛國的先知，這絕對是不可跨越的界限。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參《約拿書》1:3）約拿於是選擇逃跑。

可上帝定意要成就他自己的事。他使約拿經歷了風浪，被人扔進海中，被迫在魚腹裡生活了3日。上岸的約拿，仍不太情願地走向了尼尼微城。當尼尼微人聽到福音而悔改時，聖經中描寫約拿的反應：

“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華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耶和華說：'你這樣發怒合乎理嗎？'”（《約拿書》4:1-4）

約拿不但暴怒，還指控上帝是邪惡的，還當場求死！提摩太·凱勒在《諸神的面具》中寫道：“因為人心的本性是自以為義，所以很自然會覺得自己的文化與階層特色比別人的優越，但是這種自然的傾向，卻為福音所抑制。”

越界的憐恤
約拿的故事在這裡戛然而止。上帝在挑戰帶著階層優越性的約拿，同時也給出了最終的答案。上帝的回應是：你對這個城市沒有感情，但是我卻愛他們。

“耶和華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幹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約拿書》4:10-13）

凱勒牧師在《生活中的偶像》中說：

“幾個世紀之後，有一個人說他就是那最終極的約拿(《馬太福音》12:39-41)。當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他離開了那至高也是最舒適的環境，為了要來服事那些不僅可能會傷害，而且必定會傷害他的人；然而為了要拯救他們,他不只向他們傳道，更為他們犧牲了性命……

約拿只是看起來好像會死在魚腹中，但耶穌卻是真正地死了，而且也復活了。這就是耶穌所說的'約拿的神蹟'(參《馬太福音》12:39)……約拿是被丟到風暴中的海裡，而耶穌則是上了十字架最終極的風暴…… ”

上帝暗示約拿，他會用一種約拿不願意的方式，去愛這個世上強大卻失落的城市。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裡，藉著這位真正越界的“約拿”，來成就愛的委身。

世界的規則是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上帝卻“道成肉身”，“越界”成為卑微的人。影片名為《寄生蟲》，或許或多或少有階級歧視的意味，但聖經中有一處記載著​：“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詩篇》 22:6），很明顯，這指向了受難的基督。他因著愛，賦予我們生命相同的​盼望和慰藉。​

上帝越界的憐恤，才能成為這世界的答案，也成為《寄生蟲》最終的出路和亮光。不只是寓言，而是真實的恩典。

（圖片來自豆瓣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