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在進行法律諮詢服務時，如果遇到未成年性侵案件的被害人，這些案件的共通點是，被害人幾乎都聲稱自己遭到「違反自身意願的強制性行為」，進而經由通報進入到司法程序中。 然而，性侵害犯罪的證據並不易留下，大部分的的性侵被害人並不會立即報案，而是選擇先隱忍消化自己的情緒，選擇適合時機並挑選值得相信的人揭露被害情節，因此客觀跡證早就隨著延宕報案時間而消失。 在沒有客觀跡證的情況下，當被害人走到了法庭中試圖控訴被告有強制性交的犯行，檢察官或是法官多陷入一個兩難的困境中，一邊是指證歷歷的被害人，一邊是聲稱無辜的被告。 在這樣的困境中，司法實務在運作上，就會從被害人的事後反應檢討是否符合「經驗法則」中所謂「典型的被害人反應」。 然而在「檢視」被害人被害後之反應時，檢視者經常受到父權文化的影響，而對於「理想的被害人」有著諸多「想像」，而期待所有的被害者角色必須依照特定的模式行動。 若自己稍微偏離了被期待的角色，就會遭主流社會質疑為異常，這樣的文化一旦進入性犯罪的審判中，就會出現了許多審判上的「性侵害迷思」。 —— 受性侵害迷思影響的審判文化 「好的被害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善於表達。她們必須有適當的魅力，必須端莊且害羞，但卻不能夠軟弱到讓人覺得她易受操縱。他們應該要顯得憂鬱沮喪，卻不能讓人覺得沮喪地歇斯底里，必須是一種得體的沮喪。」 ——Alice Vachss 被害人在法庭中即會被仔細檢查是否符合被害人的形象，彷彿有著一張典型被害人清單一般，詳細確認著被害人是否有符合典型的被害人想像，如果被害人沒有辦法符合一定程度的典型被害人特徵，她就會逐漸被推向誣告者的地位，她的控訴就極可能無法成立。 但是這樣的既定想像是非常危險的！事實上，僅有少部分的性侵害事發生在陌生人之間，大部分的性侵害犯罪是發生在熟識者之間，相當多的被害人表示加害人是她的親密伴侶、親屬、朋友、師長或是其他熟識者。 這類的性侵害犯罪中，鮮少會有被害人立即報案的情況，因為如果被害人決定報案，代表著她必須破壞原有的人際交往關係，她原本所熟悉的生活環境將會產生劇烈的改變。 一般犯罪的報案過程中常會歷經數次的訊問程序，被害人會向警察、檢察官及法官重複陳述其遭遇，而檢察官或法官則經常會以重複的陳述是否一致作為衡量被害人可信性的重要因素。 當多個陳述中有不一致的情況，就會被挑出來而受到強烈質疑，進而認為這些不一致既然涉及了重大創傷，怎麼可能會搞錯或是忘記，這樣的質疑完全忽略了被害人通常會有因為混亂、害怕而產生陳述時的合理誤差。 另外質疑被害人遲延報案的動機則通常是植基於「被害人經常會同意發生性行為後再因為其他勒索、忌妒、逃避等理由而誣告性侵害」的迷思。 這種現況使得社會否認並且輕視性犯罪的發生，更會造成被害人不願意報案而讓性侵害犯罪不斷的惡性循環。 —— 司法機關當然在這幾年有為了性侵案件作出改變，但律師工作遇到類似案件時，仍偶爾會聽到司法人員對於被害人說出：「妳不覺得妳這樣很隨便嗎？」、「妳當時說不要的時候是很生氣的說不要，還是像A片那樣邊笑邊說不要？」、「男生（教練）跟男生（學生）一起洗澡不是很正常嗎？」、「為什麼當時不向旁人求救？」這類的言語，這代表著司法實務仍很大程度受到上面提到的性侵害迷思影響。 當然，在無罪推定的概念之下，必然會產生衝突，但是司法程序不應該成為被害人傷口癒合的阻力。 —— 完整全文請上法白官網閱讀：「我該如何告訴你我不願意？」糾纏性侵被害人的法庭性別迷思幽靈 ｜王於鎮 #法律白話文運動 #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