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平台的評論都講得清清楚楚，結果台灣向來以國際觀與新聞先進自居的 中央社新聞粉絲團 ，還在用血統連結天賦，遂行所謂偽科學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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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大運後，台灣關於米血堡血型的討論增多。所謂的米血堡血型，是除了A、B、O血型外的血型系統，例如戲劇常出現的Rh陰性血。《巷口仔社會學》引述，Broadberry （1996）與馬偕醫院團隊的資料指出，國際間罕見的米田堡紅血球血型第三亞型在台灣原住民卻有相當高的發生率。擁有米田堡血型的人，「可以容忍體內較多的二氧化碳產生，調節血球酸鹼值能力也較佳」，因此米田堡血型的人體力更好，耐力更佳，有助於運動表現的提升。

現任馬偕紀念醫院輸血醫學實驗室研究員許淳欣博士曾表示，白種人與日本人具有米田堡血型的比例大概只有百萬分之一，台灣人有米田堡血型的比例約3%到6%，台灣原住民中阿美族的比率高達90%，達悟族則是34%、卑南族的21%，台灣阿美族運動選手表現也確實很出色。

但是也有人質疑這樣的推論太過草率將「天賦」與「族群」掛勾，隨著科學的發達，時常可以看到關於疾病、特徵與基因的關聯，但若直接將某基因特色與某一族群進行標籤貼合，恐會陷入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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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小編要補充一下

原研究是說米田堡血型「可能」有助於改善運動表現，請注意是一種基於基因研究的推測，不是定論。不是定論。不是定論。

#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提到萬華你首先想到的是什麼？#疫情與萬華汙名化〕

從萬華區的茶室爆發新冠肺炎群聚感染後，5/24三立新聞台某節目在節目標題中使用「萬華病毒」引發爭議，遭民眾向NCC檢舉有污名化萬華之嫌。

▌什麼是汙名與汙名化？

汙名一詞原意是熱鐵烙下的標記。這些標記通常被打在奴隸、罪犯或叛徒—有污點的人、不潔者—身上。今天這個詞的引申義被廣泛使用，即恥辱和詆毀的標記。

在19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出版了《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高夫曼分析了「被污名化」的人對自身的感受，以及他們與「正常人」之間的關係；探討被污名者如何處理來自他人的排斥以及他們傳遞出的各種信息。

所謂汙名，定義為：「擁有一種使對方受到貶低的特質，透過此特質與某種道德規範連結過程，把完整平凡的普通人變成帶著汙點、價值貶損的一個人」。以及汙名化則是：「是一種針對社會上一些特殊的族群，一般人對其抱持的一種惡劣信念與態度」，其具體特徵有以下四個：

❶貼上可供辨識的標籤

將標籤貼在特定族群，使他們與其他人有所區隔。例如：瘋子、有疾病者。

❷標籤指涉不受歡迎的屬性

社會將標籤連結到不受歡迎的屬性上，例如：瘋子是危險的。

❸被貼上此標籤的人被視為異類

被貼上標籤者，會形成一種「我們」與「他們」的對立感。例如：我們不像那些瘋子。

❹被貼上此標籤的人遭受歧視

例如：在我們的社區中不得建造瘋子的收容所。

▌萬華的歷史

事實上萬華由於早在西元1709年，泉州移民從新莊拓墾到此，以「艋舺」稱之，成為台北第一條市街的雛型。

貴陽街是艋舺興盛的起點，早期漢人常到此地與平埔族人交易蕃薯，舊稱「蕃薯市街」；日治時，改名發音相近的「歡慈市街」，並被劃入風化區內，因此街上有不少的妓院。

華西街是萬華區另一條大名鼎鼎的街道。這裡是船夫與碼頭工人的落腳處，也因此娼寮與酒樓林立。

在淡水河淤淺之後，嚴重瘟疫加上民間械鬥不斷，使得艋舺的經濟優勢逐漸消退，因此這裡也聚集了不少商場失意人、行旅病人、離鄉窮苦者，最終形成「乞丐寮」，住有乞食為生的無家者。

最早在1740年就落成的龍山寺，後來又有如青山宮、清水祖師廟等出現，這些當地香火鼎盛的廟宇經常發放物資與許多善心人士捐贈，讓許多無家者得以藉此溫飽。

介紹完相關的歷史，幫各位壯士們總結一下：萬華由於獨特的歷史發展背景，導致萬華地區駐紮更多容易遭受汙名的族群，例如：萬華的「五流」，流鶯、流氓、流浪漢、流動攤販、流動工人。

▌疫情與萬華

有點年紀的壯士們，應該還記憶猶存。

在2003年春，全台陷入SARS危機，自3/14第一起境外感染案例，到7/5台灣正式從世界衛生組織疫區除名，共有664個病例，其中73人死亡，造成全台長達四個多月的集體焦慮與恐慌。

當時台北除了和平、仁濟醫院因為疑似群聚感染而陸續封院引發許多爭議之外，萬華地區也有兩個社群遭到集體隔離：一是華昌國宅居民，居家與集中隔離者總計有775位居民；二是萬華地區的無家者，集中隔離者有160 位。

2003年5月，萬華里長聯誼會發佈聲明稿中說道：

「......遊民、流鶯四處流竄，成為SARS的散播者.......造成萬華區成為一級疫區，頓時成為空城，百業蕭條、人煙罕至。」

許多里長指責和平醫院危機處置不當，使疫情從中正區的院內移轉到萬華區院外，而無家者、流鶯等「偏差者」也被標籤為「SARS的散播者」。

之後由於發生不明發燒與死亡案例，當時聯合報更以頭條新聞發布「水染病毒萬華爆社區感染」，報導台北巿萬華區華昌國宅爆發社區感染SARS；在未經求證之下，蘋果日報更以「社區感染四百居民住以待斃」的聳動標題，渲染社區感染的危機。

當時許多居民與無家者以「疑似SARS案例」為由，被施以與和平醫院同規格的集體易地隔離措施，事後證實這兩個社群並未出現真正的感染案例，也未引發社區集體感染。

對於當時的居民與龍山寺無家者而言，集體隔離無疑是一種汙名化的展現。
先認定他們與其他族群的不同，再將他們視作「帶有疾病的」，並且將「帶有疾病的國宅居民、帶有疾病的街友」視為需要被處置的對象，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最後，再施以行為，也就是隔離。

▌反觀現今新冠肺炎疫情對萬華影響

現今新冠肺炎疫情對萬華影響有哪些？在萬華茶室爆發群聚感染後，除了產業衝擊，負面標籤也不斷出現，網路上便充斥著許多對於萬華的歧視言論。

台北市議員吳沛憶指出，近來聽到許多萬華人受到歧視排斥，甚至有公司要萬華人去採檢才能上班。作家林立青也在臉書發文，他表示在這疫情之下，許多物流快遞不送萬華，讓各服務弱勢的團體變得很困擾。

同時，中華文化總會主辦的「萬華大鬧熱」活動官方臉書今天發文表示，「只有病毒才是這場防疫真正的敵人！」。

文總也發起「萬華加油VIVA BANGKAH」換頭貼活動，期待大家意識到汙名化的危險與錯誤，而非指責染疫的人。活動一推出後，馬上吸引許多破萬人的在地粉專、社團陸續響應。

相較於過去SARS疫情時期，今日對於汙名化的抵抗，也在萬華逐漸成形。


▌結語

蘇珊·桑塔格在她著名的《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指出當疾病成為污名化的隱喻時，將阻止病人們尋求完整的治療。

當肺炎被看成是對於參與茶室文化甚至做為八大行業的懲罰時，許多人便因為害怕被揭露、害怕被列在受歧視的名單裡頭而不願意篩檢就醫。

尤其如果所患的疾病即使「早期發現」也不保證有藥可醫治，那麼病人就與其忍受病痛，也不要因就醫而過著飽受歧視的生活。

新冠肺炎如果也成為一種污名化的隱喻，防疫工作將會更困難，因為人們將可能拒絕承認其過往的生活足跡。

面對疫情，我們應該以正確的態度與同理去對待正面臨高風險的人。我們不應該對疫情感到恐懼，而是更加勇敢，因為我們有機會對他人伸出援手，發揮作為社群協助的力量，才能戰勝疫情。

第一次聽到「台女」這個詞，是從一個研究嘻哈音樂的政大在讀生那邊聽到的。她描述她的女性同學用了「台女」來形容一些令人觀感不好的行為，而這個形容讓她不是很舒服，雖然她不是那個同學形容的對象，但她不明白為什麼「台女」這個詞會在我們的社會背負了這麼龐大的負面感受?

當時我也沒能給她一個答覆，多半只是聆聽她的不舒適。

最近拜讀了前時尚雜誌編輯李昭融、攝影師登曼波與林建文共同出版的大作「台女」之後，心底有些呼之欲出的感受，在閱讀過程中漸漸浮上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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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白人男子交往的台灣女性會被揶揄「ㄈㄈ尺」，但跟白人女性交往的男性會被稱為「台灣之光」或「為國爭光」。
-摘自「台女」作者李昭融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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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我也很想為國爭光，但無奈社會認同的女性爭光方式，時常是依附在一個主體旁邊，較為內斂被動的狀態。作為一個女性，如果有太多跨出原本預設樣子的行為，則時常被視為過於主動、容易惹來負面評論，比如跨出自己的文化圈跟外國男性交往，雖然祝福不會少，但也可想見許多揶揄的話語不會對她們太客氣。但男性如果主動做出跨出圈子的行為，則通常會被視為具有開創性的行為而受到稱讚。老天，我也好想這樣受到肯定，台灣的教育機會如此平等，女孩子們讀了這麼多書、懂了這麼多事情，卻只能以曖曖內含光的方式得到肯定，主動爭取就要常常被形容如狼似虎，實在也太苦。

在這樣的觀感底下，真是女子無才便是德，女生們如果將自己愚民化，早點說自己不想努力了，可能心裡就不用這麼糾結，說不定還能夠長壽許多。反過來說，男生的情況呢?如果男生想依附在另一個主體旁，做一個內斂被動的角色時，我也可以想像大家被撻伐的慘狀，沒用、軟腳蝦、怕太太...等等標籤就貼上來了。

如果沒用的他與主動的她可以相遇，我想應該會是很美好的，但問題是，有多少人可以在旁人不肯定、甚至揶揄的情況下，撐到遇見那個願意肯定他/她的另一半呢?

這本攝影文集，無論是攝影與文字都會讓人不禁去挖掘自己心裡長久以來沒有深思的問號，有社會學的氣勢，有採訪真相的尖銳，有不討喜的美感。反轉標籤雖然不是一時間能做到的，但無論是男是女，如果可以幫彼此慢慢拿掉那些尖銳的標籤與控訴，我想所有人應該都會舒服自在許多。如果一定要貼標籤，那就把標籤變友善且美好吧。(比如搜尋 #法國女人 這個標籤通常是充滿讚揚意味的。)

謝謝李昭融、登曼波與林建文三位共同創作了這本書，閱讀之後，我已經開始期待下一本了，也許是「#台男」?

*攝影師登曼波於台北美術館與政大藝文中心的展覽「父親的錄影帶」雖然已經結束了，但生猛的內容與戲劇性的發展令人印象深刻，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網查看資料。

#台女
#台女不意外
#配上一碗台式剉冰致敬作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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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 ＃無名小站 ＃45度角

各節重點：
00:00 前導
02:59 人們從什麼時候開始自拍？
04:32 自拍正式大流行
06:10 自拍流派的演變
08:05 對自拍的負面想法
09:05 自拍其實有好處？
10:17 我們的觀點
11:25 提問
11:43 結尾

【 製作團隊 】

｜企劃：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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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參考資料 】

→他180年前就在自拍！史上首張自拍照長這樣... ：https://bit.ly/2WnqgYJ
→我就是我，我不是我——一段矛盾的自拍社會學簡史：https://bit.ly/3p1ovgg
→我們為什麼熱愛自拍？：https://nyti.ms/2KCc2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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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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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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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正因為google map而搶回了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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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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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理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林子廉，2009）。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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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體驗是由生活中的不同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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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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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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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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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可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個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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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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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不斷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 GPS 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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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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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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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與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 #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潘霽，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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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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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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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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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境，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評斷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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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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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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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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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種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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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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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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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得，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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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更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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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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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子廉（2009）。旅遊手冊如何影響遺產觀光客對於原住民石柱真實性知覺、旅遊動機及體驗。文化大學觀光系碩士論文。
2.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Sage.
3. 廖酉鎮, & 陳均伊. (2013). 讓地圖活過來一 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 科學教育月刊.
4. LO, K. H. (2012). 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 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文化研究@ 嶺南, 32(1), 1.
5. Sieber, R. E., & Haklay, M. (2015). The epistemology (s) of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 critiq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2), 122-136.
6. McQuire, S., 潘霽（2019）。From Media City to Geomedia: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a Pioneering Australian Scholar。資訊社會學研究，36。
7.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8. Kingsbury, P., & Jones III, J. P. (2009). Walter Benjamin’s dionysian adventures on Google Earth. Geoforum, 40(4), 50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