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82 唐柳公權普照寺碑（集柳碑）
出版時間：清拓本
裝幀：經折裝1冊
尺寸：24×34cm

《普照寺碑》又稱《琅琊普照禪寺碑》，原碑高8尺6寸，寬3尺9寸，厚2尺1寸，字徑1.5寸，共1261字。金皇統4年（1144）普照禪寺主事妙濟禪師覺海主持寺院擴建與修繕，對唐代名家柳公權（778～865）書法十分推崇，因此費盡心力四處搜集字跡，由名士仲汝尚撰文，集成《沂州普照禪寺興造記》，再由名工仲汝羲按柳體字將全文雕鐫於石碑上。因為是集柳字而成，故世人稱之為《集柳碑》。此碑筆姿勁秀，體勢開張，與號稱「西柳」的西安《玄秘塔碑》齊名，稱為「東柳」。《玄秘塔碑》雖為楷書，但字體較小，而另一件柳書《神策軍碑》只有宋拓殘本傳世，故此碑乃為柳公權楷體大字書碑中唯一的珍品，歷來習柳書者奉之為圭臬。

《集柳碑》位於山東臨沂市普照禪寺內，該寺為當年琅琊王氏故宅，即一代書聖王羲之（303～361）的故居。西晉末年琅琊王氏隨晉元帝渡江南遷，將此宅捨為寺院。《普照寺碑》碑文中也記載了王氏捨故宅為梵寺的歷史。此後歷經朝代更迭，幾經興廢，寺名也數度更易，不可勝記。

清康熙7年（1668），《集柳碑》在郯城大地震中斷為數截，雖然經過細心修復，仍殘缺128字。道光年間又遭庸僧剜洗，致使筆劃失去原有面貌。抗戰時期石碑險遭日軍盜走。文化大革命時期，此碑不幸遭難，徹底損毀。現存寺內的《集柳碑》，是1979年對照數種拓本重新刻製，已非原碑。

Lot.83 唐柳公權玄秘塔碑
出版：西安碑林博物館
裝幀：整紙1紙
尺寸：121×295cm

《玄秘塔碑》全稱《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並序》，書法家柳公權（778～865）64歲時所書並篆額，文為裴休（791～864）所撰。碑立於唐會昌元年（841）十二月，碑高368公分，寬130公分，楷書28行，行54字，現存於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

傳統書評論者多崇尚骨力，柳公權學顏（顏真卿，709～785）出歐（歐陽詢，557～641），別構新意，而有「顏筋柳骨」之說，評價甚高。宋蘇軾（1037～1101）稱：「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誠非虛語也。」米芾（1051～1107）認為：「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明王世貞（1526～1590）云：「柳法遒媚勁健，與顏司徒媲美。」清劉熙載（1813～1881）《藝概》謂：「柳書《玄秘塔》出自顏真卿《郭家廟》。」

《玄秘塔碑》為柳公權晚年成熟作品，結字內斂外拓，緊密挺勁；運筆健勁舒展，鋒芒畢露，然不失端凝沉著，四面周到，面目獨特。明王世貞《池北偶談》：「玄秘塔銘，柳書中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勁健，固自不乏，要之晉法亦大變耳。」清王澍《虛舟題跋》稱《玄秘塔碑》：「誠懸極矜練之作。」《玄秘塔碑》洵為後世公認柳體字的代表作，為後人學習楷書的經典法帖。此拓為西安碑林博物館早年舊拓，拓工細膩嚴謹，字跡清晰，墨韻盎然，於今已成絕響，識者知其珍也。

書法控、拓本迷絕不能錯過的顏筋柳骨、碑拓名品
柳書圭臬，東柳西柳，都在2020清風似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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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造訪故宮博物院】
50年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
應1970年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之邀請造訪台灣
訪台期間兩度前往故宮博物院觀賞文物

創作者對於藝術文化的愛好及感受性
或許是與生俱來的
而你我雖然距離古代很遠
對於古典仍然會懷有強烈的情緒

你也讀過川端康成的作品或改編的影劇嗎？
一起來分享

圖說：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聞名世界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右)十七日參觀故宮博物院。
日期：1970/6/17
來源：聯合報
攝影：龍啟文

#突然好想去故宮看展覽
#川端康成 #古都 #上戶彩演的古都是小編心頭好
#報時光UDNtime

歷史新聞節錄

【1970-06-18/聯合報/02版】

川端康成游於藝
看中華文化博大瑰奇 嘆東方之美盡在茲矣

【記者陳揚琳】川端康成昨天參觀了故宮博物院，欣賞他所嚮往的中國古代藝術珍品，真正體認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對於這位聞名世界的日本作家而言，昨天是一個美好的日子，故宮博物院之行拾回他的希望，他已不再感到悲哀，對於僅一小時半的短暫參觀，他只有流連忘返。這與他廿多年前訪問中國大陸北平時的心情截然不同，那時候他所看到偉大的文化呈現頹喪現象，使他懷著一份悲哀的心情離去。

看了豐富而有系統陳列的故宮文物珍藏，川端康成的第一個感覺是「大喫一驚」，因為故宮博物院規模宏大，所展出的中國歷代每一朝代文獻與藝術品，上自商周，下迄明清與當代，無不作有系統的分類及陳列，並有詳盡的說明，使參觀者一目瞭然，是他事前所沒有想像到的。

由於參觀活動行程的臨時變更，川端康成比預定時間晚一小時又卅分到達故宮博物院，一下車，這位大文豪就迫不及待的往陳列室走，導覽小姐也跟不上他的腳步。他是從殷商甲骨文看起，從導覽小姐流利的日語介紹下，他知道這是中國最古的文字。這些由殷墟出土的龜甲和獸骨上所刻的文字，是商代王室日常生活的紀錄，是研究中國文字最珍貴的原始資料。接著，他又參觀了河南安陽侯家莊一○○一大墓的模型、圖片以及商、周銅器，他對「商諸姛方尊」銅器上的所刻劃的花紋很感興趣，但他並不清楚是什麼含義。導覽小姐告訴他，這種花紋叫做「饕餮文」，川端康成聽了睜大眼睛，驚異的反問：「是不是告訴人們要多吃？」導覽小姐笑著說：「正巧相反，『饕餮文』是警世的記號，是告誡世人不可貪吃，不可貪財，否則就會遭殃。」大作家聽了不斷點頭稱好，認為這些絕世古物不僅有藝術價值，還有教育意義。在琺瑯器室中，光澤鮮豔，美麗動人的琺瑯製品很吸引這位日本文豪，在明代的「景泰搯絲琺瑯玉壺春瓶」前，他一看再看，並不斷稱讚它的精美。

川端康成有許多雅致嗜好，如喜歡收集極昂貴的古董及各國名畫真跡，為了保有這種近乎奢侈的愛好，每每令他幾乎傾家蕩產。每當他看到一幅認為滿意的畫或古物，總千方百計的設法買下，日本畫家池大雅和與謝蕪村合作完成的被稱為國寶的畫冊「十便十宜圖」，便是被他以巨款買下來的。

喜歡畫的川端康成，對中國宋元的山水畫特別欣賞，他認為那是中國美術的絢爛時期，在前天他首次在中國發表的公開講演中，曾唸出一連串中國宋元名畫家：牧溪、梁楷、夏圭、倪雲林等的名字，並說明這些作家的作品在日本受到極高的頌讚。昨天，在故宮博物院的畫室中，他終於欣賞到這些他所仰慕的中國古畫家的真跡。譬如，元代倪雲林的「松林亭子」，宋代夏圭的「溪山清遠」等，他都仔細瀏覽。一再強調，日本的中國畫北畫大師雪洲，就是受夏圭畫風的影響，無論用筆、格局，都極為相似。

欣賞了一幅又一幅巨型古畫，這位七十一歲的老作家更肯定的重複指出，日本文化精神深受中國古代藝術的影響。

【1970-06-16/聯合報/02版】

七十年代的亞洲文學
──對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的獻言

【社論】亞太區域性的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今日在台北市隆重揭幕，參加此項會議的，計有澳洲、錫蘭、香港、印度、印尼、伊朗、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中國等十五個國家或地區的文藝作家，包括一九六八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川端康成，以及國際筆會總會秘書長柯威爾、英國筆會副會長凱瑟琳．娜特、法國筆會執行委員戴裴爾、愛沙尼亞反共流亡作家維爾需等一百六十餘人，就「今日亞洲作家所面臨的問題」，作廣泛的研討；其中將涉及有關民族文學的發展，以及有關詩、散文、小說、戲劇、大眾傳播、作品傳譯……等各方面具體的項目。

由世界各國重要的詩人、劇作家、散文家、編輯人、小說家等所組成的國際筆會，每年輪流在各大洲舉行年會一次。此為全球性的文藝界盛會，對於國際文學運動及文化交流，貢獻至大，而亞洲作家們有感於亞洲文學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地理因素，在全球性的筆會之外，有舉行區域性的筆會，研討亞洲文學的特殊課題之必要。首經菲律賓筆會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間，在馬尼拉市召開第一屆亞洲作家會議，討論主題為「文學上的傳統與現代」。次經泰國筆會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間，在曼谷市召開第二屆亞洲作家會議，討論主題為「亞洲思想與國際諒解」。本日在台北市召開的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其規模較過去兩屆更為擴大，由亞洲擴展及於亞太地區；而其討論的主題「亞洲作家所面臨的問題」，也較過去兩屆更關重要。

僧帽壺

僧帽壺：中國元代創制的瓷器造型的壺式之一。因壺口形似僧帽而得名，造型為口沿上翹，前低後高，鴨嘴形流，壺蓋臥於口沿內，束頸、鼓腹、圈足、曲柄。具有強烈的少數民族風格。元器形體敦實、壺頸較粗、壺流略短，明器壺流略長，清器頸略高，腹部略瘦。最早為元景德鎮青白瓷器。明清兩代繼續燒造。有青花、紅釉、白釉器等。

「僧帽」，出家僧人頭上帶的帽子。《佛教大詞典》「帽子」條目記載如下：頭巾、禪巾、菩薩巾，冬季僧侶頭上所戴布制之物。《釋氏要覽》卷下送終篇頭巾條載帽的形制「全長五尺三寸，前面長二尺八寸，背後長二尺五寸。」然而，除南傳佛教僧眾因為天氣的原因基本上未見著帽外，佛教各宗派的帽子又有著不同的形制。如在大乘佛教裡面有天台、真言、淨土和禪宗的區別，有漢傳佛教和密宗的區別，以國籍論又有中國佛教與日本佛教帽子的區別。早期佛教對帶帽的要求比較規範，《四分律》記載，佛言：「比丘不得裹頭，是白衣法，若裹頭如法治，時諸比丘頭冷痛白佛。佛言：聽以毳若劫貝作帽裹頭。」這段文字記敘的是早期有家僧人不許帶帽子的規定，但是後來因比丘無頭髮，天氣寒冷所以佛祖慈悲允許用毳或劫貝作帽裹頭。即便如此，《大比丘三千威儀經》還規定了「著帽之時，不得對佛作禮。」

佛教典籍中，佛祖雖然規定了是否可以佩帶帽子，但是卻沒有為它規定具體形制。因而流傳到後世佛教中帽子的形狀不單有宗派之分還有國籍之別。中國僧帽壺根據傳器型制主要分三種，其一為明代李茂林款式，其二為時大彬款式，其三為最早出現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壺——「高」僧帽壺。經比較以上三款都叫僧帽壺，同一名稱的器形差別卻很大。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從上古陶器、青銅器的使用，漢之後由漆器到瓷器，至紫砂的興起和進步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這種影響並隨著社會的發展變的更加複雜。從作品的角度來說每個朝代都會根據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工藝製作水平和審美風格而有著自己的特點和變化，比較同一時期的器物是無法找出它們的傳承點和變化原因的時候，轉移到歷史文化的角度上來，而不能僅僅從工藝設計這一點來看問題

壺制特點
李茂林款僧帽壺
嘴短直，嵌蓋，壺肩上平面有篆文一圈，可回旋倒讀均成文。壺底刻「萬曆丁醜子京先生索，文嘉銘」。（萬曆丁醜為公元1577年）壺身上貼的蓮瓣花紋裝飾應該是根據佛教習慣而來。此壺在僧帽壺中的地位是比較獨特的，因為如將嘴、把不做考慮的話，壺身與當今和尚們冬天所帶之明宣德青花瓷僧帽壺

帽子最為相象。因此可以說在遍查佛教典籍後，沒有發現有關對僧帽的具體形制記載的情況下，此壺和僧帽這個名字的原始意義（上文《四分律》中載僧人因天氣寒冷而佛祖准許帶帽之語），並和現實情況下（淨土、禪宗等中原佛教僧侶所帶之帽子）最相符。

時大彬款僧帽壺
特點頗為明顯，壺身六瓣，鴨嘴流，蓮瓣裝飾上升到壺冠，耳型把上有一小扳手（似飛把）。壺底刻「萬曆丁酉年時大彬制」（公元1597年）楷書。

顯示這兩把壺製作時間相差不過二十年，但是形制卻差距如此之大。一般情況下同名器形見應存在的一定的相同點或前後變化的傳承，於這裡卻絲毫沒有脈絡可尋。再翻看資料，介紹時款僧帽壺時多提到了是從元代瓷器中「甜白釉僧帽壺」演變而來，根據時間計算元代要早於紫砂開始盛行的明朝。雖然紫砂圓形僧帽壺本身之間也有一些細微不同變化，但總的來說應該是最早出現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壺造型。

宗教內涵
景泰藍番蓮紋僧帽壺
瓷器僧帽壺也有著鮮明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格，經過多方查找對比後發現元及以後歷代以「僧帽壺」來命名的瓷器有很多，如「明宣德寶石紅僧帽壺」、「青花藏文穿連雙龍紋僧帽壺」、「甜白釉僧帽壺」等。尤其是現藏於台北故宮的「青花藏文穿雙龍紋僧帽壺」，揭示了僧帽壺的來歷！此器頸，流，把身基本上和以上幾種差別不大，關鍵在於壺身上的一圈藏文，其意義為吉祥祝福用語，現將其摘錄並翻譯如圖：「日平安，夜平安，陽光普照皆平安，日夜永遠平安泰，三寶護佑永平安」。此處所謂三寶即是對佛教中佛、法、僧的稱謂。這把壺形制仿自元代僧帽壺，為什麼明代要原樣仿制上一代少數民族朝代「元」的器用品呢？根據這把壺身上藏文吉祥祝語的記載發現藏傳佛教和僧帽壺的出現應該有一定的關係。

有資料說永樂皇帝為了在連續不斷的法會上減輕僧人們的睡意而定做了數百僧帽壺賜予眾僧作為飲茶器具。黑色法帽在被蒙哥賜予藏僧的時間上要早於瓷器僧帽壺的出現，考慮到僧帽壺的使用價值和它與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有著很深的淵源，以「藏」民族的一些實用器皿，包括從藏傳佛教法器中選取和其有相同處的與之進行了仔細對比，發現了藏傳佛教中常用的五佛冠，可能也對早期僧帽壺的設計起到了影響。「五佛冠」，其冠字有把帽帶在頭上的意思。就形制來說，此冠分五朵蓮瓣，每一葉冠中間，都有一個蓮瓣形的佛龕，佛龕中間各有一個代表五佛之一的梵文字母。這也與僧帽壺頸部以上的設計比較相象。至此，經過以佛教界法器的比較和對歷史上僧帽壺來源的考察，關於其出現的原因的一種解釋——它可能是以中原漢族傳統器皿「湯瓶」為主體結合藏傳佛教法王「黑帽」和法器五佛冠的式樣為頂部設計，並以此來明確其宗教使用特點而設計的飲器。它的用途初期專為佛教僧侶飲茶，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變成普通人也可以使用的茶壺。

工藝特色
明永樂紅釉僧帽壺
僧帽壺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元代，最早出現時的載體為瓷器。明以後隨著大量瓷器工匠轉移到紫砂器方面的製作後也將此器形移植了過來。並且根據以上原因來看，紫砂圓形僧帽壺的出現時間要早於李茂林，更早於時大彬款，時款應為紫砂工藝成熟後，由製作紫砂器皿的工匠根據紫砂壺成型特點加以改良後出現的結果。李茂林款僧帽壺應和其它兩種是沒有傳承關係的，其出現的理由可以做以下兩點考慮：一，李根據漢地佛寺內僧人實際使用後產生靈感設計而來；二、李根據當時出現的瓷器僧帽壺款式所啓發，進而獨立創作的。

通過從歷史的角度，證明瞭僧帽壺在歷史上有著並且也應該有它獨特的地位：其一，解釋了壺名的由來，揭示了其與少數民族器用品有著直接聯繫，並且反映出一段各民間交流的歷史。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僧帽壺製作工藝，設計思路轉變的過程。通過它能夠比較清晰的反映紫砂在中國歷史大環境中不斷變化的歷程，說明瞭「飛把」工藝設計的出處。其三、也展現了佛教傳統中從無帽到有帽，以至於到帽子成為法器的一種演變過程。通過這次對僧帽壺的研究後更發現僧帽壺與傳統文化分不開，它是折射出中國文化傳統和歷史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