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816）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我同麗儀分隔20年的遭遇，特別是1979年我們所遭受的政治重擊，現在的年輕讀者也許覺得這樣的關係既淒慘又難得，但若與許多人在大陸的遭遇相比，不但算不得什麼，而且簡直可以說是幸運了。有一位麗儀的學生留言說，1965年前麗儀能夠每年寒暑假來香港，是他們那時想像不到的特權。

雖然「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雖然期望能夠共同生活和有完整的家庭是正常社會太普通的意願，根本談不上是什麼權利，但在專權壓力下，她的際遇，我的際遇，我們的際遇，已經算很幸運了。

1954年中學畢業時我們的同級同學，約有一半以上都在那一年或一年後，入讀中國的大學。他們當時都愛國熱情高漲，決心為祖國貢獻青春，但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後，都一一回香港了。留在大陸時間越久，回到香港時的失望、落寞甚至悲戚就越甚。四分一世紀後，幾乎全部投奔祖國的香港青年都回來了。回港後，在中國的學歷不被承認，基本上找不到與專業相適應的工作。有一次，我同老同學共聚，聽他們訴說那些年的遭遇，共同的結論就是作家白樺那句話：「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同學當中，越有才華的遭遇就越不堪。其中一位資質甚高的同學，我還記得他名叫丘共明，在文革時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斃了。儘管文革後獲「平反」，但對死去的人又有什麼意義呢？

最讓我懷念和惋惜的，是與我關係特別好的同學，他叫林秉寧。中學時他就是地下共青團員。他思想敏銳，知識廣博，引導我閱讀《大眾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讀物，他常跟我分析中國和世界形勢，我的思想「進步」在某程度上是由他帶動的。他沒有擔任班幹事。但在我們到廣州投考大學那兩個星期，他被中共當局任命為考生領袖，由他傳達和帶領我們參加各種活動。他的背景也就顯露了。他順利考入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據知他一直被黨信任，積極參與政治活動。1956年，毛澤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黨組織要知識人「幫助黨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林秉寧也按照黨的指示，在組織同學的討論會上，主動提出報上看到的一些「鳴放」言論，展開討論。誰料接下來是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掀起，林就莫名其妙地被指他在討論會提出的話題，是右派言論，把他打成右派。跟著大學畢業，不給他分配教師的工作，而是下放農村勞動。這一去就二十多年。林的父親在美國紐約開洗衣店，在1960年代已經給他辦好了移民美國的手續，但林仍然等待對他的「政策落實」，希望有一天能以他所學教育中國下一代。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他又滿懷希望地等了兩年。到1979年，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他還想爭取機會留在祖國。直至他申請到的護照和美國簽證到手，他仍然抱著最後一個希望，試探能否有做中學教師的機會。然而仍舊不得要領。終於他帶著滿頭白髮，虛度二十五年的人生最好的歲月，滿懷身心的創傷，離開了中國。在他往美國之前，我在香港與他相聚。他對過去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隻字不提，只是不停長吁短嘆。後來，我聽說他在紐約唐人街餐館洗碟子，不懂英語，與美國社會隔離。有人說他曾被搶劫而受傷。

除了我們那幾年，號召香港中學生回國升學之外，1958年大躍進時期，一些左派工會也動員香港工人回祖國參加建設，迎接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當時我認識的一些工人也辭去香港的工作回去了。結果，同樣地，幾乎全都灰頭土臉地回香港。

2000年《上海文學》連載、中國作家楊顯惠寫的《夾邊溝記實》，記錄了當年專門收容右派分子的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的悲慘故事。其中有一段記大飢荒時期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右派分子：「董建義，上海人，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 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 到蘭州，1957年給領導提意見定為右派，押送夾邊溝農場勞教。1960年11月上旬餓死，時年35歲。記得當時他圍著被子坐在地鋪上和我說話，說他女人快到了，看來用不著我為他料理後事了。他正說著話，頭往膝蓋上一垂就死了。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後，見遺體已被割食，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上…… 。」
讀來讓人毛骨悚然！我的右派同學的遭遇與之相比，又不算什麼了。（50）

圖1，中學畢業時的丘共明；

圖2，在畢業禮上，林秉寧坐我身旁；

圖3，埋有二千多右派分子白骨的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遺址。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神父的鹽
　
非常好，土狼ｂｒｏｔｈｅｒ．
　
獨派之道無他，永不屈服而已．
　
台獨不是馴獸鞭，要教訓野蠻的大象，才說我也在動物園．
　
什麼「ｏｏ和木曜四超玩的聲量你挑戰得起？」、「被倒打一波會怎樣死傷慘重」，實屬無知．
　
這跟當初使柯文哲壯大的謬論相同，「白粉你挑戰的起？」、「被柯文哲打一波會怎樣死傷慘重」，事實是，柯糞被打得只剩四趴，才會有許多人沒得撈了，跑來依附．
　
有些言語的份量是實在的，有些聲量是空虛的，飄飛的鴻毛絮語，始終比不上重如泰山的肺腑之言．
　
許多人老把自己喜好的行銷邏輯，帶到真槍實劍的言論戰場，平時浮華的垃圾吃多了，以為大家的餐盤上，都裝的是搞笑的短片和精緻的業配，而不是實際的論述和的激情四射的觀點．
　
幹話頻道，跟自由城邦，始終是不同的地方．
　
前者要計算利益，怎麼說，才能獲得讚數，怎麼做，才能討好閱聽者的需求，後者則無拘無束，怎麼說，才能傳遞真實，怎麼做，才能貫徹信念．
　
前者能博取他人眼球，但後者，才有實際的影響力，才能撼動人心．
　
前者是安詳的，後者是血腥的，前者是不能被批評的，要避開衝突的，後者，則沉浸在唇槍舌劍，沐浴在刀光血影．
　
正是因為沒有中心思想，所以哪有好處，就往哪鑽，失去了好處，就珍重再見，今天台派，明天兩岸一家親，正是因為是虛的，才需要呼朋引伴，壯大聲威，好引誘對方，待價而沽．　
　
商人逐利而居，尋求的是無痛轉移，莫將他與一般自然使用者，或者是純粹的倡議者，混為一談，每一個柯黑，都曾經是柯粉，但每一個曾經的柯粉，卻不一定成為柯黑，或者是台派．用其他人曾是柯粉，而阻卻了他人的懷疑和批判，合理化他的作為，以及重創台灣本土派的過往，只因為他是一個可以合作的對象，這對其他人是不公平的．
　
曾經的柯粉，轉為柯黑，中間經歷的是一股陣痛和懺悔，反省和學習，認清了柯文哲的真面目，後悔於過往對他的盲信，或助紂為虐，或者推崇造神，或者合理化他的謊言，跟著一起攻訐反對柯文哲的人們，滌清了自己的思維以後，修正了自己的錯誤，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以台灣為本位，什麼是真實，什麼是信念，而什麼又僅只是信仰，因此重新選擇，不再被兩岸一家親所迷惑，不再犯下錯誤，並試圖彌補它，與柯糞混打成一片，以守護台灣價值為己任，而不再只是對著任何為台灣著想的行徑，嘲諷「這就是台灣價值」，正是因為，所看的風景，已經不一樣了，所在意的座標，重新定位在正確的位置，如此，才能說他已經改變了，已經清醒了，已經覺醒．
　
缺少了這「看到不一樣的風景」，就不能說，他已經不一樣了，也許他的觀點相同，他的本質不變，只不過所服膺而獲取利潤的對象，改變了而已．
　
「每個柯黑都曾經是柯粉」，曾經的柯粉，也可以變成韓粉，也可以變回去柯粉，就如同柯文哲從前怒罵馬英九在遠雄背後撐腰，馬英九侮辱台灣人，馬英九是貪婪咕嚕，九二共識就是下跪投降，變成稱讚馬英九是正派的人，九二共識被汙名化，墨綠游移到藍白，紅統，只是搖擺不定的投機人士．又或者如某網紅，捧起韓國瑜，使其當選，又稱被欺騙，游移到另一端，稱自己是反共，反紅媒，反國民黨，卻對侯友宜讚不絕口，又和兩岸一家親糾纏不清，不一會兒，又走回老路，痛罵民進黨「真是不要臉啊！民進黨要選票時就講統獨問題，講到民生問題時竟學中國的方式，現在是把我們台灣囝仔當做是白癡喔？當人民都塑膠的」，說是「槍枝泛濫、司法改革與居住正義等問題都沒人要理了」，事實上，台灣並沒有槍枝氾濫，這是個假議題，開他槍的人，使用的是小沙鷹，台灣歷年罕見，只有循特殊管道能獲得．再如何槍枝管制嚴格的國家，都會有少數人可以獲得，放著真正的治安問題，黑幫組織犯罪不管，卻說無關的槍枝氾濫，只是一種混淆罷了．
　
隨便找個長久以來累積的社會問題，便嚷嚷著要上街，各種議題混雜一起，如同當年反年改衝進世大運，稱要「為中華隊加油讓世界看見台灣，反對美國幹渉中華民國內政，反對日本核食進入台灣，反同婚、反錢瞻、反滅香、反一例一休，收回公教年金改革錯誤政策，全民拼經濟．」只是在遷怒，和洩憤，為了成就自己而已．
　
商人有商人所在的層次，撈仔，喔不，機會主義者，有機會主義者存在的空間，若能派上用場，實有好處，然，過去所造神的對象，替本土派埋下了禍根，錯誤尚未彌補，只消一句話，投人所好，便急著吹捧，或將其話語奉為圭臬，隨意將信任託付於他，莫說他人懷疑，心裡不平，機會主義者之所以為機會主義者，就在於搖擺不定，今天風向對了，便一起歌功頌德，改日風向不對，便跟著落井下石，他人費盡千辛萬苦，尋求改變，得到他人信任，有批評國民黨，而被Ｋｏｆａｎ攻訐學歷，有因批判危險親中候選人，被Ｋｏａｆｎ和韓粉發起罷免，有不因苦無證據，卻仍然持續不懈的追查大巨蛋的人，若什麼都沒做，只消幾句便取信於人，人哪裏多，便往哪裏去，樹倒了，便如猢猻般散去，如此，便屬於靈的轉移罷了，不能將承受代價的人，與之相混，把他們看作相當．
　
而所托的相信，理由過於薄弱，甚至連自己也不太清楚，只覺得，他人說好，便是好，對於自己信奉的原則，也解釋不通，最後，只得打磨了自己的思維，擱置了懷疑，人云亦云，大哥說什麼，就是對的，今天大哥說往東，便往東，往西，便毫不考慮地往西去，將不穩定的座標，視為穩定的指引，如此，信任就容易變質，人們相信的不是事理，而是人，看起來，是得到更多的信任，實際上，是將自己的信任，託付給有風險的對象，人們信任大哥，大過於事理，大哥若將信任挪於他用，人們也跟著大哥的風向去了，原以為是賺取，實則是分潤，大哥為友，理由不充分，內部因爭執而紛亂；大哥有朝一日成了敵人，則原本的朋友成為大哥的信徒，大哥轉了風向，人們卻無法察覺，「大哥是自己人啊！」、「大哥是對的！」，「大哥沒有錯，你們都誤會他了．」、「大哥沒有變，都是你們在跑來跑去！」，當人大過於事理，是非就因著人而轉動，事理就是可以改動的，兩岸一家親等於實質強台，也就沒那麼奇怪了，這成為了由外至內，製造徒然的內耗．
　
這些，與其說是託付信任，不如說是在稀釋自己，信任尚未積聚之時，便冷嘲熱諷，或冷眼旁觀，信任積聚起來，則說自己和你相同，便混進去分靈，佔據主位，共享成果，一群人聞香而來，分香火而去，變成全然不同的東西，飽足自己的利益，於是信任垮了，面目全非，便故態復萌，分光了，問他為何如此？便稱本來就是這樣，彷彿與自己無關，又回到了從前那段斥若鄙夷的日子，如此，螞蟻儲糧，蟋蟀分享，所謂台派，不過是豪華的餅乾而已，這麼造，都造不起來自己的巨塔，只能造起像是個糖果屋的玩意兒，由同一群人把玩，同一群人代言，或吃食，或崩解，所謂台派支持者，若無原則，無中心思想，不過是他人的玩物．
　
為何？有聲量就是娘的下場，昔者，自己孤單倡議，抗中保台，千夫所指，可曾在意什麼聲量？過往，人人１１２４滅東廠，教訓民進黨的時候，又曾瞻仰什麼大碗的網紅和意見領袖，仰人鼻息？明明是他人來觀望你，跟隨你，欽佩你，如今，卻把自己貶得一文不值，非得要仰望他人，從人臉色，才得以存在，如此，和中國下跪有何不同呢？如此，和被兩岸一家親羞辱，低聲下氣禮讓，苟求白綠合作，又有什麼差異呢？
　
彼之所以有今天的姿態，不過是做正確的選擇，引領群眾而不從眾，永不屈服而已．　
　
是以，有人首鼠兩端，韓國瑜的場子也接，蔡英文的秀也做，把鞏固自身的利益，當成一種真理，去說服其他人，要人們幫自己說話，人們被蒙騙了，而不自知．
　
此消彼漲，看似增加曝光度，不過對方增加的更多，這付出的與損失的是否成正比？有待商榷，反倒是自身的信度，成為對方營利的背書．
　
而有人則號令天下，專門幫親中候選人助拳，時機到了，再來個幡然悔悟，明明不是個東西，說出的話也沒什麼道理，過去的帳還沒結清，就忙著當指揮眾人的領袖，過去是藍綠一樣爛，票投發大財，這回是藍綠一樣爛，大家齊上街，要博取聲名時，就講統獨，遇到接近投票的時候，就講民生，抹綠共，確實是把台灣囝仔當成是白癡．
　
另外則有人，死不認錯，得不到認同，就天天找碴，好似自己受了莫大的委屈，都是別人對不起自己，看似在為別人鳴不平，實則是曝曬自己的傷口，要別人負起責任，舔那膿瘡，舔個乾淨．
　
一次看不明白，多來個幾次，便知其所以然，這不是在為他人說話，發出他們的心聲，而是如同糾察隊般，天天觀察對方出什麼亂子，好藉著他人的怨懟，滿足自己的創傷經驗，一找到機會，恍如天賜良機，開啟防禦機制，不分青紅皂白，大加發作，好映襯對方的自私、可鄙，排除異己，所以自己才會受害，而不想想，自己意志不堅，選擇錯誤，對於他人，造就怎樣的傷痕，而不思悔改．
　
當錯誤不會是錯誤，那就是正確的地方有問題，他們不夠正確，所以才說自己是錯的，我要扳倒他們，針對他們，挑取他們的瑕疵，好證明自己「我沒有錯」，其本質，就是一種報復的心態．
　
每一種正確，都是由不圓滿所組成，正是因為有共同的目標，所以由異質的人們群聚在一起，他們眾聲喧嘩，他們異口同聲，他們彼此衝突，而產生捍衛台灣的共識，因此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硬要說那不圓滿，所以正確不存在，如此一來，任何一種正確，都無存在的可能．
　
月球光滑，細看卻有無數坑坑巴巴的隕石坑，藉由批判滌清真實，反抗以凸顯荒謬，每一種怒吼，都是一種雕塑，讓人們辨識自己本來的面貌，每一種抗拒，都是一種確保，確保得來不易的真實為真．
　
地球是不圓滿的，抽乾海水，消除山壑，填平海溝，地球就不再是地球，地球是趨近於圓滿的，正是因為有山、有海，有海溝和平原，他才會是在寂靜的宇宙中，蔚藍熱鬧的鑽石，而你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負重前行．
　
堅定的人，不足以造成分化，只有極度自我中心的解讀，才能裂解彼此，見到有不同的意見，便說是出征，看到有粉絲指出醬油，便說是台派在愛國審查，環團抗議，引起人們批評，就說台派和柯粉韓粉沒兩樣．台灣政府救援了５名香港人入台，反散播台灣政府扣留這５人的說法，稱這樣的說法是第一線的人隱忍許久，不曾說過重話，用這人的權威批評他人是「一群口號的巨人、行動的侏儒」．
　
把這些港人說得是無比悽慘，說成比偷渡客還慘，見不到律師，也無法跟父母報平安．批判他人，說什麼撐香港，只是把人家當成國家安全的包袱而已，又連到美國，說國際社會靠的就是互相幫忙，那些說台灣幫不了的人，又為何期望美國會來幫台灣？覺得靠自己就能打贏台海戰爭了喔？又嗆他人，雨天收傘，還算是個人嗎？
　
然而，就算不能靠自己獨立保台，也不至於損害台灣本身利益，後者，比前者更加糟糕，若人人都用這種心態去「幫助人」的話，美國救援中國被迫害的異議份子，只是因為無法取得對外聯繫，或安排讓律師見面，便被大加責罰，責怪美國政府救援不利，彷彿全部的責任是在美國身上，而不是在中共，那麼，每救一個人，就得付出超乎自身義務的代價，這就是在叫美國政府不要救任何人，香港人，勇武派和合理非非，只要一個人被港府黑警捉走，其他人便責怪對方，為什麼沒好好保護同伴，為什麼要眼睜睜的看同伴被捉走，說什麼反送中都是假的，那麼，港警越捉越多人，人們就不斷的互相質疑，最後，反送中運動必然四分五裂．
　
因著自我中心的解讀，無限上綱的逼迫對方，好滿足自己眼中所見的「最好情況」，達不到，不合己意，便要拆解對方全體的正當性，這種人，不是來幫助人的，而是來滿足自己想像的「公平」，使其他人陷入退無可退的境地．
　
這些毫無道理的檢討幫助者，其實是在助長加害者，梁振英就利用了這些說詞，開始進行政治操作，說香港人逃到台灣，看來「確有其事」，要台灣當局把「這些人關起來」，更以此恫嚇其他被害者的家屬，「為什麼這５個『不能向父母報平安』的香港人的父母家人不出來開記者會？」言下之意，就是把「台灣扣押港人」當真，要其他被中共扣押的港人父母禁聲，把台灣看作是跟中共一樣的犯行，要求這些父母向台灣政府抗議，若辦不到，中共押人就是對的，削弱了被害者父母的聲音，加強了中共抓人的正當性．　
　
何其無知，明明台灣是收留人的那方，是港人想逃難到的地方，中國才是真正抓人、扣押人的那方，是港人迫不得已想逃離的原因，結果，幫助者，反倒變成跟加害人一樣，加害人，理所當然的加害，如此不理性的結果．
　
「公正世界觀偏誤有很多種形式，檢討被害人只是其中一種，其他還有檢討無辜者、攻擊保護人，發現真相者，衝擊群體的知，和真實，用以捏合、完整，保護自己的世界．」
　
而此等思維所犯的謬誤，正是公正世界觀的偏誤．
　
我們可以知道，他的想法是不理性的，他的說法是沒有道理的，他的行為，是在另他被幫助的對象，陷於險境，「沒有人得到幫助」，使「全體共蒙損害」，無人獲得拯救，但，持有此種想法的人，還是樂此不疲．
　
為何？陷入極度自我中心的狀態而已．
　
為了莫須有的東西，隱忍，忍夠了，便釋放，自我壓抑於不理性的東西，當成一種寬恕，美德，有容乃大，時機到了，便放縱自己，當作進攻報復的正當性，其實，早就把特定群體，當作自己的眼中釘，伺機找碴的對象．
　
將低等的移情，投射於認為與自己境遇相仿的人事物中，藉由他們，尋求發作的理由，填補自身的「公正」，而這樣的公正，是永無止盡，怎麼宣洩都宣洩不完的，要別人為自己的情緒負起責任．
　
不要說，這是一種正義，或是，自我滿足的正義，這不是正義，連正義都算不上，而是人心之中最純粹的惡．
　
其造成的結果，就是如同拉姆在對抗入侵村落的人，妹妹雷姆，卻還因為對方削去了拉姆的角，而感到輕鬆，感到高興，因為那隻角，造成了自己心中的不對等，憎恨那隻角，比憎恨殺死自己親人的敵人，還要重要，即使姊姊因為保護她，被傷害而倒在她懷中．
　
她找到自己的「公正」了，她的村莊也毀掉了．
　
陳述事實，是不會破壞團結的．
　
若把這樣的想法，當作一種崇拜的對象，憧憬的目標，甚至以此來責罰眾人，訴諸恐懼，稱「被倒打一波會怎樣死傷慘重」要人們懼怕他，以免除對方應受到的質疑，這是一件危險的事，要人們去服膺情緒的勒索，毫無道理的謾罵與索求，而不得有任何反抗，事實上，被倒打一波是假，經常被亂打一通是真，如果任由對方予取予求，恐怕才會真的死傷慘重．
　
而「一日幕僚」根本不算是什麼豐功偉業，或什麼值得令人懼怕而且偉大的事情，那就是將當初柯文哲的聲量反覆滾動的結果，沒有了柯文哲，又回到往常一般網路節目的聲量．而在當初兩岸一家親，被視為一種正確，抗中保台，被當作不團結的象徵，這節目的聲量，被柯糞當作一種證明，用來壓制其他人的主張，但它的本質是空的，它並沒有什麼道理，邏輯，論述，或值得說服人的地方，柯糞只當作這代表柯文哲很好很強大，所以柯是對的，任何他市政的缺陷，說話不算話，背棄理想的謊言，都可以當作不存在這回事，人們一味盲信毫無道理的背書．
　
它所造成的，即是學姊的燦笑，然後拱她投入政治，去壯大台民黨，去衝擊本土派的選區，造就１１２４的結果．
　
他們的成功，正是我們的失敗，而就算複製這樣的模式，也不過是造另一尊神，使他人們盲目，忘卻思考，忘記政客的本質，忘記所推崇的權勢者，是要如何用謊言，來傷害群眾的信任，有了這個節目，政客不對兌現政治承諾，也不用為群眾，更不用探究公共議題，只要有聲量就是娘，人們就應該投給這個龐大而毫無內容的空洞．
　
長此下去，對台灣政治的生態，對於民主，對於公共議題的探討，是很不健康的．
　
該節目造大之時，還有一段插曲，那就是柯文哲的幕僚，為了顯示該節目的中立性，反覆造真，說該節目的主持人，「有很多不滿和質疑，也擔心會成為背書工具」，說大哥對他們不太友善，而原因是因為，「柯ｐ當這麼久，大巨蛋到底要不要解決？為什麼要跟兩岸一家親道歉？路平專案怎麼到現在都還不平？」．
　
如果「不需要為兩岸一家親道歉」，是該節目的主張，或政治立場，而這個立場如今依舊，我想說什麼不畏惡霸中國，台灣自由民主萬歲，都值得令人懷疑，就像小牛說的，滿足了民眾的窺視感，「就像一場很真的楚門秀」．
　
無論如何，在己方陣營，創造一個不可質疑的對象，去掉它的可質疑性，可懷疑性，「可厭憎性」，它可以被討厭的地方，那無疑是造就一個思維的空洞，不自由的空間，埋下團體間不信任的種子，人們可以懷疑，卻不能懷疑，只能擱置懷疑，懷疑就會不斷地擴大，人們可以批判，卻不能批判，就會懷疑這個群體的價值為何．
　
最重要的，這並不公正．
　
若人人將台派的門檻，視為是不存在的，人人來去自如，有利則來，無利則去，付出的信任變得廉價，只是為了成就他人的野心戰略，而無視於支持者的感受，他們相信的東西，那麼，這個群體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們會轉而懷疑自己支持的到底是什麼東西，支持又是為了什麼目的，今天為了一個節目，他們造成的傷害，尚未彌補，疑慮，尚未澄清，要人們無條件的信任它，就彷彿是將來路不明的藥，給吞到喉嚨裡，久而久之，其他待有特殊目的的東西滲入，也就沒什麼感覺了，這樣子，當傷害發生，隨之而來的，就是莫名其妙的挫折感，被欺騙的感覺，一個小小的傷害，也會無盡的蔓延．
　
一直努力，然後一直失敗，成功歸因於努力，失敗歸諸於能力不夠，如此就會產生習得無助感，對於台派的想像，如同薛西佛斯的神話，人們好不容易將石頭推上去山頂，一群奇思謬想的「把餅做大」，想獲得更多的人，又把石頭給踢下山去，長此以來，人們的感知變得疲乏，心靈變得衰弱，台派這個群體，信念與價值，不再會有人支持，不會有人相信，因為總是在成就他人的私利，而不在完成理想的本質．
　
「團結台灣，自信同行」，我只看見人們往錯誤的方向行走，習慣拿他人，來貶低自己，在不正常的環境待久了，一群人不斷掏空台灣，滿足中國市場卑躬屈膝的利益，而如今，有人不過做了理所當然的事，卻被歌頌的異常，好像不去做壞事，就是天大的好事，殊不知，一般普通人，也都能做到，而且正在做，做得更好，這是缺乏自信的展現．
　
而有人將自身極度自我中心的想法，把正常的批評，說成是「連ｘｘ都出征」，彷彿在幫大哥出氣的小弟，一丁點風吹草動，就說成是天大的大不敬，好像大哥被看了一眼，就像被開了一槍，然後要登門尋仇，讓他人付出超乎常理的代價，這等小弟的圍事方式，唯恐大哥的一根毛被風吹了，產生斷裂，實在是唯恐天下不亂，這，才是在破壞團結．
　
近來，蔡英文到金門致詞，說「絕不容許別人在自己領空上耀武揚威」、「台灣絕對有自信捍衛自己領土」，中國人的媒體卻講成「蔡英文越講越激動，她說如果中國大陸不知悔改，不迷途知返，肆無忌憚挑釁挑釁台灣主權，那麼台軍和台灣人民，就要一起努力，把大陸從地圖上抹去」
　
這種杯弓蛇影，心靈怯懦的解讀，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若台派服膺這種自我中心的妄想，以及不可批判的人物，才是把自己做小了．
　
與其想著把餅做大，不如想著，把燈點亮．
　
餅做的無限大，就會忘了自己的初衷，自己吃掉自己，餅是會被分光的，會被吃完的．
　
把燈點亮，人們自然而然就會跟隨，把自己照得清楚，就能讓他人分辨，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如果我們是對的，自然就會贏得他人支持，就算得不到他人支持，也不代表自己就是錯誤，讓正確變得更加正確，反省自己，或迎頭痛擊錯誤，讓他人評判，誰對，誰錯．
　
把燈點亮了，路就會照得清楚，如此才能前行，人們將信賴託付於穩定的對象，驅散黑暗的迷霧，與謊言和鄉愿鬥爭，台灣的邊緣，將會完整於人心深處．
　
如此，才有自信．
　
不是要尋求他人成為自己的一部分，而是給予他人選擇的自由，讓他們能選擇正確的一方，容納異見，給予他人批判的空間，而非不可批判的；更不是去信服那些亂批一通的，只是因為他們擁有「聲量」．
　
如此，不同立場的人，如楊實秋、姚立明，會呼群保義，不同政黨的人，如小燈泡媽，會願意和你站在一起．
　
莫看到遠方的彩虹，卻忘了腳邊的玫瑰．
　
彩虹雖漂亮，不過是空氣，玫瑰雖有刺，卻能在危機來臨時，同甘共苦，ｂｒoｔｈｅｒ．
　
　
本篇文章的完成　感謝　＃朱彥澤　＃沈孟萱　ｔｏｍｏｙｏ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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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養生建築：從家開始的健康提案」新書介紹
　　　
專訪作者：楊織宇
　　　
內容簡介：
他曾帶領團隊勇奪國家建築金質獎，銷售額破百億元；
現在，他要讓家家戶戶都是值得驕傲傳承的養生建築。
　　
走過生死交關的深刻體悟，凝聚為建築的養生語彙
　　曾經，楊織宇工作滿檔、作息異常加上長期高壓，身體危機爆發時已是大腸癌第三期。他調整飲食、運動和心態，以5年的時間走過抗癌之路。更體認到居家環境潛藏太多毒害因子，養生，必須從建築開始。
　　
提供正確購屋觀念，間接導正房產市場風氣
　　對建築專業陌生的消費者，加上投機的不肖建商，構成了風波不斷、信任度低的混亂市場。楊織宇強調消費者也應該要有判斷與篩選的能力，不被話術與廣告蒙蔽；如此讓建商認知唯有打造好屋，消費者才會買單。
　　
養生建築四大要素，讓回家變得更健康
　　讓身心靈達致平衡，是養生的首要關鍵；而平衡來自在無毒空間中，人與自然的和諧互動，營造重點包括明亮採光、良好通風、純淨水質與建築堅實、建材無毒；真正宜居，讓人自在無負擔。
　　　　　
作者簡介：楊織宇
現任
萬澤建設（股）公司 負責人
　　　
曾任
遠雄營造(股)公司 總經理
中華電線電纜(股)公司 總經理
　　　
學歷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國立政治大學 22企業家經營管理班
國家考試及格 土木技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