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推薦《#造局者》部落格文末抽獎贈書 2 本
這是我今年讀過最喜歡的書之一，作者探討在這個 AI 崛起和時局飄渺動盪的年代，人類已經無法跟演算法和電腦的計算速度競爭。但是，身為人類的我們仍然擁有一項電腦無法取代的優勢：「懂得建立、想像、創造各種思考框架的能力」，掌握這項能力的人在未來會愈來愈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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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在說什麼？】
《造局者》這本書的作者是三位學者共筆，他們都是在 AI 和 大數據領域有卓越的成就，分別是《經濟學人》雜誌資深編輯庫基耶（Kenneth Cukier）、英國牛津大學網路研究所教授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歐洲管理科技學院教授，決策、模型暨數據中心主任德菲爾利科德（Francis de Véricourt）。

他們發現在 AI 崛起和世局動盪的現在，人類最無可取代的能力之一就是「決策能力」，而要擁有好的決策能力就必須掌握許多不同的「思考框架」。因為當一個人能提出正確的思考框架，就能找出更多的選項，做出更好的決策，創造更好的局勢。深諳此道的人就被稱之為「造局者」。

這本書從人類如何做出好的決策出發，談到建立思考框架的重要性，也提供我們三種最重要的建立思考框架的方式。在書本中段，則說明了遇到瓶頸的時候，如何重啟另一個思考框架。在後半段則說明了我們該如何學習更多的思考框架，以及讓自己擁抱更加多元性的策略，並且培養敏銳的心智。

如同這本書的介紹影片裡談到的：生活中一切都需要抉擇，而做出更好抉擇的秘訣，就在於思考框架。駕馭這種思考方式可以讓你更瞭解世界、改善工作表現和人際關係、促進社會進步。這也是人類之所以能夠勝過機器和 AI 的因素。成為「造局者」正是未來人才必不可缺的關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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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造局者？】
以標準的定義來說，「造局者」（Framer）指的就是起草美國憲法的那一群人，他們建立了聯邦政府的框架。因為美國憲法就像是一個思考框架，用來定義和界定聯邦政府的職權及程序。而在這本書中，造局者指的就是那些「懂得建立和運用思考框架的能手」。

這本書要講的重點之一，就是無論人們的地位高低，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造局者：「能夠發揮和建立思考框架，或是重啟思考框架的能力，讓自己的生活乃至於整個世界有所不同。」作者也不斷強調建立思考框架所需要的技巧，可以靠著訓練與經驗不斷進步。這本書就像是一本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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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思考框架？】
在1970年代，「心智模型」（Mental Model）的概念開始流行，人類的推理並非以邏輯形式在運作，反而更像是在模擬現實：人們評估各種選項的方式，是去想像可能發生的種種情況。我們對於世界萬物的思考方式，會受到你「相信」這個世界如何運作而影響。因此，面對同樣一件事情，用不同心智模型在思考的人會有不同的觀點。

而在這本書中所謂的「思考框架」（Frame）就是我們選擇和應用的心智模型，這會決定我們如何理解世界、決定我們如何行動。面對一個新的情境，我們也可以用思考框架去歸納和歸類，並且想出一個抽象的概念，在應用到這個全新的情境裡面。

舉例來說，當我們要畫地圖的時候，經常會採取「笛卡爾直角坐標」的思考框架，這上面有X軸和Y軸的維度可以幫我們用2D的觀念畫出相對的距離和位置。可是當你要在台北市搭捷運從A地到B地的時候，反而採用「捷運地圖」的思考框架比較有效，雖然捷運地圖的站點之間，距離和位置都不是真實的呈現，可是卻能幫助乘客直覺地理解：下一站要去哪裡。這時的重點就不是距離和位置，而是清楚地辨認出目的地的站點該搭乘哪一條線。

所以當我們問：「哪一種地圖最好？」這個問題本身並沒有意義，而是會因為使用的情境和目的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答案。所以，也沒有什麼叫做最正確的思考框架，都是要看情況和目的而定。讓自己成為建立思考框架的能手——也就是造局者，就能懂得如何選擇並且應用思考框架，這會是各種決定與行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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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框架的轉變】
在聊主動建立思考框架之前，讓我們先看一個被動轉換思考框架的真實故事，這是書中提到一段關於朗讀到默讀的閱讀框架轉變。在西元11世紀之前，歐洲大部分都是在教堂才會有閱讀的行為，而且都是以「集體朗誦」的方式在進行，主要的目的是讓大家參與一個讚頌神的集體活動。但是到了11世紀之後，開始出現另外一種閱讀的框架，也就是「默讀」。

默讀讓閱讀這件事情不再是集體的體驗，而是一種個人的經歷。每個讀者都可以控制自己要讀快一點或慢一點，你也可以重複閱讀某一些篇章，自己可以慢慢思考書裡面的內容，產生新的點子，促進獨立思考。到底，是什麼東西造成了人們從朗讀的閱讀框架，轉移到默讀的閱讀框架呢？

在早期的書籍和文章裡面，常常沒有標點符號，字跟字之間也沒有空格，就像是一連串的字母之間不斷地延續。這種情況下光是要閱讀就非常困難了，想要默讀更是不可能的任務。這個時候集體朗讀就有它的功能，因為在一群人裡面，總會有人過去曾經讀過這篇本文，還記得某些字跟段落該怎麼念，就可以帶領大家一起朗讀下去。

在後來才出現了一項創新，書籍的字裡行間，開始有了「空格」和簡單的「標點符號」，這個時候就不再需要有人帶領，許多讀者可以自己進行斷句，獨自閱讀一本書了。於是，在這個時候人們就可以切換到另外一種閱讀框架。這件事情的影響非常的深遠，因為這一整個新世代的讀者都可以自行默讀，有助於人們自己的獨立思考，進而激發出更多元的思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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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思考框架的三個方式】
建立思考框架的方式有三個：想清楚因果關係，想像出平行現實，運用物理學定律制定適合的限制條件。這三個特色正是應用思考框架的時候最重要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思考框架本身並不是解決方案，而且是尋找解決方案的工具。以下分別介紹這三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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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因果關係
人類運用因果思維來看待這個世界，可以更容易理解世界，也有助於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可以說人類是天生「因果推理」的機器。相較起來，AI 科技就無法擁有自己的因果思維，而是需要人類幫忙設定。舉經典的 Dota 電腦遊戲來說，這是一個兩隊人馬 5 vs. 5 互相廝殺，力求破壞對方大本營的遊戲。

科學家找來遊戲高手擔任 AI 策略的開發人員，設計了一些獎勵因素，讓 AI 跟自己進行的數百萬次的對戰，反覆嘗試錯誤，找出最好的操作手法。但是當 AI 跟人類正式交鋒的時候，人類還是取得了上風，尤其在團隊合作上面 AI 顯得像一團散沙。

後來，開發人員發現說，一般玩家會分成三個階段來安排戰鬥，所以開發人員就依照這樣的順序安排程式，在不同的階段給予不同的策略，調整獎勵的優先次序。然後開發人員就發現說一開始機器人通常只會照顧自己，所以還得幫他們建立「團隊合作」精神的框架。他們建立起了一些跨越個人遊戲角色的「超參數」，調整成一隻要達成共同獎勵的團隊。經過這一些修改之後，AI 反過來把人類打得落花流水。

值得注意的是，電腦不是自己學會這些事情的，而是因為人類先輸入了一些「因果框架」的獎勵因素，才可以讓這些運算發揮它的功效。同樣的現象發生在其他像是圍棋和西洋棋遊戲的對決，真正的突破並不在於機器高速的數字運算，而在於人類調整了 AI 對於因果關係（獎勵）的思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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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平行現實
書中的說法是「反事實思考」，但我認為有點難懂，用「想像出另一個平行現實」比較好理解。這個方法可以讓我們跳脫當下對世界的認知，想像出一個全新的情境，問自己：「如果……會怎樣？」就像是小孩子在玩扮家家酒，或者是科學家透過抽象理論設計出全新的實驗。透過想像出一個平行現實，我們可以將因果關係轉換成實際行動，測試看看可能有什麼影響，帶來什麼後果。

心理學家高普尼克（Gopnik）認為這種能力其實在人類孩童時期就已經具備了，他還把嬰兒稱為「搖籃裡的科學家」，她設計過一個很有趣的實驗名叫「贊多測試」的假裝遊戲（贊多指的是顏色鮮豔、形狀可愛的物體）。

實驗的第一階段，高普尼克和孩童待在同一個房間，孩童會學到一個因果關係：把贊多放到一個機器上面，機器就會播放生日快樂歌，幫一隻猴子玩偶慶生。然後，在實驗的第二階段，會有實驗人員走進來把機器和贊多拿走，高普尼克和孩童一起露出失望的表情。

這時候高普尼克會拿出一個「盒子」、兩個不同顏色的「積木」，並對孩童說：「我們假裝這個盒子是機器，這塊積木是贊多，另一塊積木不是贊多。」接著她鼓勵孩童繼續幫猴子玩偶慶生。此時，孩童挑選了正確的積木，放到盒子上。即使她把兩塊積木的定義互相對調，孩童都能夠選到正確的積木。

這個假裝遊戲的實驗，證實了人類自幼就擁有了反事實思考的能力，也就是有能力可以想像出另一個平行現實。高普尼克發現，更會玩假裝遊戲的孩子，就能對平行現實做出更好的推論。她說：「嬰兒和幼兒就像人類社會的研發部門，至於成人這是那些單調無聊的製造與行銷部門。」許多人在成年之後，反而容易落入單一現實的思考方式，而忘記了我們天生就有想像平行現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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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限制條件
作者提到，所謂的建立思考框架，並不是任由想像力無邊無際地飛翔，也不是像斷了線的氣球到處亂飄，而是要有一定程度的「條件限制」，有助於約束我們的想像力，讓平行現實的想像維持在可以執行的程度，這才能讓思考光架真正發揮效用。

書中舉了一個很像電影裡才會發生的真實故事「恩德培行動」，這是一個以色列精銳部隊在恩德培機場的行動中，從恐怖分子手裡救出人質的戰鬥情節。1976年，恐怖分子綁架了飛機上106名人質，關押在烏干達的恩德培機場航廈中。當時烏干達獨裁者跟以色列當局並不友好，出動軍隊肯定不是好的選項。另一個方案是讓突擊隊員假裝成獲釋的巴基斯坦犯人，但太容易被看穿了。還有人提議讓突擊隊員降落在機場旁的湖裡，但是湖裡有許多鱷魚，而且任務結束之後這麼多人該怎麼全身而退？

評估了各種可能選項後，在種種條件限制之下，以色列想出了一個奇招：讓突擊隊搭乘運輸機在夜間降落到機場，搭乘機場內常見的車輛前往航廈，消滅恐怖份子、救出人質之後搭乘運輸機直接回國。他們在空軍基地搭建了航廈的等比例模型，透過少數獲釋的人質口中知道人質的大約位置，並且一次又一次地排練所有行動，講究到每一秒、每一步該怎麼進行。

在一個沒有烏雲的午夜，29位突擊隊員搭乘運輸機降落機場，他們身穿烏干達軍隊的服裝開著機場車輛前往航廈。突擊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擊航廈，只花了十分鐘就解決所有的恐怖分子，然後就帶著人質直接搭乘運輸機返回以色列。整場行動中只有三位人質喪生，而且連烏干達政府都還來不及反應。這個故事從天馬行空的平行現實裡，限縮了各種條件，找出了最可行的方案，最後成功執行了這次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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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另一種思考框架】
當你想要解決一個全新問題的時候，尤其是還沒有人曾經解決過的問題，你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這個時候，先透過兩個步驟來思考：(1) 先從自己腦袋裡的框架庫找找看，有沒有其他適用和類似的框架、(2) 檢查其他不同領域的框架庫，看看有沒有能夠直接借用，小幅度調整就可以使用的框架。

如果這兩個步驟都找不到適合的框架庫，那麼才嘗試最困難、也是最後的殺手鐧：「發明新的思考框架」。作者提醒道：「切換到不同的思考框架，能讓你對世界有不同的觀點，但這也有風險。」一旦你重新找到一個新的思考框架，帶來的報酬可以是相當可觀的。

書中有一個重啟框架的例子很值得我們參考，美國紐澤西南邊的小城市康登市為了改善當地的犯罪率，直接解散整個警察隊伍並且重整執勤策略。當時城市的治安非常糟糕，市容也很破舊，到處都會發生大小程度不同的犯罪。這還不是最慘的，警方栽贓、造假、暴力執法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民眾除了害怕黑道，也非常害怕警察。

當地首長找來社區領袖和居民共同商討，最後決定放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貼膏藥方式，採取全新的執法策略。解散警隊之後，他們精挑細選和新聘任的警察，改變了巡邏的方式。他們逐家登門拜訪、自我介紹、談談可以幫忙居民什麼。警察在街頭舉辦派對，和民眾聚餐，和小孩打籃球。

過去的思考框架是「警方將人民視為罪犯」，但是新的思考框架則是「警民一家親」的社區群體，警察從原本打擊犯罪的戰士，搖身一變成了社區當中親切的守護者。最後，康登市的犯罪率下少了一半，謀殺率少了六成，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案件少了九成五。重啟思考框架的方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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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多元性的四種策略】
作者指出，很多人可能會認為，想要擁有多元性就代表要接觸大量的想法和觀點，其實那是抓錯了重點。多元性的優勢不是來自於數量，而是來自於差異。找出七百個類似的想法，不如找出七個不同的想法來得有價值。如果一個工具箱可以有七種不同的工具，絕對會比擁有七百把錘子的工具箱更加實用。

如果我們想要擁有多元的思考框架，就是要刻意的去營造，以及一起維護，這並不是一次的成功就可以高枕無憂。如同貝佐斯在《創造與漫想》書中提到的：「這個世界要你與眾無異，千方百計把你拉向跟大家一樣，別讓它得逞。」人類本能的從眾傾向，以及社會自然而然的同質化趨勢，都需要我們自己刻意地、有意識地選擇，才能夠擺脫與眾趨同的自然發展，擁抱更加多元化的觀點和想法。

如果你想為自己的生活、家庭、工作環境創造出多元性的樣貌，可以採取以下四種策略：擁抱變化，運用教育，鼓勵遷徙，容許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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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擁抱變化
如果一個思考框架一直以來都行不通，最好的做法就是擁抱改變，試試看別種思考框架。書中舉例同性戀婚姻的推動者，把美國從1995年支持同婚的人從25%提高到2020年將近70%。以前的同志運動一直把婚姻當成是核心議題，也一直把爭取這種「法律權利」當作是重點。但是進展並不顯著。

當時那種法律思考的框架，講究的是「法律權利」，但就是沒有效果。那種框架太缺乏想像力、太唯物主義，沒有說服力。到了2000年，他們研究很多民意調查還有焦點團體的意見，想弄清楚大家到底還有什麼疑慮。他們去思考說要怎麼樣用大眾的思考模式來談。最後他們選定了一個價值觀的思考框架，鎖定大部分的人結婚的原因：「愛、奉獻、家庭」。

他們把同性戀婚姻不再當成一種自由或者是權利，而是對於愛的表達與承諾。他們漸漸的讓大家知道，世界上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框架，而且都同樣正當。到了2011年，第一次出現的黃金交叉，支持的人數正式超過了反對的人數。根據調查，只有14%的人會說這是一種「自由」，而有32%的人會說這是一種「愛」，是一種人類的情感。最後在2015年聯邦最高法院正式裁定的用憲法來保障同性伴侶的結婚權利。這並不是強迫民眾接受某種特定的思考框架，而是讓各種不同的思考方式能夠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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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運用教育
要建立起多元的思考框架，從教育著手是非常有效的模式。美國有一個很有趣的研究，就是去看美國的白人父母和黑人父母怎麼跟孩子談論種族。發自內心一片好意的白人父母，通常不會去刻意談到種族議題，因為他們相信「種族色盲」這種做法比較能夠讓孩子避免成為種族主義者。

另一方面，黑人父母卻常常和孩子討論種族議題，在他們看來，這種種族色盲的做法就是在故意忽視各種明顯的歧視現象。例如逛超市的黑人被懷疑是小偷，開著車子卻無緣無故被警察攔下來，黑人孩子的家庭教育就是要強調看到「種族的各種顏色」在日常生活的各種影響。

最後，這些社會學家發現，種族色盲的框架正好是種族歧視的主要來源，白人父母雖然出自於好意不想強調種族之間的差異，但也在無意之間，否認了有色人種遭受到歧視的真實狀況。這種教育方式忽略了差異，抹去了多元性。要培養多元的思考，就必須認識到差異的存在，承認仍然存在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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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鼓勵遷徙
如果我們能夠鼓勵遷徙及流動，人們會把自己的文化和思考方式帶到別的地方，促進融合和變化。曾經有學者研究各個區域和城市的經濟成敗因素，發現了這些地區成功背後的原因有三個主要的因素：「科技、人才、寬容」。作者認為，「寬容」是其中最關鍵的一項，那些現在最開放的地方，經濟表現就最好。因為這些地方有更大的思考地圖，會讓人能夠放手冒險，這也是思考框架多元化所造成的經濟紅利。

像是美國被譽為一個民族「熔爐」，但是最近比較像一個「燉湯」，也就是讓裡面的好料都還維持各自的形狀。像是韓國人會住在洛杉磯的韓國城，華人會住在舊金山的唐人街，拉丁美洲的族群住在德州南方，古巴人住在佛羅里達州，巴西人就住在波士頓。雖然這種文化融合的速度不像我們想像中的快速，但是不同的文化激盪之下，也為美國社會注入了很多元的觀點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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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容許摩擦
把社會上的摩擦，看成是這個社會的優勢、而非缺點。作者說到：「如果在社會裡面維持思考框架的多元化，確實會讓人們彼此之間感覺到不安很衝突，就是因為大家要看到彼此的不同，而且還要可以彼此互動。但畢竟，大家觀點不同、意見相對，本來就是正常生活該有的模樣。」

哈佛法律學院的昂格（Unger）教授認為，如果要讓政治進一步的去中心化，就必須要用一些反事實的模型來做思考。他說：「當社會很果斷地沿著一條路前進的時候，應該要多方下注，以避免損失，也就是要允許在特定的地點或部門，跳脫一般的解決方案，實驗看看不同的國家走向會怎樣。」

昂格鼓勵讓社會充滿摩擦，也鼓勵教育上面要用辯證式的討論方式，不要讓社會被束縛在單一的版本，而是可以嘗試其他的社會組織方式。運用和擁抱多元的思考框架，才能擁有多樣化的各種策略，再從中選取適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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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思考框架保持警覺】
這本書告訴我們，幾乎沒有錯誤的思考框架，只有不適合某種情況的思考框架。而且各種框架應該要有共同存在的權利。但是作者們提醒我們要保持一個警覺，他們說：「唯一要注意的是，這種慷慨的態度要有一個前提，也就是說：『唯一』的一種錯誤的思考框架，就是拒絕其他的思考框架。」

要讓框架多元性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各種框架可以彼此競爭、互補、對抗、共存。然而，如果有某一套思考框架的目的在於完全抹煞其他框架的存在，這就是不可被接受的。所以作者們才說：「如果你聽到有任何人或團體，說只有自己的思考框架放諸四海皆準，只有自己說的是真理的時候，千萬別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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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拓展想像的邊界】
如果說另一本我很喜歡的《超級思維》那本書是心智模型的「百科全書」，那麼《造局者》就像是心智模型的「使用指南」。書中有清楚的概念和步驟，讓我們了解為什麼要學習更多的心智模型，以及該怎麼樣活用各種心智模型，並且在必要的時刻推翻自己的假設，重新啟動一個新的心智模型。

這本書是今年我讀過的書裡面感到非常印象深刻，也讓我的思考方式深受啟發的。作者們把故事和理論的比例搭配得恰到好處，從一則又一則的故事和研究案例當中，會自然而然地理解作者們要帶給我們的觀點，也讓我感受到什麼叫做多元性，以及為何要擁抱差異。

從書中也可以發現，AI 並不會削弱心智模型的重要性，反而是增強了心智模型的重要性。因為 AI 無法自己建立思考框架，仍然只能依靠人類。人類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可以處理「假設之外」的新問題，能夠把心智模型的空間拓展到可以親身體驗的範圍之外，也就是能夠做到抽象與推理。人類只靠著極少數的資料，甚至是完全沒有新的資料，就能夠適應全新的、過去從來沒有體驗過的情境。

作者最後提醒到：「這是一個救贖也是一個警訊：一個人如果擁有建立思考框架的能力，就會保有價值。但要是放棄了努力，沒有辦法做好這件事情，就會失去現在人類的特權地位。」我們能夠想像的邊界，就是我們世界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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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櫻桃的人］（六之六）

國安法專家證人對壘，進入了最後一天。過去一星期，控辯雙方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的爭辯，尤如走在平行時空。

雙方對此八字的歷史典故、在近代香港公眾領域中如何冒起，口號因為為甚麼事件而爆紅，到解讀八字含意是否與「分裂國家」有關，開展激烈爭辯。

控方的歷史學者劉智鵬，追溯了中國古籍，並引述2016梁天琦競選活動節錄，並以2019年7.21中聯辦外示威者的「反中國政府」行為，加上警方點算示威錄影片段口號與顛覆行為同時出現作為論據，指「光時」數千年意義不變，必然與把香港從中國國土分裂出來有關。

辯方的兩位李姓社會科學學者，則使用多種社科分析工具，以大數據及訪問等量化及質化研究，說明「光時」意義開放多樣，與「港獨」關係不強。

這天早上，李立峯(Francis)進入最後階段作供。今天法庭內對答互相穿插，你來我往，因為程序原因，辯方補問後，控方又可覆問；三位法官亦有提問，其後，控辯雙方亦可進行一輪補問。舌劍唇槍，火花四濺，對量化研究的統計學方法論，展開最後一輪爭辯。

法律人crossover社科人，法庭內社科論述夾雜法律用語，互相澄清，有時理解，有時誤解，有時水火不容，是一種跨專業跨社群的「傳播過程」。

高佻的Francis，今天穿了筆挺的深灰色西裝外套和同款褲子，藍色袜子，配黑色皮鞋。手長腳長的他，坐在那張調得太低的證人辦公室椅子上，大部份時間雙腳交疊着，解說社科原理時，忍不住左右微微搖晃。

Francis的手部動作很多。虛構的符號，概念，時間線，常在空中出現。「這是point A，這是 point B」，左右手好像各自握着一個小球；「時間過了幾個月」，他的右手掌竪起，在枱面上從左掃向右；「事情慢慢發酵」，他又會凌空做出像搞動手動原筆刨的動作。證人枱，尤如學術講堂。

Francis作供到了第三天，法庭裡的所有人，從庭警到保安，從記者到市民，從法官到律師們，都像接受了社科特訓。今天的對答，涉及更深入地提問，用甚麼樣的嚴謹精神，檢視事物的意思，確立事物的關係，作出任何一個聲稱。

控方曾指出，「光時」口號的出現日期，來自7.21白天，中聯辦外「反中國政府」的示威，故口號含意和「反中國政府」有關。

Francis反駁，電腦分析連登討論區，發現「光時」於網上出現的時間，要比7.21早兩星期。他解釋，2019年7月初，有人舉行「光復屯門公園」活動；7月中，有「光復上水」活動。他留意到網上已出現「光時」口號完整八字或部分。在他看來，社會運動一直發展，社運進程和口號如何出現有動態關係。

「心理學上有Priming (促發效應) 這概念。7月初至中的光復行動，讓『光復』二字開始重新在人們腦海出現，心理上作出了提示，並驅使人們回想起幾年前的社區光復行動，為『光時』口號後來再出現製造充足背景。」

控方亦挑戰，7.21日後，「光時」口號廣泛被傳播，是因為人們對「反中國政府」的意思認同。

Francis用數據反駁。Francis披露，他於2019年11月替進行全港電話民意調查，其中一個問題問受訪市民：「過去幾個月那一件事令你對警方產生負面印象。」Francis指出，大部份回應(逾八成人)均指出「元朗襲擊」有關。此民調是當時由警監會委托Francis團隊進行的。

「這數據顯示，721之後，公眾關注是元朗襲擊，而非中聯辦。對支持反修例運動的人來說，元朗襲擊引起巨大的集體不滿和憤懣。『光時』口號夠抽象，讓人們在示威現場吶喊出來，可以表達他們的情緒、憤怒和怨氣。」Francis補充，口號出現是一個動態過程，不是忽然出現。

另一個討論重點是，唐英傑案發生在2020年7月1日。而Francis的示威現場調查、電話民意調查及焦點小組等，均於2020初完成。法律上，十分強調證據之相關性 (relevance)，如此，好像有段時間的空白。

今早，辯方完成覆問後，三位法官先曾退庭25分鐘，卻沒有讓Francis離開。重新開庭後，唯一的男官陳嘉信娓娓道來：「李教授，請給我們一點耐性……」說了一大堆開場白，原來就是問及這個在法官們心中的「空白時段(gap)」。

意思是，Francis如何說服法庭，他對「光時」口號意思乃開放性的看法，在案件事發時及之前　（2020年初至中），並沒有改變？如此這樣，Francis又以理論輔以數據回答。

首先，Francis以控方專家的說話反問：「我們在2020初，以多方法去找『光時』口號的意義，數據及焦點小組都確認『光時』可以有多種意思，與『港獨』關係不強烈。」

「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認為，『光時』口號千百年不變，那忽然有人告訴我，在我的研究之後6至8個月內，口號的意義有改變，那就請證明給看，相關理論及證據。現在不只是說意義出現了改變，而且是變得極單一，出現了很具體的轉變。作為社會學家，我看不到相關證據。」

Francis提供自己的證據。他從連登不同時段，搜刮了大數據，嘗試彌補這個「關鍵空白」。

Francis詳細解釋研究方法：

在2019年11月到2020年2月，從連登「時事台」看不同口號出現的情況。

團隊發現，「光復香港」與「香港獨立」的統計學上關係疲弱，相關系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只有0.295；「時代革命」和「香港獨立」的相關係數亦只有0.353。而另一個口號「五大訴求」和「香港獨立」的相關係數也差不多，只有0.371 。

Francis解釋，「1」是統計學上「完全有關」。「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出現的統計學上關係很強，高達0.99 。

而統計學上，「0.3」只能說是弱到中度有關，Francis指出，這是國際學術圈子共同認知的解讀。由於「五大訴求」中的具體訴求內容，與追求港獨沒有關係，也可以說明，「光時」口號和「港獨」沒明顯關係。

Francis指，若「光時」真是於2020年出現意義上的轉變，同一個研究於2020年初至中進行，相關係數會上升。但團隊真是把連登於2020年案發前一段時間的數據再以電腦分析，得出結果是，統計學上，「光時」口號與「港獨」關係維持疲弱。

團隊於2020年3月至7月，從連登找一樣的口號。發現「光復香港」與「港獨」的相關係數，維持在0.291， 而「時代革命」和「港獨」字眼的相關係數，亦維持在0.2652 。

「若『光時』口號在案發現時間，與『港獨』意思變得更緊密，數字應該上升，但數據維持差不多。這測試說明，沒有證據去說『光時』與『港獨』的意思變得越來越相近。我們知道案發現時間有個隙縫，我們盡力嘗試去以數據回答。」

面對統計學上的關係，法官和控方代表，都作出追問。

這天法官杜麗冰戴了色彩繽紛的膠框眼鏡，她問道，「會不會只是後來少了人談『港獨』，少了人上網討論？」

Francis指出：「相關係數與數量的多少沒關，而是兩個變項(variable)的強弱關係。」

Francis早前提過，意義十分雷同的字眼，人們不會兩個都使用：「好像我說『你很醒目』和『你很聰明』(clever及smart)，人們會只選一個字，否則是太累贅（redundant）。」

彭寶琴法官學以致用，立即追問，如果「光時」和「港獨」意思接近，這個方法怎樣有效？因為說了「光時」等於說了「港獨」，人們不用說兩次同一件事。

Francis的「社科狂熱」又燒起來，指彭官點出了一個重要問題：

「所以研究的設計，非常講究。這裡關鍵是我是以『每一天』為計算單位，而非『每一個帖子』。人們發一個帖，不會重覆使用同義字，但於同一日，總的來說，若當時『港獨』是熱話題，不同的人同日使用『光時』口號會不會多了？」這是設計的精要。

Francis後來再解釋得更具體。

「例如，某一天，含有『香港獨立』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為10%；同一天，含有『光復香港』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亦同為10%。

第二天，含有『香港獨立』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為5%；同一天，含有『光復香港』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亦同為5%。

第三天，含有『香港獨立』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為12%；同一天，含有『光復香港』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亦同為12%。

如此這樣，我們拿200天的數據，看關係是否一起上升和一起下滑，　即是看兩組數字是否齊上齊落。最後算出來的『相關係數』就會是『1』.」

然而，控方的報告，是由幾位警員，回看百計遊行錄影，然後數算有多少天有人揮舞「光時」旗幟或有喊「光時」口號，而再紀錄這天有沒有人進行「顛覆行為」，例如喊港獨口號、進行破壞或使用暴力等。

早幾天，Francis批評，警察的做法，不能建立「光時」與「港獨」意思相，因為兩者只是同時出現 (co-appearance)。

控方代表周天行檢控專員，還是堅持挑戰Francis，指出Francis沒有把連登裡刪掉了的帖子，計算在內。

Francis回應說：「我們的數據包含2千5百萬個帖子或回應，刪掉了一些帖子，不會影響結果。」

周專員追問：「你知道有多少帖子被刪掉了？」

Francis答得巧妙：「我不需要知道。」

周專員再拿出那疊人手從連登萃取下來的帖子影印本，指出個別帖子，叫Francis回應。帖子裡，有個別網民留言，指「光時」意思就是「港獨」。

Francis忍不住回應：「這裡顯示的是，有人把『光時』理解為與『港獨』有關。這和我們的焦點小組發現一樣。的確有人從『光時』看到有『港獨』意義。」早前，Francis在庭上有從其報告讀出有焦點小組參加者，指『光時』有『少少港獨意味』，但同時有其他人看不到港獨意思。

Francis語帶雙關：「但我看的是2千5百萬留言，人們不可以 “cherry pick”(挑選櫻桃，指只選取對自己有利的東西，漠視對自己不利的東西)。」

Francis說到不可以cherry pick時，一頓，望着周專員說：「我不是批評你，而是我們如何防止包括我自己也做了cherry picking。(I am not criticizing you, but how can we prevent myself from cherry picking)」

Francis續說：「當然，研究員可以從2千5百萬個留言逐個查看是否與『港獨』有關，但現實上沒可能，所以我們才用這個統計學方法去看關聯。若你提及的這個帖，持續頻密在連登出現，數據上會見到強關係，但這類帖子只是零星出現，沒有成為一個主流。」

辯方代表劉偉聰大狀坐着，聽到這裡，微微一笑。

周專員還是不放棄找Francis研究的漏洞：「你沒有調查過連登以外，例如現實生活上，有人用其他方法喊口號？」

Francis重新讓數據說話：「我們已有2千5百萬個留言，多達20萬用家的意見，結果我們找不到統計學上的強烈關係。你問可不可以再做其他研究？當然可以。」

連登大數據分析，把「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分拆，不是把八個字一次過與「香港獨立」作電腦運算。

Francis解釋他背後想法：「網民留言很短的，只寫『光復香港』或只寫『時代革命』已經代表了整個口號。連劉智鵬教授也說過，他認為把整個口號分開來分析也含有分裂國家意思，劉教授也有拆過口號作理解。」

周專員再嘗試進攻：「警察做的示威錄像調查具相關性(relevant)，有助(helpful)我們理解口號意義。」

Francis：「我不認為有幫助，我會說不相關(irrelevant)。」

周專員瞪大了眼，眼神穿透了長方型金屬眼鏡：「完全不相關(not relevant at all)?」

Francis反駁：「如果你是指警察報告，能支持『光時』意思是『港獨』，那警察報告不成立，清楚不能作出這個總結。我抱歉只能說，我不認為是相關的。(Sorry to say I don’t think it is relevant)。」

周專員質疑，警察報告中，百計示威錄影片段，Francis有沒有看過。

Francis回應：「我信任警察，在點算數目字上沒有問題。（I trust police on how they count them）我沒有理由自己去看一次，為了挑戰警察點算是否準確。」

周專員轉向發問統計學問題，叫Francis拿着控方影印的連登帖子，即場示範運算「相關係數」。

此時，彭寶琴法官插話，指這疊資料未必對法庭有幫助，「除非你對李教授的方法論有質疑」。

周說：「就是要看李教授從連登找到的結果有多可靠。」周繼續要求Francis拿着影印的連登帖子示範做統計運算。

時近中午，彭寶琴終於解說了她整個早上學習到的統計學知識：

「李教授解釋得好詳細了。當一個變項的百分比，與另一個變項的百分比，在一段長時間內，可以檢視兩者是一起上升，還是一起下降，如兩者趨勢一樣，則『相關係數』等於『1』.」說完，彭官望着Francis。

Francis微笑說：「很接近了（Close Enough）。」

此後，周天行專員就說，沒有提問，然後坐下。

兩位社會學家，連續五天在香港法院講解社會科學方法、理論，解釋如何以不同工具怎樣去探視、切割、理解社會運動。本來大家以為只是虛浮懸空又抽象的文字意思，透過社科工具，學者對社會深切的認知熱情，原來可以從人們的腦海中，抽取一些集體認知和意義。

按李立峯所說，他認為這些意思，雖然觸不到，也是可以科學化去檢視和驗証的社會性事實(social facts)。

兩位學者的多項關於反修例運動的研究，早在2019年已經開展，當時沒有國安法，唐英傑亦未成為被告。而再回溯過去幾十年，社科學者一直有研讀社會運動，撰寫學術論文和著書。

七一遊行，六四晚會，派研究員到現場做問卷調查，打電話到府上問大家的各種想法，在學術圈子不是新鮮事。

只是以往這些艱澀的知識，只會出現在大學班房裡，供學者們互相辯論，或學子們修讀學習。

如今社科學者走進法庭，把他們畢生研究的成果，於審訊中呈上。法官們在審訊中，不時對這批「專家證人」強調：「教授，請問你／妳如何可以協助法庭理解這或這？」「教授，若我有錯請糾正我。」

至於法庭與社科世界的奇異交雜，最終對判決是否有影響，還待揭曉。

不過，Francis已不是第一次以社科學者身份，出現在香港法庭。2017年佔中九子案開審，他是香港近代法庭史上，第一位以「民調學者」身份作供的專家證人。

控辯雙方的律師代表，曾於今次國安法第一審中，就Francis上一次於佔中案作專家證人的結果，各有不同解讀，各自做了自己的Cherry Picking。

控方周天行問：「李教授，上次於佔中案你以『民意調查』專家身份作供，最後法庭判詞下來，是否不給予你的專家報告任何比重？」

Francis答是。

然而辯方劉偉聰大狀亦曾問及：「李教授，雖然佔中案法官沒有對你的供詞給予任何比重，但判詞中卻形容，你在民意調查的作供過程裡『既有誠信亦可靠』。」

Francis亦答是。

是否徒勞？視乎觀點與角度。

（圖為兩位辯方專家證人離開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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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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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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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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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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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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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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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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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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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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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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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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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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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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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確實回報市民陳情，強化1999案件追蹤】

相信有許多的台南市民都知道1999的存在，甚至曾經使用過。我和我的團隊夥伴也常常利用它來通報案件。然而，在使用過程中，我也確實發現了這套系統諸多的不便與問題，因此在今日的民政業務部門報告中，我也向主要負責1999系統的研考會提出疑問。

＃1999的結案機制
若依照正常的流程，在民眾向1999申報後，會依據案件的內容向各專責局處分案，並由該局處來處理案件，通常陳情人很快就會收到承辦局處的回應，而後該案件便會列為結案的狀態。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陳情人根本無法了解細部的處理狀況，何時派工、何時完工，這些就會成為無解的疑問。

舉例來說，我們辦公室曾經回報過兩件路面施工案，兩案都在回報幾天後獲得回覆並列為結案。其中一件規模較小的工程在結案幾天後就施工完畢；但另一件規模較大，在結案一個月後，卻尚未施工。這兩件案件在1999系統的記錄上都列為結案，但實際施工的狀況與時間進程卻沒有明確寫出來，讓人實在摸不著頭緒。

考量到某些案件的施工規模或辦理上的困難，有時確實無法要求市府馬上處理完畢，但是不是也可以讓民眾能更清楚市府處理的進度？因此，我向研考會建議，未來可以建立像是郵局包裹那樣依遞送時序追蹤的機制，有一個簡易的時程表，把從受理案件、實際處理狀況以及處理完畢的時間都列入追蹤之內，讓民眾可以一目瞭然，更細部地了解目前處理案件的進度。

＃過於混亂的回報系統
台南目前主要有幾個回報系統：市民信箱跟1999，但這些系統重複性太高，而且市府的網站還不只一個，目前能找到的就有三種不同的網站，對民眾而言太過複雜，應該要讓同一媒介（網站）上的管道單一化，以免過於混亂。

另外，目前手機APP跟網站的案件查詢系統是不互通的，若有實際用過就能夠知道，光案件編碼的部分就分成市民信箱（B開頭）、人民陳情（A-TB開頭）跟APP的OPEN1999（UN開頭）三種。不同的編碼，會導致無法在兩種裝置上互查，民眾反映不知道要如何在手機上查之前通報的案件，因為編碼根本輸不進去。

因此，我也建議研考會，將上述這些系統上的分歧進行整合，並將不必要的資料、網站簡化，增加更多實用的資訊，這樣使用上也更方便快速，相信也能夠增加民眾使用的意願。

＃研考會回應
根據研考會的回應表示，今年11月底，研考會將針對1999系統進行優化更新，並會將案件交辦的追蹤機制納入新的系統中，未來也會將案件編號進行整合。究竟11月底的這波更新是否能夠符合民眾的需求，接下來我還是會持續追蹤，非常期待這些嶄新的規劃能讓這套系統變得更佳完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