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拜讀翁達瑞教授的文章，說句實話，高虹安立委的學歷並沒有什麼太值得爭議的地方。我瀏覽了一下高虹安的公開學術資料，頂多就是U Cincinnati的排名確實比較普通，而她的學術著作表現也不是頂尖而已。畢論有文法錯誤的地方，也不是什麼致命傷。至於她和指導教授處得好不好，這更是無跡可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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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翁達瑞教授並沒有這個本意，但有些人用彭文正式的「假博士」指控來質疑高虹安，我個人覺得是太過火了。當然，博士學歷造假或論文抄襲，那是牽涉到學術倫理與誠信的問題，是一開始就不可以犯的錯誤，跟學術能力無關。但「博士學歷是真的，只是學術能力馬馬虎虎」，我不認為這構成什麼大問題，一直追打下去只是模糊焦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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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歷對於政治，本來就不是什麼必需品。就拿美國來說，從總統到參眾兩院到五十州州長，落落長一大串民選政治人物裡面，有研究型博士學位（PhD、MD-PhD、PhD in Law，請注意JD和MD不是研究型博士學位）的人，大概十隻手指頭數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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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都不奇怪。研究型博士，本來就是培養皓首窮經，旨在把事物之道格式化、理論化的學術研究人才。而民選政治人物講求的是人與人的實際接觸，不講太多高深的政治理論，而是在實踐中不斷適應成長。這兩條職涯路線本就搭不在一起，甚至可以說是互相矛盾的。陳建仁、李遠哲、翁啟惠來當區域立委，表現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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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或許是儒家士大夫觀念使然，「博士學歷」這樣的人設，在台灣的選舉當中還是相當吃香。高虹安就很大程度受益於這個「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的人物設定。事實上民眾黨也很想把自己定位在這種「小清新知識藍」的路線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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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沒什麼不可以的。雖說民進黨已經取代國民黨、整個攻佔了「執政菁英」的生態位，但台灣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界還是偏藍底的；「知識藍／姿勢藍」光環雖已褪色，不足以執政但還有一定的市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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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也因為如此，高虹安跟朱學恆的「塔綠班」事件，才更令人感到哭笑不得。「塔綠班」事件發生到現在好幾天了，我個人都沒辦法評論什麼，因為整件事情瞎到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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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綠班」事件是嚴重破壞高虹安與民眾黨的人設的。即便我那些滿滿黃白藍工程師粉的新竹同學圈，對高虹安此舉也很難吞下去。如果高虹安真的覺得自己的博士學歷，是重要的政治資產的話，她應該做的事情，是怎麼樣讓自己的見識配得上自己的學術頭銜。但一段時間看下來，高虹安常在立院質詢台上擺出知識份子的架子，深入看她的質詢卻往往失準而謬誤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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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是有點可憐高虹安的。她在立院的表現，配不上她「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的人設；而她糟糕的表現與議題掌握能力，也讓老東家郭董對她有點敬而遠之。情急之下，她會想要從鄉民的聲量裡面尋找出路，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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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來看，跟朱學恆合作可以給自己低迷的聲量打雞血。但是這種廉價聲量就像吸毒一樣，可以帶來一時的興奮度，但也宰制了你往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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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說話，但人也會被自己說出來的話制約。「塔綠班」「聖蟑士」，我們姑且不談這些詞眼審不審美，這樣的語言其實反映出來的是一種陰暗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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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在講「塔綠班」的時候，其實是把自己毫無必要地框在了一個受害者哭哭的心態裡。當你在講「聖蟑士」的時候，就像上報主筆李濠仲先生所憂心的那樣，你已經不把對方當人看；而政治是人與人的溝通，當你把對方「非人化」的時候，等於是自己斬斷了溝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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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會拿著槍押著你不准提出異議嗎？顯然不是。民進黨還是一個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政黨，甚至很多時候，是拘泥民主到一種優柔寡斷、軟弱退讓的程度，藻礁議題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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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真的想要戰勝民進黨，大可以堂堂正正地，提出跟民進黨不同的見解，民進黨是封不了你的口的。但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表現出政治上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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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說得很好：「政治上成熟的人首先就是要講替代品。我要反對什麽，我一定要拿出一個比它更好的東西，這就叫做政治上的成熟，否則你一定會越鬧越糟。你鬧掉了原來的東西，多半就會得到一個比原來更糟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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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嬰的哭鬧是最大聲的，但它除了能把所有人鬧到心浮氣躁以外，無法給台灣這個大家庭帶來任何的建設性。當你用「塔綠班」的語言來把自己框限在受害者心態，再用「聖蟑士」的語言來把對方非人化、非溝通化的時候，你所呈現出來的形象，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巨嬰。而無法長大的巨嬰，是扛不起執政的重責大任的，甚至連一個合格的在野黨都當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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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明白，我講了這麼多只是徒勞。現在檯面上看起來，也只有民進黨、台灣基進的心態比較成熟可期待而已。藍白黃等黨已經自己把自己陷入了「巨嬰化」的路線，救不回來了。這條死路走到最後，就會像劉仲敬講的：「傳統的忠誠維持不了一代人的時間…很快就要變成影響力跟現在的新黨差不多，活動方式跟清末的同盟會差不多，要依靠類似天安社這樣的黑社會組織到處刷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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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為從一個「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立委身上，可以看到更多政治上的成熟度。但現在看起來，我們恐怕再一次失望了。

「時有耳聞，臨床功力資深的學長姐，因為 paper 寫不出來，最後只好黯然離開醫學中心這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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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課後的手寫回饋也相當精采，非常值得點進去一張一張仔細看。這裡先幫忙整理幾個有人生況味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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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耳聞，臨床功力資深的學長姐，因為 paper 寫不出來，最後只好黯然離開醫學中心這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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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劉靜怡│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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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收錄之各篇論文，內容大致上包括兩個研究主軸，一是比較趨近於傳統言論自由討論框架下的各種新聞自由爭議，其次，則是因為網路普及化之後， 在新聞自由相關規範領域所衍生的新興爭議，而各篇論文的論述，則不乏同時涵跨這兩個主軸的內容者。本書大致上均以基礎理論為論述出發點，除了嘗試從比較法的角度深入分析具體的憲法與法律爭議之外，也嘗試探尋新聞自由的學理重構可能性，希望能為台灣學界較少觸及的新聞自由議題，鋪陳比較法學的研究初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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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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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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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正因為google map而搶回了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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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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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理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林子廉，2009）。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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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體驗是由生活中的不同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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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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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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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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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可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個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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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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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不斷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 GPS 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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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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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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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與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 #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潘霽，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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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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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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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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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境，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評斷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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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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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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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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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種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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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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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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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得，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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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更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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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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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子廉（2009）。旅遊手冊如何影響遺產觀光客對於原住民石柱真實性知覺、旅遊動機及體驗。文化大學觀光系碩士論文。
2.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Sage.
3. 廖酉鎮, & 陳均伊. (2013). 讓地圖活過來一 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 科學教育月刊.
4. LO, K. H. (2012). 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 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文化研究@ 嶺南, 32(1), 1.
5. Sieber, R. E., & Haklay, M. (2015). The epistemology (s) of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 critiq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2), 122-136.
6. McQuire, S., 潘霽（2019）。From Media City to Geomedia: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a Pioneering Australian Scholar。資訊社會學研究，36。
7.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8. Kingsbury, P., & Jones III, J. P. (2009). Walter Benjamin’s dionysian adventures on Google Earth. Geoforum, 40(4), 502-513.